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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风潮中的民声与官声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新闻媒体之所见所论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获得完全胜利，被日本侵占整整50年的宝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0月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1] 台湾同胞以此表达出回归祖国的欣悦之情。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有余，1947年2月28日，台北爆发了反抗当局统治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很快即如烈火燎原，遍及全台湾。虽然此次事件最终因国民政府的武力镇压而平息，但其给台湾人民造成的深重创伤历久不息，对其后台湾历史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并可谓了解战后台湾政治发展与人心演变之重要锁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发生、进程、影响等等，当年的历史资料多已公布，海峡两岸均已有不少研究。[2] 本文不拟讨论事件本身的有关问题，而只就事件发生后，当时大陆的主要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及评论，探究此次事件在大陆引起的反响，期以对“二二八”事件研究之深入有所助益。本文选取了四家在当时有代表性的新闻媒体：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上海《申报》，中国民间舆论的风向标――天津《大公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在中共影响下的左派报纸――上海《文汇报》，相信他们的报道和言论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当时大陆传媒对此次事件的态度和立场。
一、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新闻报道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为查缉私烟摊贩引致纠纷，又因公务人员伤及人命而引起民众愤怒，结果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一发而不可收。其形似偶发，实为必然，究其实质，则是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岛内诸多矛盾的总爆发。国民政府于接收后在台湾采行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执政当局对台湾本地人士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参政议政的热情体认不够，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较少任用当地人士，使台湾民众感觉与过往日本殖民时期的总督制度无甚差别；长官公署实行的以公营、统制、专卖为主体的垄断经济体制，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台湾经济，与民争利，致民不满；台湾物价在战后大幅度飚升，尤其是米价暴涨，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接收官吏中不少人“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3] 如此等等，在台湾社会中积累下深刻的矛盾。因此，当台北事件的消息传开后，民众情绪激愤，心中的压抑骤然爆发，抗议活动迅即波及台湾全省，显见此次事件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同时，大陆形势也处在剧烈震荡之中。国共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在2月28日下令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全部撤离，同时准备进攻中共领导中枢所在地――延安）；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军新遭败绩（在2月下旬的鲁南莱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7个师5万余人，为内战爆发后之大败）；经济形势不断恶化，通货膨胀难以遏制，社会动荡不安（2月中旬黄金风潮爆发，国民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急措施）。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正集中全力应付上述难题，对台湾问题起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此相对应，各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也多被上述事件所吸引，充斥在各报头版的消息首先是国共战事，其次是国民党的政治应对，对台湾问题的报道并非他们关注的重点。此外，台湾刚刚回归祖国，大陆民众包括媒体人对台湾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平时对台湾的报道就不多；台湾是海岛，与大陆相对隔离，各媒体派驻台湾的常驻记者不多，缺乏现场报道的条件；事件发生后，海峡两岸的交通受到影响，真相无法及时传回大陆，当局又实行新闻管制，只有国民党官办的中央社有条件发出现场报道；这些情况均不能不影响到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广度和深度、时效性与客观性。
尽管如此，“二二八”事件毕竟是震动台湾全岛的大事件，其延续过程亦非短暂，出于新闻职业的敏感，事件发生后大陆各媒体还是立即予以关注和报道。
就本文引用的四家媒体而言，《申报》和《大公报》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3月1日，《申报》在头版（要闻版）刊出《台北戒严 因查私烟伤及人命》，《大公报》在三版（国内新闻版）刊出《台北缉私引起武剧 专卖局人员竟殴伤人命 激怒群众到处大打一番 长官公署决定处置办法》。两报报道的基本内容差别不大，采用的稿源都来自中央社，惟就版面与标题处理而言，《申报》放在要闻版，但标题处理较为中性，采用的是小号字体，不太引人注目；《大公报》放在国内新闻版，但标题较长，较易引起读者注意，而且标题中“竟”和“激怒”字样的表述，含有批评执法者之意。就当时媒体处理新闻的一般情况而言，隔日报道已经是最为迅捷的处理方式，再考虑到台湾与大陆相对隔离的现实，故《申报》和《大公报》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在新闻时效性方面并不输于对其他事件的报道，并在各报中争得头筹。
《文汇报》对事件的首度报道在3月2日，头版（要闻版）刊出《台省发生骚动 台北基隆等市一度混乱 陈仪宣布三项处理办法》。与其他报纸明显不同的是，《文汇报》的消息来源注明是“本报讯”，并以大字标题刊出，颇易吸引读者的注意；[4] 而且报道中点明事件并不局限在台北，其他地区亦出现“混乱”，初显《文汇报》对事件报道不同于其他媒体的特性。
《中央日报》对“二二八”事件报道的时间最晚，3月3日在四版（国内新闻版）刊出《台北纷扰渐趋平息》。《中央日报》报道的延后，显然并不是因为其消息来源的困难，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中央日报》不仅有官方消息来源渠道，而且其得到中央社发稿的优先权也胜过其他民营报纸，其报道的延后说明，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出于维护国民党统治稳定的考虑，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一向较少，且处理较为谨慎。与其他报纸报道的着眼点在事件的“发生”相比较，《中央日报》报道的着眼点在事件的“平息”，且“纷扰”字样的运用，在对台湾局势的定性上也较他报为轻，鲜明地表现出官方立场。
“二二八”事件因突发性偶然事件而起，但随后因为种种因素的作用，事件的波及面和影响面在不断扩大。不过，在事件初起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较为缓和，同意将相关责任人交由司法审判，对死伤者予以抚恤，解除戒严，被捕者交保释放，组织处理委员会，处理有关事宜。因此，台湾各地的情形虽如激流汹涌，但表面上似乎处在从纷乱到平静的过程之中。与此相对应，此时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主要以叙述事实的中性报道为主。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申报》与《文汇报》每日均有报道，《中央日报》除初始报道滞后外，亦基本每日均有报道，只有《大公报》从3月2日到4日无任何报道，反映出其对事件并不十分重视。除《文汇报》沿用“本报讯”的消息来源外，其余各报所发仍多为中央社稿，基本内容差别不大。在技术处理方面，《申报》和《文汇报》多发在要闻版，《大公报》和《中央日报》多发在国内新闻版，字体不大，不致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申报》、《大公报》与《中央日报》所用的标题基本趋同，都突出了“台北解严”、“恢复秩序”、“政府决心改善政治”的主题，由此读者不难得出台湾事件正在平息的印象。《中央日报》还在报道中特别凸显了当局“以德抱怨”，各界“拥护中央”的立场。只有《文汇报》在报道的标题处理上与各报明显不同，强调了事件仍未平息，台湾各地“续有纷扰”，“动乱未已”的事实。
台湾的短暂平静并不说明局势已得到根本的缓和。3月5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提出改革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任用本省人士，实施县市长民选，撤销专卖制度，取消经济统制等项诉求。由于社会各方的参与，诉求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至7日已增至32条要求，并趋向政治化和激进化，如撤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主张，被当局认为“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5] 其实，台北处委会在6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已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的口号是：“台湾同胞团结起来，改进台湾政治，中华民国万岁，国民政府万岁，蒋主席万岁。”[6] 表明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台湾地方自治以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并无意从根本上挑战国民党统治，但确已触动国民党的敏感神经和让步底线。随着台湾民众提出的要求不断增多和提高，当局的态度也日趋强硬，认为“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不能容其存在”。[7] 但因事发时国民政府在台湾几乎没有派驻正规军，军事实力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事件，因此当局对“此次处理事变最感困难者，实缘兵力太薄”。[8] 3月7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事件处理情形，强调“奸党”在事件中的作用，“可知其决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应加惩治应无疑义”，要求加派部队至台。[9] 本来，国民党长期独家执政养成的思维习惯，根本容不得与其政治对立的行为，而当台湾当局认为“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证之二十年来奸党之避重就轻，声东击西之阴谋，实无容疑义”，更使国民党中央神经紧张。[10] 其时蒋介石正在集全力进行对中共的军事行动，而国民党统治后方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学生运动已使其大伤脑筋，故不能容忍台湾再出现有碍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变动。蒋因此决定派第二十一师由沪赴台，进行军事镇压，事件发展进程由此急转直下，并因国民党的过度反应而步入最后悲剧性的结局。
虽然如此，大陆媒体的报道却并未同步反映出台湾情势的恶化，显见其消息来源的缺乏及政治敏感的不足。3月8日和9日，各报对事件的报道仍以事态正在平息中为主题。8日各报的报道集中在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及其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央日报》没有报道），而且并未予以负面评论。9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主题为《台各地情形安定》、《台北渐复常态》，给读者的印象仍为事件已获解决。但《中央日报》和《文汇报》当日的处理已有不同。《中央日报》刊出《中央决以宽大政策 合理解决台省事件》，虽然名以“宽大”，但已透露出国民党决定解决事件的“玄机”。《文汇报》刊出《台湾纷扰迄未平息 嘉义军民正激战中 台北民众游行示威》，明确点明了事件并未得到解决，而且局势已发展为“军民激战”的状况，表现出其政治敏感性。
3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登陆，开始对参与事件的台湾民众进行武力镇压。10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枢纪念周发表演讲，声称：“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11] 蒋的谈话将事件定性为“奸党利用”的“非法”行为，使此后各报对事件报道的风向丕然一变。
3月10日，大陆新闻媒体对台湾事件的报道明显增加，各报均在要闻版以大字标题处理，而且有了明显的倾向性。10日，《中央日报》刊出4条报道，着重点在事件的“非法”性质，并将事件参与者定义为“武装暴徒”，为国民党的武力镇压制造借口，同时要求“台人应恢复秩序，候中央合理解决”。《申报》和《大公报》分别刊出3条报道，主题亦突出了台湾“骚乱未已”、“酿成暴动”及事件中“暴徒”的“越轨行为”、“制造恐怖”等，语气较前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此前数日的报道多以事件已经或即将平息为基调，故10日报道在内容和基调上的急剧变化颇显突兀。同时，当日若干报道中对于在台“外省人”境遇的过分强调，不适当地张扬了事件中的省籍矛盾，实际上不利于化解矛盾，和平解决事件，并将对台湾社会有长远的影响。
3月11日，是大陆新闻媒体对台湾事件报道的最高峰。《申报》刊出6条报道，《大公报》和《中央日报》各刊出5条报道。各报均将蒋介石10日的讲话作为头条新闻处理，强调政府将对事件予以“宽大”处理并及早结束当下之非常状况。其他报道在叙述事件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事件的“非法”性质，同时告诫台湾民众应“遵纪守法”。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日《中央日报》对事件新闻的标题处理却较《申报》和《大公报》略显温和，或许后两报在经过前一阶段的中性处理后，此时更需要表现与政府的“一致”。
在10日和11日的报道中，《文汇报》的风格与各报有明显区别。10日《文汇报》刊出4条报道，11日再刊出4条报道，用语较为中性，没有追随官方对事件的定性，未出现“非法”、“暴徒”等字样，却有希望“避免武力镇压”的表述，显示出《文汇报》与当局的相异立场，而且此种相异在其后的报道中愈加显着。
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登陆后，由于有军队为后盾，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重新宣布实行戒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在全台“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奸”，重新控制了局势。虽然蒋介石有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对参与事变的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12] 但是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伤害无辜的情况很难避免，致“任意枪杀无辜民众，捕杀地方公正士绅及教授、学生，全台陷于恐怖状态，徒足增加民众仇恨心理。”[13] 国民党以武力镇压换得了台湾局势的暂时平静，但同时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长久难以弥合的深重创伤。
3月12日以后，由于台湾形势逐渐趋于平静，大陆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也不断降温，又恢复为事件初起时每日1至2篇报道，小字号处理，放在要闻版或国内新闻版。报道内容除了强调台湾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以外，以对自3月17日起赴台“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的有关活动的报道为最多，几乎每日均有，而对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镇压行动，对台湾民众此时的经历与心情，对台湾社会的有关情况，几全无报道，于此可见，当时大陆民众从传媒报道中对台湾事件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
此时，只有《文汇报》还在反映台湾尚未完全安定的事实，如12日报道《台南戒严嘉义等地情况不明》，13日报道《台湾乡间仍在民众控制下》，27日报道《台省军宪进行清乡》。由于消息来源渠道的限制，以及政府的新闻封锁和检查，《文汇报》对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镇压行动只能通过曲折的方式，予以有限的报道，20日刊出的《台南市副议长叶青木遭枪决》和26日刊出的《嘉义变乱首要十一人已枪决》，是各报仅见之关于事件遇难者的报道。在事件初起时，《文汇报》与其他各报对事件的报道虽有差别但并不是很大，而在事件遭镇压过程中及被镇压之后，《文汇报》却显出与其他各报的很大差别，表现为几乎不提国民党当局对事件的定性，而着重报道台湾的不安定与事件被武力镇压的情况。由于《文汇报》的左派背景，更由于《文汇报》内部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负责工作，《文汇报》采取与各报相异的立场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为中共此时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行动，称其为“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表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14]
除了每日新闻对台湾事件的即时报道之外，事件发生期间各报还以通讯的方式，进行综合报道。此类综合报道以各报记者报道或综述的方式发表，虽较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为差，但却更能反映出媒体的态度与立场。
《文汇报》的通讯与综述报道在各报中最多。3月1日，《文汇报》刊出胡天发自台北的通讯《春天到了台湾百病齐发》，其中写到：“台湾人民，此刻是在无望的水深火热中，‘祖国啊！祖国！’多少热诚有为的台湾青年们，是在这样日夜呼号着，台湾当局，中央当局的衮衮诸公呀，你们为什么尽在充耳不闻，不拿出点实在的办法来呢？”虽然这则通讯写在事件发生前，但却预示着事件发生之必然，而且其刊发时间也颇具预示意义。事件发生后，《文汇报》在3月4日刊出火大的《台湾动乱真相》，揭示事件发生的原因，将之归因于台胞的愤懑、米价的高涨、经济的统制和内战的影响。同日和次日刊出凤炎的《台湾最近物价的涨风》和扬风的《台湾归来》（连载），也是对于事件发生缘由的解读，其中写到：“假使再不设法对台湾整个的行政设施作通盘的改变检讨，这积压在台湾民众心里深沉的恨，会像火山一样的爆发，到那时，会弄得整个的局面难于收拾。”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行动后，《文汇报》在3月13日刊出王坪的《台湾事件内幕》，以访问刚从台湾回沪的“中兴轮”乘客的方式，质疑国民党所言的事件性质，认为这“哪里像是有‘奸党’操纵的政治暴动呢？”19日刊出记者的《台湾十小时》，叙述沪上台胞慰问团赴台慰问受阻的经过，将其时的台北描述为“完全充满战时气氛”，“无人敢在路上走”，“满目凄凉，像一个死城”。23日刊出胡天的《台湾的动乱》，叙述“军队由上海福州开到 台湾又成了恐怖世界――机枪声步枪声夹在照明弹的火光中此起彼落……”。28日刊出史铁鹰的《大军陆续渡海去 恐怖笼罩着台湾》，责难当局视“六百万台湾民众都成了‘乱党叛徒’”；“力量薄时说尽好话 大军到后做尽坏事”。由这些对于国民党军队镇压行动负面的报道，即可知其基本政治倾向。
《大公报》在3月17日刊出《台湾事件综合报告》，提及事件发生后，因对外交通完全断绝，真相如何一时还不能获得亲历其境者的系统报道，而只能就台湾广播以及熟悉台湾政情者提供的资料予以综述，认为事件的发生表示出，“在政治上，台胞对类似日本统治者所设总督府的行政长官公署特殊制度，极感不满，而长官公署的行政效能以及政治作风，当然也与台胞要求不无距离。在经济上，工厂未能即时复工，失业问题不能解决，以及日本占领时期所搜刮的财富，光复后未能予以合理变更，台胞不得其惠，当亦引为不满”；“基于政治经济种种方面因素，有组织的台湾下层人民力量，遂发生了作用”。报告对国民党当局指斥事件为“奸党煽动”的说法提出质疑，提出“台湾有无共党分子，据记者多方调查的结果，最后还是得不到一个正确答案。……人言言殊，只能算他是未知数了”。此时，台湾事件已由国民党中央定性为“非法”，国民党军队已在台湾展开镇压行动，但《大公报》的报道仍比较客观，基本上仍将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台湾接收后当局的处置不当，因此提出“政府对台湾事件的处理，非特别慎审不可，此事应以政治方法，谋致和平解决途径，万一大动干戈，台湾问题进而扩大，就不堪设想了。”可是，《大公报》其后在23日和24日连载的《台湾事件纪详》，口气却完全不同，认为处理委员会“得寸进尺，更形猖獗，一般无知愚民，风起盲从”；“这种条件如果全部实行，试问台湾是否还像中华民国的台湾？本来此事的动机尚属善良，无奈一般暴徒乘机捣乱，愈演愈烈，竟想解除军队武装，可谓荒唐”。一般而言，《大公报》在事件期间的报道和评论大体持平和之论，惟只此篇报道口气显有不同，其间缘由尚待探究。
《申报》在“二二八”事件基本结束后，于3月31日和4月1日连载湃崖的《台北事件雨过天青 野心家浑水摸鱼始末记》的综合报道，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接收后的诸项处置无甚错误，工厂复工，秩序安定；指责处理委员会及事件参与者“动机不良”，“公开煽动民众反叛，唯恐天下不乱，以遂其浑水摸鱼目的”；其成员“泰半为毫无国家观念，不懂国家法律，坐井观天，盲从附和之辈”；“鼓动风潮，非法组织”，“要求更苛繁而无理”，“都是叛国的意图”；“名为要求改革政治，但事实都是想争取官位”；等等。对于事件的解决，报道形容为，“数日来弥漫整个台湾之气氛，逐渐烟消云散，重见天日”；“一切如旧了，秩序安全”；“行人拥挤，无不喜形于色”。《申报》在台湾事件发生后的全过程中，基本上只报道新闻而甚少评论，用语亦无特别过当之处。惟此篇报道对于国民党对事件的处置完全站在拥戴立场，对事件参与者之指斥，对国民党镇压之赞同，较《中央日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反映出《申报》自被接收之后被国民党势力所全面渗透之现实。
《中央日报》在“二二八”事件的全过程中，只有新闻报道，未发表任何评论，因此，其在11日刊出本报资料室的《追记台湾事件》，其中言论可视为《中央日报》对事件的评论，并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观点。该文称：“台胞从反对专卖而暴动，由暴动而提出自治的要求，虽然一切方式均不合理，但政府已决意采取宽大政策，接受台胞建议”；但“政府对此一不幸事件容让再三，而台湾人民社团却得寸进尺，显系受日寇爪牙与异党的鼓动，本来是单纯无目的的群众愤怒，现在却变成了有背景的政治行动。固然台胞无辜牺牲值得同情，但千百远道而往、服务台省的内地同胞其遭遇岂不可悯！”除了对“异党鼓动”的指责之外，报道还特别强调了事件中的省籍矛盾及对公务机关的冲击，以此为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行动提供合理性解释，因为“外省同胞商店住宅均被捣毁，财产什物均被付之一炬，男女老幼均无法幸免掊击，死伤载道。而群众鸣锣击鼓冲向长官公署，戒备军警不得不自卫开枪，台胞遂亦有死伤”。此等说法实际掩盖了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足以解释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对多数并无武力之民众的全面镇压之举，而且对省籍矛盾的强调，既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的长久统治。报道最后称：“固然政府失当的措施可以要求改善，但民族的理智不可丧失，……台胞必须认清‘二二八’事件，全国同胞均应认清‘二二八’事件，政府的宽大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作为国民党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当然只能有这样的报道和立场，不过这样的报道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事实的真相，未必有利于国民党得出对事件的正确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应对之方。
综合而论，关于“二二八”事件，各报的报道基本上刊登在3月份。就报道数量而言，以《文汇报》刊出消息数量最多为42条，其次为《申报》39条，再次为《中央日报》37条，《大公报》最少为33条，但数量差别并不很大；[15] 就报道频率而言，《申报》报道频率最高，3月份除19、29、30日之外，每天均有报道，其次为《文汇报》，除1、21、29、31日之外均有报道，再次为《大公报》，在23天中有报道，最少者为《中央日报》，在22天中有报道；就报道内容和技术处理而言，除《文汇报》多以“本报讯”的方式报道外，各报多引用中央社发稿，技术处理亦无太大差别，只是《文汇报》的标题处理明显不同于其他各报；在政治立场层面，《中央日报》在事件初起时报道的滞后，以及《文汇报》在事件被镇压后报道的质疑，明显表现出两报的政治差别。
二、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新闻评论
以社评为代表的新闻评论，反映出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媒体的水准和社会认同度，一向为各大媒体的处理重点。当时各大报每天均在要闻版有社评，对重要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对于“二二八”事件这样震动台湾的大事件，各报当然也不乏评论，其中以《文汇报》的评论最多（贯穿于事件的全过程），言辞最直率，对事件的讨论也最为深入。
3月5日，《文汇报》发表社评《台湾大惨案的教训》，这是各报关于台湾事件最早的一篇评论。文章将事件起因归结为“长官公署实行种种统制虐政，处处与民争利，致物价高涨，失业增多，台胞多不聊生。‘二二八’事件，实为台省民众对于当局不满之总爆发。”此种归纳实际是当时多数舆论的共同看法，而且早在一年前，即在当局的内部报告中被认可。[16] 社评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台湾固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是一个比较贤明的地方当局，则危机或许可以和缓一些，现在台湾的统治当局，反变本加厉，要想彻底地贯彻专制统治的政策，要想以屠杀来镇压民众的不满情绪，其后果究竟如何呢？”强调台湾危机是全国危机的组成部分，进而批评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文汇报》对台湾事件评论的基调之一。因此，《文汇报》有关台湾事件的评论，自始即与其他各报显出差别，除了评论台湾事件本身的方方面面之外，并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更着重于由事件而引申到其他方面，全面批评执政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彰显出《文汇报》在中共的政治影响和组织运作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左派色彩。
3月11日，在国民党军队开始登陆镇压台湾民众之后，《文汇报》发表社评《赶快解决台湾事件》，认为：“当人民表示对一个政权不满和愤恨厌弃的时候，武力镇压似乎从来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恰恰相反，越是用武力镇压，越是容易引起人民更深刻更普遍的仇恨。”“高压恐怖政策不仅不能平复台湾的人心，反而将使台湾的动乱更趋混乱化、严重化，因为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外有日人的挑拨离间，内有复杂的民族问题；稍一不慎，便将无法收拾。”社评认为，“政府要赶紧拿出根本解决的办法来”，首先改变“维持威信第一，人民利益第二”的作风，“因为任何一个政府的威信应该建基于人民的拥护之上，没有人民的拥护，威信是无法真正树立起来的，用刺刀尖支持着的威信绝难维持于永久。”社评要求“正视台湾同胞的利益，使台湾同胞的要求能够获得相当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便利问题的解决。”在事件已经被国民党认定为“非法”的情况下，社评仍然强调说，“台胞所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中，除掉蒋主席所指出的少数几条外，大部分应该是都可以接受的”，因此“台湾事件的解决，我们希望，要赶快，要和平，要从根本上想办法，千万不能拖，不能用武力高压，不能枝枝节节怀柔应付。”16日，《文汇报》又发表社评《台湾问题的症结》，反对国民党所谓事件是“奸党阴谋”的说法，认为“抛开了问题的真正症结，而另找莫须有的‘政治作用’。凭此诊断下药，如何能对症呢？”而且台胞“这种愤怒的情绪决非‘政治作用’所能煽动得起的。纵有如何暴烈的火种，假使落在湿的柴草上，决不会引起火灾的。”社评特别提出：“今天台胞决无‘人心思日’的心理。他们的愤怒决不会含有半点背弃祖国的成分。他们仅仅痛恨贪官污吏，但仍热爱着祖国。所以他们提出了实行自治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政府和国内同胞都亲切地体会出台胞今日的处境与心境，探索出台湾问题的真正症结，予以同情的合理的解决。”很显然，《文汇报》社评的调子与国民党官方的说法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站在对国民党的批评立场，认同中共对事件为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台湾民主自治的定位。
《文汇报》除了每日社评之外，还在要闻版每周刊有数次《编者的话》，就当日主要新闻事件进行简单点评。因为是《编者的话》，不似社评那般正式，形式也较为灵活，因此，《编者的话》言论往往更为尖锐泼辣，矛头常直指当局之无理作为，对台湾事件的评论同样如此。3月3日，《文汇报》在《编者的话》中首次谈到台湾事件，认为“无论这事件的起因如何，对于甫回祖国怀抱的台省同胞，用这样高压的手段来对付，甚至发生流血惨剧，这实在太没有人性，太不顾国家的利害与人民的死活了！”6日《编者的话》提出：“我们除希望政府对此次惨案速加彻查，对种种不合理的统制火速废除外，同时也不能不要求台胞把激昂的感情稍稍冷静些。我们相信台胞对祖国是始终爱护的，必能认清政府并不就是国家；因此，尽管反对当局的种种虐政，而凡足以引起离心印象的任何举动，必须竭力避免。……不论在形式上和精神上，台省都应与内地呼吸相通，打成一片，且勿因目前政治的腐败恶劣，就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精神上和内地隔离起来。”这是事件期间，《文汇报》唯一一篇对台湾民众的行动有所告诫的言论。随着事态的发展，此后《文汇报》再也没有发表过相似言论。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行动后，《文汇报》在10日《编者的话》中认为，“愈高压，恐怕更把火种扩大蔓延起来；假使事态真演变到反对中央甚至逼到他们对祖国发生离心的情绪，那不仅决非政府的愿望，而且将成为国家的大悲剧了。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千万勿在此时增兵台省，以刺激人民的情绪；最迫切的，是安定空气，抢救人心。”此后，《文汇报》在《编者的话》中，多次公开而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行动。13日《编者的话》批评台湾当局，“因为有军队开到了，肆意对台胞报复”。15日《编者的话》呼吁“应该赶快制止种种残酷的‘报复’行动”。26日《编者的话》，“希望政府赶紧停止大规模‘杀、捉’的政策，把感情平抑下来，把头脑冷静下来，以不咎既往的态度好好处理台局的善后。”在当时台湾镇压的恐怖气氛中，在社会各界对台湾真实现状缺乏深入了解，各报也极少报道国民党军队镇压真相的情况下，《文汇报》能够不避风险，顶着被告诫甚或停刊的压力，对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行动提出直率的批评，对台湾同胞予以深切的关怀，确为难能可贵。
《文汇报》就台湾事件批评国民党较为严厉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3月11日并容的《台湾事件的前因后果》，其中不仅严厉批评国民党对接收台湾和处置台湾事件的不当，认为台湾同胞“回到祖国那种感情是值得珍贵的，可是，当台湾人民准备以最大的热诚要和政府合作时，政府给他们的却是一大桶冷水！”“除了很少的例外，接收机关的人员几乎无一个不贪污”；提出“人民在他能够容忍的限度内生活，一旦超出了限度，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时，任何驯良的人民也会站起来反抗的”；文章还直截了当地点出，“中国四大家的资本也开始侵入并且占据了相当的地盘”，“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于此呼之欲出，反映出《文汇报》的言论正在直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利益，冲击着国民党统治所可忍受的底线，于此亦可知，二个月之后，《文汇报》因其对学潮的报道而被强令停刊并非偶然。
一向被誉为中国民间舆论风向标的《大公报》，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无论就量与质而言，并不十分出色，似不足以体现其向来之舆论龙头地位。但是，《大公报》关于台湾事件的社评，全部发表在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之后，其大体持平之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公报》不同于国民党官方舆论的特立独行立场。3月11日，《大公报》发表对事件的首篇社评《论台湾事件善后》，认为“专以武力镇压，只能增加纠纷，以至政局更混乱，更不可收拾。纵令镇压暂时奏效，然而却绝对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地方当局要采取的紧急措置，应当审慎周详，切勿卤莽灭裂。”这样的调子明显有异于国民党此时的镇压举措。社评认为，“这一年中，台湾人民对于一切政治措施以及经济统制，其心理已由失望而趋于绝望，民怨沸腾，人心烦闷，故偶有机缘，一触即发，星星之火，遂致燎原。”社评特别反对国民党官方称台湾民众是“自外生成”或“阴谋叛国”的贬词，社评写道：“试想前年十月，无数台胞，不分男女老幼，赶往基隆，流着眼泪欢迎国军，饭馆酒店免费招待，家家户户放鞭炮，祭祖宗，人人争习国语，那是何等可歌可泣的情景。时光如驶，刚刚一年有半，而人心离析涣散至此。这其间自必有许多事大伤了台胞的心。”关于如何解决此次事件，社评提出：“台湾问题的根本解决，须诉诸常识，须诉诸负责当局的反省。简括说来，其关键所在，为刷新行政，一洗官僚作风，尽速依宪政常轨实行省自治，当局对人民要少做宣传，多给自由；同时，祛除统制剥削的一套办法，切实改善台湾人的生活。这是稳定台湾收拾人心的最低限度的紧急措施。”
3月1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再论台湾事件》，呼吁“政府不要用武力弹压”，“解决之道，必须釜底抽薪，不可火上加油”；认为“复杂问题要用简单原则去解决，就是说，大多数人民是纯洁的，绝不至携贰。假使不这样截然区别，而以六百五十万人民为‘背叛’，那问题就太大也太危险了”。在当时台湾镇压的一派肃杀气氛中，《大公报》能有如此言论亦属不易。社评提出，“用兵不妥，派大员调查也有点迂远。为今之计，应在事实上证明宽大，可允许者迅速宣布，不可延宕招致疑虑。”社评对台湾民众在事件中的举动也提出告诫，认为“台胞这次剧烈举动，也不是无可疵议的。……此次激发民变，责在政府。故在基本观点上，我们寄予同情；问题只是：感情的野马，应该勒回一点。看在同胞面上，也为了不使台湾地方糜烂，最好能回复正常理智，停止冲突，谋取和平解决的途径”；“总而言之，政府切勿用兵，台胞也应停止行动，一场吵架，可在言谈中了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此篇社评对国民党当局与台湾民众均有所批评和建议，似乎在两者间维持着某种平衡，但在当时政府为强势一方，全副武装的有组织军队镇压缺乏组织赤手空拳的民众的情况下，这样的言论仍有其阻止镇压的积极意义。
3月24日，《大公报》就台湾事件发表第三篇社评《为台湾善后进一言》，告诫政府当局，对于“看不见的人心向背，最宜注意。政府收拾局面之初，已不得已而用了兵。最近又封闭报馆，检查新闻，言论取缔之严，冠于全国”；提出“今天台湾迫切需要的是宽大”，认为在事件后被捕的人物，“包括资本家，大商人，公务员及文化人。这种人对政府纵有不满，有微词，总不至于是‘奸徒’‘奸党’”；而“如此紧张下去，人民必感恐怖。……最后弄到帮助政府的人也被捕或在逃”；要求“政府应示信，祛疑”；“对症下药，应该是在宪法范围内，从速实现台湾自治”。就上述社评而言，《大公报》对台湾事件的评论和看法，虽然不及《文汇报》那般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行动，但基本上仍不失其相对于官方舆论的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对于事件的评论，还结合到中国面对的国际关系以及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而有所讨论。3月20日，《大公报》刊出方秋苇的《台湾善后问题》，提出：“台湾不能乱，如果纷乱下去，对于国家对于台湾，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同盟国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台湾在太平洋军略上的重要地位，关系国家正感到兴味。凡我国人凡我台胞，不可不察！因此，我们希望台湾事变应迅速善后，台胞应爱护国家的大环境，勒着感情的野马，与祖国人民同站一起看齐！否则问题纷乱了，不幸渗入了国际因素，台湾的前程，那就不堪想像了！”如果我们联系到其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台湾地位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联系到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联系到美日对台湾的各有所图，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大公报》的评论是有远见的，体现出媒体人对新闻事件的特有敏感。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申报》历经战时被日本劫夺，战后被国民党接收的两次变故，言论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二二八”事件期间，《申报》只在6日发表过社评《关心台北事件的善后》，提出“我们关怀这事件，实不愿春回大地快慰无限的台湾人民，遭遇任何不幸的灾难，或因一时的上下不和，而发生更沉重的变乱。在地方政府方面，尤不可滥用感情，应速谋善后，以定人心，以安社会。切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认为“这次二二八惨案，自有由来。远者，由于朴实宁静的台胞，不满若干官吏的骄恣，貌恭而心不服；近者，由于少数台胞不满政府标售日产，恐自身发生居住之危，并认政府硬性的经济统制和贸易管制，大有搤吭扼喉的威力，而部分台胞的地方观念浓厚，见解也有些偏颇，于是邪气积蓄而生怨恶，星星之火，顿成燎原。这个现象非不可克服，台胞归心亦非难事，只要执政者廓然大公，慎用官吏，在施政技术随时随地抚慰台胞，在经济上保障台胞平等权利，利之所在不交征，相信一切计划都可行得通，自无任何的纷乱，即有之亦当能消弥于无形”。社评对事件起因的分析大体为持平之论，虽然也提及台胞的“地方观念”和“见解偏颇”，但其着重点仍在于批评当局处置失当，要求当局对台胞的“抚慰”和“保障”，“总之，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在形式上固已收回了台湾，尤其应该在实际上收回台湾的民心！”《申报》社评对于台湾事件的定位与分析，与《大公报》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大公报》在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之后仍屡有这样的言论，而《申报》则缄口不言，再没有社评论及台湾问题，如此则其间高下立见。
无论如何，《文汇报》、《大公报》和《申报》在“二二八”事件期间的社评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台湾风潮中的民声。但如前所述，作为当时官声的代表，《中央日报》在事件期间未发表社评。台湾事件之发生，即便是在国民党统治当局内部，亦或多或少对台湾同胞的要求和外间舆论的评论有所体认（事件发生后当局对台湾施政的“改革”举措即说明如此），于此亦可知，《中央日报》在报道与评论台湾事件的真相与维护国民党和政府统治地位的“威仪”与“面子”之间所处的尴尬地位，其没有发表评论也就完全是意中事了。
三、相关报道与简短结论
除了新闻报道与评论之外，新闻媒体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一般还会有许多相关背景报道与资料的发表。但在“二二八”事件期间，除了《文汇报》之外，其他各报均无此等报道。
相对于其他媒体，《文汇报》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可谓是全方位的，除了新闻报道与评论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相关背景报道。3月11日，《文汇报》以半版篇幅，在《新闻窗》专栏发表3篇文章，介绍台湾的地理情况，同版漫画《不能再咬了》，画着一条青虫正在啃噬着台湾，寓意为国民党当局在接收后对台湾的压榨。15日刊文介绍台湾高山族情况，20日刊文介绍台湾经济情况，27日刊出资料《台湾劳动训导营》，批评国民党以训导“流氓分子”为由，实际上“吞噬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剥蚀了无数人民的灵魂，劫掠了无数人民的青春”，“扑灭一切进步的新生的力量”。
《文汇报》除了自己采写编发的新闻与评论外，还以刊登读者来信和座谈的方式，反映社会人士对台湾事件的看法。3月12日刊出读者来信，“痛切呼吁万勿增兵台省”，“勿再刺激人民情绪”，同时配发金易的评论，“希望政府顺应民情，迅速改善不良措施”。16日至18日，在《星期谈座》栏目中，以一个整版二个半版的篇幅，以《台湾――一页伤心史》为题，刊出3月13日上海台胞关于台湾事件举行的星期座谈会的发言概要。发言者共同强调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感情，批评国民党和政府对台湾接收和事件处置的失当。李伟光认为，对台胞“排外与亲日”的看法“完全是无耻的含血喷人的诬蔑，是想遮盖起事情真相的阴谋”；批评政府在台湾“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缺少诚，没有爱，到处招引怨恨。叶云认为，“台湾同胞对于回归祖国的热切盼望是不容抹杀的”，“说此次惨案是亲日及排外的思想作祟，那纯然是诬蔑”；“官方的发言都一口咬定这是少数不良分子或者说是共产党的煽动，这全部是自己推卸责任的说法”；“台湾的人民也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而不是敌人！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诚与爱！”徐子蓉说，“台湾同胞对日人是憎恨，对中国同胞却依旧欢迎，对中国还有热爱，只是因不满于腐败无能的政治而爆发出愤怒，这也证明了决不是亲日思想或排外思想在作祟。”龙新说，事件中民众的参与“并不是出于某方面的利用，或是不良分子的煽动，而决然是由于他们爱台湾爱祖国的愿望，因而产生了急于改革台湾的要求”；“他们的参加绝对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台湾的前途，更是为了中国的将来。”辛莺认为，“台湾问题，也就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当整个腐败的制度没有革新之前，台湾不可能建设的特别好，它不可能跳出反动者的魔掌”。发言者言辞之直率与尖锐，可谓事件中绝无仅有，也反映出《文汇报》对事件报道处理的大胆泼辣。
综观以上述四家报纸为代表的大陆新闻媒体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可以得出几点简短的结论：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新闻媒体的报道贯穿了事件的全过程，大体可使读者了解事件的基本经过，反映出新闻报道的基本特性，但如果就此次事件对台湾的影响和震撼而言，大陆媒体的报道量仍有不足，反映出大陆媒体仍以地方新闻处理此次事件，事件的长远影响力当时尚未彰显。
二、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体呈现出前重后轻的特点，即对事件前期过程的报道较对事件后期过程的报道更为全面客观，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后，媒体报道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致之局限性，也使读者对事件过程的了解，尤其是对国民党军队镇压情况的了解，存有许多未知的空白。
三、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分析评论，尤其是对事件起因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反映出媒体在当局的新闻管制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客观立场。但国民党军队开始镇压后，媒体的表现不一，多数媒体对镇压缄口不言，反映出政治对媒体仍有相当的压力。
四、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立场显有分野。《申报》、《大公报》与《文汇报》的报道和评论，或多或少对国民党和政府持批评立场，大体可谓民声的代表，但《大公报》言论持平，《申报》可称中间偏右，《文汇报》则表现出鲜明的左派色彩。《中央日报》基本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可谓官声的代表，惟其只有报道，未有评论，影响似有限。就民声而言，《大公报》对于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虽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独立特性，但较其过往在舆论界之影响，并无特别出彩之处。惟有《文汇报》，对于事件尽其可能予以全方位报道和深入的评论。虽然《文汇报》发表的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报道和评论，是因为其站在与国民党对立的政治立场之所为，但《文汇报》对事件经过的全面报道与分析，尤其是在政治压力下仍然对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行为发出强烈的批评，可谓更逼近事实的真相，更具有新闻的固有价值，更坚守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新闻媒体对“二二八”事件报道的全过程中，多数媒体都表现出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认为台胞“爱护祖国”，“并认台湾系祖国领土一部分”，相信台胞尽管“对贪污暴政痛恨，但每一个人，对于爱护国家的信念决不会动摇的。”[17] 其实，这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
[1]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上）第162页。
[2]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论着甚多，本文不拟一一列举，请参阅相关研究论着目录索引。
[3]《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0页。
[4]《文汇报》采用“本报讯”的方式报道，未必说明其采用的完全是本报消息来源，而更在于说明其独立的新闻立场。
[5]《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28页。
[6]《“二二八”事件处理会告全国同胞书》，《文汇报》1947年3月8日1版。
[7] 赖泽涵主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版，第201页。
[8]《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56页。
[9]《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204－207页。
[10]《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08、620页。
[1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卷6（下）第400－401页。
[1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3页；《二二八台湾事变及其他处理台湾各案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存档抄件。
[13]《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2页。
[14] 东北日报社编：《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东北书店佳木斯1947年版，第261－265页。
[15]《大公报》刊登的消息数量较少，并不完全反映其对事件的新闻报道篇幅较他报为少，而更多可能是因为其在报道中分条情况较少，而在一条消息中处理的信息更多。
[16] 1946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已经注意到台胞民众对政府“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原因即在于官吏任用非人，物价高企，经济统制等等。（《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52－556页）
[17]《台胞均愿效力祖国 不幸事件应早解决》，《申报》1947年3月11日1版；《编者的话》，《文汇报》1947年3月13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