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0211－0225）

0211.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196-220）年号，建安文学实指建安年间和魏前期的文学。在当时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是他们的代表。与汉末儒生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个性鲜明，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建安诗人的诗歌，在汉乐府民歌朴实叙事的基础上，注入文人自己个性，使诗歌富于文采和抒情性。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以及看到连年征战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场景，所引发的对民生疾苦的同情，都成就了他古直悲凉的诗风。

曹丕的诗歌，多以爱情为题材，伤感悱恻，便娟婉约，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曹植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作家，传世诗赋文一百多篇，《白马篇》《美女篇》《洛神赋》等脍炙人口，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汉魏风骨与文采结合的典范。总之，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对于人生短暂的嗟叹，以及诗人的强烈个性和悲剧色彩都构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特点，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这种建安风骨成为反对浮靡文风的一面旗帜，被后世文人所不断追慕。

0212.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泛指魏国后期的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含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庄子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为代表，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以何晏、王弼为代表。这一时期是魏晋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司马氏掌权，对国内实行高压政治，文人们不能保全生命和全家。正始文人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发展了建安文学中“忧生之嗟”，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文人们，用诗歌来揭露礼教的虚伪，抒发内心的苦闷。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是它的基本特点。

0213.南朝宫体诗

指南朝梁陈之时发展至极致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既指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诗风，从简文帝萧纲开始。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在东宫相互唱和，内容多是太平生活闺阁情怀，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作品，重情采，追求辞藻靡丽，当时人称“宫体”，后来有人把艳情诗叫作宫体诗。宫体诗情调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宫体诗在声律上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对声律要求极其精致严格，它对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在内容上咏物描摹，没有什么寄托，不表现高尚志趣，把纤丽的诗风发展至秾丽甚至淫靡。除萧纲、萧绎等人外，宫体诗的主要作家还有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及刘孝威等，所以又叫“徐庾体”,后来徐陵又把上述这些人的诗收入《玉台新咏》，又叫“玉台体”。宫体诗的风格，为后来的吴歌西曲奠定了基础。

0214.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时代歌咏山水自然和农林田园生活的诗歌流派。盛唐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富足的生活加上佛老思想的盛行，为诗人隐居、闲适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寄托。当时的人们没有消极遁世，成为“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士。文人们或通过“终南捷径”，获得仕途；或通过隐居，表现自己独立傲视的品格。这一时期歌咏山水寄情田园的诗歌逐渐增多，形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诗派成就最高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世称“王孟”。另外，储光羲、常建、韦应物等人诗风相近，也属于山水田园派。他们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朴实、淳厚的传统，还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冲淡、幽雅、恬静的独特风格。盛唐诗人们纵情山水，尽情地吟咏山水之妙，我们从这些诗人心灵深处淘洗出的诗句中确实读出了他们像山水一样清澈高洁的人格。

0215.边塞诗派

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唐代疆域广阔，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安宁、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开疆拓土，战争不断出现。这样，以战事为中心的边关生活便成了盛唐诗人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一方面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所鼓舞，渴求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也为立功边关做官的道路所吸引，他们有的身赴边塞，有的心向边关。再加上一些将军能武能文，邀请文人学士，使他们得以依附，并获得很好的创作环境，形成规模很大的创作流派。这一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多数亲身经历过边疆军队生活，他们的诗歌风格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奇伟壮丽，“北风卷地白草折”的大气磅礴，也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壮观凄凉和“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思乡之情。这些诗句在千百年后仍如交响乐的重音，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0216.唐宋古文运动

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它形式自由，内容翔实。“骈文”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当时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骈文，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抛弃旧的词语和独立创造合适的词语。他们亲自实践，还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再次出现了雕章琢句的骈辞丽句。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宋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为“唐宋古文运动”。

0217.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西汉设置乐府，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称作“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可以配乐演唱。后来文人用乐府古题仿作乐府诗，唐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写时事、不一定配乐演唱的乐府诗，但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词句通顺，文辞质朴易懂。这种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

新乐府诗中，著名的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等。其中李绅《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名诗。

0218.婉约词派

婉约词派是宋词的两大流派之一。“婉”为柔美、婉曲。“约”就是缠束，引申为精炼、隐约、微妙。婉约词最早出现在唐五代，文人多把眼光盯在深闺绣房、秦楼楚馆，只留心身边花间月下浅斟低唱的生活，作词的目的多为抒发兴致娱乐客人，在酒宴歌席上由歌妓舞女唱奏（故也称宴乐），被呼为“艳曲”“女音”，最适合由十七八岁女孩儿拿红牙板演唱。内容多写儿女情长、离愁别绪，音律和谐柔美。北宋时，国家稳定，城市繁荣，繁华的城市生活促进了婉约词的发展，形成了婉约词派。婉约词风格含蓄，隐喻曲折，寄情委婉，文辞绮丽。著名作家有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柳永成就最高。婉约词派把过去的狭窄的艳情词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过去仅有的小令，又创造出慢词长调，语言多用城市中百姓市民常用的话，因而广受欢迎，相传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能唱柳永的词。婉约词历来被当作词学正宗，名篇佳作有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南宋又出现了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优秀婉约派词人。

0219.豪放词派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因为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被婉约派称为“别派”。豪放词题材广阔，不仅描写花间月下，还描写军国重大题材，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崇尚直率，不求含蓄婉曲。如婉约词要小姑娘唱，豪放词就需关西大汉拿铜琵琶铁棹板来歌。苏轼词风洒脱旷达，开创豪放词风，他用广泛的题材、开阔的视野代替了五代婉约词儿女之情、离别之感；用恢宏豪放的风格取代了含蓄婉约风格；又直接抒发情感，突破了格律的限制；还用诗的语言写词，为词开拓出新天地，《念奴娇·赤壁怀古》最著名。同时代豪放词人还有王安石、范仲淹等。北宋灭亡后，危急的国势为豪放派发展提供了机会。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有岳飞、张元幹、张孝祥、陆游等，辛弃疾成为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的词无所不包，既写景状物又抒情议论。他更用散文的笔法填词，大量运用比兴、典故，极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完成了词体的解放，实现了词风的变革，把豪放派词创作推向顶峰。辛词名篇有《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青玉案·元夕》等。豪放词派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宝库，对后代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220.江西诗派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等二十五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

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黄庭坚倡导求新求变，主张多读前人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作技巧，同时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陈师道作诗“闭门觅句”，和黄庭坚并称为“黄陈”；吕本中提出了“活法”，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陆游认为作诗工夫在诗外，杨万里也受到江西诗派影响。江西诗派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延续到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0221.前后七子

后七子是明朝中叶的一个复古诗文流派。当时，八股文、台阁体占据统治地位，弘治、正德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很活跃，被称为前七子，而以李、何为首。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要以它们为学习对象，但何景明强调创造，李梦阳强调模仿。到嘉靖年间，又出现了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七人，被称为后七子，又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主张模拟古人。前后七子对于打击“台阁体”雍容典雅、千篇一律的文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把诗文写作引上复古道路，产生了许多毫无生气的假古董诗文，使作品失去了生命力。他们也写有少数好作品，如李梦阳的《秋望》诗、李攀龙的《挽王中丞》二绝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

0222.公安派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领域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以袁宏道为首。因为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公安派。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他们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也就是书写自己独特的心灵，不要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反对剿袭，主张通变，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强调世界生活在变，文学也要随着变化；打破了诗文正宗地位，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发前人之所未发。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他们的后学随意写作，不加约束，争相使用方言土语，造成了文学的低俗化。但对于解放人们的心灵，破除模拟教条，贡献很大，影响甚至到了近代文学。

0223.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古代戏曲至明代形成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属于这一派的还有顾大典、吕天成、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等。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与汤显祖的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的“临川派”，意见相左，产生了戏曲界的“汤沈之争”。吴江派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但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曲辞不工整，也要符合音律；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吕天成《曲品》主张戏曲创作允许虚构，不必都符合事实，重视戏曲结构，注意舞台演出特点。戏曲创作的实践上，比较突出的当数沈璟、沈自晋和沈自征。“吴江派”活跃于明末，对后世的戏曲创作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影响。

0224.桐城派

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省桐城人，所以叫桐城派。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流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戴名世、姚莹、曾国藩、吴汝纶。方苞提出“义法”主张，“义”指中心，“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倡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创造了清真雅正的朴质文体。刘大魁提出“神气”“音节”“字句”。“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姚鼐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选辑《古文辞类纂》影响了以后二百多年的学术界。

桐城派的文章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

0225.诗界革命

是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他们批判形式主义、复古风气、尊唐宗宋的派别观点。1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并开始试作“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和“诗界革命”。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也就是用旧的诗歌形式写出新内容。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有名的有黄遵宪的《哀旅顺》《哭威海》，与现实结合紧密，表达作者的爱国思想感情。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新诗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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