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其于洪武一朝展开严厉的反腐运动，为中国历朝历代所鲜见。朱氏反腐也确以颁布种种律令为特色，有规定，有案例，如贪污60银两，除了枭首，还要剥皮制作标本警示后人。他不但坚决实施各项反腐规定，还要求全国官民认真学习诵读，时时检查、对照，甚至将规定铸成铁牌，立于大庭广众之中。这样的反腐运动，说它注重制度，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制度，可完全是两码事。

简单说来，朱元璋反腐，尽管颁布了许多律令与规定，却脱不出人治的窠臼，而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则是法治反腐。差别就在于：《大明律》《大诰》等法律规章是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少数人制定的，且管不着他朱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权大无边；我们今天的法律必须经由全体公民（通过代表）制定，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在法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逾越法律。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凭一时之怒，“法外加刑”，任意滥杀达数万千计，他自己也觉得过分，晚年曾找理由加以开脱，表示“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当然在皇权至上的制度下，这属于空话。

人治时代，百姓痛恨官员腐败，寄望于反腐强人的出现，朱元璋恰是这样的强人。他统帅三军，开国打得天下，树立了绝对权威。洪武十三年杀宰相胡惟庸后，进而取消宰相制，朱皇帝便集国家各项最高权力于一身，只见贪官如割韭菜般一茬茬倒地，成效不可谓不显著，直杀到政府机关无官办事，不得不发明案犯戴镣回衙上班的“徒流”办法。可是贪官前赴后继，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怎么也反不完！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牵出各地官员，有几万人被杀。老朱叹曰：“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e！”他想不明白“朕自即位以来”，以如此强力的手段和残酷之极的刑罚，仍不能遏阻腐败，众官“俱系奸贪”是何道理？直到56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对话，才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政治腐败亡国的周期律。

说到这里，还须提及史载朱元璋也曾许民执贪官进京，这种事即使有也没什么意义，其与毛泽东上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性质根本不同。朱起兵草莽，但他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当上皇帝，就变质成为了“民”的“主子”，他对贪官的仇恨或许还与其民间出身有那么一丝联系，然其反腐的目的已完全是为了维护朱家的私天下，而朱家天下绝对不可以抬高“民”的地位，让“民”来参与政事的，他极其敏感、毫不含糊。朱元璋读《孟子》，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语极为恼怒，说孟子“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把孟子牌位扔出孔庙。朱家王朝对人民的榨取和欺压一点不比历朝逊色，洪武末年供诸王府消费的禄米就占到全国收入的1/4以上；有官员上书建议朱皇帝不要选已经许配人家的女孩进宫，竟被他活活剁成肉泥。

当然朱元璋也知道反腐没有监督不行，他采取一种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即派亲信巡视，“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这些亲信人员叫作“检校”，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政府其他部门无隶属关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原来的检校只有侦察权，没有审判、处刑权，锦衣卫则集侦察、审判、处刑于一身，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可怕，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均在其监视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由于这种监督权力自身不受监督，锦衣卫特务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成为有明一代最黑暗的事迹。

我们现代社会反腐败，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当年朱元璋虽没有念过什么书，却深知钳制思想舆论，对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性。他下令《孟子》一书中那些“民贵”“君轻”的有害言论必须彻底删除，方可印行；并且镇压那些不肯合作的读书人。《大诰》中有条律说：“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随着宫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朱皇帝愈发不信任读书人及其文章，总觉得他们不满现实，在变着法子骂自己。洪武年间的文字狱迭出，且荒诞不经，如因老朱造反起家，当过和尚，读书人作文须忌“则”字（安徽口音同“贼”），还须避“秃”“光”等字，否则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朱氏这种所作所为，给中国历史文化增添了一页耻辱。

强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死，其反腐运动亦随之偃旗息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朱家叔侄便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大打出手；朱元璋在世时，曾订太监不得干政铁律，甚至不许太监识字，他的子孙们却演出了纵容刘瑾、魏忠贤等阉党乱政、腐败得一塌糊涂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