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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