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绘，抗倭图卷，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临摹仇英《抗倭圖卷》画面从海面出现倭寇船只开始,由倭寇登陆、烧杀抢掠、居民避难、明军出阵、水上激战、倭寇被歼等组画面组成。

倭寇登陆

倭寇侦查

倭寇将领 带甲执旗的倭寇

正在登陆的倭寇战船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他们的海船基本是快速灵活的小船，不是用于水战的。《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也有个别能载一两百人的大船。

船上的盾牌

倭寇的形象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

集结中的大量倭寇大军 （红衣服的似乎拿着火绳枪）

倭寇的武器装备堪称简陋。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弓矢等冷兵器，其中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锋利的日本刀。热兵器方面，王直等大股倭寇集团有少量的火绳枪，小股倭寇的战斗中则没有看到热兵器的记载。至于穿戴，小喽啰基本是《倭寇图卷》的形象，“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当时的很多记载都称倭寇裸身而战，“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盔甲只有头目才能穿戴，比如“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的帐下，有个昆山秀才郑若曾，他精心编撰了一本明代抵御倭寇的军事百科类书籍《筹海图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倭寇资料。书中，他对倭寇上岸后的行动有着详细描写：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晨起昏归，分队而行，海螺为号，互相救援，分工明确，纪律严明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里描述了倭寇的战术：“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倭寇作战时的大致情景：对阵时，一两个倭寇率先出阵，半裸持刀，“跳跃而蹲伏”，极尽挑衅之能事，诱使明军火枪、弓弩齐发，然后乘明军火力衰减，倭寇头目或吹海螺或挥扇子，倭众舞刀进攻，长驱直入。此外，倭寇擅长埋伏，“战酣必四面伏起，突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最后，还得提提倭寇的单兵能力。倭寇的先锋手舞锋利的双刀，余人使长枪、长弓，一招一式往往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烧杀抢掠

倭寇抢劫的画面

倭寇抢劫的画面

倭寇抢劫的画面

民众避难

避难的民众，其中有个僧人

避难的平民

避难的平民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寇）联舟数百，拥众数万，沿海如杭之海宁，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洲之江阴，靖江，无锡；扬州之通洲，海门，如皋，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

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受害。倭寇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一路破城入郡，江南繁富之区，多被洗劫。仅仅昆山县城，被烧了房屋2万余间，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

明军出征

海防新堡

明军出征 军后的长矛手

明军出征 随后的文武官员

明军将领 文武官员

明军阵势中的蝎旗手 钩镰兵和八卦旗

出征队伍中的长矛手 斩马刀和执旗官

明军出征 明军士兵的装备头巾 + 紫花布甲

（早些时候很多中国农民下地干活会用毛巾或方巾之类的罩在头上一样，夏天防晒、吸汗、防暑，冬天保暖，另外还有一定的敌我辨识作用。

绑腿可以防止血液停留在脚步造成腿部酸痛，还可避免爬山时被树木牵扯住腿部。）

明军前部剑盾手和长矛手

水上激战

传令兵 船上有个使双刀的明军

明军船旗

与倭寇在水上交战

与倭寇交战

与倭寇交战

交战中嘴和脑袋中箭的倭寇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於2010年9月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抗倭图卷》计划。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抗倭图卷》与史料编纂所所藏的《倭寇图卷》，在题材、内容、尺寸、材质方面极其相似，同为描绘明军与倭寇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而前者为明初的作品，后者为明末的作品。在研究小组中，除中国美术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专家之外，还有图像解析技术专家的参与。2010年9月21日，史料编纂所第一次访问国家博物馆时，访华团中的两位技术人员随身带来了全套的高清晰度数码拍摄、红外线拍摄与图像分析设备，在现场进行拍摄和图像分析。

实际上，由於在《倭寇图卷》的画面中并没有找到能够显示画卷性质的文字。在此之前，对画面的解释众说纷纭。学者们认定《倭寇图卷》描绘的是明军和倭寇作战的情形，只不过是依据画面做出的一种较为有力的解释而已。上述情形发生戏剧性变化的节点在於2010年5月实施红外线摄影得到的成果。当时，史料编纂所在学术研究机构中率先导入了高科技的利器，在对《倭寇图卷》进行红外线摄影和图像分析时，发现了3处文字——

1、“大明神捷海防天兵”；表示：绘画描述明朝军队；

2、“肃清海·倭夷”；表示：明军战斗的对象是倭寇；

3、“弘治三年”；分别表示：按日本年号，弘治四年为1558年，即后期倭寇的时代， 证明《倭寇图卷》描绘的主题是16世纪中期的倭寇和明军胜利的情形。

至此，尘埃落定，高科技为没有题跋和其他文字说明的图卷身份界定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