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文)”。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而朱棣却凭此举，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文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

　　但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终只是个“柱石”，却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扶出水面的同时，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三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

　　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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