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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
一、娼妓史研究反思
娼妓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我阅读过的诸多与娼妓有关的作品中，无论作者是亲历风月者，还是社会问题关注者、道德批判者、官方管理者，都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讲话的，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是欣赏介绍，二是维护道德，三是意识形态指导（阶级批判与阶级教育），四是法律评判（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他们的共性是都站在娼妓与社会或娼妓与他人的关系上发言，惟独没有把娼妓视为一个人，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站在娼妓的立场看问题。[1]
对于既往丰富的叙述与研究，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作为“历史的叙述”而言。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认为，有关娼妓的“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2]就本文主题而言，我们还要关注娼妓与近代城市的形成（妓院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娼妓与阶级压迫（妓院往往被称作“火坑”）等问题。但本文旨趣并非在既往研究中添砖加瓦，而是希望独辟蹊径，关注娼妓中的文化现象。
下层社会之研究，史料是一个棘手问题。一般而言，娼妓与其他“贱民”或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很少有自身的文字记载。[3]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4]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5]
尽管如此，以往大量的研究成果，虽说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但为我们指明了探索的路径。民国年间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至今仍然是全面叙述中国娼妓历史的一本最好的着作。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原版于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书体大思精，视角独特，资料丰富，方法别具一格。该书第三章“妓院规制”中之“仪式的凝聚力”一节，为我们讲述了上海娼妓的某些信仰与仪式行为。大陆学者萧国亮于1996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中国娼妓史》，从纵横两个方向论述了娼妓的历史，其纵向关系讲述了从“中国娼妓之起源”到“明清娼妓制度的变迁”，其横向关系讲述了“娼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妓女的经济生活”、“青楼文化：官僚大夫与妓”等问题。其他描述性的相关论着还为数不少，如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孙百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娼妓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江沛《20世纪天津娼业结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娼妓群体的划分，因为标准的不同（如等级、地域）而有多种划分。若依组织结构而言，最简单的可以分为两大群体，一为依托妓院的娼妓，一为依托家庭或个人的妓女（野鸡土娼）。前者即为本文所指的对象，因为娼妓文化是需要一种集体氛围的。
娼妓文化，所涉范围很广，如文学、艺术、时尚、民族主义、隐语暗号等，但本文因为篇幅所限，主要着墨于娼妓的信仰层面，希望能够从两个方面对娼妓的研究有所突破，即娼妓的信仰史与民俗史。
即使是谈论妓院中的娼妓，即使是谈论其部分文化层面，有些问题也无法一一涵盖，如近代新出现的外国妓院，如娼妓在不同环境下的心态，如不同地区的娼妓的信仰史与民俗史的分类研究等。我们惟有围绕主题，作最大的努力。
二、娼妓信仰的神灵种种
信仰是人类观念形态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宽泛而言，包含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和政治信仰等层面，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娼妓信仰属于民间信仰或民俗信仰的范畴。民间信仰不仅搀杂了大量的儒道佛等宗教的内容，而且具有明显的世俗与功利性质，同时，在很多方面还带有巫术色彩。
明清以至近代，娼妓业所认同的的祖师和崇拜的神灵有：管仲、白眉神、关公、盗跖、洪涯先生、文财神比干、吕洞宾、插花老祖、勾栏女神、春神、五大仙、胡三太爷（狐仙）、铁板桥真人仙师、金将军、观音、施神、撒尿老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白娘子、猪八戒、、刘赤金母、瑶姬（即那位“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等。
在民间信仰中，各行业对祖师与神灵的选择并不象宗教神灵那样刻板，或随行就市，或就地取材，地区性、功利性明显。我们不妨就该问题对上述娼妓神灵稍做分析。
民间信仰供奉的神灵具有创业祖师的身份，娼妓的最高神管仲便是“女闾”制度的开创者。
神灵具有道德力量，在娼妓信仰中，关公既是财神，也被江湖上视为“义”的化身，妓女中有结拜之举，关公便是盟证。在旧时北京，妓院的老板、鸨母、妓女遇有疑难问题，必然乞灵于“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北京城里城外，关帝庙很多，但清吟小班的人们所信仰的，却只有前门脸的那座关帝庙。原来在前门脸有两座小庙，整齐精巧，东边一座是观音寺，西边一座就是关帝庙。妓院的人们从来不到观音寺烧香，只到关帝庙去求神。[6]为什么只拜特定的关帝庙呢？可能与“白眉神”信仰有关，详后。
神灵能够保佑生计，上述诸神中的大多数，如管仲、白眉神、撒尿老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猪八戒（好色）、刘赤金母、瑶姬等，无一不与“淫业”有关。那些不直接从事“淫业”的神灵，因为对娼妓有保护功能，而被列入神位。例如，娼妓以吕洞宾为祖师爷，据说是源于吕洞宾游走市井，点化娼妓，为妓女治疗恶疾。在老北京宣武门附近，有一座吕祖庙，因为离前门八大胡同（妓院集中地）较近，便成了妓女们上香的“圣地”，香火旺盛。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吕祖诞辰这天，更是热闹非凡，妓女们祈求吕洞宾保佑平安，还要在庙里买一朵“神仙花”带回去，为的就是图吉利，保平安。
再如近代沈阳妓院中有“踩屋子”的习俗。某个妓女在一个时期接客不多，老鸨、窑头往往怪罪。某妓就会给妓院供奉的祖师爷管仲的神牌叩头烧香，“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尿盆，跪在管仲牌前，边敲尿盆边祷告：‘祖师爷，您保证我客人多！’之后，妓女将附近的一个小男孩抱到自己屋子里，给他买糖果、冰糕，哄着他：‘姨姨喜欢你。’将他放到自己床上，让他在床上跳跳蹦蹦，这叫‘踩屋子’，妓女们认为可驱除邪祟，会迎来更多的客人。”[7]此刻，该妓女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到一种文化习俗的驱使，就象不孕妇女向送子观音行礼如仪一般，与她个人的身份地位或他人的主观推测无关。
神灵身份低贱，能够贴近娼妓的日常生活，娼妓供奉五大仙、胡三太爷，与北方百姓的五大仙信仰（黄鼠狼、狐狸、刺猬、蛇、老鼠）有关。[8]上海娼妓则供奉“撒尿财神”。据称，农历除夕，上海妓女多往小东门外洋行街“撒尿财神”处烧香。此处又叫“撒尿菩萨”庙，得此不寻常的名字，是因为隔壁有一处臭气熏天的尿坑。据传说，这位菩萨，生前是一位嫖客，缠头一掷，万金不惜。到了后来，金尽衣敝，无颜回家，就在这里悬梁而死。死后得过他金钱的诸娼妓，追念菩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无悲悼。共同替他在墙角落里嵌造一只壁庙，以作纪念。现在一般时髦红倌人，每逢朔望，齐来烧香。她们说烧过了香，淫业必好。更有下等娼妓，倘使一天接不到嫖客，明天就来焚香默祷。说也奇怪，祷告回去，嫖客就来上门。以故这位撒尿菩萨的香烟，迄今仍然生意兴隆，没有衰兆。[9]
男性之卖淫者，俗称“像姑”，也有自己的保护神，如因淫乱丧国之殷商纣王、酷爱男色之春秋时期的卫灵公、喜爱偷窥男阴而被毙于杖下的吴（胡）天保等，民间俗称其为兔儿神。[10]
娼妓供奉这些神灵不单是因为他们对本行业的贡献，更主要的是他们手中所具有的权力和神通。娼妓对他们顶礼膜拜，是要请他们保佑自己的生意能够兴旺发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神之间“许愿”、“还愿”等赤裸裸的功利交换，是鬼神信仰的基础性支柱。[11]
三、创业祖师管仲
一般说到娼妓的历史，查有确证的可以追溯到东周列国时期。齐桓公的相国管仲，为了振兴齐国，“相桓公霸诸侯，以匡天下”，施行富国强兵政策。在经济上，削山为钱，煮海为盐，同时，“为女闾三百，以安行商。商旅如归，百货骈集，因而税之，以佐军兴。”[12]因此，管仲就成了娼妓制度的创始人。后世娼妓业遂把管仲当作祖师崇拜。从明清以至近代，各地妓院普遍供奉管仲之神像牌位，或醵资建立庙宇，祈求保佑。
旧时云南，娼妓家中多供有管仲神位，每早在家烧香祈祷；如遇发生事故，或被恶客流氓打搅，事后要进行禳解，常用香火熏燎门坎；在生意零落，游客稀少时，就到五灵庙、五显宫等寺庙中，许愿酬神。[13]
在四川宜宾，有的扬州妓院内供有“家神一天地国亲师之位”。还供有一个神位是“管仲”。[14]
管仲不仅在娼妓生前保佑其生计，而且在其死后收附灵魂。开封第四巷东口有一庙宇，名曰“燕侯祠”，内塑管仲像，这是妓院公开供奉的神灵。每逢年节，妓女必去焚香拜祷，保佑她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15]第四巷是开封一等窑子所在地，这里的妓女，如有重病、暴疾（伤寒、肠胃炎、闭经之类）或近时不能接客，或已接近死亡，老鸨领家照例要把她们送到巷之东口咽喉司（为燕侯司之讹，内塑管仲像，系窑子公开所敬之神）内停放，虽手帕姊妹（妓女结拜的干姐妹），亦不得前往一顾。二等窑子则送于附近的眼光庙，三等窑子多系梅毒第三期的妓女，送于卧龙宫，听其死去。[16]
四、多重隐喻中的“白眉神”信仰
“管仲爷一令情千古，白眉神再定意万般”。
这是旧时妓家门框上常贴的一幅对联。管仲乃娼妓祖师，容易理解；那白眉神是何方神圣呢？
在众多史料记载中，白眉神有多种化身，或谓白眉神即管仲（或老郎神），或谓白眉神为关公，或谓白眉神为盗跖（或三郎神），或谓其为二郎神，或谓其为远古三皇时之伶官洪崖先生。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白眉神早在明代即已出现，但最早何时出现无考。明代有无名氏着《如梦录》，其“街市纪第六”称，开封城中五胜角大街路东有皮场公庙，“向南，三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内有白眉神等庙三四所，各家盖造居住，钦拨二十七户，随驾伺候奏乐。其中多有出奇美色妓女，善恢谐、谈谑，抚操丝弦，撇画、手谈、鼓板、讴歌、蹴圆、舞旋、酒令、猜枚，无不精通。每日王孙公子、文人墨士，坐轿乘马，买俏追欢，月无虚日。”[17]
《清稗类钞》“迷信类·娼家魔术”条载：“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袄神，朝夕祷之。至朔望，则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视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于地，令拾之，则悦而无他意矣。”[18]
这位白眉神是什么样子呢？据明沈德符云：“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象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儿’者，必大恨，成贸首仇，其猥贱可知。狭邪讳之，乃驾名于关侯。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其艾猳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19]
一说白眉神即管仲，又名“老郎神”。
旧时，每年正月十一日、六月十一日，安庆各家妓院都做“老郎会”，嫖客们呼朋引类，摆酒赌钱，妓院乘机大捞一把。[20]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也曾谈到，江苏各地每逢六月十一日，“妓女有老郎会”，“会时，诸妓极意修饰，陈设鲜妍，要求平日所欢者，为之设宴张乐，谓之‘作面子’。”[21]此俗由来已久。过去南京钓鱼巷是着名的花街柳巷，里面有一个老郎庙，每逢农历六月十一日，这里都要举行拜老郎神的庙会，老郎神就是管仲。据《金陵岁时纪》说：“神为管仲，盖女闾三百之所由来也”。管仲的形象是“长髯伟貌，骑马持刀”“眉白而眼赤”，因此俗称“白眉神”。妓女们奉白眉神为祖师爷、保护神，十分恭敬。其他地方的妓院也有建老郎庙的，没有庙的妓女干脆就在屋里供奉。大概妓女太多了，有的并不知道她供的是谁，只知道是白眉神，因此，白眉毛是娼妓神最大的特点。
管仲为什么成了白眉毛红眼睛？有人听老鸨的解释是，因为管仲执政四十年，娼妓这一行当到他老年时已蓬勃发展，妓女队伍壮大了许多。他做为始作俑者，中间自然少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而他年事已高，眉毛既白，行事不力，少不得喝些酒服点药，以致两眼发红。此说甚妙，在中国官场政界做人行事的好处尽在其中。[22]传说与附会正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显着特点。前面我们在说到“创业祖师管仲”时，未见有管仲形象的具体描绘，这里“老鸨的解释”无疑为管仲——老郎神——白眉神做了一个注脚。
一说白眉神即关羽。
妓院信仰关羽，应该与一般百姓的祭祀无异。但为什么沈德符有“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的错觉呢？北京城里关帝庙数十座，清吟小班的娼妓们为什么只信仰特定的关帝庙呢？
这里有两点要加以说明。一是关老爷应该是管老爷，“关”、“管”音近而致误。管指管仲，妓院祭的是管老爷。妓院中人并不欲外人窥其就里，宁愿以讹传讹，不欲纠正，以“正神”遮盖“邪神”的丑陋。[23]
一是关羽信仰在妓女中确实存在。据方向先生研究，富春江上船娼供奉的保护神确是关公。其祖父方镇南说：“九姓渔户开头供的神是‘关老爷’，即蜀国大将关羽。关羽的水军颇有本领，曾‘水淹七军’活擒魏将庞德，打鱼佬对他很佩服，又因关羽二字之音近似‘管渔’，关羽坐镇之地荆州附近的打鱼佬，就奉他为渔神。……九姓渔户被贬船居严州府境内江中后，其渔人和渔妓仍信奉关老爷。过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吏的管理放松了，打、鱼、当妓女这二种职业分开。……渔娼的艳名日着，嫖客中的文人也多了，他们见关羽被当作妓船之神不以为然，有人戏改为白眉红眼状，说是‘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关羽的部下），马良是双关语，含有船妓的‘下体好’之意，但俗人称为白眉神或红眼神。”[24]
一说白眉神即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盗跖。
盗跖是古代着名大盗，“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盗跖成为娼妓之神，与民间传说有关。明赵南星撰有《笑赞》一书，其中第72则记盗跖为娼神之事：盗跖死后，魂灵不散，打劫的财物一些带不到阴间，饥寒难忍，意欲作贼，争奈喽罗们一个也没有。阎罗王怕他害人，不许转生，连禽兽也不许他做。盗跖无奈之下，到处罗唣，娼妇人家便替他盖下矮小庙宇，图些酒食，因他排行第三，叫做三郎神盗跖，这个神见了小鬼也要回避。
又说，盗跖死后，受乐户的香火，乐户家女子初学弹唱，定要先参见他，乞讨聪明。有等妓女将他暗暗供养，不令人见，因他的眉毛尽白，叫做“白眉神”，他就作“花柳魔”，勾引的浪荡子弟都来此家挥金如土，这样人说不得他个无耻。一日众判官禀问阎王曰：“柳盗跖辞世多年，何不收在地狱？却教做那等丑神。”阎王曰：“此是上帝之意，着他在世间做恶人的样子。”[25]
另据烟霞散人着《斩鬼传》记载，钟馗因为打不过黑眼鬼，只得派咸渊去请白眉神助战……话犹未了，咸渊已到门首。下马进去，坐在庭中，柳金娘过来叩头，咸渊问道：“你家有白眉神吗？”柳金娘道：“上面供的就是白眉神道。”揭开幕子一看，果是一尊神像，两道的白眉。咸渊又问道：“这尊神是何出处？姓甚名谁？”柳金娘道：“小妇人也不知其详细，只听的当年老忘八说是甚么盗跖。”咸渊点了点头，发柳金娘去了，一面分付备办祭品，一面就作祭文……[26]
盗跖英勇善战，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至于他有无淫行，则未见记载。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枉！”善战之士被捧为淫神，原因应当是，“中国文献常常把性交说成是‘战斗’……后世的房中书和色情文学将性交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如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一样。”[27]床第有如战场，男女相交为“肉搏”，尊盗跖为娼神，难道是娼妓的想象吗？自然，盗跖之成为娼神，还有待考证。
另外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白眉神即二郎神，其依据是，明人钱希言《狯园》第12卷《淫祀》有《二郎庙》一则云：“又传六月廿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釐，行者竞夜不绝，妓女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此事与蜀公主邀约情人往祆祠相会之事一模一样，可见祆神与二郎神所主皆与情爱之事有关。[28]其文立意，与二郎神所用武器“弹弓”有关。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赵昱用金臂弓、金弹。《西游记》第六回说杨二郎“腰挎弹弓新月样”，当孙悟空化作一只花鸨鸟时，杨二郎用弹打之。清代说唱《二郎劈山救母》写二郎神：“手使金弓银弹子，梧桐树上打凤凰；打了一只不成对，要打两个配成双。” 弓箭和弹弓，均是男根的象征物。[29]民间生育风俗，婴儿出生，如果是男孩，在门左挂一张弓，如果是女孩，在门右挂一幅珮巾。这风俗来源颇早，《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娼妓之崇奉二郎神，乃是对民间生殖崇拜的发挥。
还有人认为白眉神即黄帝时的乐官伶伦，仙号洪涯。因为妓女本隶乐籍，因而以音乐之神为保护神。清谈迁《枣林杂俎》引《花锁志》云：“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撒帕看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
白眉神的被创造，自然是娼妓行业发展的需要。就妓女个人而言，礼拜白眉神，既能满足心灵需求，也是求神保佑生意顺畅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生意手段。明人田艺蘅所撰《留青日札》云：“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则以手帕汗巾之类，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打乖空头者，辄以帕洒拂其面，一晃而过，则子弟之心自然欢悦，相从留恋不已。盖花门厌术也。”[30]所以，他们的礼神敬佛，是有着现实的生活基础的。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纯宗教性或“政教合一”的国度，但释道儒等宗教也对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神灵信仰体系十分庞杂。这种状况也深深地影响了娼妓业的神灵信仰。与民间社会的信仰一样，娼妓业对自己的“行业神”常常怀着崇德报功、崇信敬仰的心理，他们供奉创世、创业的祖师与神灵，在妓院内、仪式上设坛祭拜。除此之外，她们的语言、行为与习俗等方面无不浸润着种种“迷信”的成分。
五、娼妓的其他信仰种类
上海妓女有“接路头”习俗。《海陬冶游录》称：“勾栏院中率皆礼神佞佛，以祈默佑。朔望必于户外焚纸箔而撒以盐，谓之现银。月必享财神，俗呼接路头。每值空王生日，多蓺檀旃，香篆缭绕。清晨诣寺庙，乘纱舆以过者络绎不绝。覆袖底之文鸳，拜鞋尖之彩凤，含情微诉，无非为所欢私祝，是亦谄而近渎矣。”[31]此处所讲娼妓信仰焚纸撤盐的“现银”习俗，是因为妓家免不了遇到象王三公子般嫖院金尽，落为乞丐，终且饿死异乡为孤魂野鬼的情况。妓家撒盐“现银”即为此辈，意为“死恩客们不要再回来找麻烦”。另方面则供奉财神，希望嫖客们多情慷慨，常接这种路头。至于一大早就乘纱制软轿到寺庙，招摇街市，完全是一种“活广告”。[32]
杭州妓女的“磨库菩萨”信仰和“张大仙”信仰。当年在拱宸桥附近某处墙脚边砌有一专用石碑，上刻一菩萨像，盘膝而坐，头上顶着一块磨石，人们称之为“磨库菩萨”。实则“墓库”本是算命先生口中的一个星宿之名，是“墓”而不是“磨”。据说，人如交了“墓库运”，便会萎靡堕落，不务正业。因此，每逢年节或初一、十五，妓馆的鸨母就会带领妓女前往碑前烧香膜拜，口中念念有词：“墓库菩萨，大显灵光。成家之子，远走他乡。败家之子，请入娘房。”意在请“墓库菩萨”广为施法，多让不务正业的败家子们误入此道，这样她们的“生意”就好做了。此碑现已不存。
拱宸桥侧当年还有一座“张大仙庙”，香火极盛。张大仙实为当地一个会给人治病的道士，后坠入运河而死，人们盖庙祭之，对他迷信至极。妓女们也常去祭祀祷告，求他保佑赐福。清末民初以来，每逢阴历七月十八日张大仙生日，拱宸桥地方都要举行一次纪念张大仙的游行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由几十名妓女组成的游行队伍了。她们身穿红绸衣裤，带着手铐脚镣，妆扮成京戏《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招摇过市。妓女们以此自比“苏三”，表示自己是“有罪之身”，同时期望将来能和苏三一样，有个美好的结局。[33]
昆明娼妓使用多种巫术方法，以求趋吉避凶，生意兴旺，其常用方式有：
“敬门神”。每到夜晚在房门背后（普通人家是在大门外）插上线香三柱。
“熏热脚”。不常招致的游客来到家时，乘其睡觉用黄钱（黄表纸）三张燃着，向其足部绕上数圈，则自然“常来”。
“迷心窔”。妓女为防止游客“跑稍”、“跳槽”等情况，用染有月经的污纸，暗地钉入游客衣领、帽沿中，或探知游客“身庚八字”，用纸写就钉入其月经带内。
“驱冷神”。遇“油水”不多的游客来家，长时间纠缠不走，即用扫帚插上大针一颗，放在游客座位旁，盼其坐立不安而走。
“送邪崇”。遇流氓不时前来滋扰，即用“花钞、黑纱衣、渡人经（都是迷信用纸）”穿在香上，点燃香，于深夜执送出门外，不能回顾，到了中途，祝告后插于路旁，急绕道回家，就会免去滋扰。[34]
与昆明娼妓“熏热脚”习俗类似，沈阳娼妓有“燎屋子”的习俗。有的妓女在一个阶段嫖客少，窑头、掌班的便让她“燎屋子”，就是将黄表纸点着，在桌子底下、床底下燎。还有的妓女在一个时期，“窑皮”（经常泡在妓院但不花钱的人，泡蘑菇，耍无赖）常来纠缠，妓女也点着黄表纸“燎窑皮”。[35]在上海的雉妓堂子中，也有类似手段。一个多日不见的客人（所谓“冷脚客人”）在堂子露面了，雉妓等他睡着后，要在他床前烧纸钱，熏其鞋袜，使其变成“热脚客人”。客人同妓女反目或拒绝付账时，她可在客人背后烧白纸，或者点鞭炮吓唬他。这就叫“驱穷鬼”。还有一种办法是等他走后烧纸钱，来熏房间、床和他坐过的椅子。生意清淡时，据说雉妓会让堂子的男佣脱了裤子，举着点燃的佛像围着堂子转圈子。[36]
妓院的人们，平时供奉各种仙佛，遇有疑难有关帝可备顾问，还不满足。为了忏悔今生，虔修来世，有些掌柜、老鸨，还要进一步皈依佛门。于是在百顺胡同后河就有一个“洋和尚”在那里摆了一座佛堂。“洋和尚”是南方人，常给妓院的掌班、老鸨们讲经念佛。妓院的人们在北京城里参禅念佛仍不满足。有些信男信女，互相邀约，组成一个小团体，到各处名山胜地，参佛礼拜。 [37]
余论
民间信仰的含义十分宽泛，我们认为，民间信仰主要是指那些存在于民间社会、与传统宗教信仰现象有联系有区别的民众信仰现象，其中有的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但绝大多数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和仪式，却被某一族群或某一社会阶层所信仰和遵从。尽管他们的组织不一定严密，但民间信仰对信仰者在心理上、行为上和生活上具有支配作用。
随着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妓院的大量产生，许多妇女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以卖淫作为生计。近代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化中，许多人离开了土地，还有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职业，他们原先生活的文化背景一旦消失，靠什么来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呢？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继续并丰富其行业神信仰，二是入乡随俗，孕育出新的“迷信”。娼妓业属于典型的江湖游民行当，娼妓的信仰符合这两种情况。可以说，娼妓的神灵信仰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间信仰。
至于娼妓信仰对娼妓行业的影响，以及娼妓制度对近代社会的影响，这是应该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的。民国初年，黄远生在《游民政治》一文中称：“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所谓学校，所谓选举（古之官之制），所谓科举，皆养此游民使勿作祟者也。游民之性，成事则不足，而败人家国则有余，故古老之所谓圣帝明王贤相名吏也者，尽其方法而牢笼之，夺万民之肉食而豢养之，养之得法则称治世；养之不得法，则作祟者蜂起矣。”[38]娼妓与妓院作为游民社会的一个载体，它们的兴衰与中国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一旦娼妓制度被废除，其信仰现象随之结束；当然，如果任其死灰复燃，新型的信仰（如财神崇拜）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注释：
[1] 聂绀弩曾撰有《谈鸨母》一文，说：“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近世有人仿徐敬业《讨武氏檄》作《讨鸨母檄》，内云：“有伪窝娼鸨母者，心无廉耻，行实淫邪。昔充蓬门贱妾，曾惯伤风败俗。洎乎晚节，开设堂名，广收贫户之娇，阴纳良家之女。倚门卖笑，蛾眉不许让人；人席征歌，狐媚使能惑客。藉名姝于秘阁，入公子于迷途。加以残酷为心，贪婪成性，巧施诡计，隐使诛求。每被倾囊，都为荡产。父兄之所同病，姊妹之所深仇。……”见陈无我着：《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大加挞伐之下，人们除了罪恶之外，还能看到娼妓的什么呢？[2]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3] 1949年后，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经着手组织收集，一些曾为妓女者的经历开始出现在各种资料中。如康素珍，原名康小妹，1943年至1949年在成都、宝鸡、兰州的大妓院当妓女，后来曾经写有《恨忆当年》、《学过平民生活》等回忆文章，以及《青楼恨》等纪实小说。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讲述大多是“控诉型”或曰“阶级教育型”的。[4]（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5] 曾迭：《关于娼妓调查》，《人言周刊》，第2卷第36期（1935年11月16日），第711页。[6] 张文钧：《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362页。[7] 祝璋、李雅文：《旧社会沈阳妓女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69-70页。另有妓女回忆，“扛刀姑娘”拜佛时，焚香、叩头完毕，用小木棍或掸子杆敲打尿盆，口里叨念：“管仲，管仲！”意思是明年保佑她多接客。见廖文：《一个妓女的回忆》，载同上，第118-119页。按，所谓 “扛刀姑娘”，就是长相丑、年龄大的妓女，接客不多，经常受老鸨的气。至于年轻漂亮的妓女，能拉客，挣钱多，称做“红姑娘”。[8] 一说五大仙为刺猾、老鳖、黄鼠狼、老鼠和蛇。据称，在老鸨们的密室里，往往有这五大仙的神像和牌位。这五种动物都很有灵性，能保佑她们的家道生业兴隆。见马冀、宋文坤编着：《民间俗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211页。五大仙信仰一作“四大门”信仰，即胡门（狐狸）、黄门（黄鼠狼）、白门（刺猬）和柳门（长虫，即蛇），详情参见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杨念群：《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新社会史》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282页。除了上述几种动物之外，大公鸡也是娼妓信仰的对象，例如在哈尔滨的妓院里，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妓女都要供奉大公鸡一只，“实际上，大公鸡只不过是嫖客生殖器的替代物罢了。”见刘大志：《哈尔滨旧时代的娼妓业》，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280页。[9]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集，上海沪报馆，1935年；孙玉声：《妓女的生活》，上海春明书店，1939年。此处引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另参见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10] 万方：《华夏民间俗信宗教——管仲》，载《书屋》2002年第10期。[11] 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21页。[12]《战国策·东周策》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13] 龙子敏：《云南的娼妓》，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526页。[14] 吴光远：《解放前宜宾的妓院》，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15] 陈华策：《开封、巩县娼妓概况》，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0页。[16] 陈雨门：《古汴娼妓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17] （明）无名氏着、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第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18] 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4687页，中华书局，1986。[19]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神名误称》。[20] 徐锦文：《旧社会安庆的名娼暗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2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22] http://www.bj169.net/dianzitushuguan/luntan/messages/183.html。文中所述白眉神形象显然借自前文沈德符所云。[23] 众所周知，关帝崇拜是传统中国影响最广泛的神祗信仰，帝王尊为武圣，道家奉为伏魔大帝，佛教封为护法，商贾百姓拜为财神，关羽正是由于“民间之普祀与朝廷之鼓励相结合，而成为信仰最广的神祗。”吴彰裕：《关公信仰研究》，载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和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24]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93~194页，转引自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另见方向：《富春江上的“九姓渔户”》，《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田野调查》，学林出版社，1994年。据《清稗类钞》“种族类·九姓渔船子孙”条云：“九姓渔船，惟浙东有之，人有谓为陈友谅部曲之子孙者。凡九姓，不与齐民通婚。始以渔为业，继而饰女应客，使为妓，仍居舟中，间有购自良家者。”见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04页。[25]（明）赵南星：《笑赞》，载《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26] （清）烟霞散人着：《斩鬼传》，清抄本，第八回“悟空庵懒诛黑眼鬼，烟花寨智请白眉神”。[27] （荷）高罗佩着、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28] 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29]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下篇第三章“对二郎神信仰的文化阐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30] （明）田艺蘅撰：《留青日札》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00-701页。[31] 玉魫生（王韬）：《海陬冶游录》，光绪四年刊本，第2-3页。按，焚纸撒盐谓现银，以沪语“盐”与“现”谐音之故；“空王”当指管仲，管者，空也。另外，“接路头”一作“烧路头”，实为妓女拉拢有钱嫖客的一道程序，有竹枝词揶揄道：“先生惯把路头烧，熟客相逢定不绕。几辈硬绷场面好，居然和酒闹终宵。恩客今宵欲动身，也来船上送行人。……今日房栊浑不见，一班铜臭假钟情。见朱谦甫：《海上竹枝词》，上海民国第一书局，中华民国二年，第3-4页。[32] 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33] 何扬名等：《解放前拱宸桥娼妓业》，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4-195页。[34] 孙季康：《记解放前云南的娼妓生活》，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578页。[35] 祝璋、李雅文：《旧社会沈阳妓女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69-70页。[36] 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上海时新书局，1922年，第24、25页。转引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实际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注释205。[37] 张文钧：《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0-363页[38] 黄远生：《游民政治》，载《少年中国周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资料来源：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