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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周易》
儒家重要经典,为六经之首。周有二义,一指周朝、周文王,一指周遍、周密;易有三义,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合起来,即指周朝探讨宇宙人生变易法则的书。
《易经》为占筮之书,相传伏羲画八卦,传至夏朝名《连山》,至商朝名《归藏》,周文王被拘于羑里而演绎成《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共记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有卦辞、爻辞作说明。《易传》为后人对《易经》所做的解释,共十篇,亦称“十翼”,以示辅助之义,传为孔子所作。
《易经》以阴阳变化的规律为前提,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通过对损益、否泰、吉凶、得失、祸福等一系列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表达了宇宙万物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统治者的管理和人生的把握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周易》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影响。汉代以来,《周易》被儒家奉为经典,对《周易》的众多阐释研究,形成了“易学”的诸多流派,如象数派、义理派等。宇宙和社会充满着神秘,而人生也需要神秘,所以《周易》就成为人们进入神秘、破解神秘、享受神秘的金钥匙。
0426.《大学》
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其中的“经”为曾参所记孔子的言论,“传”则为曾参门人所记曾参的言论。古人的教学,设立有小学和大学。小学指的是小人之学,教儿童识文断字;大学指的是大人之学,教成童经籍和六艺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宋儒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初学入德之门”,影响极大。《大学》论及的内容较广泛,对国家政治纲领、伦理道德和天命思想等都有涉及,主要是论说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理家的关系。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纲领,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在修明天赋之德,要使臣民日新其德,要在行为方面达到至善。这是大学的“三大纲领”。还提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探索事物的道理,获得真正的智慧,真诚意念,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管好家族,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是古人的人生必修课。拥有了这八大本领,自然达可以兼善天下,穷可以独善其身,所以永远是健康自在、进退安详的。这对今天培养我们的人生境界和爱国情怀,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老祖先的思维模式是觉悟,所以认识世界的方法千差万别。宋明时代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论争之焦点,就在于“致知”与“格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哲学思想和认识途径,意义深远。
0427.《中庸》
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庸,平常,常道,日用。首见于《论语·雍也》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以诚意正心为本。“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申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人生智慧。诚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而中庸又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因此承载天道的君子必须以中庸处世:“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对于经世致用、为人处世、探索真谛、提升境界等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不无益处。尤其是中庸之道作为中国思维或者模式的标志,对于缓和人与人之间、与社会之间、与自然之间日益恶化的矛盾,推进和谐社会早日来到的当今社会来说,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0428.《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四书之首,由孔子弟子编撰而成,现存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它以语录和对话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耳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论语》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轫于此。
《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人要爱人,统治者要爱百姓就是仁政、仁德,否则我们人类就跟禽兽没有差别;为了实现仁爱、仁德,天下就必须建立或者恢复周公所建立的礼制,叫作克己复礼。因为大家如果都自私,就不会爱别人,社会就充满了战争和动荡;要实现克己复礼,就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的就是义,义的意思是适宜、合礼,不义就是不该做的;那要怎么知道这是义不是义呢?就得靠教化,教化最好的手段就是音乐。通过音乐的熏陶和感染,便能知道什么合义不合义,这就是乐或者乐教。这仁义礼乐四字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义是目的,礼乐是手段。礼辅助仁,乐成就义。
《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许多名言至今仍受到广泛认同和推崇,充分展示了东方哲人特有的识见和智慧。
0429.《孟子》
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著作,四书之一。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东南)人,与孔子故乡曲阜相邻。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和孔子一样,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曾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但他的政治主张不被重视,所以便回家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编入《四书》。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以及清代焦循所撰《孟子正义》,都是研究和学习《孟子》的重要资料。
孟子主张仁政爱民;孝悌忠信,仁者无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等,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政治意义和人生价值。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430.《荀子》
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况的主要著作,包含了荀况的哲学、伦理、政治、人生等各方面的思想主张,同时又是一部著名的古代教育著作。他居家不仕,著书立说达数万言,对当时的齐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亚圣”孟子齐名,后来的著名法家学者和政治家韩非、李斯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荀况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以礼制治国,用刑法的手段来制裁那些不安分守礼的人,以求得天下的安定和统一。因此就必须强调礼的教化,让人知道礼。在礼的教化中,荀况极重视闻见、知、行三个方面。在教学方法上,学生必须主动学习,要从“求诸己”入手,而教者必须察言观色,待学生先问而后告知,反对不问而告与问一告二的教法。这与孔子的“不愤不发,不悱不启”意思相似。
在《劝学篇》中,荀子认为,学习的方法在于“积累”与“专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全在于积善不息。只要专心致志,虚一而静,便可最终达到大清明的境地,即所谓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著名的论断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对于教师,荀况认为他们的作用比“礼”还要重要,可与天地君亲列在同等的地位,后世便有了天、地、君、亲、师的五大。
0431.《管子》
管仲学派著述总集。主要收录管仲遗说和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的著作,托名管仲所作,共三百八十九篇。现存《管子》,为汉代刘向编定,实存七十六篇。
《管子》内容较庞杂,涉及了自然和社会的众多领域,兼有道、法、名等多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宗法制与中央集权制相结合,礼法兼用,注重耕战,提倡“以人为本”。哲学上的精气说对后世如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等的自然观有着重要的、深刻的影响。《管子》还提出自然变化规律的“天道”和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的“人情”的两大基本范畴,作为其政治、经济思想的哲学前提。尤其是在《牧民》当中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仅对八德的形成和发扬做出了贡献,对国家管理和伦理教化的实施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432.《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著作。公孙龙,字子秉,魏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活动年代约在前320-前250年间。战国时期哲学家,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收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存六篇。第一篇《迹府》为后人搜集的有关他的事迹,其他五篇为公孙龙所作。
他的《白马非马论》和《坚白论》是名辨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并且夸大这种矛盾,再否认两者的统一,最后自然会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即白马不是普通所说的马,颜色中的白色和质地的坚硬也是可以人为地分裂开来论述的。《指物论》还着重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指”即事物的概念或名称,“物”是具体的事物,二者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则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这五篇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名家学说体系。
0433.《墨子》
记载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翟思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该书七十一篇,今仅存五十三篇。墨翟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已经盛行。他早年曾学儒术,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在当时成为和儒家并重而且对立的显学。
《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教育的目的,尤其重视服从纪律和艰苦实践。认为生活环境对于人才的培养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应该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尤为可贵的是墨翟本人在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书中包括了机械、数学、物理、几何、光学等方面的内容,并有较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墨翟把这些知识和思想教给弟子,使之在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当时其他各家,也使墨翟成为中国最早见诸史料的科技教育家和逻辑家。
0434.《韩非子》
战国末期法家韩非的著作。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该书现存五十五篇,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理论的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当时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主张复古,他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还根据当时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他还提倡君权神授,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提供了借鉴。
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人生意义和文学价值。
0435.《老子》
春秋晚期老子著,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两篇,共八十一章,仅五千余字。
《道经》讲宇宙自然观,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规律;《德经》讲社会人生观,以德解释人在社会的态度和作为。《老子》是人类理想社会最完整的道德体系,对后世的统治管理和圣贤教化,尤其是对道教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应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因此要尊道而贵德。《老子》中还包括了大量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再如曲则全,枉则正,少则得,多则惑等。所以对立的事物都相互存在,并能由相互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观念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人生、管理社会都有一定的启迪。
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却不然,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百姓的饥饿,是因为统治者收吃的税太多;老百姓轻易敢死,是因为统治者追求生活享受太厚;老百姓不害怕死亡,用死亡去恐嚇他又有什么用呢!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并且带来了革命。所以历来的起义革命,几乎都受到老子道教的影响。
0436.《庄子》
庄子及其门人等著,被道教奉为《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后世称南华真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存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为庄子所写;外篇十五篇,为庄子弟子所写,或者是他与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基本反映了庄子的真实思想;杂篇十一篇,是庄子学派或后学者所写。
内篇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思想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强调天道无为,万物一齐。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而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本来无有边界差别。所以圣贤政治要效法道体,无为而治,反对一切压迫人性的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扰乱人心的文化知识。应该通过心斋、坐忘的修炼,进入逍遥无为的大自在境界。这种观念,对魏晋的玄学和佛教的禅宗、全真道的修炼,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庄子的文章,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
0437.《吕氏春秋》
亦称《吕览》,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
书中汇集了先秦百家之说,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并将先秦诸家的哲学思想加以发挥。在自然观方面,提出太一是产生大地、阴阳、万物的本原;在认识论方面,吸收了宋尹学派的别宥思想和《管子》的静因之道的方法;在历史观方面,提出知道现在就认识古代,知道古代就可以认识未来,古今前后本来就是一体;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倡尊敬人民与约束君王,认为君王如有能够替公思想,提出天下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要限制君主的权利。据《史记》载,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内容公布于咸阳城门,称有人能增删一字者赏千金,以此来昭示他治理天下的政见。此即“一字千金”成语典故的出处。
《吕氏春秋》思想驳杂,但从整体上反映了古代哲学思想和各家学派,同时注意对先秦各家的优长给予吸收,对汉代中国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438.《淮南子》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集门客编辑的哲学著作,又称《淮南鸿烈》。现存二十一篇。
书中提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道,认为阴阳二气化生万物,进而论述自然和社会中常与权、本与末、利与害、取与予、祸与福、为与败、备与致、刚与柔、奇与正等对立统一关系。提出法制要与时势变易,礼制要与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要方便自己的使用;法度制令,各要合乎自己的方便。只要有利于百姓,不必去效法古人;只要适合于事情,不必去遵循旧制。所以变革古制未必可去贬低,而遵循风俗也未必值得赞美。此外,《淮南子·要略》还综述了先秦孔子、墨子、管仲、晏婴、申不害、商鞅等名家思想源流,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哲学史论文。总之,该书是汉初学者对汉以前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综合。唐代刘知己称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近代梁启超则盛赞“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为两汉道家之渊府”。
0439.《春秋繁露》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研究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十七卷,八十二篇。或以为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有《春秋繁露义证》等注本。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有意志,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天造出万物,包括人类及人类的一切,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往往会神秘感应。天会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天子便是代替天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即君权神授。天不但为人世安排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万象。如果人间违背天理伦常,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即是谴告。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就会出现符瑞。统治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才能导致祥瑞的出现。正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伦理纲常来安定社会,和睦家庭。这就是天人感应,对于社会安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着深远的意义。
0440.《论衡》
东汉王充撰。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论衡》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全书三十卷,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
“衡”本指称量物体的工具,“论衡”的意思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全书以“疾虚妄”为核心,以“实”为根据,解释世俗之疑,辨析是非之理,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王充在书中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人也是自然的产物,有生即有死,“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而且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这种自然无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大进步。据说王充作《论衡》,一直没有流传到北方,汉末蔡邕到江南的时候得到了一部,“叹其文高,度越诸子”。等他回北方的时候,“诸儒觉其谈论更远”,认为他去江南肯定得到了“异书”。后来终于在隐蔽处搜到了《论衡》,别人拿了一部分走,蔡邕还叮嘱:“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0441.《神灭论》
古代无神论哲学名篇,南朝范缜作于萧齐永明年间(483-493)。当时佛教盛行,以致为祸国民。范缜便以偶然论观点痛斥因果报应论,反对宣扬佛教。
《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思想,指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精神即是形体,形体即是精神。形体存在则精神存在,形体凋谢则精神消灭。他把人的形体与精神,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譬: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是形体的功用;精神对于体质,犹如锋利之于刀刃;形体对于精神,犹如刀刃之于锋利。没有听说过刀刃没了而锋利还存,怎能容忍形体灭亡而精神仍在!
《神灭论》一经发表,朝野为之哗然、震惊,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厉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0442.《原道》
古代哲学名篇,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韩愈(768-825),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复古崇儒,抵排异端,攘斥佛老。
《原道》观点鲜明,有破有立,引证今古,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力拒释道二教,高扬孔孟仁义,建构起儒家道统,开启了宋学先声。他说:博爱就叫作仁,实行而且与它合宜就叫作义;由此而进步就叫作是道,内心充满而无需等待外力就叫作是德。道和德都是随着仁和义走的,所以,仁与义是个固定的名称,道与德却是虚位,可以受纳种种不同内容。因此,他所说的道与老子和佛教说的道,是有区别的。
早在《淮南子》里就有一篇《原道》,而且开宗名义,从宇宙本原一直谈到人之所以感应无方。后来章学诚也写过《原道》,探讨道统的历史和发展。
0443.《近思录》
北宋理学家哲学语录。南宋理学家朱熹和吕祖谦,阅读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语录时,觉得“广大闳博,若无津涯”,怕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六百二十二条,辑成《近思录》,共分十四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要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改正厌恶卑近而好高骛远的毛病。
《近思录》依据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来编排,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子颜回乐处的圣人气象,从格物以穷理,存养而诚意,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至于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判异端而阐明圣贤道统,全面地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该书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国学大师钱穆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0444.《朱子语类》
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朱熹(1130-1202),字元晦,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福建武夷精舍、湖南岳麓书院、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朱熹授徒,循孔子“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之法,鼓励弟子提问。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较之朱氏之经传,语言更详明简要。朱门弟子记录其师谈经、论事、明理之言,遂成“语录”,有“池录”“饶录”等,各本互有出入,又因翻刻不一,错讹间出。景定四年(1263),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以类编排,删除重复的一千一百五十余条,分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于咸淳二年(1270年)刊为《朱子语类大全》一百四十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内容丰富,析理精密,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
0445.《传习录》
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传不习乎”。
《传习录》包含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守仁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他本人审阅,中卷之书信出自他的亲笔,是晚年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他所提出的四句教。他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
0446.《焚书》
明代李贽著,又称《李氏焚书》,六卷,还有《续焚书》共五卷。二书对数千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说教,以及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反对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指出孔夫子也是个平庸的凡人一类,《六经》《论语》《孟子》等乃是道学家的口实,虚伪人的渊薮。书中还揭露那些假道学不过是些“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欺世获利、患得患失,“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君子。二书虽遭明清两代封建统治阶级禁毁,但仍流行不绝。二十世纪初,《焚书》又重新印行,对近代启蒙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0447.《宋元学案》
中国学术史著作。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清全祖望(1705-1755)等撰。一百卷,二百万字。黄宗羲于康熙十五年(1676)开始编辑,仅成十七卷并序。其子黄百家续作八卷,全祖望再为续作九十一学案。后由黄氏裔孙黄平黼补充为八十六卷。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又为整理校补,始成百卷。前后历时一百六十余年,记宋元学者两千余人。如此卷帙浩繁、内容宏富,在我国学术史上罕见。
从学术史角度看,此书有四长:①案卷设立以理学家为主干,并不排除其他重要学派和学者;②案卷的资料编选重在体现各家各派的学术特色,而不以某一既定标准做取舍,有助于完整体现案主的学术思想风貌;③凡属重大学术争论,注意综罗各家文献,兼取各派之说,而不专主一家一派之言,使得学术歧见得以呈现;④体例结构,着力体现学统师承关系。另设附录,记载轶事及后人评论。组织编排极为细密。
《宋元学案》标志着我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的最终确立,也代表了我国学案体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
0448.《明儒学案》
中国学术史、哲学史著作。黄宗羲撰,清康熙十五年(1676)成书。六十五卷,立十九学案,记二百零八人。全书首列《师说》,以下分述诸家。
明前期以程朱学为主,陆学为次,立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四家学案;中期专述阳明学,首列姚江学案,再分为王学之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六家学案,并别立止修、泰州、泉州三家学案,单叙诸派以外的儒学案。末期记王学修正派,立东林、蕺山二学案。每案首列小序,述学术渊源及学术要旨;再列小传,分载学者生平、经历、著述、师承;最后摘其文集、语录等不一,以体现其思想学说。间或加以评论,以申明自己见解。形成我国第一部体例精严、内容宏富、观点鲜明的明代学术史、哲学史专著,历来受到学者好评。
另外,作者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史观,极富心得,对后世治学术史者影响其大。
0449.《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撰。分入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产、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等十部。成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913年曾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后又不断修改。并于1935年由弟子钱定安整理,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糅合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以及近代西方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诸学说,提出大同思想。康氏的大同思想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上,“凡百举动,皆有机器”,“机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劳”,“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农耕皆用机器化料”。在大同世界中,人权平等,如有人敢提倡“独尊”,“成一人之尊”,“反判平等之理”,大家就共同去除掉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很高的,衣食住行都很美满。同时,科学、文化、教育以及道德风尚都高度发展,整个社会形成“竞美”“奖智”“崇仁”的良好风气。
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绝不是向原始社会倒退,而是在人本主义旗帜下,设计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前景,构想一幅高度文明的社会蓝图。远远超过了洪秀全所描绘的农业社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乌托邦的历史进步性。
0450.《仁学》
近代谭嗣同的哲学著作。于1896-1897年间陆续写成。谭嗣同牺牲后,1899年梁启超、唐才常分别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和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上连载发表。全书凡五十篇,分为两卷。
谭氏自称《仁学》的思想来源:凡是研究仁学的,于佛书里应当精通《华严经》及心学、法相宗的书籍;于西方书应当精通《新约》以及算学、科学、社会学的书籍;于中国书应当精通《易经》《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以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等人的书籍。
《仁学》的上卷通过阐发以太、仁、通、平等的道理,鼓吹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宣传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自由思想;下卷通过对纲常名教、君主专制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激烈抨击,提出变法维新、改革社会的主张。该书把改革扩展到道德上、思想上、文化上,并且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总的说明,这就把改革的范围扩大了,深度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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