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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关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史界有两种观点：（一）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陈独秀违背了国际路线，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错误的，陈独秀只是执行了这条路线，国际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文过饰非，寻找替罪羊。陈独秀自己则说，他是“尊重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主张【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５、３９６页。】。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本文试作一分析。
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体现在它当时作出的一系列决议和指示中。这些决议和指示，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陈独秀对这些决议和指示，有的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而在执行时，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是违心地执行，往往是自觉地创造性地执行，即使在大革命后期也是如此。正如大革命时期一直在陈独秀手下工作、后来又一起转向托派的郑超麟所说：“他执行的是国际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注：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１９２３年１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并指出“这不能以取消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５月，国际又作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４日，共产国际就孙中山逝世，又号召中国革命者“坚定不移地同蓄谋歪曲孙中山立场的人、同蓄谋让他的党向帝国主义者妥协的人作斗争”【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１０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所以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大革命的掀起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期间，陈独秀虽然发表了一些右倾的言论，如在三大上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等，还发表了两篇观点很错误的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但是，从他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基本上执行了上述共产国际的指示。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１９２５年下半年，革命形势趋向低落：国民党老右派乘孙中山逝世，加紧分裂活动，形成“西山会议派”，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新右派戴季陶发表一系列小册子，叫嚣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左派首领廖仲恺被刺身亡；在北方，曾给革命带来希望的奉系郭松龄部队倒戈失败，等等。面对这种形势，在１０月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首次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是违背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的，自然遭到“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５页。】
但是会议还是受到了陈独秀这种主张的影响，确定今后对国民党不再强调“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方针，而是认为国民党内演成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应该退出漩涡，让国民党左右派自己去斗争，我们不要去包办代替。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秘密的组织，并全力以赴地公开地从事政治运动”【注：转引自《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新入党的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注：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王若飞后来评论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注：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从此，党对国民党的方针，就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轨道，实际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这就是陈独秀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待国民党和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
由此看到，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和这个主张被否定后推行的“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投降，放弃革命领导权。而且前者是明显违背共产国际的政策，后者也并非如陈独秀所说是执行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至少他是把国际指示作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联合战线，这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如果要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正确和功绩的方面，那么首先应肯定这一点。对于这个政策，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不能轻易违背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曾始终抓住共产国际不准他实行“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把一切错误和失败都归罪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政策。今天，有人在评论陈独秀拒绝执行１９２７年５月指示时，也接受这种观点，认为在共产国际要求“坚决反对想要脱离国民党的要求”的情况下，就使“五月指示在中国贯彻成为不可能，更何况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中国已是六月，大革命已经面临失败的前夕，一个五月指示如何能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解救其倒悬？”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第一，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屡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不是正确路线，而是从放弃革命领导权，等资产阶级把民主革命搞成功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中产生的，是与“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思想一致的。在当时国民党已经成为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组织，右派猖狂进攻，公开叫嚣要排挤共产党、要争夺领导权的形势下，他不是迎头痛击，却主张退出阵地，这岂不是把整个革命拱手相送。
第二，从共产党方面看，若退出国民党，就会长时期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也就不会如后来那样，在工农群众运动中迅速成长壮大，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而没有第一次大革命的成果，就没有后来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那么，全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第三，不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并非势必要执行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恰恰相反，正如周恩来所说，共产国际所要求于中共的，正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周恩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八大决议和“五月指示”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而中央知道“五月指示”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他还强调：“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注：《周恩来选集》上卷１９６、１７１页。】（着重号是笔者自己加的）。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对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的典型事例，是与国民党新右派的上海谈判和在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代表中共，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谈判时，陈独秀首先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将在国民党二大上不增选中共方面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中共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并“保驾”对方回粤参加国民党二大。谈判后，他果然把这几位新右派骨干与戴季陶送回广州，并要广东因等他们回去而把国民党二大会期推迟。他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广州，贯彻他的意图，并且亲自致函广东区委要求争取右派【注：吴玉章：《第一次世界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１９６１第８期。】。
中共广东区委及鲍罗廷明确表示反对在国民党二大上执行争取右派的方针，打算坚决驱逐右派，准备反蒋；选举中央委员时，要使共产党员和左派占据多数。他们为此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张国焘在现场牵制，按陈的意图，划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好几位共产党员的名字，使中派和右派占了优势，给日后右派政变埋下了祸根。
二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上海区委的成员和党团活动分子近百人举行集会，一致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蒋介石。陈独秀起先只是“愤慨”，因不明真相“束手无策”；后来就打电报给国际，再次要求“退出国民党”【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５页。】，又被国际否定。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共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且这种破裂的责任，直接落到中共的头上。恰恰又是陈独秀自己，当时就承认“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注：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１４８期。】蒋介石当时尚且一面反共，一面还不敢主动破裂，事后还大耍两面派，表示自责，请求国民党中央处分等。
共产国际重申了“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同时指示要“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注：转自《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２０１页。】。但这里指的右派不是蒋介石，而是反革命活动比较露骨的事件直接肇事者“孙文主义学会”那些人。“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正回国述职。他于４月底回到广州，立即向中共中央代表彭述之和张国焘宣布莫斯科的方针，向蒋介石表示退让。他与蒋介石谈判，接受蒋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要求，同意支持北伐战争；蒋介石则同意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注：韦慕庭等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华苏联顾问文件》第２２８页，纽约１９５６年版。】
莫斯科的这个方针，与当时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及毛泽东主张联合其他各派反击蒋介石的意见比较，自然是右倾的。但是，它是策略性的退让，为了更大的一跃而后退，即一切为了北伐，认为只有北伐，中国革命才能摆脱广东日益增长的右派势力的控制，才能在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运动中发展，共产党也可随之发展壮大。到那时，就可以来一个“我们的三二○”，打倒蒋介石。所以广东区委接受了这个方针。
但是，陈独秀不理解这种策略，在执行这个方针时，走到了更右的极端。他在当时写的《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中，只说事件的策划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示意与蒋介石无关；而蒋反共，是由于误信“共产派倒蒋倒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注：《向导》第１４８期。】。在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采用倒蒋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注：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１４８期。】。更严重的是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从辩白中共并无“倒蒋阴谋”出发，不仅向蒋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而且肉麻地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这就使蒋干了坏事，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了嘉奖。对共产党则相反，受了打击，不但不还击，还责备自己不对，说什么：“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注：《向导》第１５７期。】这封信写得如此卑谦，如此偏颇，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思想情绪和他的个性特点，这样的文字，对于一个屈服于纪律、违心执行别人指示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在执行右倾的错误政策时，往往走得很远。
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开始，鲍罗廷和参加北伐领导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也开始执行反蒋计划，提出“迎汪倒蒋”策略。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曾在武汉地区掀起反蒋运动。这自然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打击右派的精神的。但是，在北伐前夕，中共广东区委派周恩来到上海讨论反蒋问题时，询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陈独秀让张国焘代表中央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不反对就是帮助蒋。周恩来事后评论说：“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２４页。】陈独秀在当时解释这个态度时却说：为了巩固联合战线，“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甚至认为，为了联合非但不能斗争，“不能希图消灭”蒋介石，“有时还需要扶助”他。因为蒋介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５６－５８页。】。这里，再次暴露了他自愿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
蒋介石显然看到了武汉与上海对他态度的差别，他就两次派人到上海，与陈独秀谈判，要陈和维经斯基赴汉扑灭反蒋运动。陈回答“我们赞成汪回”，但在以下三个条件下：“１．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２．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３．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７８页。】陈独秀还把这种政策写进了《中央局报告》，并强调：我们“决不是梦想回复到三月二十日前的局面，决不是倒蒋”。这就把广东区委原先计划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打倒蒋介石的设想，彻底否定了。
及至北伐军打到上海，全党都看到了蒋介石一路反共，杀到上海，要叛变革命的迹象；陈独秀也惊叹“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但是他却毫无斗志，仍充满幻想，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是反革命制造的“谣言”；宣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就完全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屠杀到来时，只得任人宰割。
当时，共产国际虽然仍不允许与国民党破裂，但它要求“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注：曼特林：《中国共产党为何失败？》，《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６日。】。这个指示要点有二：一是反击蒋介石正在策划的政变，这是基本精神；二是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这是出于对力量对比的右倾估计所提的反击方法上的建议。陈独秀等领导人，若根据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国际指示，粉碎蒋介石政变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因为第三次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可以趁热打铁，扩建１０万工人武装，附近还有已经爆发的江苏农民运动的配合。北伐军方面，可以争取薛岳、严重两个师和二、六两军。革命武力可以大于蒋介石。周恩来说当时蒋介石的第一军仅五个师，去掉最有战斗力的薛、严两个师，蒋的战斗力就“失泰半”【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７页。】。但是陈独秀却消极执行国际指示，只知“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６页。】，并因此与汪联名发表上述宣言，终于得到悲惨的结果。
有人曾以斯大林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说蒋介石是“反帝”和“服从纪律”的话，来证明是国际不让陈独秀反蒋，这不能令人信服。第一，从时间上看，斯大林的话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传到中国，作用于陈独秀（陈于４月６日即离沪赴汉）。第二，退一步说，若把国际指示中“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理解为“不准反蒋”，那么在执行“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指示时，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若根据实际情况，坚决粉碎蒋的政变，使革命前进，那么即使违反所谓国际指示，也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反过来还可促使国际和斯大林反省。后来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处理这类问题的。
所以，这儿有一个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问题。国际指示作为外因，毕竟要通过中共中央陈独秀这个内因起作用，结果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后者的思想水平和能力。况且，在大革命中，也并非没有陈独秀认为国际指示不正确或不能执行而拒绝执行的情况，对“五月指示”就是如此。陈独秀和罗易等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还说“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同时解释了暂时不能执行的原因【注：《罗易赴华使命》第１１２、３２５页。】。这也说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并非处在非执行国际指示不可的地位上。
三
以上事实表明，陈独秀并不是共产国际手中的一个木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活动。他的每一个言行也并不都受制于国际。从组织上来说，当时的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执行国际的指示，但在具体执行中，是有相当广阔的活动余地的，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综观陈独秀的一生，最辉煌的年代是五四时斯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期。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３年，他的转变和推动，对国共合作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卅运动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两个伟大的革命事件中，他又扮演了“总司令”的角色。如若离开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他决不能创造如此光耀千秋的业绩（至于在大革命中，陈独秀如何执行国际指示，创造出这些业绩，限于篇幅，本文恕不细述）。虽然大革命是失败了，陈独秀犯了错误，对失败负有责任，但历史是不会抹杀他所作出的贡献的。因此，在考察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时，既要看到是共产国际正确指导的结果，又要肯定他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领袖才华的表现，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和党内纪律约束，在限制他的消极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时被迫“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大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其是非曲直也不能简单评说。郑超麟也承认：“若无共产国际纪律的约束，大革命在他手里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注：访问郑超麟谈话记录，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５日，笔者整理。】另一位陈独秀的终生好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一生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全凭共产国际和中共纪律的约束，不然，他会乱来。”【注：访问郑超麟谈话记录，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５日，笔者整理。】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陈独秀对自己的思想作风，有过这样的表白：“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注：《给陈其昌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大革命时期，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他奉行的也是这个原则。
总之，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是：陈独秀在参与领导大革命的实践中，以他特有的思想和作风，给共产国际路线的贯彻和大革命的进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