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绘画起初不事晕染，战国时代开始在人物顶部饰以红点。两汉时代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但立体感不强。西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均以朱红通身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涂以白粉，以尔隆起和明亮。这种传自印度的凹凸法，到了西域为之一变，出现了一面受光的晕染。

　　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正如画史上评吴进子的壁画时所说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道子之画如塑然”。所以段成式赞叹吴进子的画是“风云将逗人，鬼神若脱壁。”这样的形象，在敦煌壁画里比比皆是。这种新的晕染法，促使壁画的写实风格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敦煌壁画受到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壁画中对于线条的运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线条在绘画中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形式，简单的线条可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对于造型的塑造尤为重要。敦煌壁画吸收了传统中国的审美价值，以飘逸雍容作为造型创作的主要风格，通过线条的简单勾勒在静态的画作中展现出一种动态的美，动静相和使得敦煌壁画既具有艺术感，同时具有一定的生命感。

　　而敦煌壁画在色彩上则融合了西方的表现艺术。不同于中国的水墨绘画，亦或是唐朝之前盛行的绘画风格，敦煌壁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丰富，通过色彩的晕染对人物的造型进行更深一步的描绘。工业重笔的勾线、填色、晕染使得在简单的人物造型上更增添层次感与朦胧感，符合了佛教文化中宗教带有的神秘色彩，帮助敦煌壁画形成独特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