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一八九四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随后国际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皇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的罪恶行径，已为世人知晓。可是，沙皇俄国在甲午战争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苏联历史学界闭口不谈沙皇俄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卑劣行径，西方某些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一八九四年七月，正当日本借口朝鲜问题蓄意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沙俄政府通过它的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外交文书。内称：“俄国皇帝陛下政府见日本国皇帝陛下政府之宣言中，声称对于朝鲜无侵略之意……表示大为满足”，并希望日本政府“谅解”此前俄国让日本从朝鲜撤兵的“劝告”（全文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一至三○二页。）。对此，日本政府“深表感激”（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五日俄国驻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见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下简称《红档杂志选译》），第四二页。）。这与日本政府终于在七月二十五日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不无关系。
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中日开战以后，却说什么中日战争是一种“误会”，俄国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且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缓和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争端”（一八九四年八月八日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红档杂志选译》第六六页。）。实际上，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行径，绝不是什么“缓和”争端，而是居心叵测地企图从中渔利，推进俄国的侵略政策。
我们先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经过，来看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八九四年初，朝鲜南部爆发了秘密组织“东学党”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大起义。五月底，农民军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王国政府准备请求中国清朝政府“出兵代剿”。于是，此事便成了日本蓄意对华发动战争的借口。六月二日，日本海军大臣命令常备舰队向釜山、仁川集结（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清、日俄战争》，有斐阁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四页。）。随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令驻朝公使带兵返任。日本的参谋本部也下达向朝鲜派兵的密令，并征集民间船舶待命。至六月五日，日本便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以作为对外战争的决策机关。所有这些，表明日本决心利用朝鲜问题，对华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沙俄驻日公使希德罗渥于六月七日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希德罗渥明确知道日本政府将乘朝鲜内乱之机，“对朝鲜进行政治干涉，并不惜同中国进行战争”（田保桥洁：《日清战役外交史之研究》，刀江书院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九二页。），同时，他已得到确证：日本业已紧急派遣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并且还在向朝鲜沿岸集结海军（六月八日俄国驻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六页。）。如此规模的军事调动，显然不是日本政府声称“保护使馆”所能解释的。但是，希德罗渥在给本国政府的紧急报告中，却对日本政府的军事行动寄予同情，他不仅对于日本的异常行动“不作任何阐释”，反而根据日本外务大臣的谎言，向本国报告说：“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目的纯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至于中国政府被邀出兵一事，希德罗渥则重复了日本外务大臣的“耽心”，即认为“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图留驻朝鲜并控制朝鲜”（六月八日俄国驻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急件，《红档杂志选译》第十页。）。显而易见，从希德罗渥的这份急件中，不难看出沙俄自始对于日本出兵朝鲜就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希德罗渥貌似“客观”的电文，实际上是在替日本出兵入侵朝鲜辩护。因此，直到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以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依然认为：“俄国自始并不敌视我国”（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书名为《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重庆版，第一○四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之前，俄国驻朝鲜的代理公使却假惺惺地对中国驻朝代表袁世凯表示：“由于中国出兵，日本政府也要向朝鲜出兵，若同中国对抗，那么中国军队就要一边讨伐‘贼兵’，一边防范日军，请予以注意。”（《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一七三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沙俄插手中日之间进行挑拨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时袁世凯在同日本驻朝使馆人员的谈话中透露，“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中，也有向我总理衙门诉说种种离间之事者”（《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一七三页。）。这话虽然不能完全断定指的就是沙俄驻华公使，但沙俄确实是这样干的。
六月中，朝鲜政府照会各国，表明内乱的趋势正在减弱，“汉城并无危险”（转见六月十一日俄国驻汉城公使馆参赞电，《红档杂志选译》第十三页。）。因此，当时各国驻朝公使对于日本派遣众多士兵进驻汉城一事，“感到惊愕，私下怀有异议”（杉村浚：《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十页，转见中□明：《日清战争之研究》，青木书店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二七页。）。连当时日本驻汉城使馆的官员杉村浚也承认：“观察汉城之形势，颇为稳静。且不说无须许多卫兵，就是业已进入汉城的四百多海军，也宛如平地起风波之势”（杉村浚：《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十页，转见中诼明：《日清战争之研究》，青水书店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二七页。）。这种局面使日本派重兵侵入朝鲜失去了“理由”。各国公使也“断定日本……有乘机侵略朝鲜之意”（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九页。）。但是，此时的沙俄政府不仅拒绝对日本侵略朝鲜有任何干涉，反而在十三日午后通过它在朝鲜的临时代理公使直接对日本驻朝公使表示，“满意”日本出兵朝鲜的理由（见六月十四日日本驻朝公使致外务大臣，第五五○号文书，《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五页。）。这就使日本有恃无恐，随即废弃了同中国驻朝代表所达成的不再增兵朝鲜的口头协议。
此后，日本政府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陆奥宗光前揭书，第十一、十五页。）。于是在六月十六日采取“权变行动”，向中国清政府提出了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骗局。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这种手段“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陆奥宗光前揭书，第十一、十五页。）。意即制造口实，挑起中日战争。对此，清政府驻日公使当即表示在研究朝鲜内乱之善后问题前，中日两国应首先从朝鲜撤兵。这本来是合理的，也是避免中日发生战争的唯一途径。但是，日本政府拒不撤兵，坚持所谓只有在朝鲜内乱“无再发之虞”时，日本方能撤出入侵军队。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口。关于这一点，沙俄政府也十分清楚中日战争爆发后，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供认：“（俄国）外交部很明白，所谓改革不过是中日冲突的借口”（八月八日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红档杂志选译》第六七页。）。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却象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所默契一样，于六月十七日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表示，“保护日本在朝鲜的臣民和商业，是属必要，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七一页。）。六月二十日，中国政府曾请沙俄调停中日在朝鲜的矛盾，沙俄政府也曾表示同意。但随后不久，在沙俄政府得悉朝鲜局势“极为紧张”，“日本宣称如果中国不接受上述建议（即指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决不由汉城撤退军队”（六月二十四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十六页。）的情况下，它决定：“仅限于表示支持汉城政府对中日军队撤出朝鲜国境的申请。至于李鸿章所要求的我国正式调停，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可能进行”（六月二十八日俄国外交大臣上沙皇奏，《红档杂志选译》第十九页。）。这就是说，沙俄此时根本无意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人们知道，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还是一个后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它的羽毛尚未丰满，因此，在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上，十分重视列强、特别是英俄两国的态度，并且早就作出决定：“严限事局于中日两国之间”（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三页。）。日本自出兵入侵朝鲜以来更不断打探俄国的动向，沙俄此时所谓“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能进行调停的决定，实际是暗中迎合日本外交和军事上的需要。英人赫德也说：“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九月三十日，赫德自北京给金登干的信，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五九页。）。
六月末，日本政府依恃重兵，声称“独力”对朝鲜进行“改革”，即欲武力贯彻把朝鲜“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回忆录，转见中□明前揭书，第一二○页。）的最终目的。为此，它要尽力排除第三者的干涉，特别是英俄的干涉。六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训令它的驻俄公使向沙俄政府表示，只有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或者是对于日本政府所谓“独力”改革朝鲜内政，“不作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时，日本才能从朝鲜撤兵（《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七六——二七七页。）。而沙俄政府竟表示“同意日本要求的主要意旨”，因此，日本公使判断：“俄国目前并非让我撤兵之形势”（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俄公使致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八二页。）。这就完全暴露了沙俄纵容日本侵略的真实面目。
在这里，有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即六月三十日俄国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的一份所谓“忠告”日本从朝鲜撤兵的公文（全文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八四——二八五页。）。近年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它作为沙俄充当了“和平”调停者的证据（参见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等。）。实际上，这是为老沙皇涂脂抹粉。其一，在沙俄发出此一“忠告”前，俄国亚洲司司长克卜尼斯特在会见日本驻俄公使时，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日本公使所说的“俄国同意日本要求的主要意旨”和“俄国目前并非让我撤兵之形势”，才是沙俄此时的真意。其二，在俄国发出此种“忠告”以后，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一再说明，俄国对于日本的“忠告”，不过是一种“友谊”（七月七日、七月十日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电，《红档杂志选译》第三十、三五页。）。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后来供认：“如果俄国政府以中国的主张为是，迫使日本撤兵，而日本不答应的话，则担心导致俄中结成同盟对日开战，这不仅是俄国政府所不希望的，而且俄中结成同盟突然击败日本，造成增进中国势力权威的结果，更是俄国政府所不喜欢的”（转见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四卷《日清战争与三国干涉》，鹿岛研究所一九七二年版，第七十页。）。这就完全暴露了沙俄的本来面目。当时英国驻华公使也说：“俄国暗中赞助日本的各项行动”（转见七月一日俄国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二五页。）。而且清政府军机处也密谕李鸿章注意俄国是否另外“觊觎别谋”，命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六月二十五日军机处致李鸿章密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十三卷，第二五页。）。可见，中外对于沙俄在此期间的阴谋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察觉。
时至七月，日本蓄意对华发动战争的企图更加明显。是时，日本已向朝鲜派出了七、八千军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外务大臣于七月二日对沙俄上述所谓的“忠告”作了答复。他说：“帝国政府之措施，并无侵略疆土之意，完全是针对目前形势而不得已的。因此本人毫不迟疑地向俄国特命全权公使阁下保证：在帝国政府认为朝鲜国内形势完全恢复平静，将来不再有何等危险时，当撤回目前在朝鲜的日军”（《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八九页。）。从这一复文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丝毫没有改变既定政策。当时俄国的驻外使馆也不能不报告说：“中国已接受我避免武装冲突的忠告，不再向朝鲜增兵”，而日本的军队仍在“不断增加”，“日本军队的行动非常富有挑衅意味”（七月一日俄国驻北京公使政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二五页。）；“此处情况日趋危急”（七月五日、七月八日俄国驻汉城公使馆参赞致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二九、三三页。）；日本军队“显然另有企图”（七月五日、七月八日俄国驻汉城公使馆参赞致外交大臣电，《红档杂志选译》第二九、三三页。）。而沙俄政府在接到上述种种报告之后，竟于七月九日秘密告知日本驻俄公使：“俄国政府满意贵大臣的答复”（《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九九页。）！日本政府十分领会俄国的真意，特别在该情报的末尾标加了红色的“本电文需要特别机密”的字样（《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二九九页。）。接着，日本政府便作出了向中国政府递交所谓“第二次绝交书”的决定。同时，训令驻朝公使：“今有施以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使用何等口实，开始实际行动”（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三九页。）。
七月十三日，俄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正式递交了外交公文，对日本所谓在朝鲜恢复平静，变乱无再发之危险时准备撤兵，表示“大为满足”（《日本外交文书》第二七卷第二册，第三○一至三○二页。）。至此，日本完全打消了俄国可能干涉的顾虑。次日，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故意在“第二次绝交书”中，加了指责中国“有意滋事”的字样（见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原书房一九六六年版，第五十页。）。至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便在与英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后，出动陆海军，不宣而战地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以上种种，说明一八九四年七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除了它本身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之外，同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对它的暗中纵容是分不开的。简言之，正是那个声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沙俄政府，在暗中赞助日本的侵略行动；正是那个口称“缓和”中日争端的沙俄政府，在背后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从而加剧了中日两国的对立。因此，恩格斯在当年的九月，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卑劣行径，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九卷，第二八五页。）。
二
沙皇俄国把日本作为工具、暗中赞助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并且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五页。）。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政府愈来愈疯狂地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在亚洲，仅在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年，沙俄就利用英法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同它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以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的手段，割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三年担任阿穆尔区（沙俄霸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后，在那里设置的行政区域。）总督的科尔夫上奏沙皇：“由于一八六○年所缔结的《北京条约》，我国的领地已达图们江，得以和朝鲜的国境相接，并使中国领土满洲丧失了海岸，关闭了它的东洋出口，这实为俄国之一大幸福。此后，我国之目标，则在维持朝鲜之独立矣。该国为东方之一弱国，此时非有强盛之保护国，便不足以保存其社稷”（转见渡边修二郎：《东邦关系》，奉公会一八九四年版，第三四一页。）。这表明沙俄在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后，又要把朝鲜作为“保护国”了。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沙皇政府在一八八八年五月、一八九四年八月和一八九五年四月召集的几次特别会议，策划侵略朝鲜。
一八八八年五月的特别会议，制订远东政策（沙俄这次特别会议记录的译文，见《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三○至一三七页。本文所引不再注释。）。根据这次特别会议的记录来看，它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俄国占领朝鲜是否合适以及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二是“朝鲜方面是否会威胁我们的安全”？三是“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去反对中国人对朝鲜的计谋”？有些人认为沙俄这次特别会议说明“俄国对朝鲜并没有积极的政策”（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加里福尼亚大学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七页。）。其实不然。沙俄这次特别会议正是为了觊觎朝鲜，对朝鲜形势作了种种分析，并制订了旨在利用日本的政策。
第一，在沙俄看来，朝鲜是“微不足道的”，“软弱而无自卫能力的邻居”，但沙俄又不敢立即占领朝鲜，而决定“非常谨慎”地干涉其内政，逐步取得“战略据点”。
第二，在沙俄看来，“中国对于朝鲜的命运可能影响更大，因为它和此一国家若干世纪以来就有关系”。会议决定：如果中国清政府对朝鲜内乱的干涉，“只是一种借口，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政府想把军队留在朝鲜的意图，并长期驻扎此一国境，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要采取压迫中国的方式”。可是，沙俄又认为：“为朝鲜而与中国战争，在任何场合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它所“不希望发生的”。因为这会使其有“大量的牺牲”，乃至俄国本土也会遭到其它强国的威胁。那么，怎么办呢？决策是“竭力支持东京内阁”。
第三，在沙俄看来，与朝鲜有关的其它国家中，英国“坚决支持中国对俄国计谋的疑虑”，其它强国“对于中国方面威胁朝鲜独立的危险漠不关心”，只有日本关怀朝鲜“不被中国人所夺取”。经过这样一番权衡之后，沙俄作出了决定，即“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此一方针”，并“使天皇政府完全信任我们对于此一问题的大公无私，以便在发生困难时得到俄国的协助”。
这就是沙俄这次特别会议决策的基本内容。三者是互相联系、相辅为用的。简言之，那就是沙俄既要“非常谨慎”地干涉朝鲜内政，又要“支持”和“协助”日本来反对中国，企图坐收渔人之利。至于沙俄为什么此时选中日本作为侵略的工具，沙俄显然也是有所考虑的。
在同其它列强、尤其是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沙俄对后起的日本估计不足。直到一八九五年，沙俄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还说：“在亚洲，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另方面，虽然日本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大概在相当时期内需要我们撑腰，即令不是对中国，也可以对付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与东方兴起的大国达成协议并非完全不可能”（一八九五年四月六日俄国外交大臣上沙皇的奏折，见《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一页。）。姑且不论沙俄能否与日本结成联盟来共同对抗英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沙皇政府确实想利用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远东形势十分复杂，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而当时中国的清政府还在朝鲜维持着不平等的封建关系。对于沙俄来说，为了侵占朝鲜必须首先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因此，在朝鲜问题上，沙俄明明知道日本对朝鲜怀有“扩张的意图”，但仍然作出了“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决定。以便在侵略东方的过程中，“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八卷，第一七○页。）。
沙俄这次特别会议的决策十分重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批准了它。事实表明，甲午战争期间沙俄政府所作所为正是按照这次特别会议的决策行事。近年来日本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指出：俄国一八八八年的决策“过低地估计了日本的朝鲜政策，而日本政府特别是山县有朋等人也误解了俄国的朝鲜政策”（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四二至四三页。）。
三
自从朝鲜发生内乱以后，沙俄就十分注意朝鲜的局势。六月间沙俄向朝鲜派出了军舰，同时也想趁机出兵朝鲜，以便浑水摸鱼。所以，日本侵略者也说：“（俄国）非得鹬蚌两获之利，则欲尝熊掌或鱼之一味，唯待时机而已”（陆奥宗光前揭书，第六六页。）。六月下旬，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抱病专门停留天津，同李鸿章接触，企图从中“调停”。对此，喀西尼有个绝妙的自供。他说：“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们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红档杂志选译》，第六七、十五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比之喀西尼还要“高明”，他不仅同意了喀西尼的意见，而且在给喀西尼的训令中又加上了一点，即“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红档杂志选译》，第十四页。）。英人赫德说：“俄国公使逗留天津，阴谋在那里召开会议，如果成为事实，喀西尼又可获得一次胜利。而中国呢？它可能又被人撮弄一番，并且还需付给撮弄者一笔代价”（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第四八页。）。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不宣而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沙俄政府于八月二十一日又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在中日战争业已爆发的情况下，俄国应采取何种措施。会议的第一项结论是：“认为积极干涉中日战争是不符俄国利益的”（见《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一、一四二页。）。从会议的记录看，参加这次会议的两个重要成员，即沙俄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都有“日人占领朝鲜对我们最为不利”的说法（见《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一、一四二页。）。而参加会议的海军代理大臣和财政大臣也都表示，增强俄国在太平洋上的舰队和补充俄国边区的军事物资“并无困难”（见《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一、一四二页。）。按照这些说法，沙俄政府作出积极干涉的决定是更符合情理的。可是俄国政府为什么作出了上述的决定呢？原来，沙俄政府此时仍是以利用日本来推进它的侵略政策为基点的。这第一项结论接着又说什么“我们应继续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行动，努力使交战双方尽速停止军事行动而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二页。）。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俄国官方说惯了的谎言。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俄国政府拒绝了十月间英国所提出的，以各国共同保护朝鲜的独立和中国对日赔偿战费为条件，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的提议。正如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所说的，他已经看出了“英国从来不愿错过机会利用情况来加强它在远东的地位”（《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页。）。这说明沙俄的大臣们是有所考虑的。与其同英国一道干涉日本，造成各国联合占领朝鲜的局面，不如等待时机，利用别国的矛盾来达到俄国的目的更为有利。
因此，沙俄政府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所作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不必另作中立声明”，但要“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注意尊重我国的利益”（《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二页。）。所谓“不必另作中立声明”，不过是吉尔斯以前说过的不能限制“我们将来行动的自由”（八月八日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见《红档杂志选译》，第六七页。）而已。
俄国此次特别会议结论的第三点，是“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朝鲜的现状”（《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二、一四○页。）。本来，所谓“朝鲜现状”从日本军事入侵朝鲜那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了。沙俄政府此时依然声称保持朝鲜现状，显然不是指中日两国军队同时驻扎朝鲜的现状，更不是指英国在战前所主张的中日分别占领朝鲜的建议。不过是像陆奥宗光所说：“俄国原来之欲望，虽属远大，但现今准备尚未就绪，故目下之急务，在使东方之该区域暂时维持现状，以便他日偿其奢望时，无何障碍”（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一○四页。），如此而已。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沙俄这次特别会议的结论，同它一八八八年的决策是一脉相承的。
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期，沙俄政府从中渔利的企图就更加明显。它不仅支持日本政府讹诈中国，并且怂恿日本割占当时并无战事的中国领土台湾，公然向日本政府表示：“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俄国驻日公使以私人名义对日本外务大臣所透露的俄国政府的意图，见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一○七页。）。目的是把日本的矛头引向南进，为自身日后侵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准备。尤有甚者，沙皇的侍从武官长奥布鲁乞夫竟在一八九五年二月间公开表示：“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六页。）。随后，俄国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便在四月六日两次向沙皇尼古拉提出奏折，为俄国在远东的侵略目的作了详尽的规划。他说：“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在远东的现状，而仅限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没有比中国更好的‘盟国’了”，“可是，……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需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沙俄政府对远东所抱有的巨大野心。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国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日本政府不仅从中国讹诈了巨大的赔款，而且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辽东半岛。至此，沙俄利用日本的政策基本告一段落，而后则开始同日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因为在沙俄看来，日本占有中国东北，就切断了它对东方侵略的进路。所以，在沙俄政府四月十一日所召开的第三次特别会议上，财政大臣维特就已提出了“我们应该坚决声明，……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的意见（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俄国特别会议记录，《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六页。）。这说明日本在军事上打败中国以后，日俄争夺东北亚的矛盾已经突出。如果日本占据南满，则将使俄国多年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丧失它的意义，而且也将剥夺俄国南下扩张的机会。因此，俄国政府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作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决定。即“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假使日本坚持拒绝我们的劝告，就对日本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俄国特别会议结论，《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九页。）。以后沙俄便同法国和德国一起，合演了“干涉还辽”的一出戏，迫使日本归还辽东。日本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干涉之借口虽在辽东半岛，但实则是因为朝鲜坠入我之掌中，至乃俄国最为嫌忌者”（小松绿编：《伊藤博文传》下卷，第二二○页，转见《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清、日俄战争》，第六十页。）。从此，日俄争夺东北亚便成了远东地区国际争夺的主要矛盾。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给驻法公使莫伦海姆的信中，具体而又十分朋确地表示：“当我们已为中国尽力（指三国干涉——本文作者注）之后，更希望使其领土及早脱离日本之势力，……但这并不是激动我们的唯一动机。我们今后同样重要之计划，为使中国依附于我们，不让英国在华伸张势力……此为我们现所执行之远东政策的关键”（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八○页。）。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政府以诱惑和威胁的手段同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随后签订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合同章程》，在中国取得了筑路权、经营权和运输军队等特权，把侵略魔爪一直伸进了中国东北地区。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出兵强占了旅顺、大连，抢走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好的胜利果实”。与此同时，一八九六年七月，沙俄取得了镜城煤矿的采掘权（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研究室：《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朝鲜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一二一页。），接着又取得了庆原、钟城两地的金矿采掘权以及图们江流域和鸭绿江上游的森林采伐权等等（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上册，朝鲜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二二页。）。因此，直到一九○一年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俄时，还对俄国外交大臣说：“日中战争中，得利最大的就是俄国”（平□笃编：《伊藤博文秘录》附录，春秋社一九二九年版，第二二至二三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进行了十分隐蔽而又十分阴险的活动。它利用日本，扩大了它在东北亚的侵略势力。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皇俄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7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