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鸿的民间野性形象在昙花一现后便销声匿迹，在1950年代后半期的黄飞鸿系列中，黄飞鸿渐渐变为儒侠君子。慈父、严师、老成持重是这一时期黄飞鸿的性格基调。

　　70年代，黄飞鸿系列武侠片经历了一个低潮，第一个时期的黄飞鸿形象也被永久定格。70年代中期开始，黄飞鸿系列重出江湖，成龙等人重新演绎了黄飞鸿。这类影片描绘的是青年黄飞鸿，将青年的冲动和不羁刻画在了黄飞鸿身上，引起新一代观众的认同，也赋予了黄飞鸿这一形象以新的生命力。

　　成龙饰演的黄飞鸿，着重描绘了少年黄飞鸿那种叛逆不羁的性格

　　90年代开始，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启了黄飞鸿形象的第三个时期，这也是一般的大陆观众最为熟悉的黄飞鸿形象。与前两个阶段典型的中式审美和叙事相比，第三个阶段的黄飞鸿电影明显借鉴了西方英雄电影中英雄配美女的人物设置。在故事设定上，影片大多以清末的乱世为背景，较多展现中国受西方列强及日本的欺凌、官员们的不作为和倒行逆施、一般百姓的冷漠和市侩，这就赋予这一时期的黄飞鸿以更多的家国情怀。

　　正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一百多部影片的塑造之下，黄飞鸿从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武师，变为了海内外一代代华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宗师。

　　冷战、乡愁、民族主义：层累地造成“黄飞鸿”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写道：“历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总是在被不断地改写……而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东西，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黄飞鸿的形象变迁，同样是一部“层累地造成史”。

　　中国民间对武侠题材的作品素来推崇。然而，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都是旧社会的封建毒草，武林门派和“反动会道门”之间，也有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这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十分不利。于是，内地的武术组织被取缔，武侠小说和电影也均在查封之列。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武侠同样不感冒，鉴于武侠小说作家和武侠电影编剧大多留在了内地和香港，如果任其传入台湾，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因此武侠题材的出版和拍摄在台湾也被严格控制。中国大陆和台湾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禁绝了武侠，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却对武侠题材有着旺盛的需求。人民需要偶像，而香港则聚集了从内地而来的旧上海的诸多电影人才，在这一背景之下，香港武侠电影诞生了，而“黄飞鸿”系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诞生，除了冷战的大背景之外，还渗透着身在香港的老广对广州的乡愁。

　　1951年，中港边界关闭，在香港的广东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很多家庭从此天各一方。第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对广州的执着，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到1968年《黄飞鸿威震五羊城》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广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有着不厌其烦的精确再现：叉烧包、早茶、舞狮表演，伙计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有剧评家说，早期的黄飞鸿电影，是“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其中“丰富的广州府细节，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广州”。而在第二期的黄飞鸿电影中，随着香港和内地常年的隔绝，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地点已经不再重要，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越来越少，“广州”开始变成一个被借用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