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英俊神武 为何被严重妖魔化?

  成王败寇,历史多半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丑化和诋毁失败者,是胜利者的惯用手段。那些取而代之的“幸运儿”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向世人阐述自己改朝换代是顺应天意,是众望所归。商纣王就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失败者。

  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其它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

  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君,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商纣王即位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宏振商邦。针对东夷部落经常入侵国家,骚扰掳掠百姓的现状,商纣王御驾亲征彻底将其消灭,一举解决了历代先王均束手无策的“老大难”问题;他率兵东征西战、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征伐的同时,他还不失时机的把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河南北部的淇县(即朝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

  那么,固如铁桶的商朝江山,为何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转瞬间就灭亡了呢?英明神武的商纣王为何会遭遇身败名裂的厄运呢?这与周文王阳奉阴违、伺机篡权地苦心经营,以及周武王处心积虑地制造“舆论”攻势、恶语中伤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牧野之战,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决定性战役;那么战前誓师,则是吹响商纣王身败名裂的号角。为了解决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礼法的篡逆问题,煞费心机的周武王多次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恶语中伤商纣王,使商纣王的名声扫地。

  在与各路诸侯会师后,周武王庄严誓师,发布讨伐纣王的战斗檄文《泰誓》,历数了商纣王执政以来,像“用妇人之言”、“毁坏三正”以及“离逖王父母弟,断弃先祖之乐”等“自绝于天”的种种“劣迹”和“罪恶”。周武王的这一招无疑是毒辣的,但确实是奏效的。他那怒发冲冠、激烈愤慨般的煽动演讲,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谋反之战,变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义之举。

  为了让商纣王成为众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战前的最后一点空挡,再次做战前总动员,宣读《牧誓》,重申商纣王的罪恶,并“唤起工农千百万”。经过两番庄重的战前誓师,不仅使商纣王荒淫残暴、无恶不做的腐朽统治者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个队伍同仇敌忾,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一场在理论上“以有德伐无德”的“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轰然倒塌。不过,商纣王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选择了以身殉国,被火焚烧后的他仍是一副铮铮铁骨。

  “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施酷刑、害忠良”,是周武王为商纣王罗织的主要劣迹,也是商纣王国破人亡、身败名裂的重要罪行。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商纣王虽坏,但决不象传说中那样历害,他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人们把天下所有恶事都算到他的头上了。”

  纣王遭受诬陷,不仅子贡忿忿不平,宋朝学者罗泌对此也有话要说。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