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扞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

　　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

　　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