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孟彦弘：不合时宜的倔犟——解放后的向达先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翦伯赞-孟彦弘：不合时宜的倔犟——解放后的向达先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孟彦弘：不合时宜的倔犟——解放后的向达先生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即觉明的对应梵语），是现代着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闻名。他先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胜利后，随北大复员回北平，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其间，因为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的政治腐败深为不满，曾参与发起过《保障人权宣言》，又因为保护进步学生而数次对当局迫害提出抗议，甚至还掩护过学生运动的领导由北平抵达解放区石家庄。这些言行都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被视为“民主教授”、“进步教授”。
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进行，结局很快趋于明朗，这既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之外。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乘飞机匆匆离开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也跟着胡适走了，这时的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起维持小组。汤用彤请向达接替毛子水，临时照料图书馆方面，于是，向达便以历史系教授兼任起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大由军管会接管，他仍然是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开始参加各种学习。次年，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小儿子入伍参军。在1949年的一份有关“政治思想情况”的材料中，他曾得到以下定性式的评价：
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向达生平档案》，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富有正义感”、“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云云，是对他解放前的评价；“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是对他解放后政治立场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定性。至于对民主人士不满，似乎也确有其事，他的学生邓锐龄在《忆向觉明师》（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即刊。以下所引邓氏回忆，均出此文）中曾回忆道：
这时，他接触了某些民主人士，非常不满，认为这些人于革命贡献不多，却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许德珩教授发起组织九三学社，领导特为他配有专车出入校舍，自然声名骤起，身价不凡，杨人楩先生与向师即私下谑称之为“党魁”。
但这与“极其拥护党的领导”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况且，那时党对民主人士也未必完全信任，只是政治上需要合作而已。
1951年，他参加了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慰问。回来以来，又被派往陕西、甘肃和新疆作宣传工作，他前后去了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以及偏僻的慰犁、麦盖提等县。
这一次的宣传活动，对向达影响很大。邓锐龄回忆此事说：
这一行激励他服务新社会的更大的热忱，他告诉我，守边的人民解放军如何忠于职守，竟有长年巡逻而致雪盲者，使他非常感动，又以远至西陲，得偿宿愿，拟刻一颗图章曰“千里独行侠”。10月回京后，因郑天挺先生去江西参加土改，一度代史学系主任。
此次宣传活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不仅引起了他对少数民族状况的关心，还直接唤醒了他对自己所属少数民族的空前认同，而这又成了他被划为“右派”的直接原因。他在自传中说：
这一传达使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这一姓，在湘西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六七百年来，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始重新提起。新疆之行，对于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1949年，他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同时，1954年5月，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向达兼任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二
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现状表示不满。邓锐龄回忆说：
他说社会活动过多，“几乎要abnormal了。”我觉得在抱怨的表面下还是因受到知遇而高兴的。
确实，向达有因受知遇而感到高兴的一面，但他又实在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想靠政治吃饭，他追求的，仍然是读书、研究，这是他始终不变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对社会活动太多，以致严重影响他的正常读书和研究，所表达出来的不满也很强烈，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1956年，他的老朋友谭其骧正在北京参加历史地图的编篡，与在京工作的向达多所往还，这在谭的《京华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中多所反映。是年11月30日，谭写道：
晚阴法鲁来谈，向公有倦勤意，嘱劝慰。
当时阴法鲁在历史二所工作，向达正是该所第一副所长。因向达这时“有倦勤意”，以致谭其骧要阴对自己的这位老友加以“劝慰”，在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声名显赫的向达何以会有“倦勤意”呢？
不止于此。解放前曾对向达的学术有过重要影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与向达同是政协委员。1957年2月末，全国政协开会，27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次日，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
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至于具体是什么牢骚，郑振铎未记。
向达的牢骚是可以理解的。解放后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招架。跟向达一起参加了当时北大种种运动的邓锐龄回忆说：
早自1949年春，他就对执掌大权的教育部领导人钱俊瑞有所不满，起因是意见分歧，最后钱托人找他致意，其经过已想不起来了。
……
约在1950年，北大图书馆的事务员兼工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涂继武（解放前入馆任职，这时约20岁）在评职评薪上与馆长向先生不合，据说他负气对向先生说：“正因为你不是毛子水，所以才斗争你！”，他又不向馆长打招呼，径自召开职工大会，向先生大怒，愤而辞职。馆内群众莫衷一是。后北大党总支批评了涂继武，且出了布告，事态才告平息。
……
1952年从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两度停课，几达半年，全校师生都卷入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大会小会不断……三五反运动很快延伸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人要在小组内自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由其它组员评议，有的人还需在本系师生或与外系师生联席会上反省并听取意见，重点人物法学院周炳琳教授则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数次自我批评，等师生们最终认可，才算“过关”、“下楼”。党内曾有把向先生列为系一级的批判重点的议论，我向总支书记张群玉介绍了先生的历史，说他为人一向进步，正直不阿，张也以为然，遂未采纳作批判重点的建议。
向达对当局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作法也很不以为然，比如1956年，他就曾向邓锐龄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大学思想改造中当局尽烧某教师的着作，又勒令他亲到现场观看”。这不能不令同为大学教授、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之一部分的向达十分反感。他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且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的作法，很不感冒。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翦伯赞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文章中，提到向达：
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经常摔纱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议。……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的状况——大多数文章都集中讨论所谓的“五朵金花”——也不以为然，故不无嘲讽地说“历史学只开五朵金花”（翦伯赞上引文）。邓锐龄也有回忆说：
他与我谈话里一向强调史学研究者需要有基本功，当前急需编辑出版“利他之作”，如历史地图、年表、辞典等等。
这显然是针对“只开五朵金花”而言的。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对向达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让他不能正常地读书、研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的“倦勤”，他的“牢骚”，应该都与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而这种态度及言行，也让向达在政治上很快陷入被动。1957年7月，科学院召开座谈会，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人民日报》于7月23日发表了“特约新华社专稿”，称“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其中杨钟健的发言，在批判了陶孟和之后，也提到向达，说“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三
对时政不满，并时时直言表达，本来已足够使向达戴上右派帽子，但在导致许多人被划为右派的大鸣大放的时候，向达恰好人在外地而错过了“鸣放”的机会，可他仍然没有躲过这一劫。但是跟当时大部分的右派不同，他又并非以言贾祸，他被划为右派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他对自己所属少数民族——土家族——的认同。他的学生陈玉龙在《向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人民政协报》1986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说：
大鸣大放时，他正在外地考察。按理说，他可以幸免于难了。反击“右派”后，有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他带着侥倖的口吻向我说：“鸣放时，我幸而不在北京。不然，我也要戴上帽子了。”……殊不知，他在家乡和土家朋友们进行的一些正当活动，早就被人暗暗地定下“反党”、“分裂”等罪名，最后还是劫数难逃。
土家族在1950年就提出过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不应被视为苗族的要求，但中央直到1956年10月才接受他们的要求，可是并没有正式公布这一条，实际上也仍然是由苗族自治州“代管”。在这种情况下，土家族人只好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继续要求认定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人的向达便成了他们寻找的对象之一。
1956年，作为政协委员，向达回老家湘西作了一趟考察。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邓锐龄回忆道：
1956年秋，中央统战部领导人约向先生谈话，大概是了解他视察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情况，谈话前，我先招待他，他对我说这次回到老家溆浦，县里派了两名干部陪伴，几乎寸步不离，犹如“监视”。
回京后，向达写了《视察湖南省工作的报告》，刊于全国政协《1956年上半年视察工作报告》第12辑。同样作为政协委员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有一份详尽、系统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刊》上，他说：“‘土家’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不应再有拖延，拖延便有损党与政府的威信。”
也许是因为两人在土家族认定问题上的认识一致吧，1957年3月18日，两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联名发言，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题为《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他们的意见是：
（1）湖南省境以内的“土家”区域自治应先行成立，……至于湖北与四川境内的，则不妨稍缓一些。（2）在湖南成立“土家”自治区域，与早已成立了的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分合关系，是必须郑重考虑的。我们认为，分也许比合更为适当。（3）“土家”的区域自治，与湘西苗族自治州，分也罢，合也罢，我们认为在正式作出决定以前，还须多多协商，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多费一点时间。有米不怕饭迟，既邀承认，终必自治，我们想这在“土家”人是不会不同意的。
按理说，他们的这些言论发表在全国政协的《会刊》上和党的机关报纸上，而且，所论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但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这一行为却被当作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向达生平档案》，转引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两人因此被双双划为右派。
四
有人认为，向达之被划为右派，是因为他想当土家自治州的州长。他家乡为争取土家族的认定以及自治来京说项的人，也许有此打算，或者有此提议，至于向达是否有此意向，我们可暂不作诛心之论，只要对比与他因为同样一个问题，却与土家族毫无渊源的潘光旦的遭遇，即可知道他们致罪的关键原因，还是呼吁土家族的认定和自治。当时的潘光旦在民盟中地位颇高，可是据当时民盟的秘书长叶笃义在《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中的回忆，“在被划为右派的人当中，也有未讲过任何话而被划为右派的。如潘光旦，罗隆基说他是‘揭开盖子也不说话’的人”。这样一位“揭开盖子也不说话的人”，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认定土家族的事。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的文章中说，向达之所以被划右派，与时任北大系主任的翦伯赞有关，并举出1957年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作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言以为证据。但我认为这一说法不尽可靠。
根据《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的报道，“【新华社24日讯】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在连续举行五天会议，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昨天下午暂告一段落”。这个反右的会议，并不仅仅针对向达，还有费孝通、吴景超等，同时也不仅仅是北京，还有上海方面。有关向达的情况，报道中说：“翦伯赞在他的发言中揭露了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而这时的费孝通、吴景超、向达等人已经是“右派分子”了。从“新华社24日讯”所称“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昨天下午暂告一段落”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划右派也已经结束，而不是刚刚开始。因此翦伯赞的“揭露”，并不是将向达划为右派的依据，相反，应该是向达已被划为右派后，对这一既定事实的表态。
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该文不仅批判向达，还批判了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雷海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孟源。雷、荣两位与北大历史系并无关系，这也可以说明，是在这三位已被定为右派后，翦才作这样的发言，以批判这些右派史学家在历史学界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批判并未至此结束。10月11日-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捍卫历史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陈垣以向达的直接领导、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的名义，专门针对向达作了发言，《人民日报》在11月20日，以“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驳斥右派分子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为题予以发表。由此看来，无论翦伯赞还是陈垣，他们的发言都应当是奉命行事，是政治表态。
所可注意的是，倒是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10月11-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批判向达、荣孟源、雷海宗的座谈会消息时，所采用的标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揭穿向达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可见它的重点是在“向达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上。这才是向达遭难的根本原因。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谢方奉书局领导金灿然之命，到他府上谈有关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事宜，他在《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中（张世林编《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接着我就和向先生谈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情况。他几次提起说这是翦老交给他的任务……到“反右”以后，向先生才开始埋头整理这些资料（指他当年从欧洲抄回的有关在西交通史的资料——引者），并产生了编一套丛书的想法。翦伯赞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给予积极支持，就提议向先生拟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书目》，并将它列入他主持制定的《古籍整出版规划·历史部分》中去。所以向先生就说这是翦老交给他的任务。
姚楠在《岛夷志略校注：前言》（《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里回忆当时的情形，也说是“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华书局支持和向达先生等努力下，决定编辑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谢方在《廿六年间》（《书品》第1期，1986）的文章里，回忆有关《大唐西域记》的整理情况时，说得更加明确：
由于向先生当时己被错划为“右派”，像整理《西域记》这样复杂繁重的工作，没有校方领导的布置和支持，不能贸然进行。当时他整理《西洋番国志》等书，也是经过系领导同意的。
而向达在1964年8月为其所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撰写的《引言》中，谈及是书的整理，也表示：“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鼓励我整理此书，中华书局帮助出版以，并在此致感谢之意。”
考虑到向达的为人和脾气，如果他的右派确由翦伯赞一手操作，他恐怕不会对谢方几次提起说这是翦老交给的任务吧。至少，他可以不说这样的话，而只就编书说编书。他的学生何龄修在《向觉明先二三事》（沙知编《向达学记》）中回忆到当时他所听到的一则传闻，亦可证翦伯赞并没有在向达未打成右派时就揭露向达：
记得当时有一种传说，说有一天翦伯赞先生与向先生、邓恭三先生同乘一小车外出，翦伯赞先生问向、邓二先生说，近来鸣放，你们言行有没有走火？邓先生首先回答说：“心里本来没有火，也就无所谓走火。”向先生则表示，恐怕有些走火。翦先生默然半晌，嘱以谨言慎行。此说如果属实，则向先生似早已“闯祸”，向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了。
对照上述谢方的回忆，可知翦伯赞与向达之间，恐怕没有很深的个人过节。至于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的翦伯赞的发言，我们或许理解成事后的“政治表态”更允当些吧。对此，历经运动的向达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馀庆、夏自强回忆也说，在当时北大校长江隆基宣布给向达定性的批判会之前，他俩曾到江家，江是在给有关方面打了电话请示之后，才在会上宣布的（萧良琼《向达先生在历史所》，沙知编《向达学记》）。可见当时将向达定为右派，恐非北大、更不是历史系所能决定的。
五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所有的职务均被撤销，只保留了北大历史系的教职（教授的级别也被降）。两年以后的1959年12月，向达、潘光旦均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这是最早一批摘帽者。《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1959年12月5号记录了此事：
大赦反革命犯……几卅三人。又摘掉右派帽子一百四十馀人，林汉达、金芝轩、董守义、费孝通、潘光旦、向达等皆在内，惜全部名单未披露。
右派的帽子虽然被摘掉了，但仍旧是“摘帽右派”，低人一等。
因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政协委员的身份仍予以保留，所以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还可以看到作为政协委员的向达的一些活动。
反右前的1957年3月18日，向达参加政协会议并作书面发言，反右以后，在顾氏日记中可以见到1959年7月20日，向达参加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会，1959年10月1日，又参加了国庆典礼。也许是摘帽的缘故，到了1960年，向达参加政协活动愈益频繁，如1960元旦在人民大会堂的新年联欢会，2月13日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都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招待会，2月19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水利电利部副部长张含英的报告会，2月20日的文化教育组抗议美国劫夺我国文物的会，4月8日的政协会， 5月30日的政协文教组会，6月4日在文化部召开的保护文物条例及第一批保管单位的讨论会；7月31日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从1961年到1963年，顾颉刚每年都有四五次跟向达在政协活动中见面的机会，1964年政协换届后，向达便很少出现在顾氏的日记中。最合理的解释，当然是向达此后不再任政协委员，若非开会，两位老人自然也难以经常见面了。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直到文革爆发，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上。在《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中，谢方曾说：
实际上这套书则是向先生个人策划、主编、撰稿的。向先生接着和我谈到这套书的具体内容和编写整理计划。初步拟定这套书共四十一种，目前先进行第一批四种，即《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西游录》，第二批是唐以前，第三批是宋元，第四批是明清。他说他个人只能搞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一部分，其他的要由中华和北大历史系联手组织人力来搞。后来事实上在1962年中华就顺利地将他整理的前三种书出版了。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大唐西域记》的整理，1964年春，向达自费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陈寅恪为此作诗相赠。应中山大学历史系之邀，向达当时还作了《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
1966年春，向达关于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计划又有所扩大，他又草拟了一份《自明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的计划。然而很快，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又同其他被批斗的人一起到了昌平，11月因病重返回，不久即病逝（详见郝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万象》2009年第6期）。他成为文革中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去世的学者。邓广铭回忆说：
向达是文革中第一个去世的。66年9月27日，国庆节快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学校命令我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我在二组，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兼爱腿肿，走路疼痛。他对去跟监管的医生说，医生只给他消炎片，也不让他看病。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我们是10月14回北京的，向达他们不能回家，因为“问题严重”。（雷音于1996年12月25日对邓广铭的访谈，见《杨宪益传》）
六
向达为人耿介、倔强，清高，孤傲。1949年有关方面对他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有知人之明。1943年3月20日，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就说自己“在昆明时，即因此不能取悦于人，致蒙脾气太坏之称”（《敦煌考古通信》第二十九通，《文教资料》总第107、108期，1980年11月、12月）。同时代的人，也颇有人见识到他的这种脾气的。邓嗣禹就曾目睹过这样一件发生在向达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间的事：
解放
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其中已有数人在座，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北大舌耕回忆录》，《传记文学》第46卷第1期）
以后，他的这一个性并未改变。邓锐龄曾忆及他对傅斯年的态度：
当北京学术界刊布声讨傅斯年宣言时，向师以“不乘人之危”为词，拒绝签名，且对我说傅斯年离开北平时，有两位兄弟学者送行，口口声声说决不辜负老师培育之恩，而转眼就签名背弃，他深不以为然，从而论及两位学者的专业，说解放前后田野考古都是这一铲子下去，怎么，几天内忽然变成马列主义的了。后来参观另一位学者特为中央民族学院设计建成的教职员宿舍时，在留言簿上写了八个字：“小巧玲珑，犹如盆景。”
傅斯年是向达的好友，这层关系，并未因政治形势的改变，向达便加以回避乃至撇清，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难能可贵！在全国一片学马列的高潮中，他对一些作田野考古的学者附庸马列，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的他老师辈，且在北大对他十分器重的汤用彤，在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的后记里，说到“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他也不以为然，认为“是降低身分”——事实上，此书解放后在短时期间重印两次，汤用彤都并未根据马列对内容加以改动，可见他的自我批评，也不过是表态而已，就连这样的表态，向达也认为是降低身份。他在1956年为自己的着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出版所撰写“作者致辞”中，既没有用马列为标准检讨自己的旧作，也没有说今后要用马列指导自己的研究。
他的这一性格，与他的人生追求不无关系。1955年在他所作《向达的自传》中就曾有这样的剖白：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因为出生身于所谓“书香人家”，受的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错误思想，那时候国家形势有激烈的变化，而我仍然埋首伏案，搞自己的学问。七七抗日战争起来，我正在英国，加入了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帮着办报，做宣传工作，不过至此而止，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学问工作，所以迟至一九三八年终回国。
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研究的态度，一直到解放后也没有改变：
我虽然有正义感，但我并不加入民主党派，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旧知识分子性格。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我用的是纯客观主义的方法。不问政治的纯学术的观点支配了我的思想，也感染了一部分学生……在解放前的几年，当时的斗争极其激烈，一些有为的青年，有的毅然参加革命的队伍，有的彷徨歧路很想得到先生的启发。我在当时北大的教师中，是比较被学生尊重的一个，而我没有挺身出来提示他们正确的道路，只教他们搞学问，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影响了一部分学生。
抗战胜利后，他对当局不满的种种言行，完全是出于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解放后，他虽然参加了所有的政治学习，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但他的思想却没有被真正改造，这就是为什么他面对种种不合理的情况，便会口无遮拦，一吐为快，且语含讥讽。这样的性格，在反右运动中，他虽未因言贾祸，但实在也是在劫难逃吧。
他对学术的追求，他的学术成就，始终为学界所承认。早在1934年，冯承钧在为自己所翻译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写下的《序》中，就特别提到了向达对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贡献。1943年，汤用彤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西北考察之事，也称赞“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1945年，顾颉刚在其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史学》里，论及中西交通史说：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向先生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一号）。
在向达死后的第二年，顾颉刚于1967年2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
向觉明（达）治中西交通史，冯承钧、张星烺逝世后仅有斯人。五七年不谨，列为右派，虽已摘帽，而去年大运动中旧案重提，未免打击。闻以尿毒逝世矣。前年李城追悼会中，为予与彼最后一面。觉明之死，闻在去年运动中判往十三陵劳动，体力不胜，竟以不起。
而1975年5月，因苏继庼死，顾氏又再记道：
治中西交通史者，前有冯承钧、张星烺、向达三家，三十馀年中相继化去，今苏君亦死，国内殆无其人矣，思之叹息。
因学术而为学术界所铭记，这正是向达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最终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