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
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
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第一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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