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中叶，我国剧坛上，除了昆曲之外，民间的地方戏曲兴盛起来，如梆子腔、秦腔、徽调、楚调等，逐步形成花部(也称乱弹，指民间戏曲)与雅部(指昆曲)争胜的局面。当时戏曲演出活动的中心，北为北京，南为扬州。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戏曲荟萃的地方。江南的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之处，商业发达，当时又是盐商集中的所在。“商路即是戏路”，各地的戏曲艺人也就纷纷流向扬州。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乾隆皇帝从1751年起，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巡视，扬州成为他驻跸的所在。扬州一带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向皇帝献媚争宠。他们不惜重金，大兴土木，依山傍水建造起一座座美丽别致的湖滨园林，形成扬州北郊著名的二十四景。扬州的富商素有蓄养戏班的风气。得知乾隆喜爱戏曲，便把组织戏曲演出作为迎驾活动的一个内容。乾隆还命苏州织造、两淮盐务等官员选拔艺术精湛的伶人进宫，以备承应。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戏曲的发展。据史籍记载，在迎驾时节，扬州戏曲演出极其兴盛;即使平时城里城外的“堂戏”、“台戏”、“大班”等各种演出也频繁不断。

　　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喜爱戏曲，凡皇帝、太后祝寿、皇室喜庆，都要举行庆典演出，已成惯例。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秋天，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自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叫人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真是群戏荟萃，众艺争胜。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即崭露头角，引人瞩目，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

　　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著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当时正是地方戏曲勃兴、花雅争胜的时期，一些新兴的地方剧种，如高腔(时称京腔)、秦腔等已先行流入北京。徽班在原来兼唱多种声腔戏的基础上，又合京、秦二腔，特别是吸收秦腔在剧目、声腔、表演各方面的精华，以充实自己。同时适应北京观众多方面的需要和发挥各班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表现为：“三庆的轴子(指三庆班以连演整本大戏见长);四喜的曲子(指四喜班以演唱昆曲戏著称);和春的把子(指以擅演武戏取胜);春台的孩子(指以童伶出色)”。出现了“四徽班各擅胜场”的局面。嘉庆、道光年间，汉调(又称楚调)艺人进京、参加徽班演出。徽班又兼习楚调之长，为汇合二簧、西皮、昆、秦诸腔向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因此“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清末宣统二年(1910)，“四大徽班”已相继散落。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史的序幕。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年初(1821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应先以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主程长庚的红净戏，皆由米应先所授。李六以《醉写吓蛮书》、《扫雪》见长;王洪贵则以《让成都》、《击鼓骂曹》而享名;小生龙德云善演《辕门射戟》、《黄鹤楼》等剧;余三胜噪音醇厚，唱腔优美，文武兼备，以演《定军山》、《四郎探母》、《当锏卖马》、《碰碑》等老生剧目著称。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溶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易于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40-1860)，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其标志之一：曲调板式完备丰富，超越了徽、秦、汉三剧中的任何一种。唱腔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声腔主要以二簧、西皮为主;之二，行当大体完备;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剧剧目;之四，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为京剧形成初期的代表，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即：“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俱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簧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字音上，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