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是古代套在犯人脖子上的刑具。将犯人枷项后绑在衙门之前或闹市之中示众，又是一种残酷的刑罚。
枷本来是一种农具，又叫做柫或连枷，其样式是在一根长竿的一端固定一节活动的短竿，人用手挥起长竿，带动短竿，用来击打堆在禾场上的稻谷。古代齐地所说道“耒耜枷芟”，指四种常用的农具，枷为其中之一。现代在一些偏僻的乡村里，仍然可以看到有些农民使用这种原始的农具打稻谷。由枷字的本意又引申为“击打”的意思，如《后汉书·马融传》里的“枷天狗，绁坟羊”一句中，“枷”字即可解释为“击打”。
枷作为刑具，早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使用了。《周易·噬嗑》篇有“何校灭耳”一句，前人注解说：“校，枷也，罪重械其首也。”显然，那时的“何校”（即“苛[疑为“荷”，通假字——骨头注]校”）就是后来的枷项。除《周易》之外，枷项的做法最早见于《晋书·石勒载记》，其中写道，东晋建威将军阎粹怂恿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在山东捕捉北方的胡人卖给富家作奴隶，得到的钱财补充军需。司马腾就派部将郭阳、张隆等掳掠了不少胡人，把每两名胡人用一面枷枷在一起，准备押送到冀州。后来成为后赵皇帝的石勒当时才二十来岁，也在被枷者之列。这时的枷的式样、大小、重量已难详考，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种用木头制作的固定俘虏脖项的刑具，二人一枷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后来对枷逐渐改进并普遍采用，式样也大体统一。南朝萧子良《净住子》云：“壁如牢狱重，囚具婴众苦，抱长枷，牢大械，带金钳，负铁锁。”可见，这时的枷已成为监狱中管理囚犯的一种常备器械了。
北魏时，朝廷正式颁定枷为官方刑具之一，所以后世有人认为枷“始自后魏”。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枷的制作还不统一，当时法官和州郡长官普遍制造重枷、大枷。除了用枷之外，还给犯人的脖子上挂石块，绑石块的绳子深深勒进皮肉里，甚至勒断项椎骨。太和五年（481），魏孝文帝元宏下诏说，若不是犯下谋逆大罪且有真凭实据的犯人，不许用大枷。但什么才算是大枷，还没有固定的标准。永平元年（508）七月，魏宣武帝元恪下诏让尚书检查各地所用的枷和杖的违制情况。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李平和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人，经过调查，把有关情形及处理意见奏知宣武帝，经圣旨批复，规定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用来惩罚叛逆谋反者，各台寺州郡原来制造的大枷都要焚毁，不许再用。这时规定的枷的尺寸虽然仍旧相当大，但毕竟有了可以参考的统一标准。
就在魏宣武帝下诏之后，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宋翻任河阴县令时，县衙里原来存放着一面大枷，名叫“弥尾青”。有人说，朝廷下诏不让用大枷了，这面枷就烧掉吧。宋翻说：“不要烧，暂且把它放在墙根下，以待豪滑之徒。”不久，有个名叫杨小驹的太监到县里办公事，颐指气使，，十分骄横，宋翻就命令衙役取来“弥尾青”给他戴上。杨小驹受了一场恶气，回到宫里向宣武帝哭诉，宣武帝认为是打狗欺主，勃然动怒，传旨让河南府尹审问宋翻，同时下诏说，宋翻违抗先帝的旨意，使用超重大枷，是擅行威权以沽名钓誉。宋翻上书申辩说：“这面枷不是我制作的，之所以留下它，不是为了惩罚百姓，而是要惩治杨小驹这样的凶暴之徒”。这件事说明，魏宣武帝以前确实到处有大枷，宋翻不畏权贵，敢于对抗有特殊身份的太监，他的勇气和魄力令人赞赏，因此一举而名震京师。
从北齐、北周到隋，都沿袭北魏的法规，普遍用枷。《齐律》规定：“罪行年者锁，无锁以枷。”《周大律》规定：“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这都说明枷在这时是不可缺少的刑具。隋开皇年间，朝廷也曾对枷和杖的大小作了具体的规定。
唐代用枷更是常事。《唐六典》载：“诸流、徒罪及作者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阔一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径头三寸以上，四寸以下。”但是，唐代的一些酷吏并不按照规定的尺寸，而是挖空心思地制作大枷、重枷。武则天时，着名的酷吏来俊臣制作的枷最为出名.其所制作的大枷有十种名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还有一种特重的枷名叫“尾”。从这些名目可以想见，每一种枷都是十分厉害，令人难以承受的。与来俊臣同时的另一名酷吏索元礼手段更加奇特。他让犯人跪在地上，双手奉枷，在面前的枷板上再放一摞砖，这叫做“仙人献果”。或者让犯人站在高处的横木上，把他的项上的枷掉转方向，使长的一端朝后，犯人必然身体要前倾，而脖子也就被勒得更紧，这叫做“玉女登梯”。索元礼用这样的种种手段，常常把人折磨致死。
宋代，对枷的重量有一定的限制。开始规定，枷分二十五斤和二十八斤两个等级。景德初年，提点河北路刑狱陈纲上书请制杖罪，并且提议增设十五斤重的枷为三等。宋真宗赵恒准奏，下诏颁布施行。但在实行的时候，枷的重量常常超出规定。有的地方制的枷用铁皮包边镶角，称为“铁叶枷”，如小说《水浒传》中林冲和武松发配时戴的枷就是七斤半重的“团头铁叶护身枷”。有的地方用铁铸成铁枷，其重量当然要远远超过木枷。尽管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曾颁发过不得以铁为枷的诏令，铁枷仍被某些酷吏使用。金代的枷常常超出规定，泰和四年（1204）七月，金章宗完颜璟曾派官员到各地巡视，对滥用重枷的现象予以查究，但并不能彻底禁绝。
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诏令统一枷的型号。规定枷长五尺五寸，两端宽一尺五寸，用干木制作，死刑犯人戴的枷重三十五斤，徒罪、流罪犯人戴的枷重二十斤，杖罪犯人戴的枷重十五斤，长短轻重的数据都刻在枷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令，凡在京的各衙门所用的刑具都必须经过检查，符合规定的标准才准许使用。而且，各种刑具必须由指定的地方制作，不得随意制造使用。如规定由应天府采办笞杖、讯杖等杖具，龙江提举司成造枷枢，宝源局打造铁索铁镣等。但是，实际上明代用枷超重的情况比以前各代更厉害，由宦官控制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大小爪牙们嗜血成性、杀人如草，他们用的枷越做越重、越做越奇。
英宗正统年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得罪了宦官王振，王振以砍伐文庙前古木为大不敬的罪名，制作了几面百斤大枷，命令将李时勉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三人枷号示众。其中一面枷重一百多斤，是王振让人为李时勉特制的，金鉴说：“我年轻力壮，给我戴这面枷爸。”李时勉说：“老夫筋骨更坚，还是我来吧。”就抢先戴了重枷。当时正是炎夏盛暑天气，他们被枷号三天仍未解除，于是激起了公愤，监生李贵等千余人到皇宫门前请命。有个叫石大用的监生愿意以自身代替李时勉戴枷示众，其他监生都一齐呼喊号叫，声音传到内廷。皇太后（宣宗孙皇后）闻知，急忙责成英宗立即释放了李时勉等人。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制作的大枷重达一百五十斤。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奉旨到外地盘查钱粮回京，刘瑾向他们索贿而未能满足，就寻借口把安、张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枷号于东西公生门。当时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二人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没有人敢将他们移动一步。都御史刘孟赴任延迟了日期，被逮至京师，枷号于吏部衙门外。御史王时中也因得罪刘瑾，被枷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围观的群众都忍不住流泪，文官们远远地望见这种景象，都垂头丧气，没有一个人敢走到跟前看一看。此外被枷号的还有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吴献臣因为弹劾刘瑾，被枷号于午门前长达一月之久，反对刘瑾的官员被枷死的说不清有多少人，平民百姓因小罪被枷死的就更多了。
因为正德年间的枷号的做法过于残酷，明世宗朱厚骢即位时不得不作些纠正。嘉靖元年（1522），世宗诏令两京法司和锦衣卫，在天气炎热时对该枷号示众的囚犯要暂免枷号，以显示圣上恻隐之心。但过了不久，又变本加厉地恢复正德时的旧规。有个叫刘东山的人，告皇亲张延龄兄弟谋反，锦衣卫指挥王佐竭力为张氏辨冤，反过来指控刘东山为诬告，于是将刘东山用大枷枷号示众三个月，然后充军戍边。刘东山受尽摧残，死于戍所。这是见于记载的明代对犯人枷号时间最长的一次。刘东山能坚持到底，还算得上是硬汉子，嘉靖年间有不少人枷号的时间为一个月或两个月，结果期限未满就戴枷而死。
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又制造一种新式刑具，名叫立枷。这种枷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东厂和锦衣卫对皇帝钦定的案犯，常常要用立枷，犯人大多在一天之内就送了命。如果有不能很快即死的，监刑的校尉就把枷锉低三寸，这样，犯人就站不直，只能稍微弯曲着双腿，勉强支撑，不一会就力量用尽，气绝身亡。如果犯人不是厂卫注意的重要案犯，或者在没有仇家监督的情况下，犯人的家属就花钱雇佣乞丐，让乞丐夜间用背扛着受刑者的臀部，让他半坐在乞丐身上，这样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脚力，不致于速死。还有人说，受刑者每天生吃一只猫，可以提精神，抗折磨，不知是否真的有效。被立枷枷死的人不可胜数，大多是因为得罪了厂卫的头目，而被用这种方法害死，只有万历二十年（1592）乐新炉、诸重光是因为奏事不实，触怒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于是皇帝亲自下令，让东厂把乐、诸二人用立枷处死。当时还有一个规矩，受刑者如果在不满应该枷号的期限内死去，监刑者不准家属提前收尸，只是把他的尸体就地用土掩盖一下，必须等到了期限，监刑者向上司回报之后，才准许将尸体运走安葬。如果是夏天，到安葬时，尸体的血肉已经腐烂净尽，只剩下一具骷髅了。所以，万历时的士大夫们谈立枷则色变，认为它的残酷性超过大辟。天启时，魏忠贤主持东厂，也爱用立枷，先后枷死六七十人。明毅宗朱由检即位时，听说立枷特别残酷，就问左右这立枷是干什么用的，太监王体乾回答说，是用来惩治巨奸大恶的。毅宗说：“虽然那样的人应该惩办，但他们受这样的刑罚也太可怜了。”据说，当时魏忠贤在旁边听了毅宗的这句话之后，吓得直缩脖子。不久，毅宗除掉了魏忠贤，直到明朝亡国，再也没有使用立枷。
清代仍有枷项之刑和枷号示众的做法。康熙八年（1669）规定应该枷号的犯人所戴的枷重的七十斤，轻的六十斤，长三尺，宽二尺九寸，诏令内外问刑衙门，都要按刑部制作的式样执行，不得违例。各地的官员虽然大多能遵守规定，但有个别的酷吏又独出心裁，变化枷的花样。长洲县令彭某设立纸枷，就是用薄纸做成枷的摸样，他同时还制作了“纸半臂”，就是纸做的背心。对欠粮的人，彭某就命令给他戴上纸枷，穿上纸半臂，缚在衙门前示众。这种纸刑具虽然很轻，但彭某规定一点儿也不许损坏，否则要用其他酷刑严加处治。戴“枷”者必须终日呆站，纹丝不动，这种被约束的痛苦，比戴真正的木枷还难以忍受。古时的纸又薄又脆，纸枷和纸半臂都很难完好无损，因此被枷者常常在刚戴不一会儿就把它弄破了，于是接着被施以酷刑。当时，长洲百姓对这种做法十分痛恨，有个无名文士曾写诗一首，贴在县衙墙上，诗云：
长邑低区多瘠田，
经催粮长役纷然，
纸枷扯作白蝴蝶，
布裤染成红杜鹃，
日落生员敲凳上，
夜归皂隶闹门前。
人生有产须当卖，
一粒何曾到口边？
诗中第三四句写戴纸枷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纸枷扯碎，纸片飘飞，像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但这样一来就难免受到重杖或夹棍的责罚，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把布裤染红。全诗倾诉了长洲百姓被逼交官粮而遭受刑责的痛苦，反映了古代吏治的残暴。从此诗可以看出，纸枷的残酷并不在纸枷本身，而在于附加的苛刻条件。彭某的暴行，激起了长洲百姓的强烈反对，从来，朝廷不得不把彭某罢官勘问，彭某不久便死于苏州花桥巷寓所。
古代的枷项之刑，一般来说主要施用于男性犯人，而对于女犯则用械。械是用硬木制作的，长一尺五寸，宽四寸左右，中间凿两个小孔套在女犯人的小臂上，固定住两只手，相当于金属的铐的作用。但有时对女犯也用枷。明代有一位女子因通奸罪被官府拘拿审问。某郡守听说这女子很会作诗词，就取出械给她看，让她以械为题作一首词，并且说，如果词作得好就赦免她。这女子略思片刻，赋《黄莺儿》一首云：
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
细观词意，这女子所咏的不是械，而是枷。“木星临”，指枷是用木头制作；“上下分”，指枷是由两块木板组成。“圆领”一词，显然指套在脖颈上。戴着枷，自然不能“交颈”而眼，而且手无法画眉，眼睛看不见鞋尖。词的末句“特赠与佳人”五字，有的书中作“独桌宴红裙”，既然比作饭桌，肯定是指枷无疑。这位女子不愧以文才知名，她把作为刑具的枷加以诗化和艺术化了，描绘得那么形象、生动，同时表现出作者内心的坦然和性情的幽默感。那位郡守赞赏女子才思敏捷，就没有判她的罪，把她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