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先生-父亲罗家伦的恩人 -- 穆藕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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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父亲罗家伦的恩人 -- 穆藕初先生


我的父亲罗家伦(1897-1969),青年时代有幸受到三位前辈的赏识和帮助,使他大学毕业后有留学和深造的机会,并引导他走上献身教育、文化、和着述的事业。穆藕初先生便是这三位前辈之一。
出生于一个新旧交接时代,父亲早年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家塾教育。十七岁时他离家到上海就读复旦公学,开始接受西方式的中学课程,三年后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本科,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也加深了他对现代知识的兴趣与向往。在北大的三年里,他除了选修、旁听多种科目外,还参加了许多不同性质的课外活动,包括发起“新潮社”并负责为《新潮》杂志撰稿和编辑的工作。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他奋勇奔走、联络,为时一年之久。直到次年春天,毕业考试的前夕,他一面为“五四”周年写稿、编辑专刊,同时又担任为杜威教授学术演讲作笔记的工作。至于毕业后茫茫的前途,他似乎还未来得及多加考虑。
1920年五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收到穆藕初(湘玥)先生从上海来函,信中说:“自先生长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先生提倡苦心,为全国人民所共知,故玥自一月间与先生别后,日思有以为先生助者。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如荷赞同,请赐复为祷。”信中所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制定的四条:(一)本贮金由穆君藕初第一次捐银一万两,以后每年续捐,并委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贮金管理人。(二)贮金在上海劝工银行,由黄、沈、蒋三君共同管理之。(三)本贮金为选派欧美留学之用,由穆君委托蔡孑民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派送之,并请胡适之、陶孟和、蒋梦麟三君为助理。(四)选派学生不拘年岁、籍贯,除学术体格之外,能力与道德兼权者,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
经过蔡校长和三位教授严格考核、数次会议讨论后,选定了父亲和段锡朋、周炳麟、汪敬熙、康白情等五位同学先赴美留学,二、三年后再可赴欧洲各国研究。“年限无定,以学者研究之志愿为转移,回国后并无他项拘束,仅为学术之发展,谋社会之改良。”这是一个万分难得的机缘,而且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奖学金额,在当时确是非常丰厚,所以五位得主决定每人每月挪出二十元,供给另一位未能入选的同学孟寿椿出国。因此当年号称为“五大臣出洋”的队伍,实际上有六个人。同年夏天穆先生因为看到《北京大学月刊》里的一篇文章,对作者江绍源极为嘉许,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学费2,500美元,以供他与其他同学一同出国。这个“实业家提倡学术的创举”,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及称道。
1920年九月,与父亲同行的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承江苏教育会特为举行欢送会。会中蒋梦麟先生代表北大向穆先生致谢。穆先生答词说:“从前自己赴美,好容易得到官费,极知求学之难。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所喜选送诸君,均北大杰出之才,且为五四运动觉悟之人,并为觉悟后而知研究之人,颇为满意。”不巧那天父亲因病不能参加盛会,错过了拜谒穆先生,表达感恩的机会。
父亲的家境并不殷实,弟妹众多,离家北上后,经常以投稿来贴补生活。毕业后他可能不乏就业的机会,但是他遗憾在北大未能全力专心读书,而求知的欲望却与时俱增。1920年五月他在《新潮》发表了一篇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地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除了总结他的观察、经历和评论外,特别呼吁中国应该培养专门的学者,建立新文化的基础,才能达到改革社会的目标。那时国内还没有研究院的设施,出国深造只是一般青年梦想中的道路。父亲能在这关键时刻得到穆藕初先生奖学金的资助,确是他的一大幸运。
抵美后父亲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选修和旁听历史、哲学和教育方面的课程。1921年他的活动包括了接待蔡元培校长来美访问诸名校,和参加”中国留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游说工作,同时也不断译书、写作。1922年他翻译的《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Paul Rein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专着《科学与玄学》初稿于1923年完成。这些收获与成绩,都与穆氏奖学金的优厚资助有密切的关系。
1923年底父亲离美转赴柏林,一则是依照穆先生所策划的留学方针,二则面临奖学金中断,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当时他手头可能尚有些存蓄,勉力支撑了一年多后,面临绝境不得已于1925年向张元济先生求援,获得他慷慨的借贷。如此他得以继续在英、法两国游学,1926年夏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党校,北平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职。1930年起父亲定居南京,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及国立中央大学校务。
1937年六月,父亲、段锡朋、汪敬熙、孟寿椿、江绍源等曾经受到穆先生资助出国的十余人,发起筹得一万法币,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在北平举行首次会议,通过会章,决定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各设一名学额,分配的学科 -- 理科、农科、经济科 -- 均与穆先生的兴趣和事业有关。为此父亲拟定致穆先生的信是这样的:
“先生曾以提倡学术的精神,来扶植我们学业的进展。我们历年服务都甚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这种为学为公的精神,长足为社会法式,绝不为我们成就的不多而有所减损。我们在惭愧之余,只能以继续先生这种精神的一个小小方式,来表示我们对于先生的感谢和佩仰。于是集议共筹国币一万元,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并推组董事会处理此款,即以该款利息设置奖学金额数名,奖进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使先生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心愿能够长远维持下去。这点纪念先生的诚意,希望先生接受。“
不幸未几“七七事变”爆发,战事打断了这件意义深长的创议,直到三年以后,奖学金才首次颁发给后方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先生。
抗战期间穆先生积劳成疾,1943年卧病陪都重庆。当时父亲远在新疆担任监察使,刚巧九月初返渝开会,十九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下午梅荪(周炳麟号)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旋见维桢(即先母张维桢,时任国民参政员)由公共汽车站走回,方知梅荪因雪艇(王世杰号)于本日上午当选参政会主席团之一,遂走不开。”当年重庆交通极为不便,更无法用电话联络,因之父亲竞未能与穆先生见最后一面。九月廿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方拟偕书贻(段锡朋号)、梅荪往中央医院视疾,不意今日忽闻死耗,为之哀感不已!此老年六十八,患癌症,一生奋斗,颇具近代眼光,去年遭大屈,社会多为不平。”十月初《中央日报》的“穆藕初先生追悼会启事”发起人中,父亲名列第八,段锡朋和周炳麟二位也都在内,他们自然也都参加了十月六日的追悼会。
哲人已往矣!我出生较晚,又长期不在父亲身旁,虽听到过穆公的善行,对他的事迹却了解不多。1999年八月,我突然接到穆家修先生从上海来信,告知他是穆藕初先生的幼子,退休后专心收集先尊的遗作,已于1995年出版了《穆藕初文集》,并在进一步广为汇集传记资料,协助学术界的研究工作。他向我打听当年由穆氏奖学金支持出国学子的后裔,也托我在国外图书馆查询一些中英文的资料,我自然乐意尽力。接着他又托在美国的长姊穆慧秋女士寄下《穆藕初文集》一册,使我对穆公的事业和贡献,得到了较深的认识。当时他正开始参与穆公年谱的编着工作,发现1909-1914年留美期间的资料,有不少漏洞。于是我答应代表穆家后人,分别写信向穆公攻读学位的三所州立大学 – 维斯康辛、伊利诺、德克萨斯 -- 索取有关资料。出乎意料很顺利地便收到各校档案处寄来的成绩单复印本,乃于1999年底全部转给了家修先生,并将课程、学分等细节,代为译成中文,以备年谱编着人参考。这部七百多页的《穆藕初先生年谱》,于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久我也收到了一册,很高兴看到书中第35-39页内增添了这批资讯。
2000年我有机会赴德州东南部参加一个后辈亲属的婚礼,刚巧地点便是穆公1913年暑假考察三周的塔虎脱农场(Taft Ranch)所在地区。之前受家修先生托我得便走访, 因为这个当年新兴的企业,成功地将科学化的农业生产和与相关的先进工业和运输设施结合,对穆公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曾写过一篇“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发表在1914年上海《中华实业界》一月号上。进入德州农工专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穆公,在亲眼看到了这个农场经营的规模与方法后,不仅决定专心研究植棉与纺织,以备回国发展个人的志业,并认为它也是建设祖国农工业的借镜。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希望能在Corpus Christie市郊找到这个有历史性、穆公足迹所及的地方。无奈时光流逝,八十多年前的农场经过数次分割换手,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叫Taft的小镇。该镇有一个历史博物馆,据说保留了不少资料,还编印了一本农场的简史,但可惜周末没有机会去参观,仅将一份我翻译成英文的“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留赠给该馆负责人。
穆公在美留学时,特别注意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尤其对科学管理法的泰斗泰罗博士(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敬佩不已。1914年六月回国之前,曾专函向泰罗请益,并征求他的同意,将他的名着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翻译成中文。二人虽未及谋面,但有过一段愉快的通信往来。穆公回国后不久,便将译文交《中华实业界》分期连载,最后于191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书名改为《工厂实用学理的管理法》。
2010年初我接到家修先生来信,告知他打听到美国东部的一所科技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档案室,收藏了泰罗博士的个人资料,托我设法索取与穆藕初先生有关的函件。这件事我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顺利获得该校有关负责人的回应,两个月后,五封信的扫描光碟,便由航空快递直接寄往北京的杂志社,以备家修先生文章里引用。据告日后出版的《穆藕初文集》增订本,也将收入这批一百年前的原始资料。
穆藕初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无论在引进先进的知识和理论、创办大型棉纺织企业并实行科学管理、赞助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社会造就有用人才、鼎力资助保存并发扬昆曲的艺术等等,均已经得到后人的赞颂与称道。我个人来美留学,与穆公相隔了半个世纪,却也到过他念书的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和德克萨斯等地。拜读了《藕初五十自述》、《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以及穆公就读三个大学的成绩单和与泰罗博士的往来通信之后,不禁格外感到钦佩与感动。
穆公出国时已过而立之年,并具有丰富的国学基础和社会经验,但对美国国情和制度的认识可能有限。到达彼岸之后,他立即虚心、客观地去观察、接触、了解新的环境,不久便能融入大学的生活,课余则经常与和校内外的人士往来。他不但以全力应付必修的科目,并且不计困难去选修各种基础科学课程,也乐于体验工读、田野勘查和农场实习等活动。鉴于他与外界交流的兴趣和需要,还特别选修过“公众演讲”和“辩论的艺术”课程。课外他也不忘关注国内的变局,常与中国同学聚会讨论,并撰文投稿、上书回国,发挥他忧国与救国的情思。
穆公回国前给泰罗博士的几封信,除了表达他衷心的仰慕外,更强调他决心将他的巨着《科学管理原理》介绍给国人的愿望。不幸翻译本出版之前泰罗博士已经离世,但是穆公毕生的言论与实践,大都与书中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泰罗先生所提出的“生产力”概念,仍然是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管理科学”更是全世界商学界的显学。穆公留学时期的表现,和他早年不凡的远见,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