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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
内容摘要：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台籍志士来到大陆，成立抗日团体，投入祖国抗战。在国民党中央的帮助下，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发起复台宣传运动，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参与台调会接管台湾的设计及人员培训。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台籍志士积极参加台湾接收与重建，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台籍志士与台湾光复的关系论及甚少。本文拟考察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复台活动，证实台湾光复与广大台胞的努力不可分开。
一、台籍志士参加祖国抗战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广大台胞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死伤数万人。血的事实告诉广大台胞，要想摆脱压迫，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必须自强不息，争取借助祖国力量。1920年代，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来到内地。在广东、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们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1]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台北芦洲人，1906年生，青年时期在岛内自发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投奔大陆，6月在广州参加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旋离校。1926年12月，李肇基等人酝酿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台湾先锋》杂志。得到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参与者有张克敏、李祝三等人，属秘密结社，利用报纸、宣传文书等，联络台籍青年，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的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我们每想念及台湾，便会联想到我们的总理，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在指导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我们知道孙先生逝世的日子，就是我们失去了伟大领导者的日子，同时也是叫我们应肩起一切革命责任的日子。”台籍青年呼吁，“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毋忘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2]
谢雪红，女，台湾彰化人，1901年生，本名阿女，苦力的女儿。1925年4月到上海，逢五卅运动，她参加游行，接触中共党员。此后，她化名“谢飞英”，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结识潘钦信、蔡孝乾、翁泽生等台籍青年。1926年，谢雪红、林木顺经中共党员的推荐，前往莫斯科。她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读，林木顺入中山大学就读。[3]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建党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馆二楼举行。除中共代表彭荣（彭湃）和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外，参加者有台籍青年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选出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蔡孝乾（缺席），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书记林木顺，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组织上归日共领导，业务上由中共代为指导。[4]受共产国际“殖民地人民要争取独立”政策的影响，台共制定了政治纲领：“1、打倒总督专制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台湾人民独立万岁。3、建立台湾共和国。”[5]台共主张台湾独立，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前提和目标的，这与祖国大陆人民打倒列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台共这一纲领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1928年6月，谢雪红返回台中家乡。11月，日共的新指示传抵台湾，谢雪红召集林日高、庄春火在台北家中开会，谢雪红获选中央委员。台共人数甚少，群众基础薄弱，毫无实际斗争经验，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影响。台共一开始就与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划清界线，放弃列宁的先联合进步资产阶级完成民族独立的斗争策略，发动对本土资产阶级的斗争。台共激进的政治主张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岛内的实际情况，新兴的台籍资产阶级避而远之，未得到充分发动的弱小工农群众无法跟随台共，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呼应。法网严密的台湾总督府对台共严厉打击。1931年6月，谢雪红在台北被捕，被判刑13年。
久住广州的台籍青年刘邦汉结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丘念台，过从甚密。1927年，台籍青年林云连等内渡厦门，转至广州，无意中相遇刘邦汉。他们结为同志，时常讨论有关台湾革命问题，于1932年3月成立台湾民主党。1933年10月19日，在广州的台籍志士林云连、余长啸、黄文光、刘武刚等人宣誓：“为我大汉民族争光荣；为我台湾同胞争自由。基于民族自主精神，创立台湾民主党。团结台湾四百万汉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政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7]丘念台、林云连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党，要求建立“台湾民主独立国”，是要继承1895年丘逢甲等人建立的“台湾民主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台湾。他们编印抗日刊物，活动于华南一带。台籍志士追求台湾独立，就是要摆脱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
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奔走呼号，历尽艰危，不断苦斗，就是要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他们对多灾多难的大陆同胞寄以无限的同情，渴望中国反帝革命运动的成功，希望祖国同胞能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大陆成为他们游学和开展反日活动的场所，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目的就是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重投祖国怀抱。20世纪初的中国多灾多难，无力收复台湾。台籍志士呼吁大陆同胞关心台湾，历经挫折。
台湾总督府不能容忍台籍精英的反抗运动，屡兴大狱，引发台湾独立事件、黑色青年联盟事件、北京新台湾安社事件等案，文化协会、农民组合遭检肃，1931年台共被破坏，民众党被扣上“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遭到禁止。对台籍青年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台湾总督府秘密侦察，严厉打击，许多人被捕。
日本帝国主义有恃无恐，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运用领事裁判权与对岸政策，遣送一些台籍流氓到大陆贩毒，从事不法活动，破坏台胞与祖国的传统关系。内地部分民众对台湾人由“疏而远之”一变而为“恨而恶之”，一些台胞陷入“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苦闷中，特别是在抗战前回内地的台胞体验最深。这种苦闷一度变为恐怖，在“宁错杀百人，不轻放一人”的口号下，一些台胞被内地军民疑为“日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台籍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祖国革命不成功，台湾将无以光复。台籍青年纷纷返回内地，投军效命，奋勇先登。祖国抗日军兴，岛内外台胞，欢欣鼓舞，认为祖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台胞必可重见天日。台籍志士李友邦成立台湾义勇队，还组织台湾少年团。
台籍志士谢南光（原名谢春木）是1920年代台籍精英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领导人之一。他以记者身份，来到大陆，不断向岛内民众报导内地社会状况。1938年9月18日，谢南光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加强内地台湾人的联合。他们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故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对中国各党各派凡坚决抗战者，“均认为师友，以求其教益与援助。”[8]
为了摆脱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台籍志士不断抗争，屡仆屡起，无奈日本殖民者法网严密，武力强大，仅靠台胞自身的力量，实难达成目标。祖国的抗日战争给台胞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们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进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但如台湾革命普遍发展，则倭寇之侵略政策，势必遭受重大打击。故加紧推动台湾革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就将来而论：中国欲保持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上国防之重点；闽之厦门，粤之琼崖，台湾之澎湖，适互为犄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至澎湖早已沦于倭寇掌握中，倘不收回，即海上国防必成残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不为功。再就台湾革命立场言之：台湾为一绝海孤岛，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纪，欲求自由解放，固须依赖台湾同胞之精诚团结与艰苦奋斗，但日本革命势力之赞襄与祖国之积极援助，亦为不可缺少之要件。由此可知，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9]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
国民党中央对台籍志士的抗日立场实表支持，却又不便过于张扬，以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警惕。到底是支持台湾回归祖国，还是独立或自治？国民党中央未给予明确答复；对台湾回归后的行政地位，是中国一行省或一特别行政区，也不清楚；对如何发挥台胞抗日的积极性，未作筹划。许多台胞回到内地，因无中华民国国籍，谋职党政机关，不敢填写真实台湾籍贯，而是报上闽粤祖居地。
1940年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约百人，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青年革命党”，柯台山、宋斐如领导的“台湾人民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党”，组织涣散。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固然大多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组织名目繁多却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有同样的感觉，与王启江、刘启光会商加强台籍志士的团结。
为了发挥大后方台籍志士的力量，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致电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寇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励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势力，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10]
国民党中央党部奉令网罗台籍志士，成立了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该党部属秘密机构，主要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地从事抗日地下工作。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国民党的一贯做法。成立群众团体，使之接受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有助于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但在大陆，并没有一个国民党中央认可的台湾人群众团体。在重庆的台籍志士近百人，就职于党政军多个部门，各组团体，自立山头，形不成较大的集体力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鉴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有的是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有的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中央党部授意台籍志士刘启光等人，要促成这些团体加强团结，步调一致，服务于对日斗争的大目标。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幕后组织下，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组织代表齐聚重庆，李友邦、李万居、刘启光、张邦杰、李友钦等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使之成为内地最大的台胞抗日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属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台籍志士“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他们渴求国民党中央能够予以组织上的指导及经费上的资助。[11]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在重庆成立，设“主席团”，下分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四部，为顾全现实及防止敌人破坏，采用“双料组织”的原则，在漳州、金华两地设立南北方面执行部，指派张邦杰、李友邦二同志为主席，分别发展沦陷区及台湾岛内的组织，推进革命运动。
饱尝日寇奴役的台籍志士眼看着祖国同受日寇的蹂躏，深知非帮助祖国获得抗战胜利，则无从以言台湾的复土，非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即无力以言帮助抗战。他们一面组织台湾义勇队，在祖国战场上配合作战，一面进行内部的团结，以加强抗战的力量。台籍志士深感，由法律上的收回台湾进而为事实上的收回台湾，必须等待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台籍志士，是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到台湾岛内，或敌占区，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罢工等活动，来骚扰日军的后方及侧翼。收复台湾并不是现阶段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因而，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国民党中央又不便公开支持，以保持距离，留下与日本周旋的余地。
三、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
祖国抗战与台湾解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台胞都能明了的。参加祖国抗战为何？台湾解放的路途何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台胞。一部分台籍精英主张台湾独立，最低限度实现台湾自治。在国民政府未明确表态收复台湾以前，台籍志士实无更好的选择，也怪不得广大台胞寻此下策。自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已成为祖国抗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胞求解放的出路不在于台湾独立或自治，而是重返祖国怀抱，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日本殖民者也不能容忍台湾独立，除非日本战败投降。台湾独立论实是异想天开，无实现的可能，谢南光、李友邦等人的台湾归回祖国论渐占上风。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12]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中国对日本清算已追溯到甲午战争，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与东北四省及七七后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至此，在大陆台籍志士中台湾独立论已失其立论余地，即台湾并非无主之国，不是殖民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曾有的“独立论”和“复归论”的论争渐趋沉寂，转向“振兴祖国，收复台湾”。
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不再避讳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希望该团体调整组织领导，公开接受国民党的领导。1942年3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临代会，新设常务委员会取代主席团，加强总会的领导力量，以民主集权制统一指挥下层机构，设立分会及直属区分会取代两执行部。会员有宋斐如、李友邦、谢南光、郭天乙、谢挣强、林啸鲲、李建华、林海涛、苏华、牛光祖、李祝三、柯台山、洪石柱、黄光军、张邦杰、庄泽民、王正西、王少华、张大江、吕伯镛、翁俊明、廖建策、马志德、李明法、李建南、郑崇明、林士贤。他们讨论复台大计，捐弃派别隔阂，克服个人偏见，确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宣示：“本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13]他们力求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及组织统一，放弃台湾独立主张，以收复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为共同目标。
对台籍志士“归返祖国，恢复行省”的要求，内地舆论渐趋一致。一些人原则上承认复省的必要，主张“台湾设区”，也有人认为“设省之议，提非其时”。
老沦陷区，如东北四省，在重庆皆有行政机构，有稳定的经费，以供其行政运转。台籍志士认为，台湾是中国最早的沦陷区，应比照东北等地，设立固定的行政机构，最好成立台湾省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委派专人，拨发固定的经费。因国民政府并未将台湾明定为沦陷区，无行政区编制，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经费极端缺乏，每月的经常收入只有法币5000元，尚不足以维持交通费，更谈不到台湾及沦陷区工作的扩大。[14]
台籍志士不甘于台湾革命同盟会仅仅停留在群众团体的位级上，希望国民党中央能够提升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层级。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发表《宣言》：“吾台革命者用敢大声疾呼：在情在理在势，祖国都应早定收复台湾大计。其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正式承认台湾为沦陷省区，台湾设省，则在台湾的同胞相信祖国决心收复台湾，将起而抗日将连袂而起。台湾设省，则国内潜伏的台湾力量，可以表面化而用为恢复台湾的生力部队。台湾设省，则战争结束时，同盟国家不能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国内国际乃至台湾省内的观念，将因此完全一变，而台湾的光复工作可以事半而功倍。目前增设台籍参政员，使台湾民情得以上达，尤为急不容缓的措施。台湾需要建政，亦需要建军。”[15]
台籍志士认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应是大陆台湾人的总指挥部，应升格为台湾省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国民政府应给予省政府编制的规格，应设立台籍国民参政员以参闻国家大事，应建立台湾人自己的武装，培训收复台湾的干部。以内地“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的惯例，他们应是最佳人选，并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恳请俯念下情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依归祖国。”[16]
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在1920年代，多次发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屡遭挫折。为躲避日本殖民者的追杀，他们来到大陆，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虽身居要职，未敢忘却解救台胞的神圣使命。台湾是中国的一行省，自然应该成立台湾省政府，他们当仁不让，顺理成章为台湾省政府的负责人员。
与此同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也向国民党中央呼吁，要求尽快成立台湾省政府。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互相指责，争夺收复台湾工作的主导地位。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用意，在于加强对内地台湾人的影响，发挥他们在复台工作中的代表性与宣传作用。因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不过百人，在国统区的台湾人非常少，台湾革命同盟会难免有头大身小、缺乏群众基础之憾。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不断要求，如组织升格、拨付大笔经费、提供武器弹药、给予国民参政员名额等，国民党中央不胜其烦，希望台湾革命同盟会不必计较于名份之争，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动台胞，扩大组织，在抗日宣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个别成员打着抗日的旗号，横行不法。1942年9月30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密电重庆，指责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在福建沿海一带滥收会员、培植势力、包庇壮丁、走私毒品，建议“查该同盟会南方执行部既系非法组织，又敢非法行动，拟饬予以解散，择尤惩办，以儆效尤。”[17]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下令“该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准予制止活动或予以解散，其不法分子并准择尤解由贵部依法惩办。”[18]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收复台湾已经不是梦想，而是当务之急。1943年11月21日至28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李友邦主持，增设“建政委员会”，以研究中国宪政及台湾行政之实施与计划；增设“建军委员会”，以研究及筹备有关台湾之各种军事设施与组训；增设“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事发扬台湾文化，并参加祖国文化运动，以促成台湾文化之还本归宗。李建华、柯台山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呈请行政院，准从速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利复土工作”。谢南光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19]台籍志士强烈呼吁，从速设立台湾省政府，设立台湾武装部队，添设台湾参政员，整备政制及军制，以确立台湾政治地位，为收复台湾作具体的措施。[20]
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失去台湾，即为不完整的国家；台湾脱离中国，实无前途和幸福可言。由于台胞的力量弱小，而日本殖民势力异常强大，决定了广大台胞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摆脱日本的残暴统治。台籍志士坚决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恢复台湾为中国行省建制，比照内地沦陷区惯例，成立台湾省政府，以激发他们爱土爱乡的激情。他们的复台行动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表示理解。内忧外患的祖国积贫积弱，全民抵挡日寇的侵略，苦苦支撑，设立台湾省政府不是不可，而经费、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对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中央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国民党中央已经着手建立直属台湾党部，作为对台工作的责能机构。蒋介石认为，中国无强大的海空军，收复台湾只能等待有利的国际环境，即使组建收复台湾的武装部队、建立台湾省政府，也无济于事，对台籍志士的建言，觉得言之尚早，无必要立即设立台湾省政府。
四、发起复台宣传运动
国民政府早已决心收复台湾，可惜尚未有具体政策，大陆民众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并不深刻。国际上对于战后台湾的归宿异论横行，台籍志士痛感将来解决台湾问题，实有赖于祖国人士的积极领导与援助。为解决收复台湾的当前各种问题，为设计战后的复员计划，为打破国际上对台湾的错误认识，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起了复台宣传运动。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覃理明副院长任大会主席，章渊若先生代表吴铁城秘书长，司徒德先生代表孙科院长，黄少谷厅长代表政治部到会发表演说，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国防的建设，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关系着太平洋永久安全的奠定。民众一千余人参加。林友鹏呼吁“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黄少谷、丁超五、宋渊源、林作民等发表演讲，一致认为大陆民众过去对台湾情形实在太隔膜，甚至有非常错误的认识，今后应该加紧宣传，使国内外人士皆知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部份，台湾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丁超五提议，文化界宜举行一“台湾日”，加强宣传。当场推出丁超五、宋渊源、宋蕉农、戚长城、林劲风五人负责起草组织“台湾光复协进会”，来帮助台胞收复失土。当晚，在中央广播电台举办宣传大会，由梁寒操副部长、吴茂荪先生及林啸鲲同志分别以中、英、台语广播。陪都大报辟出专栏，登载中枢各部门负责人士的复台言论，激起全国同胞的关注。[21]
台湾有两个岛耻纪念日——“四一七”与“六一七”。“四一七”是《马关条约》的割台纪念日，是台胞的卖身契。“六一七”是“台湾始政纪念日”，这天日寇在台湾开府设治，每年在这天庆祝他们征服台湾的功绩，但是台湾人从这日起，便开始受人宰割与奴役。
台湾复省运动在重庆反响颇大。社会各界人士或口头声援，或为文加以宣扬。各报的台湾复省运动特刊在4月17日同时出版，这个台湾沦陷的惨痛纪念日一变而被规定为“台湾复兴日”。
4月17日，在渝台胞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七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本会谨率全岛健儿，献身党国，效命疆场，挞彼倭寇，光复家邦。”[22]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本会附依辇毂，尤感兴奋，谨率台湾健儿，待命孤岛，伫望鞭策，以事驰驱。”[23]
6月17日，为日本侵占台湾四十七周年，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纪念大会，福建同志在永安、漳州及泉州同时举行大会，发行特刊，以武力袭击厦门。
为扩大抗日复省运动，台湾革命同盟会发动广播宣传，在陪都方面，每星期五、六及星期日，在中央广播电台由柯台山及谢挣强担任台语广播；在浙闽方面由李友邦指导“对敌广播班”，推行台语广播；在永安方面，由谢南光指导留闽同志作广播宣传，定期分析敌国政治军事经济情势，说明日寇必败的原委，加强必胜信心，宣传战后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消灭一切帝国主义的罪恶，建立坚强康乐的新台湾。
谢南光负责筹备发行《新台湾》期刊，并编印台湾丛书，宣传三民主义及台湾事情，教育同志。成立“新台湾”社，由谢南光兼任社长，林啸鲲担任主编，第一期于1943年4月15日出版。[24]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从台湾的基地发起进攻，轰炸菲律宾美军。节节败退中的美军高层终于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巨大的战略价值，攻克台湾成为盟军的目标。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国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25]
美国着名的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于1942年8月刊发《太平洋的关系》。11月4至6日，重庆《中央日报》连续译载该文。其“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主张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共管有关这条防御线内一切据点。[26]美国学术界设想战后由联合国共管台湾，来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摆布。近五十年日本的残暴统治，无法泯灭广大台胞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台籍志士对“台湾归国际共管”极感愤激，阐明台湾人民的态度，纠正国际上的谬论。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本会今复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且系郑成功荜路蓝缕所开辟者，台湾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为中国人，若以土地人民而论，台湾之归还中国，应无疑义，故去年创立大西洋宪章时，颜露尔将军告中国人民书，曾大声疾呼曰：‘将来大战结束以后，过去日本利用武力以取得之殖民地，应一律脱离日本之桎梏，朝鲜应使独立，满洲及台湾，中国人达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自应归还中国’，此种正确理论，当为吾人所爱戴，且台湾革命起自满清，迄至今日，其中心思想，则为排除异族，倭寇之所谓台湾难治者，则因台人具有伟大坚强之民族革命精神也。台湾一日不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则台湾革命将无止期，台湾革命倘无终止之日，则东亚已无和平可言，遑论世界和平，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27]
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再次发表宣言：“我们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要求尊重人民意志的民权，我们信仰民主主义，同时我们欲以诚恳的态度，请求同盟国各国政府根据大西洋宪章及二十六国宣言，待遇台湾，以解决战后的台湾问题，即请求援助我们达到复归中华民国的目的，解除我们四十八年来的奴隶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新世界。现今国际中尚有若干人士主张于战后国际共管台湾，这种思想不问其动机是善意抑恶意，事实上乃帝国主义残留形式，违背大西洋宪章，无视公理与正义，我们台湾人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思想及这种措置，我们不愿做一个主人的奴隶，更不愿做一种奴隶去服事许多主人。”[28]
台籍志士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发起复台宣传活动，代表600万遭到奴役的台胞，表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乃闽粤移民的后代，台湾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历史事实、人心向背上，台湾都应在日本战败后回到中华祖国的怀抱。这抒发了广大台胞回归祖国的心声，尽管他们的分贝还不太高，依然向世人昭示着台湾与祖国的血脉情怀。
五、参加收复台湾工作
《开罗宣言》发表后，收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3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九、王芃生、钱宗起、周一鹗、夏涛声为委员。[29]
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一直呼吁设立台湾省政府。蒋介石未直接授权台籍志士负责台湾复台大计，主要考虑到台湾何时回归仍在未定之天，即使日本战败，最先登上台湾岛的可能是美军或英军，中国政府至多负责行政部分，未来台湾军政府的设计牵涉到盟国的利益，中国单方面无权决定，故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调会，为收复台湾预作准备，避免立即成立台湾省政府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蒋介石更深一层的考虑则是，大陆各地的地方主义盛行，“川人治川”、“粤人治粤”，各省的省主席、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士出任，令中央对地方难以控制，使国统区流于诸侯割据的局面。为了使中央政令有效贯彻到地方，必须扼制地方主义，所以对于台湾这块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土地，蒋介石未起用台籍志士直接负责复台大计，而采用人地相宜的原则，由曾在福建工作的陈仪来担纲。这不免令想为台湾光复赴汤蹈火的台籍志士大失所望。
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和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陈仪并无门户之见，根据蒋介石的批示，设法网罗，以充实力量，协调党政关系，凝聚合力。先后参加台调会研究工作的台籍志士有林忠、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谢挣强、黄朝琴、林啸鲲、游弥坚、刘启光、宋斐如。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王泉笙为台调会委员。[30]参加“台湾党政干部训练班”教学工作的台籍志士有黄朝琴、宋斐如，学员有连震东、谢挣强、柯台山、李佛续、曾溪水。
收复台湾后建立何种行政制度？1944年7月，台调会召开座谈会。林忠认为，“台湾完全与闽省（即闽南）相同，而且在日人占领之下，其民族思想特别浓厚，所以台湾不宜视同蒙、疆等地，应视为内地的一省。但情形容有特殊，有些设施可暂与各省不同。”
黄朝琴建言：“台湾是从前的一省，所以收复必须改省。台湾离开祖国将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行法制定，不必与各省相同。……行政机构有考虑的必要，日本在台湾的制度很好，原有的总督府，只须名称的取消，改为省政府。原来的总督府的机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于台湾人不习惯。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遽加变更，使台人无所适从。”
谢南光有同感：“台湾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程度等，其水准均在水平线以上，所缺者党化教育思想教育而已。祖国于收复台湾，应尽量利用台湾的设施发扬光大，利用台湾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和人才来重建台湾，来建设祖国。人才与经验的交流实属必要。台湾各种制度设施中，优良者予以保存运用，不合国情者予以铲除。……台湾受过小学教育的有三百余万，中等教育的有三十万人，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有五万人，不能说无人才可用，只在用之得法。台湾人受日本教育，对于国文素养尚差，故在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院划定为特别考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31]
台籍志士主张，应设立台湾实验省，重用台籍人才，采取渐进政策，恢复并发展台湾的经济。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在接收台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应设立一过渡机构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凝聚着台籍志士的心血。
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跃跃欲试，想参加到复台的实际工作中，并担任大任。1945年2月13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要求我政府或盟军给予我人武装，在台湾战事揭幕时，听候驱策。我人深验日本在台湾尚有不可轻侮之实力，仅台籍壮丁即有百四十万人，此项人力不可为敌所用。台湾每年过剩米谷五百万担，可养三百万大军，此种物力更不应为敌所用。我人愿向台湾岛内作有效之宣传，鼓动并向导工作，组织游击队，协助我盟军，以减省流血而达成迅速胜利，累数十年之斗争经验，大义当前，应不让人，时机业已迫切，愿祖国及时领导，使我人参加台湾光复之神圣战争。”[3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因盟军不登陆台湾，改由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为统一接收起见，几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如此，台湾军事接收与行政接收皆归中国政府执行。
此时，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分担办理，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组长，陈幸西、王民宁为组员；李万居为政治组组长，谢南光、谢挣强、林鸿鸣为组员；庄希泉为经济组组长，王蕴玉、苏铁化为组员；宋斐如为文化组组长，林忠、连震东为组员。[33]恳请国民党中央，派遣台籍志士参加复台实际工作，委以大任。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多次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丘念台等人。
台籍志士辗转来到大陆，为了台湾回归祖国，数十年南北奔走呼号，流尽血汗。他们渴望能为台湾光复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日本投降之际，他们由“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萌发“建设台湾，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国民党中央虽加以扶持，帮助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许多机构录用台籍人士，但他们想承担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去提出建议，充当慕僚，何况当时大陆各省，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充当，台胞要想在大陆各级部门任高级官员比登天还难，依此惯例，在台籍志士看来，台湾是他们的家乡，台人为何不能治台？他们为何不能任未来台湾省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让外省人来发号施令呢？此乃人之常情。国民政府未能倾听台籍志士的强烈呼吁，仅是吸纳了部分人士，不免令他们失望。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制度是为台湾过渡不得已而设计的产物，台籍志士并不反对，甚至表示支持，如果首任行政长官或公署高级官员多为台籍，问题是自大陆派去大批高级官员，无异令台胞有外来统治者之感，不过是日本人换成了外省人。1940年代的中国，仍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地方主义充斥各地，非常普遍。我们不必用现在的眼光来苛求那个时代的台籍志士。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员积极参加台湾光复工作，对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台籍志士李友邦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挣强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李佛续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工矿专员，曾溪水任台南市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谢南光因另有重任，未返台。至此，台湾革命同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宣告解散。
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地缘意识十分强烈。台湾本土精英自称“唐山”，称外省人为“阿山”，对曾留居大陆一段时日再返台的台人称为“半山”。两岸分隔五十年，无论经济发展、社会制度，还是文化风俗、民众心态都有很大的差异。台籍志士早年离开家乡，投身内地革命运动。因群众基础薄弱，年纪尚轻，少行政历练，缺乏与国民党高层的人脉关系，蒋介石未敢大胆起用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承担收复台湾的领导工作，丧失了一次拉近台胞与国民党中央心理距离的机会。台湾光复，仅仅是物的回归，而人心的回归却没有实现。其根源在于，国民党中央从扶植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就视该组织为群众团体，未将其定位为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对谢南光等人在台湾与内地之间的桥梁作用未予充分重视。
作为内地最大的台胞抗日复省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团结台籍志士，放弃台湾独立论，积极投身抗日战争，鼓吹台湾归回祖国不遗余力，反对国际共管，参加收复台湾的设计，为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与行动是六百万台胞心向祖国的集中体现。事实充分证明，台湾能够回到祖国怀抱，是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多年努力分不开的。所谓“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台湾回到中国与台人无关论”完全是对广大台籍志士的污蔑和对历史事实的篡改。
[1]《台胞在祖国之活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稿》之《革命志·抗日篇》，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217—259页。
[2]《广东台湾青年革命团敬告中国同胞书》，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10—11页。
[3]谢雪红口述、杨克煌记录：《我的半生记》，台北，杨翠华印行1997年12月，第307—308页。
[4]《台湾共产党组党大会》，《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之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0—13页。[5]参见《台湾共产党政治大纲》，《台湾社会运动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之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第24—37页。另参见卢修一着《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年5月，第215页。译文略有出入，大意同。[7]《台湾民主党宣誓文》，《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6页。
[8]《中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张瑞成编《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
[9]《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成立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95—96页。
[10]《蒋委员长致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请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代电》，《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305页。
[11]《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97—98页。
[12]《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第2—3页。
[13]《台湾革命同盟会会章暨职员表》，《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10页。
[14]《台湾革命同盟会工作报告书》，《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47—148页。
[15]《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24—126页。
[16]《台湾革命同盟会为请设立台湾省政府以利台湾光复革命工作呈文》，《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26—127页。
[17]《刘建绪电》，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第345页。[18]《蒋介石电》，《闽台关系档案资料》，第346页。[19]《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报告书》，《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88—190页。
[20]《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216—218页。
[21]《台湾革命同盟会招待陪都文化界及各报记者餐会纪实》，《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61—162页。
[22]《在渝台胞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七周年纪念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敬电》，《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28页。
[23]《在渝台胞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七周年纪念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致敬电》，《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28—129页。
[24]《台湾革命同盟会工作报告书》，《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46页。
[25]〔美〕柯乔治着：《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北，1980年代后期，第20页。
[26]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5日。
[27]《台湾革命同盟会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八周年纪念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31—132页。
[28]《台湾革命同盟会为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日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134—135页。
[29]《台调会工作大事记》，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4页。[30]《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4－11页。
[31]《1944年7月21日会议记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20—22页。[32]《台湾革命同盟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宣言》，《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289页。
[33]《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为该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请予核备函》，《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