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统一七国初建封建帝王制度，将所有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后，每个王朝的兴衰存亡也就紧紧依附于皇帝的性格能力。崇祯一朝十七年，“不近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兢兢业业但也难以力揽狂澜，常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上。但崇祯之败并非生不逢时，而是个人才干性格不足以救国，后人哀叹其非亡国之君更多的只是一种惋惜。

　　明朝自神宗主政以后，“三大征”耗尽国库民力，后来又因国本之争，东林党争误国，明神宗逐渐疏远政事。明熹宗时，官宦倾轧，政治更加混乱，王朝从上到下都不关心民间疾苦。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起兵，连年重创明军，攻占辽东地区七十余城，大明节节败退辽东仅剩关宁锦防线一带。

　　同时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恰逢小冰河时期，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异常，降雨量急剧减少，旱灾以及伴随而来的寒流、蝗灾、鼠疫、瘟疫摧残着中原地区的百姓。到了明熹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破产，苛捐杂税繁重。明思宗朱由检登基以后，国家诸多矛盾已经突破极限，崇祯元年又遭遇全国性大灾荒，由陕西爆发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史书记载朱由检常“临朝浩叹”，感概自己得不到杰出的人才。可事实并非如此，崇祯一朝名将能臣辈出，关键是不会用人。朱由检常常独宠一人不顾其他，丝毫不加以约束，不信任后又弃之如敝履。这种用人方式最大的坏处就是，被宠信的将领官员常常恣意妄为，而不被信任的将士正确的意见也常不被采纳。

　　杨嗣昌一生颇得思宗信任，但其常提拔推荐亲近之人，打压有不同意见的卢象升和孙传庭等将领，这些行为与魏忠贤何异?

　　袁崇焕受宠信之时，独得皇恩意气风发，夸下海口“五年复辽”，思宗对其言听计从，许将许兵许粮许银，袁与大将满桂不和时便将其调回关内，袁崇焕因此更加骄横，又于崇祯二年五月，擅杀东江镇主将毛文龙。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军数十万大举攻明，自龙井关、大安口至京师城下。

　　朱由检至此不再信任袁崇焕，既恨袁崇焕一时诳语，更恨袁崇焕多年沐达皇恩，百依百从，却仍然无力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时龙颜大怒，待京师解围后便将袁崇焕下狱凌迟处死。朱由检对于此前信任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些从来没被亲近过的将领就更没好日子过。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袁崇焕被杀，孙承宗历经多次沉浮后，重新主宰退敌复土之事。崇祯四年又被猜忌贬职，孙承宗一气之下辞官居于高阳城七年之久。崇祯十一年，后金再次入侵，孙承宗率领全家驻守高阳城，满门壮烈殉国。

　　卢象升、孙传庭两人的情况则颇为相似，都是以剿灭农民军起家，最终结局也是兵败力战而死。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卢象升因朝廷议和与杨嗣昌不和，进驻巨鹿被清军主力包围，太监高启潜拥兵不救，虎大威、杨国柱总兵溃退，卢率军死战，力竭而死。

　　崇祯十二年，孙传庭上疏请见皇帝，被杨嗣昌百般阻挠未成。孙传庭以病辞官，朱由检大怒，将其贬为平民后禁囚三年有余。十五年二月又因李自成围困开封，从狱中提调孙传庭援助开封。孙传庭刚在潼关站稳脚跟，朱由检连番催促其进攻李自成，传庭无奈出兵，苦吞柿园之败。崇祯十六年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率军战死。

　　每每读史看到卢象升和孙传庭之死，常常感叹万千。战场时机转瞬即逝，作为统帅却无法主宰战事，常常被迫做出不利的决策。卢象升求战被朝廷阻隔，无人救援而死。孙传庭稳扎稳打被逼迫出击，最终天公不作美，兵败而死。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明廷一军主帅一败便死，再无翻身之地，而李自成、张献忠屡战屡败却总能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