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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蛮族吗？为什么有人说周朝是蛮族？
首先，对商朝时的商族人来说，周族肯定是异族，还是落后并臣服于自己的异族。没问题。但是商朝周边布满自然形成，独立建国的邦国或部落，对商朝人来说，自己肯定是先进的，对周边落后族群一定是鄙视的，可并没有华夷对抗的文化概念。华夷之辨是周朝封建性质的华夏文化圈产生后，形成的文化区分概念。早在灭商前，周文王就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且是他是断讼称王，以德服人，周人是多数小邦敬仰的对象。而商纣直到灭亡时还在多线作战，以武压人，当时的周在多数小邦眼中，或比商还文明。
然后，对周朝时的华夏人来说，周族是蛮族？这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文化、伦理、体制的源头，共同尊奉的大宗，天子是蛮族？周都建朝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些诸侯国从法理上来讲，都是周朝治下的臣民。周朝是蛮族，那谁是华夏？戎狄是华夏？尚未融合的长江流域以南是华夏？这种用地理概念偷换文化概念的观点，是今天一小撮地域黑爱好者最喜欢搬用的。
最后，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周朝是蛮族吗？有点爷爷不配和我一个姓的感觉。下边借题详细说说商朝与周朝的一些明显文化区别。
这几张都是安阳出土的商朝小玉人。
妇好墓出土的这些玉人，是仅有的能够反映商朝服饰发饰的久远文物了。
看看现代人通过这些玉人还原的发饰图画。
是不是很感人？我们商朝的祖先，发饰和我们现在心目中的古代蛮夷形象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商朝极盛期的文化形象。
事实上，无论从政治、文化、经济各种层面来讲，我们所谓的华夏文化，或者说，我们认同的古代中国人形象和中国文化，都是周朝确定下来的。夏商周作为三个并存的共主族群，整个三代时期都是中华文明形成期。周朝对商朝的确有不少文化和技术上的继承，但是总的来说，商朝还只是多元文化并存期，探索期。后来成熟的，确定性的中华文明特质，根本还没成形。另一个答案里说周朝是中华文明从邦联进化为联邦的时代，形容很贴切。用我这个俗人的大白话来说，商朝是周边众多小部族认得老大哥，给你进点贡，让你当个盟主。而周朝搞封邦建国开始，底下凡是被纳入华夏文明圈的诸侯国，那对周王室的感觉是亲生爸爸啊，那是授权给自己的主人啊。不然八百年周王室，最后弱得仅剩半个城市不到，凭啥还能死撑几百年？如果把周朝看做蛮夷文化，那此后三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蛮族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如果是这样，中华文化又是什么鬼？应该是三千年前就已经消亡了。提出这个伪命题的又是哪族人？我不想在题目下纠于“是不是”，“为什么是”，“为什么被说是”这样的字眼游戏。只需理理商周核心文化的区别所在，看清了中华文化的成形点是谁，周朝是蛮族的观点，会不攻自破。
1、商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有先进的农业技术。
夏以大禹治水之功建朝，夏族水利技术领先天下。商朝之所以能够代之成为共主，则是因为商族领先于时代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技术超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礼器先进，意味着武器先进。
周是远古农业专家后稷的族脉，坐拥西北适合早期农具作业的疏松黄壤土质，河流温和密布的关中沃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
在关中周人聚集区出土的3000年前小麦，挑战了小麦从西汉才开始广泛种植的传统观点。
2、商朝重巫鬼文化，周朝则信奉天人观。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商朝的青铜技术决定其礼器和武器的先进。礼器的先进，代表着商部族对神权，对世界解释权的垄断。商君生前称王，死后为帝。商朝信仰祖先神，而非后世意义上，宗族文化性的祖先崇拜。商朝大规模的人牲和人殉，是教权强大的体现。商朝重巫官。商朝的都城宫殿既是王权行政中心，也是神权祭祀中心。所以更类似古埃及那样的神权国家的大邑商，对周边部族来说，的确是当时最先进文明的存在，可如果商朝文化继续深入，中国很可能会走入宗教国家的历史轨迹。
周朝取代商朝，其实是一次整体文明圈的文化转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然商周都有巫官和史官，但毫无疑问，商朝重巫，周朝重史，商朝重神，周朝重人，商朝殉人命以侍鬼神，周朝惜农力以侍天道。商朝只有王族重与先帝神之沟通，而周朝则是全民性文化性的敬天法祖。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朝就堵住了华夏文明深度宗教化的步伐。周朝用崇德重本，祈天保民的一套新理论，用天道和人本，重新解释了世界，解释了政治兴替合法性的存因、规律和目标。甚至说，如果没有更偏重历史经验传承的尚农周族发明天人观，树立起以德得国的合法性，中国的历史观恐怕也不一定是独特的一朝一朝轮替状，后人会不会追溯夏商周三代为始祖都难说。由此，中华文明早早走上了与其他文明最大的道路区别——世俗化。宗教不可逆转的转弱，变得工具化，手段化。政治不可逆转的转强，变得神圣化，伦理化。这也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源头和基础。这种最显著并独有的中华文化特质，影响了整片东亚地区数千年，并一直保留到今天。
如何解释世界，是文明软实力的核武器。今人看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人，迷信那些神啊天啊的东西，觉得那是愚昧。现代科学发展不过几百年，难保几千年、几亿年后的人类不会嘲笑局限在三维空间的我们这代人。人类本能地需要一个能够形成逻辑闭环的，对所生存世界的解释。人都是恐惧未知的，谁能解决不明确感和不安感，谁就是权威。这是人性中固有的，迫切的安全感需求使然。古人、今人，都只是在现有的技术能力范围之内，去圆满对世界的解释。其实到现在，人类也没脱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只不过我们信奉科学以后，所谓的“祀”批上了现代化外衣，变成了诸如航天探月和奥运会的国家工程。所谓的礼器、祭庙变成了大工业支持的，航天器械和鸟巢水立方。跳出历史看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再科学，也是顺沿着传统的政治需要和标杆行进。人类从来没能离不开举国盛会的族群归属感需要。本质上，这些事物最大的价值，仍是为国家软实力服务，是为加强文化凝聚力，体现综合国力而存在。那是人性深处就本能地想要归附和拜服的东西——权威。
3、商朝有显著渔猎民族特征，而周朝的经济基础则是农业。
讲这一点，不得不提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在三千年前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首先，那个时候的平原，农业开发是极不充分的。今天这两处平原，都是广袤农田+片片村庄。那时则是少有堤防的湖泽大河，是大片大片古木密耸的原始森林，除了数千年城邦发展而来的大都邑，各地区间道路都很少。一些今天区位很便利的地区，在当时仍旧显得封闭。这些都是邦国部落存在的自然条件基础。所以，商与西周，甚至到春秋时期的所谓国家版图，都仅是势力范围而已，而非主权领土。那时邦国林立，独立建国的族群尚多，谈不上后来的正式分封。国之规模，无非是控制的城邑更多。朝之尊贵，无非是臣服的邦国、部族最多。而且那时所说的“国”，更像是今天“地区”，这一地理概念，而非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在国之势力范围内，还有大大小小的独立势力存在。
那时的中原地区，就是今天河南中部，及与河北相接那一片，气候远比今天温润，并非今日一马平川的田野景象，而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那时的黄河也并非今天的河道，而是几乎纵穿河北，贴着太行山方向，从天津入海。商族成为共主后，仅在黄河两岸，原始森林的边缘地带浅耕，进行局部的农业开发和生产。他们的青铜技术先进，以应用于部分农具制造，农业耕作效率应该是一度领先于时代的。
从出土甲骨文记载，以及殷墟出土的一些诸如象尊，犀牛觥的青铜文物来看，商朝的大象比较普及的，是战争、运输都常用到的交通工具。殷墟还多次发掘到犀牛、象、貘、圣水牛等热带地区才有的动物骨骼。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气候。现在有种说法，河南简称取自禹贡九州之豫州的“豫”。豫就是一个“矛”加一个“象”，正是时人捕猎大象场景的象形字演变而来。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气候和环境，以及商政权与后世截然不同的自然文化特点。
说了这么些，我们或能一窥商朝的文明逻辑。它与后世华夏这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其实是有质的区别的。商朝并非传统意义的农业民族，也是一个典型的渔猎民族。这里不是说商朝没有农业经济，商朝从盘庚迁殷安定下来后，应该就是一个发展综合经济已久的族群。可是商朝的文明取向，似乎并没有把农业放在首位。
甲骨文虽也有对农耕的记载，但有更多田猎的记载。田弋（打猎），田犬（猎狗），田车（打猎用的车子），田事（狩猎之事）。“田”字古意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殷墟出土过不少石镰刀，说明为收割采集发达，但难以证明种植的发达。而且对比殷墟与周原出土的耒耜、锸以及西周文献，商朝晚期，无论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多样化，还是谷物生产品类，殷商都渐渐落后于周族。
安阳一带，当时气候温润，自然资源丰富，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是非常丰富的。存世2000多件殷商玉器中，仅玉鱼就有100多件。可见殷商是渔猎民族主导的文明时代，绝对不是胡诌。而且，殷商时期妇女地位甚高，战将型王后妇好就是典型例子。人类在进入农耕生产者时代之前，处于狩猎采集者时代，大致对应母系氏族时期。当时之所以女性地位高，是因为女性作为通过采集作业获取稳定食物来源的主力群体，经济能力，收获稳定性，食物易储藏性，都强于负责狩猎的男性。先祖未婚而孕的商朝崇拜玄鸟图腾，优先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这些母系优先的母系氏族文化遗留，也从侧面印证了商朝的渔猎文明特征——采集狩猎经济发达。
讲到渔猎民族，我们通常会想起历史上离我们最近最重要的满族。现在再看最上边那张商朝发饰图，尤其那张金钱鼠尾小辫，是不是忽然明白了一些什么？
同样是3000多年前，不仅中原气候温润，西边的同纬度的关中地区，及今天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气候都较今天湿润。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植被密集，牢牢抓固了稀松的黄土，并没有今天我们见到的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问题，也没有掺杂大量黄沙的浑浊黄河。广义的黄土高原，即黄土区，包含了甘肃东部，陕北、关中、山西中部、南部、河南西部。这片区域也正是仰韶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区，是上古社会人类活跃的地带。从黄土区北部边缘发现的石峁遗址，东部边缘的陶寺遗址等城邦文化之发达，规格之高来看，黄土区在数千年前的面貌，并非今天的恶劣环境。
关中地区，处于黄土区最南边，与秦岭山脉相抵。由于北边黄土高原的森林植被覆盖率高，所以当时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关中北部与南部高山上密集的原始森林，有效涵养了水源，众多河流奔泄而下，汇入到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及其支流之中。渭河不断在这里改道，反复冲击出渭河平原。关中河网密布。渭河水源丰沛，又较为温和，不似黄河行至下游时洪汛凶猛。周人就是在渭河平原的周原之上崛起。关中地处黄土区，黄土土质为稀松颗粒性，适合早期农具作业。周族得以建立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个几乎是普遍观点，不多说了。
周朝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古代的农耕作业是人力导向的生产劳作。周朝的人本思想，天人观也是顺应农业经济需求而产生。这是周作为农业民族，与商这个渔猎民族最大的不同点。商朝的狩猎采集经济比重过大，所以面对自然存量的争夺，与野兽野、蛮部落的战斗，更着重于武器的研发。采集经济，对自然存量获取具有不确定性，面对战争的生存概率与残酷性，导致渔猎文明从心理上也更祈求神的庇佑，更显神权性。异族奴隶，更大程度上仅为存量资源分享者和潜在争夺者，商朝人不需要也并不爱惜其生命。这是人殉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周人，主要进行农业增量生产，就十分惜护当时最紧俏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即人命，周朝很快废止了大规模人牲和人殉制度。他们更多的是祈求上天的风调雨顺。这种低偏差性的稳定产出，也决定了农业文明并不偏信神祗的文化心理。
周朝取代商朝，不仅是政治上，制度上的变革，更是经济上，文化上的换新。当华夏大地逐步开发，人口逐渐增多，自然存量资源越来越少，采集经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产出型的农业经济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西周仅通过武王克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并未大动干戈，即降服天下。他们分派到各地的诸侯，是众多文明据点，呈零星式扩散的开始。这种本来飞地般的分封，是获得了宗主什么样的技术支持，何以迅速席卷封国周边土地，以迁徙者后来者居上而吞灭当地土著，最终融合成战国七雄角逐统一？他们的确有时代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让此前领先的大邑商都无法招架，让数千年间形成稳固的，遍地的部族邦国都无法逃脱被迅速兼并融合的命运。那先进的武器，正是农业。当齐桓公会盟诸侯，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一同在东部大平原之上，横扫乱邦蛮族的时候，这些华夏文明旗帜的背后，作为战争坚实后盾的，是蛮夷未能掌握的，先进发达且产出稳定的农业经济。这比武力扩张的商朝，以一家政体，在华夏大地上像贪吃蛇一样的吞并有效率多了。四大文明中最后成熟的中国进入集权时代，可不就早了同规模文明少说几百年。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文化内涵和文明逻辑继承自哪朝，不言自明。
4、商朝重商好战，周朝重产崇德。
商人作为贸易从业者，这一明确的概念词汇，即说明商族的重商传统之浓厚。史料记载，商王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马车，使马匹为运载工具。商王七世祖王亥，更是驯马伏牛，发明牛车，与其他部落邦国最先进行长期易货贸易。这是中国人最早开展商业活动的记录。殷墟同样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是中国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这些都说明了商朝商贸的发达，是当时商业文化的起源与中心。直到商朝灭亡后，经商都是殷商遗民的主流行业，和身份标示。其实重商文化，正说明了商朝并非后世两千多年里，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文明性格之源头。
商朝拥有强大的青铜冶炼技术，武器先进。作为非生产型的渔猎民族，他们必须武装自己以更好的争夺自然存量资源。武力强大，也是商业文明崛起，并且持续维系商业发达的必然条件之一。
商朝重商，主要依靠对周边贸易及朝贡体系支撑经济的共主，势必会更多的依靠武力征服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正如华尔街和五角大楼全球基地布局是当今霸权两翼。其实从纣王最后的作死就能看出商人的战争，是一种常态化的国家理念。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后，就是通过朝贡珍宝和货品重获自由，并且取得了专征之权。这么大的政治功效，足见商朝对朝贡经济的依赖。换个角度想，如果晚商的经济实力仍就超然，纣王又怎么会为了区区货品，轻易放回姬昌。
商朝几乎具备战斗民族多数的基本特征：
好狩猎。这个不多说了，渔猎民族嘛，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田猎记载。
好酒，好肉，故有酒池肉林之说。殷商出土尊、卣、爵的数量，可以考古夺冠。
好迁徙，商朝反复迁都，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就是渔猎民族逐茂林富野而居的迁徙特征。
好征伐，从有殷墟甲骨卜辞记载来看，武丁中兴后，到武乙时期，殷商伐国上百，发动战争不断。武丁中兴，是殷商的鼎盛期。但史料对这个时期记载最多的，仍旧是征战四方，扩地千里。征西羌，伐东夷，取荆襄，亡土方。即使到了武王克商时，纣王还在两线作战。要知道这个时候，周文王早已就拿下上党高地上的黎（即“耆”，今山西省长治县境），攻灭河内地区的邘（今河南沁阳北），并收服关中到洛阳黄河一线的虞国、芮国，而后称王。这是从三面对朝歌形成合围，朝歌门户已然洞开，按说傻子都知道周人想干什么。恐怕商纣王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在讨伐东夷时，不小心让周人钻了空子吧。实际上，商朝惯于征伐，以武力维系共主之威，树敌颇多，最后的确是不得当时舆论人心，无法避免多线作战。这种战斗基因，在之前数百年里，不断的扩散传播先进文化和技术，强力聚合众多邦国部落，减少和冲破各个地区的行政壁垒，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走到商末，生产力极大发展后，文明理念加强，更先进的农业经济成熟，显然需要稳定的耕作环境。强硬的战争扩张，是商朝作为渔猎民族的路径依赖，不合时宜。封建扩散，是周朝取代商朝，顺应了历史发展阶段性需求的原因所在。
牧野之战时，商纣王竟能临时拼凑起17万奴隶军队对阵周武王不到5万正规军。可见殷商奴隶数量之众。试问在当时的人口条件下，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迅速获得数量众多的奴隶？恐怕不是刑罚，而是战争。事实上，这些奴隶的临阵倒戈，助周灭商，也正说明了奴隶对商的仇恨，绝非一般刑徒之恨。秦朝的刑徒军可还给秦续了一把命呢。
驯化走兽多于家畜。坐在大象上的商兵，就是这种霸气豪放派形象的展现。
豪放而不拘礼教约束。妇好作为第一夫人，直接领兵上阵杀敌，且老婆打仗勇猛还被武丁极力推崇，可见尚武在商朝绝非一时风潮，可见商朝的不拘泥礼教，颇有游牧民族之风。商人大规模人牲、人殉制度，甚至有更为虔诚的贵族殉葬的例子，也体现着一种不惧流血，不惜生命的斗争精神。
商朝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是防止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对成年国王的偏重需求，不得不说，共主的安全环境，可能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周人灭商后，谋求改朝换代合法性和合理解释时，着重反思殷商败亡命运，总结其为失德，也可反印商朝在武力征伐上做的太过，不得人心。毕竟这些是舆论导向的政治说辞，很大程度上是顺应当时舆论形势的，不会是完全的捕风捉影。
周朝的革命，是农业经济主导下的文化、制度革命：
周人就相对太规矩了。信奉天道酬勤的朴实农民，看不惯商人的奢靡自由化。他们批驳商人酒池肉林，刮财宝，爱美女，周公还专门写了《酒诰》作为禁酒令。这种至今犹存的德行意识，当真源远流长。
周人不重商业，不似晚商文化的奔放和华美。天人观的周人，注重农业生产。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经济模式，对劳动力充沛性、作业环境稳定性需求极为苛刻。所以整个西周的政治基调还是以德说事，少动干戈。同时，经验技术的传承，产业产品的传承，有助农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周朝都非常重视。所以周朝偏重历史记录，推崇以人为农本，在意社会秩序的稳定，鼓励个体行为向集体要求最大程度的规范…所以，农业为本，安土重迁态貌的周文明，势必会深度挖掘“德”的社会价值。这是历史规律。
周朝对德的推崇，是从先周就开始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周文王身体力行得树立了一个美德善行的圣王形象，向天下昭示周以德立国，向后世子孙设立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周武王克商后，对殷商遗民主要采取怀柔安抚策略，也是道德推崇的体现。周公则更是将文化层面的德，进行了秩序设计和制度层面的改造。这种强调“德”的公共伦理内涵，是中国区别于西方那些强调“爱”的个体心理层面的，中国后来天下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盛行的根源。
至此，西周确立了宗法制。
这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中国数千年的约定成俗。在大宗、小宗不断分化下，诞生了中国独有而庞大的“士 阶层。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舆论贡献，是中国几千年统一的信仰基石。王朝的血统稳定，也是促进中国长期统一的因素之一。祖先崇拜由此成为普遍性的文化心理。在中国，频繁祭奠先人，追缅先人，尊崇孝道，几乎具有强力的社会道德约束力。中国人至今以德的行为视角看待父母和子女，而非西方人以爱的心理视角看待父母和子女。这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普遍特征之一。宗法制的后续影响，还在于生产力和交通技术落后，人口稀少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伦理，价值体系，推动了家族治理，有效的解决了一个早期的世界性、历史性难题：集权体制下，对基层人口的有效管理。在古代中国，只要德行不失，宗族和血统，其实是更为稳固的传承纽带。中国也是因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生育文化，拥有了这么长久的第一人口。
西周确立了礼乐制。
这不仅使本该处于邦国混战的那个时代，在一套务虚的文化认同标准牵制下，迅速安定下来，并将华夏文明通过软实力方式持续扩张。这也促使道德标准成为了中国人的心理约束。中国人有信仰吗？信教的民族总想嘲讽我们这一点，但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又简单又实用：祖先，以及人言可畏。从西周礼乐脱胎而来的儒学，是不断根据时代进化的理论指导。鞭策我们这个民族能活这么久，如今还这么强大的，就是我们文化环境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价值观要求——行为规范。当然，每当执政民族游牧化或渔猎化，这种文化心理都会不同程度萎缩。但它从未断绝。
西周的井田制。
虽然后来制度破产，但它的影响至今犹在：中华文明的经济制度，从此始终围绕农业与土地。这是天人观，人本思想，天命唯德，在经济方向层面上的确立。中国从此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他的扩张汲取，他的对外输出，无不以稳定农业发展环境需求为核心。这也形成了中国人少有的疆域历史观，而非更普遍的民族历史观。在发炎人说“自古以来”以阐明我国领土合法性的时候，有些反复迁徙的民族国家或者非土著遗民国家，应该是挺懵逼加抓狂的。
西周的封建制。
虽然在大一统之后也破产了，但是直到明朝初期还一度反弹，也蛮有韧性的。其实封邦建国的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即使没能使华夏成为一个行政共同体，却让华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于西方采邑制度下，贵族领主自下而上的奉选国王，教会盖章加冕即可。西周的封邦建国，是自上而下的授权。诸侯的合法性来源，从逻辑上来说仍是天子。天子这个流于表面，却有无法绕开的文化实质性的权利，一直保持到战国末期。宗法制下，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锄头所致，尽皆王臣。可以说，一旦时代进一步发展，技术成熟，均势打破，行政的统一，在中国是必然和迟早的事情。罗马的统一，是一个行政主体征服并兼容不同文化圈的结果。中华的统一，是文化在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封建制下的优先统一，行政体顺其自然的经过优胜劣汰后，随之统一的结果，二者结局岂会相同？
文化心理的统一，是一个比文字、车轨、风俗，更重要的统一要素。说的直白些，那就是信仰。科学发达如今天，威胁统一的因素，仍然是信仰。周朝的天人观，人本思想，礼乐文化，宗法制度，恰恰是把信仰统一，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对世界存在的解释，对执政合法性的解释，对人类追求方向的解释，在当时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有逻辑性、合理性，以及可实践性。这样的文化说服力，怎么会不推助中华文明持续大个头了几千年呢？此后，内在的行政分裂，大多是阶级问题，政治问题，或者制度问题。这些历史通过筛选统统都搞的定。对周人“德”的信仰，这种文化的内在凝聚力，才是迟早重回统一的根本。比如帝国制度后，经历最长一次大分裂而重新统一的隋，伐陈时就向南人广发传单，列举对方失德行径。要知道此时，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已经分离了数百年。但南方欣然接受了隋唐的统一。为什么？因为南北的信仰是一致的，且非宗教性的，都是“德”。对于宗教国家，民族国家来说，他们虽然也要求道德，却不会因德而否认政权合法性。这其实也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文化心理基础。东亚最深受华夏熏陶的台湾和韩国，就越发展现出了华夏文化心理与西方制度不兼容、矛盾性的一面。
西周创业期，文王、武王、周公三代人，一直持续探索这种对“德”的信仰塑造工程，最终完工于周公。西周中后期，关中土地在王室进行持续百余年的食邑分封后，周王手中土地资源已极其匮乏。这种情况倒逼西周王室开始发动一些对外扩张战争，逐渐丧失了贯穿西周都在尊奉的“德”的理念。最终，西周失德，导致礼乐制度逐渐自上而下的崩溃，诸侯也理所当然的背弃西周制度，西周灭亡。东周之后，王室逐渐衰微，无力继续主导礼乐这种制度层面的“德”，但周的“德”在文化层面无疑胜利了，并且贯穿此后近三千年至今的整部中华历史。
西周对天道和世界的解释，中国人足足用了3000年，东亚各国也取经直至近代。而现在的中国，GDP也第二了，产业门类越发齐全，最缺的，恰是如何去用自己的文化逻辑，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解释这个世界，解释政治的存因、规律和方向，解释个人与集体应如何协调各自追求。现代霸权，是把武器部署到别人那里，把军队驻扎在别人的土地，不用吭声，用不动武，他就会围绕着你的全球产业体系转，高价购买你的高端产品，低价向你输送低端产品，怎能活得能不舒服？软实力，就是起码做这些事时，得让当地人相信你的正义性。这一点，今天做的最好的，仍是美国。中国，其实还是在用三千年前的“德”，来对内解释政治合法性来源，比如“小康”“人民幸福”，未免欠缺点现代精神和对外说服力。中国需要的正是一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心理进阶。
周武王当年留下了纣王的兄弟箕子和微子。箕子受封在当时气候条件下，尚算苦寒之地的辽东朝鲜。微子在三监之乱后，受封在商族龙兴之地，却也是四战之地的宋国。宋国立国后，仍抵触新兴的周文化和周制度，不奉行嫡长子继承制，而继续坚持殷商兄终弟及的优先继承制度。整个周朝华夏文明圈，通过数百年的对殷商旧文化的舆论攻防战，在文化上通过孤立宋国，比如出现大量嘲讽宋国的成语，加上宋国坚持殷商继承制度，搞的自己内乱不止，形成了文化优劣的现实比对。最终，以诞生了一位，在后人看来简直是窝囊迂腐的宋襄公，这位实现宋国文化转型，坚定遵守周朝礼乐文化和制度的春秋“弱”霸，宋国才真正受到尊重，并延续到了战国后期。
加上春秋礼崩乐坏时，出身殷商、宋国王室的孔子，开创儒学，为礼乐文化呐喊还魂，商、周文化正源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有趣的是，与倡导农本的后世儒家不同，孔子本人的言论多显轻农思想。他从不介意爱徒子贡经商，却在背后嘲笑以务农为志愿的弟子樊迟。直到临死前，孔子对着经商成功的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闲，予始殷人也。”一生为周礼奔走呐喊的孔子，始终没忘记，他是殷商的后裔。但作为历史当事者的他知道，殷商文化早已不合时代了。
最后，写了这么多，并非要抹去商朝的作为文明正统的历史。比如文字，比如青铜铸造技术，比如商业起源，比如越发完备的国家形态，商朝堪称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探索者和起源之一，也不可否认，商族作为共主，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体。但是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上讲，毫无疑问，周朝是中华文化开创性的奠基者，也是最终敲板的定鼎者。我们今天的文化心理犹存诸多周文化痕迹，尤其是蛮族这种夷夏文化概念，就是周朝发明的东西。如果说周朝是蛮族，那亦可问，谁是华夏？亦可说，从未有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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