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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一）

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李放春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着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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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土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土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土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土改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土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土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土改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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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土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土改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土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着，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着中就华北土改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土改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文化大革命”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土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土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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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土改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土改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土改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土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土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土改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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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改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土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土改史料》(《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土改文件》(《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河北土改》(《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南土改》(《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毛泽东选集》)、《毛文》(《毛泽东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毛泽东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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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土改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土改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土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土改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土改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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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北方土改中，一个显着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土改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毛泽东、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土改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土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土改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毛泽东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土改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土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毛泽东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土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土改“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土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土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土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土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