后人无从得知宋高宗在杀岳飞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顶层设计”，考诸此后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历史中，的确再也没有军人干政的事件。这背后，不能说风波亭的冤狱没有相当的震撼力——连岳飞这样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杀、都舍得杀，其他将领们谁还愿意“被道具”呢?

　　岳飞“讲政治”

　　在民间看来，岳飞大概就是那种不大会“讲政治”、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技术官僚”的绝佳样板。

　　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这类解读框架中的岳飞，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因为不讲政治，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金牌”的权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为不讲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

　　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显然，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岂能缺乏“讲政治”的基本功呢?那么，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们也承认，岳飞的确上过《乞定储嗣奏略》。在子孙们看来，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但是，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的确是“犯权臣之忌”，自古及今，触及这一高压线的，几乎都难以善终。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差评”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或许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