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张学良是怎样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学良-张学良是怎样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学良是怎样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
一 “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问题。
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由于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张学良就有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与中共一起发动事变的计划。也许，象广泛传说中的那样，他已经通过他所信任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就事变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部口述史，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公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他6年前初次开口说话时就忏诚地祷告：“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吧。”
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的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
二 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因此，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着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他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他们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时过景迁几十年之后，黎天才这一回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一个多少值得怀疑的问题。完全相信黎的说法，肯定张学良曾经“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未免太过轻率了些。不过，张学良身边用过一些前中共领导人，他敬重这些人的知识，佩服他们的才干，并以此类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研究的兴趣，这于情于理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经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做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见到黎天才等人曾经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唯一肯定黎天才、潘文郁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是当时曾任中共北方局特科成员的吴成方后来的一份回忆。据他说，中共北方局特科从搜集情报的角度考虑，曾经利用黎天才、潘文郁进行过一些工作，甚至通过他们推动张学良释放过一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这或者可以算是张学良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一段前缘。
三 张学良与中共人员的初次“接触”
张学良自己说，当他在武昌时，张学良过去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揭旗抗日的前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曾首先向张学良谈起联络共产党问题。张称：李当时希望返回东北召集旧部再事抗日，并提出“(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张学良这里的回忆，不仅没有交待具体时间，并且也没有讲清楚此事与后来结交中共之间有什么联系。
张学良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时间，是从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据应德田回忆，张学良见李杜谈联络共产党问题，其实是在1935年底，而且是张“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应德田这里所谈到的时间和情况，似乎比张学良自己的回忆更合乎逻辑。这是因为，在1935年9月之前，张学良仍在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战争，并且在10月初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他当时多次对部队讲“先‘剿共’后攘外”的必要性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去西北剿共还并不十分恐惧，因为在此之前东北军可以说还从没有真正和红军交过手。张学良开始感到“剿共”对东北军是一个灾难，理应是在1935年10—11月期间东北军三次严重受挫之后。
东北军的惨败分别发生在
张学良在东北军在军事上接连失利后，急于寻找共产党关系，这是事实。在张学良身边，后来也确实来过一位叫刘鼎的中共联络员。但刘到西安的时间已经是1936年3月底了，而张学良情急之际当然不会为了上海的一个刘鼎等上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与陕北的共产党方面接上关系了。只不过，最初张学良仍旧以为中共中央应当还在上海，并没有放弃到上海去找共产党的努力。
但是，在交待张学良与陕北中共接上关系之前，还必须提到张学良所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个人既不是刘鼎，也不是陕北的共产党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的牧师真名叫董健吾，此前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这时因为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关系以便进行谈判，宋庆龄特地推荐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学，在上海做牧师多年有相当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打过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国民党人委以重任，取得了进入陕北苏区的通行证。
董健吾要进陕北苏区，必须经过张学良这道关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访了张学良，声言“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据说，“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张学良就这件事回忆说：当董健吾来时，“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这个王牧师后来又来过西北，他在西安带上了正好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到了苏区去。因此，我们得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当时这件王牧师的形象。据斯诺记述说，这位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外表象个富裕商人”。不过，董既没有成为陕北中共与南京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也没有成为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搭桥人。
四 高福源帮助张学良接通共产党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陕北苏区的实际控制区，主要还在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一带，周围稍大些的县镇，差不多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在这些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威胁的就要数沿着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线直接深入到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以王以哲为军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了。红军为了准备预定中的东征山西作战，不得不首先南进，围延安、困宜川、打甘泉，并准备适时袭取六十七军军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这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中，几乎都是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使红军了解到，他们眼里那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张学良，竟然也处在动摇之中!
当时，由于几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较弱，红军将领多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后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想不到，在照计划进攻甘泉时，却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红军之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5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担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感到心悦诚服，由他来进行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
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彭德怀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特别不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里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又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五 张学良对中共代表表示希望红军赴绥远抗日
第二天，即18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后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对甘泉包围，并要彭德怀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知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的诚意。彭德怀当即下令为甘泉解围，同时于当晚用电报通知了王以哲，说明甘泉之围已解，并且正动员群众为城内守军运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后来在《忏悔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事。至于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李克农“所提之请”“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一句，说的是中共决心“重受蒋公领导”，“取消红军名称”，“接受点编集训”等等。
不难看出，《忏悔录》中所说的情况，与事实相差甚远。李克农来洛川见张、王，明明是张学良方面的主动，如何就变成了李克农自行前来，王以哲“请良亲为接见”?李克农当时受彭德怀派遣来洛，张要见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只能是邀会彭德怀，如何会“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要知道，不要说张学良这时不了解中共领袖是些什么人，就是了解，周恩来这时也与此事完全没有关连，如何会想到请周来见?
同样，说张这时想当左宗棠，不战而降红军，也不合情理。试想，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无清兵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马化龙又如何会轻易归降?而连遭红军挫败的张学良，这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利用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引者注)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这时又如何会指望做左宗棠?
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从前引毛泽东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和毛给杨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东北军之后，中共中央估计张学良主动求和是为了保存实力，因此，毛泽东要求李克农乘势去谈“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如果说李克农未必能够坚持以“抗日讨蒋”为谈判前提，但至少也不会擅作主张，反过来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吧?
张学良的《忏悔录》写于那个不自由的时代，难免有诸多难言和讳言之处，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笔，其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自然可以想象。
那么，李克农与张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20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电报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学良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为此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当然，在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谈话过程中，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因为，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拉东北军加入“抗日反蒋”，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有电报给彭德怀，要彭告诉李克农，谈判关键在“抗日反蒋”，只要张学良同意“抗日反蒋”，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李克农几度提“抗日反蒋”的问题，但只有王以哲对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张学良在这一点上却表示异议。他一方面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谈国民党中许多人都同意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以便尽快对日开战，甚至阎锡山也与他谈论过同样的想法，他愿意为此出面活动，并表示，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合作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六 彭德怀怀疑“张企图以抗日而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向彭德怀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情况。从毛泽东几度强调争取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的情况，可以看出，毛对与张学良的谈判，是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的。李克农的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难怪彭德怀在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后并不满意。他当晚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说，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张多半只是在红军的威胁下，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很大的力量来援助他的情况下，“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这种现象，“仍是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反映”。特别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红军应当北出宁夏到绥远去背靠外蒙，发动抗日，这在彭德怀看来，分明是“企图我军脱离陕北入宁绥依外蒙求得甘陕地盘完整，导火日苏战争”。这说明，“英美日在中国矛盾更加尖锐，蒋、张以英美为背景，联合反动各派，以新的欺骗缓和革命”。
张学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形象，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使这时实际负责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彭德怀一时对他很难相信。但对王以哲就不同了。听了李克农的介绍，又看了李带来的王以哲给彭德怀的表示诚意的手书，彭德怀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一些，因此开始积极地对王开展统战工作。
在李克农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怀就致电王以哲，说明日本进攻甚急，为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不仅“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干旋，以期迅速实现”“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的目标，而且“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彭德怀显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尊命行事而已，没有张学良的批准，他是绝不会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王以哲收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转发西安张学良，同时电告彭德怀，来电已转张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闻。事实上，张学良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部下在这种事上越俎代庖的，张学良既然已经决定外出活动，与彭德怀见面的事当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还是一再致电王以哲，希望早日见面。他在26日的电报里强调说，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现。
彭德怀这时所以坚持邀王以哲会面，与对王的好感不无关系。从内部情报得知，洛川会谈后，王以哲抗日情绪明显高涨。据报，王以哲曾召集军官训话，宣称打红军战斗快要结束，三个月后东北军就要去打日本了，因为日本准备大举进攻，我们已无路再退。注意到这种情况，彭德怀自然相信王以哲确实可以多做争取工作。但是，正如王以哲复电所称：来电已转张先生，所商大计均须待张学良先生决定，但张先生尚无回电，殆已离省。如此奔走去矣，预计数日内当有回电及确切决定，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单独先与兄晤。
但彭德怀这时实际上仍旧负责着对张、王的统战工作。为确保东征作战的顺利进行，彭德怀于
这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关系问题，关系重大。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这时事实上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多少有所了解，因而不再想象可以轻易劝说张学良赞成“抗日反蒋”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虽然在去电中仍旧坚持加以劝说，但在他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是：(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四）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问题付之，全国人民公决，而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做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之政府为度的初步讨论。（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七）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从以上的原则中，可以看出，基于上一次接触的经验，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已经变得实际一些了。它相信，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此，谈判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而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七 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做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
与彭德怀不同，毛泽东对张学良的信任似乎多一些。还在第一次洛川会谈过程中，他就曾经打电报给彭德怀，要他告诉李克农，中共方面愿意与张学良真诚合作。电报称：（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得晚了些，彭德怀得到电报时，李克农已经结束了那一次与张学良的会谈。但这个意见，毛泽东仍是坚持的，彭德怀随后也表示了同意。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中共中央这时有关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按照在此之前首先在莫斯科提出这一主张的共产国际的想法，这样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应当由共产党来做发起人和中心的。许诺可以让张学良来做政府主席和联军总司令，与共产国际的愿望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注重实力原则的毛泽东看来，从统战的角度来考虑，这无疑是必要的。毕竟张学良有多过红军几倍的兵力，在全国地方实力派当中又有相当高的地位。要与张学良联合，必须考虑到实力上的这种种情况。新谈判方针，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制定的。
不过，这并不表明毛泽东不再希望争取张学良“抗日反蒋”。这从他和彭德怀给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直到
李克农是
李克农到洛川是25日，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有马上赶来见李。但他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与中共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渠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针对他的部队与红军的关系问题，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了有关彻底解决延安、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达成如下“口头谅解”：（甲）由延安至甘泉至富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助帮助之责。但双方均不应携带武器，在该地区亦不得有侦察或破坏等行为，该地区政府亦应非武装化。红军过路应予通行，惟红军部队横过马路时，应事先通知东北军。（乙）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延安、甘泉城周围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丙）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富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上述“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既然如此，条件还应当可以再放宽些。毛泽东29日得到通报之后当即复电提出，可以考虑：（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乙）富—甘—延交通可立即恢复来往，便于粮食被服之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延安、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延、甘友军起见，应转告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鹿阝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毛泽东的方案显然更加简单易行，王以哲原则上当然赞成，问题是毛的提议是针对整个东北军的，而他只能负责他的六十七军，因此，他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六十七军。同时，增加了红军进入白区采买货物需着便装的文字。两军之间的协议因此顺利达成。不过，为避免两军接触和摩擦，王以哲还特别致毛泽东和彭德怀，“诚恳”地请求中共方面同意：为保证永久的双方安全，红军围甘部队应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军不得进驻；另沿富—甘—延马路双方亦不住军队，惟苏区政府武装不在规定之内，此又可掩人耳目，对外搪塞”。对此，毛泽东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在给李克农的回电中称：抗日救国大计既定，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望转告王以哲，以后随事商量，可不拘形迹。
3月3日，李克农通知彭德怀、毛泽东等与东北军整个协定，需待张学良回来才能决定，但与王以哲部的局部口头协议已成。据此，中共中央于5日即通知所属各有关部门，说：“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鹿阝(富)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八 中共中央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
张学良是
4日夜，张学良亲驾飞机飞抵洛川，一下飞机就忙着见李克农。令李克农不解的是，同上次谈话不同，张学良这次再未提对蒋介石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和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还在3日上午，彭德怀、毛泽东就有电报给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说“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探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如今，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这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学良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山西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人相当满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如果要从在一周内按照张学良提议，从石楼赶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亦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力疾践诺前来” 。这样，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民族反革命派”，而张学良则属于“民族革命派”，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但无论如何，从把张学良看成是“卖国贼”，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陕北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至此，张学良与中共的统战关系得以正式建立。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从此走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