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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国鼎与台湾资讯电子产业

1980年代以来，台湾大力推动工业转型与升级，重点扶植资讯电子、精密器械等高科技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产业结构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主导。资讯电子业突飞猛进，一枝独秀，2000年总产值高达510亿美元，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资讯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地区。李国鼎（1910-2001年）就是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主要决策者、推行者，厥功至伟，公认为台湾科技教父。本文通过评析李国鼎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事功，探寻其经济理念的本质，以求得出对大陆发展知识经济有益的经验教训。
主张发展资讯电子产业
台湾岛仅3·6万平方公里，山地占四分之三，资源稀缺，几乎全赖进口。人多地少，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地区之一，倍受旱灾、水灾、台风、地震的侵扰。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经济渐有起色。随着美援的中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军费压力依然沉重，台湾当局效仿美日等国发展钢铁、造船、石油化工产业，面对1970年代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靠进口庞大资源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明显不适合台湾。
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台湾当局注入资本和技术，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1967年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下简称“国科会”）。两年后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展军事技术。1973年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简称“工研院”），资助新的工业技术的发展。
曾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的李国鼎因病辞去公职后，出任“行政院”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1977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赴硅谷实地考察，访问斯坦福大学及工业区中的高科技工厂，研究硅谷在战后形成及其成功经验。他洞悉资讯已与物质、能源并列为世界发展的三大要素，21世纪是资讯化社会，人们的生活形态及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发展资讯电子产业不需要太多的土地，不会消耗过多的能源，不会造成大气或水质污染，非常适用于台湾的经济成长。李国鼎凭借渊博的学识和几十年的工作实践，痛感台湾必须发展资讯电子产业，才能迎接时代的挑战，因应资讯化社会的到来。
到1978年初，台湾十大建设已近于完工，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当务之急。台湾当局召开了科学与技术大会，制定加速科技发展的计划。通过对计划的目标与策略进行共同分析，使政府机构、学术机构与民间单位互相协调，改进资源的有效共同利用，向更先进的科技加速迈进。
李国鼎大声疾呼：“从工业产品的特点来看，将来发展的趋势可以大体上描述如下：原料工业趋向于能源密集型；系统设备和部件工业趋向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工业趋向于脑力密集型。由于台湾缺乏原料和能源，所以必须利用它的脑力资源来发展非能源密集型工业。微电子技术及其相关的工业的发展就属于这一类。”[1]
1980年1月，李国鼎指出：“全力推广计算机有效应用，以改变经济形态，提高实力”。“资讯工业包括计算机硬体软体、资讯处理技术与资讯传输；台湾发展资讯工业不仅要厚植这些技术能力，以支援省内计算机有效应用，尚可进一步拓展输出。此乃因资讯工业的发展已是全世界趋势，未来的市场不容怀疑；且资讯工业本身是脑力密集工业，台湾拥有大量基础人才，脑力成本较欧美国家低廉，最适合重点性发展此种高附加值的工业，从事输出。”他提出发展资讯工业的基本方针：在发展资讯工业的策略上，在人力发展方面，普及各阶层资讯及计算机观念，培养计算机专业及应用人才；在市场发展方面，集中运用内销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在技术发展方面，借台湾大型计划，发展应用技术，发展计算机系统技术。[2]
许多经济专家、学者对于资讯电子产业的发展前景将信将疑，国际上争论不断，这在当时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资讯电子产业带给人类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有西方成功模式可借鉴的则是钢铁、机械、造船、石化工业。李国鼎没有受过去成功经验的束缚，反复强调知识的巨大创造力：“生产要素中最具关键性者已由从前之劳力、资本而转为技术。资源与商品之流通在国际间政治、经济壁垒之障碍下，已不若技术般仍能具有高度之渗透力。因此对于天然资源缺乏而又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之国家与地区，长久立足之基础实舍高人一等之技术实力外别无他法。……台湾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干，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重心，其技术升级在目前有以下重点：1、对于技术密集度高、附加价值率大、能源系数低之产业，如机械、电子业等，应积极发展。……我们必须加强上、中、下游之分工合作。上游指的是人才培育与基础研究，由教育部与国科会负责推动，中游为技术引进、应用研究与技术移转，由各工业研究发展机构担任要角，下游则为工业界应用，由工业界自动自发之努力。这三个环节必须密切配合，方能使台湾之科技力量发挥到总体生产力上。” [3]
如何切入资讯电子产业，以有限的资金来获得最佳的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台湾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决定了不能搞大而全、小而全，李国鼎反对一味蛮干，盲目上马，应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取得突破：“台湾是缺乏资源的地区，在我们处理能源与材料时，至少在初始阶段必须强调节约。在信息技术中，我们需要审慎地集中力量于微型计算机和超小型计算机、外围和周边设备，以及适用于中文的计算机通讯软件。”[4]
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借助于跨国公司的行销渠道，依赖外国厂商的技术、零部配件的供应，逐渐成长起来。由于岛内市场狭小，研发投入偏低，难以提升技术与品质，品牌意识淡薄，故台湾资讯厂商主要从事委托生产(OEM)，迄今关键技术部件均需从海外进口，如PC的关键部件CPU、高级材料及个人电脑里的液晶显示器等，导致资讯电子业向前、向后关联度极低，未能孕育较为完善的上、中、下游产业体系，造成资讯电子业产品的进口规模随生产及出口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迄今，台湾能够自给的仅是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主板、键盘、鼠标和外壳，半导体则偏重于记忆体产品，产品同质性高，主要以价格取胜而非技术取胜。主导产业发展越快，产业结构松散化就越严重，无法带动其他产业及提升整个经济景气，只能在国际产业内垂直分工中占据配角地位，形成美国主导行销渠道、日本提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台湾生产周边产品的全球电子资讯产业分工格局。
对此，李国鼎忧心忡忡：“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关键性零组件与材料研究及自制能力不足是一大障碍，主要仍完全受制于日本。为加速研制能力的建立，除继续提升应用研究机构的技术发展工作外，对关键性产品一定金额以上的大型投资计划，如能由政府配合参与投资，如当年推动台湾积体电路公司之模式，带动民间半导体设计与制造厂商之设立，将具有实际效果。”[5]
创建新竹科学工业园
针对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成本升高，必须转型，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李国鼎等人决定在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研院的邻近地区建立一个类似硅谷的工业区。
1980年，李国鼎协助“国科会”完成《新竹工业园区设置条例》，在这个园区的公司，除享受一般的优惠待遇之外，还有其他附加的优惠，如可保留盈余达已收资本额的200%，超过部分才课税10%；可申请政府参与投资，出资额最高可达总资本额的49%。还设有策略性工业低利贷款与园区管理局提供的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助金。
凡是有意前往园区投资的人，应先依照园区管理条例，填具“初步评估表”，由园区评估小组对整体投资计划的产品、技术、市场、财务、生产与经营团队方面作初步分析。如果评估的结果发现可行性甚高，则可请投资人依据营运计划书撰写指引，拟具计划书，提出正式申请，然后由“国科会”设置的指导委员会审议。经审议通过后，即可准备设厂。
到1997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已拥有264家科技公司，年产值由1983年的30亿新台币增加到4000亿新台币，创造7万个工作机会。园区厂商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如网络卡、影像扫描仪、终端机、桌上型电脑等占台岛的50%以上。台湾IC产业的制造，从上游的电路设计，到集成电路制程设备的开发等，都在园区完成。台湾着名的高科技公司，如联华电子、台积电、大众电脑、友讯科技、全友电脑、东讯公司、华邦电子等都在这里成长起来。
李国鼎为了引进新技术，促进台湾工业的转型与升级，每次到美国必去看望世界着名的半导体专家张忠谋。张忠谋原籍浙江宁波，是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电机博士。他于1958年进入德州仪器公司工作，1967年升任该公司副总裁。1968年张忠谋到台湾考察，得到李国鼎的热情接待，在台湾设立半导体制造工厂，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晶圆元件包装技术。1984年张忠谋转任通用器材公司总裁。
半导体(台湾称晶圆)制造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张忠谋应邀回台后，李国鼎并未让他出任行政职务，找他谈了台湾半导体工业的前景：“现在有许多半导体专家自美返台，想要设立半导体工厂，但他们多半只有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而没有资本。政府虽想帮忙，但半导体工厂耗资巨大，不可能人人有奖，因此政府想以公民合资的方式，建立一个超大型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请你来主持。”李国鼎多方奔走，策动“行政院开发基金会”投资1亿美金，设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还约荷兰菲利浦公司及其他民间投资人，分别以持股率27·5%与24·2%，配合政府的持股率48·3%，参与投资。1986年成立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是一个拥有世界最新技术的工厂，与当时新竹科学园内海外学人所投资的小规模积体电路3英寸到4英寸晶圆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为台湾半导体工业创造了新机。台积电初创时，第一年就亏损了新台币1·2亿元，但李国鼎坚决支持张忠谋放手工作，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到1992年，营业额已达新台币65亿元，利润12亿元，迅速将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台积电、联华电子现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资讯产业制造商，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撑起了“半壁江山”。[6]
东方社会国家力量强大，民间力量往往处于依附地位，对民间发展产业采自由放任的态度容易导致一窝蜂。李国鼎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推崇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起步阶段，李国鼎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奖助的是一种产业，而不是一个特定的公司，虽然有各种优惠政策，但各个公司之间仍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在优胜劣败的竞争压力下，生产效率自然会提升。这种政府一方面维护市场机制，一方面又领导市场走向，以维持产品在市场竞争能力的策略，正是李国鼎创建新竹科学园区，引导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壮大的成功经验。
人才与组织并重
至1977年，日本已有4万多部计算机，从业人员30余万。台湾仅有计算机120部，从业人员3000余人。在应用上，台湾的计算机仅作人事财务与库存方面的材料处理，尚未在决策、管理及生产方面作广泛的运用，因此，非常需要设立专责机构从事观念推广、顾问咨询、系统分析与人才培育的工作。
1980年12月，李国鼎指出，根据最近的调查，约有6500人（包括操作员与穿孔员）受雇于省内计算机公司和用户的计算中心。其中仅有11%是系统分析员和设计工程师，15%是程序员。在发达国家如日本，除去操作员和穿孔员，有30多万计算机和资讯处理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即在台湾当计算机应用变得更加广泛与普及时，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
为了促成充分的人力供应，必须有能够培训大量计算机专业人员和应用专家的专门教育与培训系统。“我认为，将来计算机教育必须这样来策划，即不仅是对大学和专科学校所有学科的学生教计算机，而且要把计算机引入中学，也许甚至要引入小学。应当提供并提高在职培训计划，不断地为所有职业的计算机用户以及职业工程师与科学家提供培训的机会。”[7]
台湾资讯电子技术的研究发展与推广教育，主要是靠工研院的电子研究所与资策会。
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1974年该院成立电子研究所，来吸引海外先进技术。联华电子总经理曹兴诚就曾任电子研究所副所长。电子研究所是应用研究单位，非专业生产单位，所以工研院又联合电子业及银行业，成立联华电子公司，生产积体电路。
1976年，李国鼎与“国科会”发起一个大型电子计划，支持台大、交大、清大与成功大学分别研究制造积体电路各阶段不同的技术，其中交大的工作与积体电路的生产有很大的关联。后来，工研院电子所成立时，交大的胡定华教授被聘为电子所所长，而交大实验室中有许多学生也转嫁到电子所。之后，电子所有许多员工出外自行开设公司，技术转移到民间。
经李国鼎多方奔走，1979年7月，资策会成立，李国鼎当选为第一届董事长。资策会推动资讯人才推广教育计划，普及台湾资讯应用观念与知识，扩大电脑的有效应用，开拓岛内资讯应用市场，扶植台湾资讯工业，要在电脑硬件软件、资讯处理、资讯传输三方面重点投资。[8]
自1990年以来，资策会受“经济部”的委托，自海外引进资讯训练课程，将它们本土化之后，以授权方式提供业界使用。资策会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办理资讯人才推广教育五年计划，至1992年底，已训练近7万人次。“经济部”工业局也委托资策会办理产业电脑化规划及应用软体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及人工智慧应用技术人才培训计划，共培训资讯电子专业人才几万人。
李国鼎靠着广泛的人脉，聘请了许多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担任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顾问。他大力延揽海外学人，开出优厚的条件之外，还到美国说服旅美科学家返台服务。1983年5月，他前往美国，在几个星期里，往返于旧金山、休士顿、芝加哥与洛杉矶，一共约见2000名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希望他们能回到台湾发展经济。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精英大多与李国鼎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目前台湾推动资讯科技发展的组织架构十分完整，上游由“国科会”结合大学院校进行大型研究计划，一方面作基础研究，一方面培养人才。中游由“经济部”支援工研院的电子工业研究所与资策会分别在硬体、软体方面进行技术、产品的开发及示范推广的工作。下游由“经济部”工业局协助业者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资讯电子产业风险高、更新快，传统的投资管道并不适合，李国鼎采行了科技顾问的建议，由“财政部”成立推动小组，推动台湾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并核定实施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方案”，建立台湾创业投资的良好环境。1985年，台湾第一家创投公司——汉鼎公司成立。目前台湾已有近百家创业投资公司，与海外经验丰富创业投资者共同合作，促进高科技事业的引进、创设及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繁荣。
这里，笔者无意掩饰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奇迹的背后，仍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
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台湾当局长期偏重于扶植高科技产业，对于传统产业多是任其自生自灭，大批从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是被淘汰，就是移往岛外寻求生路，剩余的产业利用资讯电子技术来改造升级的速度缓慢，这使台湾高技术产业的扩散效果受到很大限制。作为主干部分的传统产业未能在转型中得到新生，而是在流散的过程中日渐式微，使台湾出现了新兴产业虽有长足发展，但整体经济却日益下滑的局面。没有面向经济主体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完备性正是台湾经济转型迟缓且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资讯电子业稍有风吹草动，台湾出口增长速度立即下调。2001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根源于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面临新的瓶颈，必须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台湾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偏低，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总体上也缺乏独立能力。由科技或知识密集产业比重来看，只有40%左右，低于欧美先进国家的55%。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率约30%，甚至比传统产业还低，与欧美国家的65%左右相去甚远。科技产业的自主性和扩散性以及与周边产业的关联度十分脆弱。因此，进行新一轮进口替代是台湾今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核心工作。应及时转换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在推进产业升级深化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跨国公司对行销渠道的控制，独立开拓、占领国际市场；降低新兴主导产业发展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提高出口产业发展所需中间产品的自给率。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台湾经济的发展风险，提高台湾产业结构的紧密度，遏止产业结构的松散化，保证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和提升。
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偏重于硬体。李国鼎生前对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病症不是没有察觉，多次谈及发展软体的重要性。1998至2000年间，台湾无形中流失了成为世界软体生产基地的机会，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软体供应基地。李国鼎抱憾终身。这恐怕还得从台湾的人才供应、区位、语言、文化等方面找原因。
求知 力行
知与行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割。关于知行之间的关系，多有争论，或谓知难行易，或谓知易行难。思想家多强调人类的变革起源于认识上的革命，实践家则突显戮力而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蒋介石总结了大半辈子的经验，大叹知难行也不易。
资本主义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将人类社会卷入市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言必称希腊”的人何止万千，而能够将所学到的西方经济学融会贯通，落实于实际，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并不太多。
李国鼎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负笈英伦，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熏陶，学贯中西，勤于思索，抱定“空罐子”的精神，重视实际情况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动态实体，相关的制度和观念，必需随客观环境的变动而有所改变，大力传播和沟通新观念。在他的论着中，无不切实际的假话、大话、空话，也很难看到西方经济学的模型、术语，摒弃一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台湾4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当归功于稳定而又有力的领导，以及政府在适当的时期，选择了适当的策略。应该强调的并不是事先预测成功的策略，而是要强调当情况变化时，随时调整政策与策略的能力。在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演进中，有弹性的实用主义比不切实际的教条更为重要。”[9]
在擘划台湾经济远景的过程中，从进口替代、出口替代、重化工业，到资讯产业，李国鼎在漫长的50年台湾经济决策生涯中，运筹帷幄，先行一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部属：“实用主义的实质，即是当问题出现时，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不受教条或空想的制约。建立免税的欢迎外资的加工出口区，可能会以民族主义为由而加以反对，但是实用主义一旦出现就战胜了民族主义。一些人认为人口控制政策的贯彻与使台湾强大的目标相矛盾，曾一度把庞大的人口与强大的实力等同起来，可是并非如此，实用主义又一次战胜了空想主义。最后，时机的选择也是重要的。正确决定的政策，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决定。当内在、外在条件改变时，政府的政策也应该改变。……事实上，特别当被那些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纠缠时，政府当然犯过错误，但短暂的挫折从来没能使我们消沉，通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总能迅速地纠正我们的错误，以适时有效的方式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不考虑现实的话，它们既不能造福人民，也不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实用主义是基于现实，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以及内在与外在条件。” [10]
当前，大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产、官、学严重脱节的现象。学者只顾多提新建议、新看法，玩弄新名词、新术语，一会儿模型，一会儿系数，至于是否可具操作性、能创造多少经济效益，与已无关。过一两年重复如此，ABCD、甲乙丙丁，头头是道，纸上谈兵。产业部门只顾眼前，缺乏宏观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问题那是主管部门指导有误。政府部门忙于行政事务、照本宣科，流于形式，隔两三年就要对经济规划作一次调整，实际上很难发挥指导作用。
人类社会正迈入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时代。关于“知识”的定义，见仁见智，大致可理解为创造财富的思想（idea 和know-how）。即使社会小小的进步都是求新求变的结果，唯有不断接受挑战，才能适者生存。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国界渗透绝不是福利大饼，而是胜者通吃、败者全输的生死存亡之争，迫使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如果不想跌落在数字鸿沟深渊的话，必须不断创新。
儒家文化强调长幼尊序，因循守旧，重继承轻变革，重形式轻实质，祖宗之法不可变，本质上是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创新。在被迫融入全球经济的大潮中，大陆一些地区及部门流于照搬照抄西方先进模式，教条主义、空想主义泛滥，开发区热、电脑热，东施效颦，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只追求知识经济的皮毛，缺乏创新、创意的知识灵魂，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李国鼎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半导体等等，正是在消化西方经济思想及模式的过程中，根据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开辟出一条适合台湾发展的独特道路。在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求知力行，勇于创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我们在借鉴李国鼎搞科学工业园区时，更应学习他求知力行的精神，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不顾自身的基础、区位、资金、市场、人才等条件，一味发展资讯电子产业，充其量不过是个组装工厂。口口声声发展知识经济，实际上是背道而驰，弄来弄去只能沦为“知识经济的植物人”。
余论
中国已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有成为世界工厂之势。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十分重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扎根绝非是对中国人民的恩赐，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中国的人力、土地、资源，表面上看中国一夜之间融入了世界经济大潮，实际上不过是个组装工厂，跨国公司牢固地控制着研发、品牌和市场。中国土地虽大，可用资源依人均来算，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市场逐渐饱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成长的空间实在有限。居安思危，如果我们沉醉于不劳而获，不思进取，只能在资源被消耗完后，喝西北风。
经济问题的发生主要在于资源有限，如何将这些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佳的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阻挡，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部分主权让渡，政府的职能不是消亡，而是转换。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政府必须扮演重要的功能，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盲点以及自身的定位有所认知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第一步。
产官学应形成一个整体。学者不能闭门造车，写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着作，应为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出可具操作性、前瞻性、有经济效益的建议。生产部门不能只顾埋头拉车，应多听听研究部门的意见，尽量避免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政府在产学之间，应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要求科研机构多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求产业部门不能盲目蛮干。针对当前中国传统产业普遍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业，政府应协助业者建立其核心竞争力，并配合关联产业成长，整合上中下游投资计划，鼓励策略联盟，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而扭曲整体产业结构。
大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应由过去以制造业为主，迈向以研发、设计及行销、管理等服务为主的高附加价值经济体系。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率，松绑不当管制，加强商品、劳务、人力、资金、技术、资讯的流动与有效整合，吸引人才，积极研发，努力创新，发展知识密集产业，增加技术与知识的成份，创造高附加价值，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走的路。
主要参考文献：
李国鼎着：《工作与信仰》，台北，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2001年。
李国鼎着：《经验与信仰》，台北，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2001年。
李国鼎着：《我的台湾经验》，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编：《国鼎丛书（1—14册）》。
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王昭明等编：《经验与传承——纪念李国鼎先生百日研讨会大会手册》，台湾，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2001年9月。
张冠华撰：《台湾工业转型与升级的现状、问题及前景》，《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
李廉水、施卫东编：《李国鼎经济与科学思想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
康绿岛着：《李国鼎口述历史——话说台湾经验》，台湾，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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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迎接自动化时代》（1981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2] 《台湾发展资讯工业的目标与策略》（1980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3] 李国鼎撰《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台《中央日报》1981年11月12日。
[4] 《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1982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5] 李国鼎撰《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强固台湾产业优势》（1994年），台《联合报》1994年4月15日。
[6] 康绿岛着《李国鼎口述历史——话说台湾经验》，台湾，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231-239页。
[7] 《国际计算机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8] 《李国鼎先生生平》，台湾，2001年，第24页。
[9] 《台湾经济的转型》（1990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0] 《动态经济中的政策形成》（1990年），李国鼎着《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31页、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