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首先是传播的途径不同所致。

　　内地的佛教是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引进的，也就是说，是进口的。这就难免要有一个国产化、本土化的过程，而佛教四大菩萨中，观世音菩萨所象征的慈悲又正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善为本的理念，自然为官方教化所推崇。那么藏传佛教地区――包括西藏、青海、甘南、川西、新疆东部、内蒙中西部，这些地方的佛教是直接从印度和尼泊尔引入的，寺庙里当然首先供奉释迦牟尼，和印度尼泊尔一致。

　　唐初，都城长安西边不远处便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吐蕃王国，其领土涵盖了上述藏传佛教的广大地区。双方大小战争数十场，吐蕃国还曾一度攻入长安，废除唐王，立伪唐王。最终双方和亲，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文成公主为妻。文成公主带去一尊来自印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供奉于拉萨小昭寺。后松赞干布又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也带去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供奉于大昭寺。其后两尊佛像互换。于是，释迦牟尼三尊等身像竟有两尊供奉于西藏拉萨。(另一尊25岁等身像在印度。)所以，与内地不同，藏教区佛教是从印度尼泊尔原汁原味传入的，没有经过任何汉化和改造。

　　除了传播途径，传播者的身份与地位也十分重要。内地的佛经是经唐僧玄奘翻译出版的，无论他多么高僧也不过一僧而已，而藏教区则是由最高统治者直接引入和推广的。公元八世纪，藏王赤松德赞发布敕令，正式宣布佛教为吐蕃的国教，敕令被勒刻在西藏桑耶寺被称为“兴佛盟誓碑”的石塔上。赤松德赞是与松赞干布齐名的三大藏王之一，是松赞干布的曾孙。其生母是吐蕃与唐和亲迎娶的金城公主。赤松德赞自从独尊佛教，其他教派就全部废绌，就像内地废绌百家独尊儒术一样。由是，印度佛教在藏教区的地位至高无上，并最终形成政教合一。而在内地，则是佛、道、儒等教派并行，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从未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显然，关键就在于传播者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学者。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佛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人们对佛的需求。

　　在内地，观音菩萨是个千变万化、有求必应的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所以来拜观音菩萨的更多的是世俗而非信徒。你看那些知名寺庙，每年新年烧的最大的香的，无不是当地官员和“著名企业家”，那些动辄百万的大香客，无非是向菩萨求大官运，大财运，求菩萨保佑他们所收贿赂能和老婆孩子一起移到国外去。就是寻常百姓，也经常求菩萨让他们能得个儿子，或者能考上大学什么的。总之，求观音菩萨的都不是信徒而是大俗人，求的也都是世俗的实利。

　　但释迦牟尼就不是了，他是一位智慧和德行圆满的觉悟者，是一位教导断除烦恼方法的导师。他不管现世而只管来世，他的教义，人生在世，就是受苦修行，什么荣华富贵就不要去想了。所以，在西藏，寺庙都是修在荒山野岭，或沙石蔽路，或悬崖绝壁，为的就是磨励那些来朝佛礼佛的信众的筋骨和意志。而如果是想见佛祖，也就是前面说的大昭寺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那就更难了。

　　许多藏传佛教信徒都以到大昭寺朝见佛祖为终生愿望，他们辛苦劳作，积累财物，到了朝拜之时，就全部变卖换做盘缠，三步一扣的磕长头，一直磕到拉萨。届时，他们手上戴上护板，膝部穿上护膝，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分别移到面前和胸前，每次移动同时各迈出一步，随后全身扑地，口念六字真言。每次这三步为一个等身。平均下来，每公里要扣头600多个。就这样从家乡一直扣头到拉萨，然后还要围着大昭寺扣头若干圈。时有信徒死在途中的，其他信徒也要把死者的牙齿掰下一颗带到拉萨。但尽管他们筋疲力尽，尽管他们满面尘土，尽管他们额头流血，他们的表情却丝毫不见痛楚，也没有特别的喜悦，只有平和，平和得就象是西藏纯净的天空，一尘不染。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心诚，见到佛祖真颜，就可解脱一切苦难，就可免除地狱之苦。所以，释迦牟尼等身像也被称为“见即解”佛。

　　很明显，释迦牟尼所能给与的，是“灭除一切苦，随其心所乐”，是内心的乐;而拜见观音菩萨的，要的都是身外之物。这就是佛和菩萨的最大区别。

　　在印度和尼泊尔，93%的民众信奉佛教，由此，我们看到，那里的人民远没有我们大陆民众活的那么隆重：他们不讲究养生，不讲究时间就是生命，不讲究每天洗20次手喝7.5升白开水。

　　尼泊尔的货运卡车破烂的连前挡风玻璃都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车门，有车门也不关，有人上下车，他们就放慢车速，让乘客像“铁道游击队”那样飞身上下;车里人满了，他们就爬到车顶，或者一只手抓住车门，整个人吊在车外，看得人心惊肉跳。马路两边是没有砖砌的人行道的，所以人们永远走在暴土扬场里。厕所是奢侈的，早上坐在大巴车里，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人们三个五个的走到路边不远的空地，撩起袍子就蹲下来拉屎，(那里的人没有穿内裤的习惯。)他们蹲在那里并不把头埋下去，反而扬起脸来，自得的享受早上温暖和煦的阳光，也享受游客惊异好奇的目光。

　　不要急于给他们扣上脏乱差的帽子，或许，他们那平和、宁静的生活，正是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