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
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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