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孙中山-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民族凝聚力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观念形态，有其相对稳定的范畴体系，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和祖国统一的格局。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问题，近几年来，学术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取得了很多共识，但对很多问题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论者认为：中华民族牢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凝聚力，扎根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征，它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积淀；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学术中的精粹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具有激励人心，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的文化结晶，也是民族物质的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反映；民族精神是民族团结、统一思想的纽带，又是促进民族繁荣、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这些论述都是公允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内涵，论者在表述上，既有很多共同点，又有不少差异，以下内容为较多论者的共识。如：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自强不息”；宽容精神——“厚德载物”；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乔木指出：“天下为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永远领导我们前进的民族精神。”［（1）］上述这些精神，无疑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祖国的统一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民族凝聚力。
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其在清朝统治时期的状况，郭沫若有如下的论述，他在1938年12月发表的《复兴民族的真缔》中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并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清朝统治时期遭受了损失，现在才渐渐复苏。这段论述表明，清朝的封建统治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受到了削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已不能完全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文化，而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变化和影响。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对中国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资本帝国主义瓜分统治世界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古代以“仁”为中心的部分传统思想文化，对组织动员中华民族凝聚起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缺乏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为了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保卫国家独立，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斗争中加强凝聚，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
——清朝满洲封建贵族对外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对内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深受满洲封建贵族的歧视和压迫，清朝是中华民族人民的牢狱。清朝封建政权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成为“洋人的朝廷”。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体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国内根源，是中华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排除的障碍物。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忠君”为“爱国”的封建精神信条被逐步破除，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反对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重新聚焦，出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组合。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国内统一的民族经济市场逐步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逐步加强，新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日益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正逐步由自在的民族意识向自觉的民族意识转变，中华民族正从一个自在的实体逐步向自觉的实体转变，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使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新兴的阶级力量，这是当时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其思想文化理论和政治主张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利益，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的核心和动力。
——清朝封建政权对外屡战屡败，屈辱投降，国势日衰，国威日下。清政府对侨居外国的广大华侨缺乏保护力，广大华侨在侨居国受尽盘剥、欺凌和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他们回到祖国时，又常遭到清朝官吏和土豪地痞的勒索和迫害。清王朝已逐步失去了对海外炎黄子孙的感召力。广大侨胞从维新派散布的“勤王”的精神和政治误区中日渐摆脱出来，转而支持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日渐成为广大爱国侨胞心目中的旗帜。
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外，主要有如下三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文化精神。一是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自强精神；二是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自由平等精神；三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共和精神。这三种精神贯穿于近代社会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三种精神被有关的组织、团体、政党、人物具体演绎、发展为多种具体的纲领、宗旨、口号、理论，出现在多种政纲、章程、檄文、诗文、演讲、规约中，成为号召、团聚、激励、规范人们的行动纲领、奋斗目标和精神武器。
鸦片战争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量鸦片走私、贩运，掠取了中国的大量财富，使中国民弱财尽。当中国人民愤起禁烟时，英国公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外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和神圣职责。中国社会思潮出现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自强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各族军民面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掀起了一场场不畏强敌、团结奋战，英勇献身、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这一场场壮举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林则徐、魏源的“民心可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当时的爱国士大夫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广州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人民群众，男女老少自发地组织起来围歼英国侵略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2）］他们表示：“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3）］这种朴素的热爱故土、热爱家乡的情怀，使他们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出现了“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人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敌摧”［（4）］的壮举。由此可见，“制夷”和“保土地”、“保身家”的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在爱国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起着强烈的感召作用和激励作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清政府的封建腐朽统治和残酷剥削，使民不聊生，被迫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在鸦片战后十年间，汉、壮、瑶、苗、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斗争，全国共达一百多次。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响应，气势磅礴，迅速席卷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长达十年之久。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新聚合，其目标是太平天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其思想核心是平等思想：“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存此疆彼界之私，何起尔吞我并之念？”［（5）］“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6）］其团聚方式与要求是：“拜上帝”，“团营”，“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已正人，相与作中流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7）］
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自强”为目标，提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创办新式企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最早商办企业的出现，其重要代表之一乃是华侨商人陈启源。他于南洋经商致富后，1872年回国投资在广东南海简村创办继昌隆丝厂，是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在继昌隆丝厂的带动下，广东缫丝业迅速兴起，80—90年代，顺德县兴建的缫丝厂达35家。陈启源回国投资设厂，开了华侨投资祖国办企业的先河，此后，爱国侨胞对祖国经济发展和富强的关注，是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重要的新内容和新形式。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要求进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商战论”成为当时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具有时代的感召力。郑观应在《商战》一文中写道：“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陆謺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刀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8）］“商战论”在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成为后来出现的所谓“实业救国论”的先声。
在早期维新派中，有一位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留学生、华侨热爱祖国的典型代表。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47年赴美留学，1852年加入美国籍，1854年毕业于着名的耶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当时，“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他“受到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9）］但他不受劝诱，毅然归国。他同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曾到天京访问并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从1863年起到80年代，他帮助洋务派办理洋务。1871年他提出的教育计划经清政府批准，分期分批选拔少年到美国留学。1872—1875年他任清政府“幼童出洋肆业局”副委员，旋任清政府驻美、西、秘三国第一任副公使。1898年他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迫出逃上海。1900年他在上海被拥为自立会（“中国国会”）会长。自立军“讨贼勤王”起义失败后，他出逃香港，后赴美。这一系列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赞成维新变法、“勤王”转为同情革命，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从维新派转为革命者。他的战友和同事谢缵泰说：“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10）］他的美国朋友特韦契尔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的评论是：“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1）］
19世纪60—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英、俄、日、美、法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新疆、西藏、台湾和西南地区进行窥伺、渗透、侵略、扩张，策动民族分裂，侵吞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纷起抗争，抵抗外国侵略，反对民族分裂。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出兵平定了新疆的叛乱，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密切了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西藏地区的藏族等各族僧俗人员，对英军侵略西藏，表示“誓死抵御，决无二心。”［（12）］“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13）］终于挫败了英、俄企图分裂、侵吞西藏的阴谋。
中法战争时期，1885年2月，当法军侵占镇南关后，得意忘形地在关前插立的木柱上用汉字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镇南关的壮、汉族人民十分气愤，也在关前树立木柱，大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14）］表示了各族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爱国将领冯子材团结带领爱国将士，在祖国南疆的汉、壮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战，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这是中国近代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同胞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于1884年9—10月间掀起了一场抗法、反帝、反殖民的罢工斗争。香港华人报纸——《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刊登了两广总督衙门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香港华工拒绝修理法军侵袭福建马尾港时被福建水师击坏的法军舰船，华人船民拒绝运送侵华法军在港采购的食品，华人车夫拒载法国人，华工拒绝为法国人干活，清洁工人、木匠、碾米工人、煤业工人、轿夫、屠夫等很多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抗议法军侵华，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英国殖民地总督乔治·鲍恩哀叹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中国的手工业者、船民、苦力都不愿为法国人卖力。”［（15）］这次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表现了香港同胞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群体和不同的职业组织，地方观念和行业帮会有时成为民族团结和互助合作的障碍。当法军侵华和港英当局助法抑民时，祖国的安全和广大华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同方言群体和不同职业的华人就自动联合起来，举行罢工、罢市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法战争。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港口是侵华法军的军舰、船只必经之地，当地华侨得知法军侵犯台湾基隆，击毁福建水师舰船和马尾造船厂，清政府对法宣战、两广总督衙门发布的四项抗法谕示，以及香港同胞开展抗法罢工斗争等消息后，群情激愤，纷起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他们散发抗法传单，捐款支援祖国，并利用修理法国舰船之机破坏法国舰船，放置毒药于法军食物中，使法军十分惊恐。美国的华侨慷慨解囊，在两三个月内就捐款50万洋元，汇寄回国支援抗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广大侨胞热爱祖国的高度民族凝聚力。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慈禧和李鸿章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日本气焰十分嚣张。广大爱国将士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二百多名官兵驶舰猛撞敌舰，拟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国哗然。遍及全国的废约、迁都、再战、反对割地等激扬愤慨的呼声，是当时的爱国思潮的具体表现。辽东人民反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辽阳民团誓与侵略日军决一死战。台湾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纷起反对割台，以徐骧等人为首的义军，刘永福率领坚守台南的军队，以及台湾高山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与侵台日军展开血战，大小战斗达一百多次，毙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日俱增，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均日益激化。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全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由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变法维新”的运动旗帜，是当时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和动力。“公车上书”——由全国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其团聚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百日维新”——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冲决封建的政治、思想罗网，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场维新运动以“圣君”、“明主”为中心，以“贤人”、“智士”为动力，缺乏广大群众的力量源泉，因而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中国刚刚步入20世纪之年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运动以广大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组团自卫为先导，“自卫身家”，“互保闾里”，进而发展为广大义和团群众汇集京、津，“扶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表现了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民族义愤和“保国”的爱国精神，因而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除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参加外，还有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部分官员参加，声势浩大，举世震惊。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大清”、“朝廷”与“中国”等观念混为一谈，将“扶清”与“爱国”等同齐观，使凝聚力的核心不纯不正，受骗上当。它将“外来侵略势力”与“洋人”视为一体，盲目排外，因而使运动陷入误区。
在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和京、津广大爱国军民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精神。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他们一方面更广泛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探索中国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国魂或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从中国传统的小农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产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魂安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已是“无魂之国”，所以要“制造中国魂”；中国魂是“兵魂”。“爱国心与自爱心”则是“兵之魂”；而“制造国魂之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国魂之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段关于中国魂的论述，既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爱国心与自爱心”，又赋予其时代精神——近代关于“人民之国家”的新观念，实乃梁启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梁启超所说的“人民之国家”，乃是维新派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来实现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
20世纪初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利用清政府开设学堂和允许留学的机会，纷纷到大城市读书或到日本等国留学，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在1903年前后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热潮，并多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为中心，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关于中国魂问题，是当时这些报刊的中心论题之一。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发表了《国民新灵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国之民族，伟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时衰鬼弄，真魂失性，灵性改常。”文章认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丑恶的灵魂：“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文章抨击上述六种丑恶灵魂，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采他国之粹，铸成五种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气吞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二曰军人魂。……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侠魂。……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其四曰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爱，终不可行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国民而不真欲驱逐异族实行革命则已，苟欲之，则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卫森严之域，关津出入之途，军火制造之厂，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迹也。……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上文所抨击的六种丑恶灵魂和倡导的五大新魂，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这六种必须摒弃的丑恶灵魂，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恶果，是中华民族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创伤，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对侵略者、压迫者不敢反抗斗争，受尽欺侮，沦入奴隶、仆妾、囚虏、饿殍、犬马般的思想境地。他们倡导的五大新魂，具有时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气吞山海之势，军人铁血神圣之威，游侠豪杰之气，寄希望于社会平民，驱除异族实行革命。他们还对中国传统的“儒者”精神进行批判，认为“儒者有死容”、“尚空言”、“计祸福”、“蹈故常”，因而该文的作者呼吁：“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肯从我游哉！”
1904年《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认为，中国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数者皆吾祖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乎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该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因此，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早谋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国魂篇》中明确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6）］
《国民日日报》在《中国魂》这篇社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欧美各国所具有的那种“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国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对中国魂不应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应予珍惜和发扬。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国民日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洲贵族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纲只有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动力。其故有三。
其一，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民主爱国的立场出发，力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把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列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作为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重要前提，这一革命纲领切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其二，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广泛团结中华民族大众，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的最有号召力的政纲和口号。民族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压迫问题，代表了除封建顽固派以外的中华民族大众的利益，能够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促使清王朝迅速覆亡。
其三，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动员鼓舞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精神力量。孙中山通过革命实践和失败教训，在革命后期使民族主义中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思想内涵日益明确，成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进步因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其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能够适时地赋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为指导当时革命实践和政局发展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动力。
一、“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集志士以兴中，挽救中华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设总部于香港，其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兴中会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声疾呼：“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17）］兴中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有了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并以此为核心，“联络中华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日益深远，成为经久不衰的、极富感召精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和政纲。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政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8）］民族主义这些目标和任务，十分切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近代的中华民族身受双重民族压迫，即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压迫，满洲封建贵族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须首先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义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政纲和精神武器。民族主义成为能够最广泛地团聚国内外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纲和口号。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19）］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大造革命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批判改良思想，肃清改良思想在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中的恶劣影响。“《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0）］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从“保皇＝爱国”的政治思想误区中逐步摆脱出来，转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同情、拥护、支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中华儿女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赞成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赞成“三民主义”者最次，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其次，赞成“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政纲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很多省的旧官僚、旧将领和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孙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统一”、“五族共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则。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在他主持制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他主张“五族共和”，“南北统一，五族一家。”［（22）］这些贯穿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则和政纲，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重要原则。
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他进而认为：“我国去年革命，影响及于全部，而仅以数月之短时期，大功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23）］
从上文可见，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问题均已解决，但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评价。随着孙中山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继位，孙中山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民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原则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四、“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实行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孙中山为了挽救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但都未能成功，他的思想处在矛盾、困惑之中。在此时期，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出现了一些混乱，既有进步因素，亦有消极内容。他否定“五族共和”的正确原则，主张“民族同化”，亦主张实行“民族自决”。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
孙中山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他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25）］他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的目的是正确的、可贵的。但他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实行民族同化，实乃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正是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反映。
五、“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新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
关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6）］第一方面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第二方面的目的，是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联合，“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处境十分危险，要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27）］他一方面指出了民族凝聚力、团结的重要性，又进而指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需要有“很好的道德”，二是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三是实行“济弱扶倾”的好政策，“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植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28）］
孙中山主张反帝和实行民族平等的正确主张，在国共合作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中国工农群众奋起，“打倒列强除军阀！”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未能完全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反帝和国内民族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的作用，团聚和激励中华民族进行反封建反帝斗争，居功甚伟，应予充分肯定。
注
（1）《中国精神》一书题词。
（2）梁廷楠：《夷氛闻纪》卷3。
（3）《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
（4）张维屏：《三元里》。
（5）（7）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6）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8）《商战》上，《盛世危言》卷3。
（9）（11）《西学东渐记·代跋》，第7页、第15页。
（10）《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44页。
（12）《清季筹藏奏牍·升泰奏牍》卷2，第6—8页。
（13）《西藏地方史料选辑》，第159页。
（14）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15）Co 129／226，第5502号，鲍恩致德贝函第89号（1885年2月23日）第281页。
（16）《浙江潮》第1、3、7期连载。
（17）（18）（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297、282页。
（20）《民报》第5号，第140—141页。
（21）（22）（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317、438—439页。
（24）（2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186页。
（26）（27）（2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242、253页。
（资料来源：《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