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１９２８年５月北伐军与入侵山东之日本干涉军在济南发生的军事冲突，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①ａ］。但对此次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影响，则注意得还相当不够。事件之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上（详后）。国民党军政实际决策人蒋氏这个观念提示了济南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迫使新当权的国民党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对其政策进行调整：在事件之前，国民党基本是重内争轻外事；在外交上则先是一面倒向苏联，继则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在此事件后，消除外患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而国民党在外交上更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在中国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
本文只侧重于这个大转变的一个部分：即国民党由忽视美国到强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并尽力争取美国援助这样一种态度和政策取向的转变。在济南事件之前，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为内政所左右。要充分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外关系，必须将其置于革命性的国内政治斗争这个大环境中进行探讨。另外，过去的研究比较忽视１９２８年统一前北京政府在内争和外交中的作用。本文则将北京政府的政策与作为纳入讨论，以期重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全貌。而且，过去的研究一般都将此时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视为亲日。这个认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北京政权在此时的外交是力图向美国倾斜。可以说，此时南北中国政权正是在日本威胁加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到“中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一重新认识也为美国政府所欢迎，并受到美方的具体鼓励，在某种程度上，三四十年代逐渐明显的美国对“中美特殊关系”的政策性倾斜和承诺，于１９２８年时已开始成形。美国的这个政策转折正是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的直接反应。
国民党的革命外交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基本政策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国民革命与历代的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区别。但是，北伐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现代背景下进行的。这个不同的最根本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国民党来说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不过国民党在此时的战略是先获取全国统一，然后再向列强挑战。
近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与国内的权势斗争纠缠在一起，国民党的外交决策也经常都不是纯从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考虑出发，而往往是受制于内争方面的因素。民初的中国，列强既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多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１９２２年就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尤其关键。“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①ｂ］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
在北伐时期，国民党除了将英帝国主义当作第一个打击目标外，并无一个完整清楚地界定出来的外交战略。许多重大外交动作，并非事先计划，而是在内部争斗影响之下的权宜之计。故这段时间通常所谓的“革命外交”，常因国民党内极其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令人困惑。不过，对２０年代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说，不平等条约是作出外交决策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蒋介石基本继承了孙的方针，但在寻求外援外面选择性更明确。在日本威胁变得严峻之前，蒋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着眼处”［②ｂ］。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当时唯一一个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①ｃ］。
国民党人十分清楚列强在华势力的含义，也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手。蒋介石在１９２６年８月已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在国外“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故此要“努力对于日本作劲敌看待”。只有打倒日本，“中国才能独立。仅仅打倒英国，仍不能算是革命成功。必须将英日两国在华的势力，完全消灭，才可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②ｃ］。但是，由于广州武汉政府期间国民党基本遵循了鲍罗廷分化帝国主义以打击英国的策略，这种见解被表面的对日绥靖政策所掩盖［③ｃ］。
到１９２７年底，宁汉分裂又合流之后，国民党已沉重打击了英国在长江沿岸的利益，同时也因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的广州起义与苏联彻底决裂，在其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将不得不面对日本。故此时日本已取代苏联成为蒋的外交考虑之中心。在留日的黄郛指导下，蒋的代表往来于中日之间，力图与田中内阁达成某种协议。不过，蒋从未指望日本方面的切实援助，只是希望日本能在中国的权力争斗中持中立的政策［④ｃ］。
至于美国，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国民党人是取一种不甚注意的态度。在蒋介石和鲍罗廷的心目中，美国的重要性大约只居第二等的位置［⑤ｃ］。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在其对外关系中关注的是日本和英国［⑥ｃ］。当然，在１９２７年秋冬，国民党代表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有过频繁的接触，也就是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李锦纶使美一事。但此事是在宁汉合流初期，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派的伍朝枢控制外交部时进行的。伍氏之掌权既在此短暂的非常时期，其所作所为只能代表国民党外交的一股支流，而且伍氏争取美国友谊这一行动的一个目的即是加强其本人和胡汉民派在那时为桂系军人控制的南京政府中的地位。随着蒋介石在１９２８年初的正式复出，伍氏即与胡汉民派一起失势而出走欧洲［①ｄ］。
但新的南京政府中很快即出现以新外交部长黄郛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代表的派系之争。黄本人虽未加入国民党，但向被人视为“北方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中那些被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Sokolsky）称为有“新思想的中国人”极不欣赏黄与“北方”和国民党“老官僚”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留美派和留日派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故虽然宋被认为亲美而黄被认为亲日，有时宋子文却会反对有黄郛参与的中美接近。这样，国民党内部政治及文化之争就继续影响着其外交政策［②ｄ］。
华盛顿路线还是东京路线
济南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蒋介石一派尽了很大的努力想与日本建立一种工作关系。１９２７年秋，蒋在下野之后访问了日本。蒋此行的一个目的是要确定与宋美龄的婚姻，这一点他获得了成功。但根据同行的张群回忆，蒋认为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１１月５日，蒋与田中会谈了两个小时。田中许诺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只支持蒋。蒋则表示了对日本在华利益的理解。田中明确表明日本不会干预中国的内争，并建议蒋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南方的权力，而让北洋军阀在北方自相残杀。从技术上看，这个建议是明智的，但似乎隐含着田中在界定他所谓日本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蒋则指出，他的部队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才能保持团结，因此他必须继续北伐。双方的长时间会谈未能产生一个确定的结论。日本是否会在蒋继续北伐时保持中立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双方也都避免提及敏感的“满洲问题”。继续谈判的门并未关闭，因为田中表达了再与蒋见面的愿望。但蒋感到田中“毫无诚意”，由于认为此行的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蒋在几天后即返回了上海［③ｄ］。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１９２８年准备继续北伐时仍然希望对日本进行工作，这是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的主要原因。黄取代伍朝枢意味着蒋此时对美国兴趣仍然不大。在正式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黄郛也努力去缓冲中外之间的紧张局势，以为继续北伐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黄一上任即大大降低了攻击帝国主义的调子。尽管黄仍然坚持所有的中外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因而必须谈判修订，但他也宣布南京将承认１９２５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订立的所有中外条约。这是国民党首次承认中外条约的有效性［①ｅ］。
南京新外长实际上也愿意与英美达成某种协定，这样，万一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时或可孤立日本。在老朋友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的帮助下，黄郛意识到与英美解决南京事件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南京与英国之间就解决南京事件的谈判自１９２７年起已在进行。到１９２８年春，双方皆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解决，但黄与英国公使蓝普森（Sir Miles Lampson）达成的协议最后却为伦敦所拒绝。蓝普森不忍见其努力付之东流，乃将他以为是合理的协议及中英谈判的详情尽告美国公使，并敦请马慕瑞据此与南京谈判。马慕瑞抓住机会，很快与黄郛在上海达成了解决南京事件的协议［②ｅ］。
中美之间的迅速达成协议给人一种印象，即南京正向美国示好。但这种印象是失真的。黄郛确实需要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而其目的也到此为止。这一点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拟议中的马慕瑞于４月份访问南京并重开美国驻南京领馆一事竟因所谓技术原因而中辍。蒋介石在马慕瑞预计到达前数天离开南京赴前线，据说蒋不在则无法安排美领馆重开所需的军事仪仗队。实际的情形是黄郛在南京政府中人望欠佳，而蒋的离去更减弱了他在南京的权威［③ｅ］。
美国公使访问南京的提议本来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加强与美国关系的良机，但南京主动放弃了。与此同时，南京也有意放过了其他与美接近的机会。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Admiral Mark L. Bristol）海军上将那时正逗留于沪宁地区，蒋与其参谋长何应钦都曾见过布里斯托。但布里斯托试图回访何应钦时却吃了闭门羹［①ｆ］。所有这些说明国民党不过把南京事件的解决视为减缓中外紧张的战术运作，达到目的后即不再发展。蒋介石此时对美国人仍不过是客气而忽视，决无依靠华盛顿之意。南京外交的真正中心仍是日本。
在北方，掌权的奉系与日本的关系颇类似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日本的援助对张作霖的兴起及巩固其在东北的权势作用甚大。与此同时，日本自身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也日益扩大。双方在控制东北的竞争中，均尽量利用对方而又力图不被对方所利用［②ｆ］。但是日本已成东北权势结构之一部分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奉日间日益增多的冲突。对于日本，张作霖有其最后不逾越的准则，即避免作任何可能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相关之事，以免被东三省人民视为卖国贼。实际上，直到张被日本人暗杀时，日本仍在试图落实十几年前已在条约上获得的许多利益［③ｆ］。
当奉系入据北京即至少在名义上负起全国责任时，奉日冲突就扩大到包括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了。日本的方针是仍将张视为东北地方首领。他们尽量回避全国层次的谈判，却集中注意力于日本在东北的权益问题，以期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前解决“二十一条”以来整个东北的遗留问题。日本的这种取向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极不给张作霖面子，因而也增强了张对日本的不满。
张氏控制北京也增加了他与其他主要列强接触的机会。既然日本愈来愈多地成为一个威胁而不是支持者，在京的奉系首领们就追随袁世凯当年的策略，将日本的各种要求公诸于众。与此同时，奉系也感到有必要向其他列强靠拢。奉军总参议杨宇霆曾采取措施，一度缓和了奉俄矛盾，但俄国人在北满的势力构成对奉系权力的直接威胁，这一点从根本上限制了对俄工作这一取向的效果。奉系因而逐渐转向了美国与英国［④ｆ］。
早在１９２６年秋，当奉系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之时，奉系即建议双方“设法自行疏远”各自的“外交背景”，即奉疏远日而南方疏远俄［⑤ｆ］。当１９２７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军政府时，他邀请被日本人视为“反日派”的领袖顾维钧出任总理或任何其他职务。顾谢绝了邀请，但同意留在北京并实际参与了张政权与英美方面的联络。顾氏影响下的北京外交，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实际比南方还激进，且在最惠国条款上持决不通融的态度，其最主要的考虑即是不让日本人据此“均沾”更多的权益。张作霖延揽顾的举动既是向日本人表示一种姿态，也提示了他欲与美英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意图［①ｇ］。
北京并且很快发现，美国根据《辛丑条约》在京津所驻军队可以作为对日本权势的一种制约。１９２７年９月，美国人正在认真考虑撤回其驻天津部队。杨宇霆曾正式告诉美国人，北京希望其驻军留津不撤。更有意义的是，杨也曾正式向美国方面提出中美军事合作。１９２８年２月，杨指令海军部副部长沈鸿烈与美国使馆海军武官接触，沈直率地指出，中国人已对美国的甘言厌倦，而需要美国方面以具体行动来证明其友谊。北京希望美国：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与南北双方修订新约；其次，在远东显示足以与中国实际上结盟的实力；最后，协助中国发展海军，包括训练中国海军，出售军舰给中国，并为中国造舰等。这样大的计划远非美国海军武官所能处理，他只能将讨论限制在技术层面，指出由于有列强对华武器禁运的协定，美国是不能向中国出售军舰的。美国海军武官很快发现北洋海军首脑远不如杨宇霆那样急于达成这个计划，但奉天方面的意图却是清楚无疑的［②ｇ］。
张作霖在２０年代后期这些频繁向美国示好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些年轻日本军人甚至视张为美英的傀儡［③ｇ］。的确，也是在１９２８年２月，差不多正是南方任命留学日本的黄郛出掌外交时，张作霖在杨宇霆推荐下任命顾维钧的朋友、留学牛津的罗文干为外交部长［④ｇ］。南北双方的两项任命不仅透露了奉系与日本日益加剧的冲突，同时也凸显了南北双方外交取向的歧异：南方试图走东京路线而北方打算走华盛顿路线。
济南事件
南京方面一旦与美国等列强解决了南京事件悬案，便立即返回到侧重国内的权力争夺。继续北伐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成功地获得了冯玉祥、阎锡山对北伐的支持。但是冯阎均为北洋军人，南北之分的畛域之见使得蒋并不愿意让这两位北方将领实际取得华北的控制权。他必须尽快地将南方军队开到华北，以便抢先夺取京津地区。蒋的实际权力和他作为全国领袖的政治未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亲自率领战胜的“党军”入据北京。对南方来说，最理想的计划是蒋的部队沿津浦路北上而李宗仁的部队沿京汉线北上。但是由于李对蒋的猜疑，且李又正在努力巩固本派对两湖地区的控制，他对继续北伐的支持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蒋亲率自己的部队直入北京的必要性［①ｈ］。
蒋要快速北上，必沿津浦线用兵。这样就将北伐军引向山东，特别是津浦线大站济南。这里不仅日本利益集中，其军事力量亦强大。这就增加了中日正面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蒋仍未与日方就济南地区是否在中国“内争”的范围之中达成肯定的谅解。田中的对华政策是以“积极”为标榜的，其“积极”的程度则要由北伐军路过济南来检测了。
早在１９２７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刚上任的田中即曾出兵干涉。蒋介石怀疑此次日本仍会出兵，故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加紧对日进行解释工作。１９２８年３月８日，蒋在上海接见日本记者时，首先表示国民政府甚愿与日本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接着即强调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黄郛也代表蒋表明南京希望日本在北伐军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②ｈ］。
由此可见，即使田中内阁因国内压力而不得不出兵，只要是维持在象征性的程度，蒋也是可以接受的。从币原外交到田中外交，日本对蒋介石一派的支持都是以“反赤”为标帜的。现在国民党早已清共，且反帝群众运动也已严格控制，实际是已禁止，南京看不出日本何以会与其过不去。再加上１９２６年３月冯玉祥曾封锁大沽海口并炮击包括日舰在内的外国军舰，造成所谓大沽事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影响京津交通出口）。日本与其他列强一样，对冯玉祥极为猜疑。东京既然不信任冯，则自然宁愿蒋入主北京［①ｉ］。因此，蒋估计日本对他继续北伐会采取比较温和克制的因应手段。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和黄郛尚有其他理由预期与日本之间至少可达成一种工作关系。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以日本使馆代理武官身份活动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亲自向蒋介石转达田中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有此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当时所谓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②ｉ］。
即使在日军正式出兵后，蒋也获悉佐佐木的上司日军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将身往济南晤蒋以防止中日冲突。并且，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也曾向黄郛保证，到济南的日军“决不袒奉”。盖日本外部与军部有严肃约定，日政府既已对国际发表出兵仅为护侨的声明，则此事与“对欧美信用有关”，日必遵守。黄也知道日本文官未必就能控制住军方，故认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文官的态度终究提示事尚可为。黄郛等预计到中日之间在济南可能有麻烦，但还相信可与东京协商解决之，故派张群径往东京以防止冲突。同时，为了缓和日本的疑虑，南京接受松井的建议，任命张群为青岛市长［③ｉ］。
北伐军进兵山东时，蒋介石将佐佐木带在总部随行。由于有上述的许多准备，且毫无理由不相信佐佐木所传达的田中口信，蒋在北伐军占领济南的当天就亲自进驻济南。而且蒋所在的总部与北伐军大部队恰恰是被日军驻地分割开的。当４０军军长贺耀祖警告蒋说局势尚十分危险时，蒋告以佐佐木会负责协调双方以防止冲突，可不必顾虑。因此，最后中日军事冲突终于爆发，现场日军着着紧逼，都大大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④ｉ］。
济南事件的详情已不必在此重复。战斗爆发于５月３日，持续数天。日方死亡的军人达２３０名，平民１６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３０００人以上，双方负伤者更多［⑤ｉ］。５月１８日，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这揭示出日本出兵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威慑北伐军不得向东北进兵。但是日本军人的意图不止于此，他们更想要“振兴日本军人精神，镇慑中国人，并让外国人（按指欧美人）牢记日本军队的决心”［①ｊ］。这最后一个目的尤其发人深省。若与矢田领事的话相对照，其提示性就特别清楚了。日本军人与文人欲提供给西方的日本形象显然是不一样的。日本文人所考虑的是遵循其外交声明以维护“对欧美的信用”。日本军人的目的则是向欧美人证明其“决心”以确保日本在中国的权益。这个重大的分歧将继续影响日本的内政及其对华对美政策。
与日本军人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因蒋的所有计划均建立在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图就地解决此一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不得不放弃奉行已久而且在国民党中也颇有争议的与日本保持工作关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②ｊ］。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这也意味着蒋的又一次个人屈辱的可能性。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改变。他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个决定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③ｊ］。
对日本人来说，济南事件的结果与东京的目的可说是全部事与愿违：它造成的日本人伤亡超过了整个北伐期间各次中外事件中所有列强所遭到的伤亡；它迫使北洋军不战而退，因为与一支正在与外敌作战的中国军队交战为中国民族主义所不允许，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它实际上间接促进了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这是许多日本军人所不愿见到的；它也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同时引起北伐期间唯一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辞职；最后，它更促成蒋介石延缓控制北方的计划，因而也就让东京极不信任的冯玉祥在华北部分取代蒋而获得了极有权势的地位。
其他列强也觉察到济南事件可能会促进中国的统一。北洋军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不逊于国民党人。许多军阀对外患临头时仍与国人自相残杀感到不安。每次有中外事件发生时，总有一些北洋军人呼吁停止内斗以联合御外。这一次北洋军人对日本尤感愤慨，因为日本不但侵入中国，而且在他们看来还有点袒护南方。虽然大多数北洋将领并无意利用济南事件以进攻南方，但是当日本人警告北方不得乘机攻南时，北军的感受是极不愉快的［①ｋ］。
济案发生后，张作霖大本营的意见有些分歧。一般而言，奉系将领都倾向于息争，但非奉系的将领，特别是直鲁联军方面，则对与南方妥协有保留。因其地盘正在奉宁之间，他们顾虑会成为奉宁妥协的牺牲品。当时任交通部代部长的奉系常荫槐迅速成为息争的主要鼓动者。常在５月５日即密电正在石家庄前线的张学良、杨宇霆说：“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拟请两公电大元帅主持通电，速息内争，一致对外。谅南北将领同具此心，自可明大信于天下”。常氏并明言，北方息争后，若南方仍欲进攻，则“无论军事胜负，公理具在，我虽出关亦有荣焉”。张杨次日复电，赞同常意，惟表明因统兵在外，不便谏言，请常直接向张作霖进言。张杨又就息争电的具体内容提出修改，主张只须“表同情于国人”而不必得罪日本，“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常于７日再电张杨，说大元帅已主张息内争一致对外，但内部还有一二人阻止，故尚未决。请张杨速来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张杨遂于次日返京。常的电报为密电，并非用于宣传，故可信为真心话。其所关注的乃是作为中国军人的大信和荣辱，以及在后世的名声，颇能代表奉系军人此时的心态［②ｋ］。
５月６日，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指出既然南北双方同时抗议日军暴行，则对内虽尚有分歧，对外已“表示一致”。现国难已临，只有“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北平总商会当即通电响应。张作霖也很快决定息争以对付日本，他选择了５月９日，即因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成为中国的国耻日那一天，向全国通电息兵。张并命令前线北军一律后撤，使南京得以专心对日［③ｋ］。
实际上，正如矢田告诉黄郛的，奉日关系早已“极不圆满”［④ｋ］。张作霖已在准备撤回东北以保存实力。而且保存实力主要是用来对付与日本可能的摊牌。在日本于５月１８日提交最后通牒强调日本有维护满蒙治安的责任后六天，张作霖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这是张入关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记者。张向日本记者表示了他的“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在提到日本公使芳泽最近向他提交了最后通牒之后，张直言：“余此时有负全责任维持东三省治安之决心，此层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这是张对日本通牒的唯一公开答复［①ｌ］。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即被日本人暗杀于皇姑屯。
与此同时，南北之间的妥协却因统一究竟是以谈判解决还是取军事投降的方式这一根本问题而搁浅。南方坚持北方应先接受国民党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然后再考虑对付日本等其他外交问题。北方则争辩说，为了全力对付日本，南北应谈判出一个和平解决内争的长久安排。换言之，即使南方从军事上征服北方，也不能解决国内的危机，遑论对外。因此北方提议应保持五色旗，以体现真正的联合统一，而不是北方投降南方。但北方既已失去争斗的力量与基础，不得不在国旗等一系列问题上让步。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很快和平接管了北京。不过，新当权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北方所说的必有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真统一方足以御外侮这个重大难题［②ｌ］。
转折
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御外的一面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al－building）的一面。济南事件后，对外事务在影响中国内政发展进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③ｌ］。蒋的真正含义，在他于济南事件后不久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中表露得十分明白。蒋强调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张速编国民党的教科书以强迫发行之。然后，他更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④ｌ］这说明蒋氏已经意识到，外患的深重可能会压倒民族国家重建的工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来之所以大部未被实施，当然原因甚多，但国耻不得不放在首要的位置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的外交重心也转移了。济南事件粉碎了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国民党人也首次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蒋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以反帝为标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诉诸帝国主义控制的国联［①ｍ］。
更重要的是，济南事件无疑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南京已与苏联正式决裂。如蒋所说：“绝俄之后，必有与国。”［②ｍ］而国民党与英国的旧怨尚在，现在又与日本闹翻，这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国民党尚可进行工作的在远东有影响的大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开始认清美国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结果，南京一面开始向美国寻求道义和财政支持，同时也力图将美国拉入中日纠纷之中。当然，这个政策调整对国民党来说并非易事。首先，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条约国在中国政治中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其次，国民党各派政治力量也都在试图打美国牌。最后，中美关系既然与中美双方对日的关系纠缠在一起，就变得比以前远为复杂得多了。
济案一发生，南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美的态度。５月１０日，南京批准伍朝枢立即由欧赴美寻求帮助的计划。接着，南京政府也直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南北双方的许多团体或直接要求，或建议南北政府要求美国调停［③ｍ］。日本情报人员注意到，蒋介石本人也在逐渐向美国靠拢。实际上，蒋也希望给人这样的印象。蒋有意指示南京外交人员制造假如中日开战，南京即能获得美国援助这样一种国际认知［④ｍ］。这种姿态与两三个月前南京对美国的冷漠适成鲜明对照。同样，南京外交政策的转移也由外交部长的更迭所体现。国民党人既已转向美国，黄郛即失去价值，很快就为耶鲁大学毕业的王正廷所取代［⑤ｍ］。蒋在请黄辞职的电报中说：“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⑥ｍ］。黄那时正与日本交涉，则“各国”者，即日本之外的列强也。可知蒋此时考虑的，正是黄已不适于所谓“各国外交”了。
起初，国民党人想使中日冲突国际化和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不太可能正式介入中日争端。且因为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民党人为争取美国的介入，很快决定减缓其在国联的努力。但美国政府不久即正式表明无意调停中日冲突。英国也私下表示只能中立，不拟介入［①ｎ］。可是在日本５月１８日的最后通牒发出后，西方列强的态度一下转为同情中国。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要求实际等于独占的“特殊利益”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的利益相矛盾，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开始变得一致了［②ｎ］。　
说到底，济南事件后面所隐伏的关键问题正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一次大战后的列强四国银行团曾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限制在特定的一些铁路上，但１９２２年的华盛顿会议则回避了此问题。此时的局势使美国人感到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了。美国国务院曾长期奉行一项在中国的内争中保持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国民党在中国取胜造成的变化和发展使美国人觉得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以帮助国民党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国务院的新方针是帮助提高南京政府的国际地位，希望这样的鼓励会“加强其处理极其困难的国内事务的能力”，如此则南京政府就有可能演进为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这样，美国的立场就从在中国内部权力斗争中保持中立而转变为支持现政权［③ｎ］。
这种立场是与美国对华外交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吻合的。早在１８５３年，当时的驻华代表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就指出：美国在华的最高利益，是“维持那里的秩序……给［中国］政府以生命和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变成为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致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④ｎ］。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正是基于这种加强中国以稳定远东国际秩序的传统信念，深信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央政府既能防止中国的动乱无序，也能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美国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正确地总结了凯洛格支持中国新政权的真正目的：国务卿既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也希望增进远东的和平事业［①ｏ］。
具体地说，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动机是想要阻拦和遏制日本在中国东北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日本人自身对于怎样处理中国东北与关内的关系的观点也是颇不一致的，特别是军方和职业外交官之间歧异更大。一开始，或可说田中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但是在南京于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０日中日“马关条约”即将期满废除以后，日本人显然是选择了军方的强硬路线。在东京，包括一些军人在内的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不先说服列强，特别是美国，要在中国采取强硬行动是不明智的。但是要想让列强承认日本对满洲的需要及在满洲的利益，确属至关重要但并非朝夕可就之事。更重要的是，在满洲现场的日本人并不赞同东京方面的审慎态度，而且一直准备独自采取行动［②ｏ］。
美国人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人在满洲的行动。１９２８年７月末，日本驻美使馆代办走访了美国国务院，试图弄清美国政府对满洲局势的认知和态度。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 Johnson）告诉他，国务院最近收到的唯一信息是美国驻奉天领事发来的电报，说满洲情势非常紧张。国务院那时当然收到了很多关于满洲的信息。但詹森凸显此件，正是要强调美国对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和非军事运作甚为关注［③ｏ］。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加紧其强化南京政府的工作。尽管马慕瑞认为应该由他决定什么时候与中国人开展谈判这类技术问题，然而凯洛格却逼着他立即与南京政府签订一项新的关税条约。正在马慕瑞一筹莫展之时，宋子文到了北京。马慕瑞赶紧抓住机会，几天内就完成谈判，于７月２５日与宋子文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该条约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以换取南京对最惠国条款的接受。对这一条款，北方政府十年来寸步不让，曾是中外修约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国新政府［④ｏ］。
在美国，条约的签订颇受欢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项白克（Stanley Hornbe）确信，美国国内那些“感情冲动分子”中许多人过去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信任，现在这种信任已经重建；这些人中另有许多人过去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已在动摇，现在其信任则已经巩固。换言之，美国舆论对国务院的压力已大大减轻。项白克也认为美国通过与南京政府签约，从道义上和实际上都获得了好处。实际的好处即是落实了最惠国条款。道义的好处则是中国领导人已确知美国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并且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原则的国家”。并且，条约带来的正式承认，“在这样的帮助对其极有价值的时候”，给了南京政府一个“道义的提升”［①ｐ］。
这正是美国国务院所想要做而中国人极欲获得的，因为日本此时正在满洲步步加压。项白克后来承认，国务院之所以逼迫马慕瑞立即与中国人签约，是“受到我们对满洲局势的反应之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加强国民党政权的目的至少部分是针对着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主动卷入中日在满洲的冲突。项白克感到欣慰的是没有多少新闻评论家识破这一点。但是，尽管中国人未必知道美国的真实意图，却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中美新约解释成“对日本的沉重一击”。福开森也认为中美条约是对日本企图将满洲分裂出中国之行动的“明确制止”。《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道义支持就是对日本的“精神打击”。该文说，中美条约的内容固然尚非完善，但其对中国人的精神支持则非言语所能形容［②ｐ］。
不过，美国这种不与列强商议就抢先单独行动的方式遭到了列强的强烈批评。马慕瑞早就估计列强会对此不满。项白克注意到许多外国报纸的不满乃是因为美国抢了先手。它们其实并不反对与中国签约，只是宁愿自己的国家占先。马慕瑞很快发现蓝普森就在计划与中国人签订关税新约，而且也试图率先动手［③ｐ］。
美国国务院其实也明白，一旦美国先采取独立行动，任何其他列强，包括日本，都可以据此来为其以后的独立行动辩护。但美国官员也认识到，日本在山东和满洲已经采取了独立行动。既然日本的独立行动已破坏了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框架，也损害了美国以合作来约束日本的既定政策，唯一能约束日本而又不直接向其挑战的方式就是设法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且，布里斯托将军和项白克都相信，一旦美国率先对华友好，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列强都不得不沿此方向跟着美国走［④ｐ］。
余论
国民党人先是把美国列入帝国主义国家之列，因而也就视其为革命的对象，在其制订政策时亦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到济南事件后，可以说他们又重新发现了“中美特殊关系”这一充满误解和迷思但又长期流传的观念仍有吸引力［①ｑ］。南京转向接近美国，与其曾由接近苏联转向接近德国大不一样。它标志着一个带根本性的政策变化。苏联和德国都不是条约国家，而美国却是。故这一次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第一次有意识地寻求一个条约国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美国决定强化南京政府，也表明了一个政策的大转变。它意味着美国接受了中国革命的结果，同时将其久已挂在口头上的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许诺开始部分付诸实施。双方都是基于遏制或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同样思维。无论如何，美国的新政策确实支持了中国方面对中美特殊关系的重新发现。
当然，中美之间的接近在性质上仍是尝试性的、暂时的和出自战术考虑的。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两国关系尚有许多波折及倒退。意识形态的考虑，国内政治的需要及内政与外交日益紧密的纠葛，都促使南京坚持其“革命外交”。而关税主权回收更激起了国民党对于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条约体系特权、特别是列强更不愿让步的治外法权的进一步期望。并且，正像流亡在欧洲的胡汉民派也曾希望利用对美外交的成绩来夺回其在国内已逝的权力一样，蒋政权对全国的实际控制有限及中国国内各政治势力对蒋的不断挑战，也都促使他去努力取得新的外交胜利。国民党内部对外交控制权的争夺，更造成其驻美国外交人员的勾心斗角，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最后，尽管南京极欲获取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用于中国的重建，它又不能或不愿实施更多的政治改革，也未能解决中国积欠美国商界财界的大宗款项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②ｑ］。
在美国方面，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也常对改进中美关系的基础置疑。美国人希望出现的“稳定的文官政府”始终未在中国出现。任何对于“新中国”的愿望都为蒋政权的脆弱和内乱频仍、中国驻美人员的内斗、持续的财政经济问题，以及反帝排外的口号要求和不断的中外事件等诸多因素所毁灭。与此同时，美国外交界有一伙以资深外交官卡叟（William Castle）和格鲁（Joseph Grew）为首的“亲日”派，他们获得了像摩根财团这样的大金融集团的支持，故影响甚大。这些人一般主张在远东多与日本而不是中国合作［①ｒ］。另外，美国也还必须把中美关系纳入其与其他列强的关系框架之中，否则就得面对到底是联合其他列强来支持中国政府还是单独行动的难局。
当然，日本仍是中美关系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二十年间东亚国际关系的进程。正像入江昭指出的，日本是可以回到华盛顿条约体系中来的，也可以做出努力以恢复其他主要列强对日本的信任。田中内阁实际上也进行了与昔日盟友英国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但是，从九一八事件开始，日本实已决定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这种做法使日本进一步疏离于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日渐孤立；同时也就迫使美、英等列强进一步接近中国以保护其在东亚的利益［②ｒ］。
由此看来，济南事件的意义就在于，经过一度中断后，它重新使中美合作成为中美两国各自的一种外交选择，并重新燃起了对一种特殊关系的期望。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来说，济南事件造成了一种视野的大转变。中国自身不强大，又面临日本不断增强的侵略和威胁，这种危局增添了一种紧迫感，使国民党人终于去努力将美国拉入以增强中国在中日对抗中的抵抗力，最后甚至进而寻求与过去反帝运动的对象结盟。从济南事件开始，美国政策制订者发现不时打一下中国牌常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情愿像南京及其在美国的活动者们希望的那样充分拥抱中国。但是，当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将美国人逼向边缘甚至逼出边缘时，旧有的特殊关系的典范又再次成为中美双方的选择。从济南到珍珠港，正是日本促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发展。
①ａ　关于济南事件，参见全国政协等编《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e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1965),pp. 198-203;William F.Morton,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Folkestone,Kent,England:Dawson,1980),pp.118-122.最近一篇资料极为丰富的新研究是杨天石先生的《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７５—８９页。
①ｂ　《孙中山１９２２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１９４９年版，第２６页。
②ｂ　参见蒋介石日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引自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６５年影印本，第９７８页。
①ｃ　Cf.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Pr.,1984),PP. 38-53.
②ｃ　《政治党务报告》，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蒋校长演讲集》，中央政治军事学校１９２７年印，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③ｃ　参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１９６３年版。
④ｃ　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２６４—２８２页；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２８日、６月４日《晨报》；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9-133,142-144,151-158。
⑤ｃ　参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８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⑥ｃ　MacMurray to Grew,Feb.12,1927,John V.A. MacMurray Papers,Princeton University.
①ｄ　“伍朝枢给李锦纶的指示”，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９日，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十八，卷号９９６；memo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Johnson and Wei,Sept.13,1927,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 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No. 339),893.00/9417;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Feb.25,1928,MacMurray Papers。
②ｄ　Cf.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kolsky and MacMurray,Feb.25,1928,MacMurray Papers;MacMurray to Kellogg,Jan.11,1928,SDF 711.93/165.索克思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宋子文、马慕瑞私交甚笃，被认为是当时最了解国民党内幕的外国人。
③ｄ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３３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 157-158;Morton,Tanaka,pp. 97-98。
①ｅ　“蒋致谭延ｋǎｉ＠①等”，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３日，《历史档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６６页；《亦云回忆》，第３４９—３５０页；Cunningham to Kellogg,Feb.28,1928,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hereafter as Frus),1928,Ⅱ,p.406。
②ｅ　Ferguson,"The Nanjing Incident of March 24,1927";memos by Bu^nell,Mar.28,and Apr.9,1928,MacMurray Papers;《亦云回忆》，第３５４—３６０页；MacMurray to Kellogg,Feb.29,Mar.31,1928,FRUS,1928,Ⅱ,pp.323-326,334-335;MacMurray’s 1935 memo of"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MacMurray Papers;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380-385。
③ｅ　Memo of MacMurray's southern trip,Apr,9,1928,MacMurray Papers;MacMurray to Kellogg,Apr.9,1928,SDF 893.00/9859,《亦云回忆》，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①ｆ　Bristol to MacMurray,Dec.15,1927,Bristol to Wilbur,Jan.21,1928,Mark L.Bristol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See also Bernard D.Cole,Gunboats and Marine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1925-1928(Newark:Univ.of Delaware Pr.,1983),p.145.
②ｆ　Gavan McMormack,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and the Manchurian Idea (Folkestone,Kent,England:Dawson,1977),passim.
③ｆ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２辑（１９７９年），第２１—３２页。
④ｆ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２辑（１９７９），第２７、３１、４—１１页。
⑤ｆ　“谭延ｋǎｉ＠①、张静江致蒋介石”，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载《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９页。
①ｇ　《顾维钧回忆录》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８１、２９９—３０２、３２３—３２６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14-117;Meyrich Hewlett,Forty Years in China (London:Macmillan,1943),p.202;MacMurray to Neville,July 31,1928,MacMurray Papers。
②ｇ　Mayer to MacMurray,Sept.8,1927,MacMurray Papers;H.Powell to Bristol,Feb.15,1928,Bristol Papers.
③ｇ　“佐佐木到一笔供”，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７页。
④ｇ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８日《晨报》。
①ｈ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６５—５６９页；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of Hawaii Pr.,1976),pp.153-154。关于南北地缘文化认同与北伐的关系，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９４年３月），第８７—１２９页。蒋的实际军事部署是在他的军队未到达直隶前，冯、阎的军队应暂不前进。见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１８卷，台北１９５３年版，第３１７３—３１７４页。
②ｈ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０、１１日《晨报》；《革命文献》第１８卷，第３１９１—３１９４页；Mayer to Kellogg,Mar.9,1928,FRUS,1928,Ⅱ,pp.407-408。
①ｉ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曾面告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说，日本人不希望冯在北京掌权。见H.Powell to Bristol,Feb.15,1928,J.B.Powell to Bristol,Feb.3,1928,Bristol Papers。
②ｉ　“佐佐木到一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２０—２１页；《亦云回忆》，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③ｉ　《亦云回忆》，第３６０—３６２页；张群：《我与日本》，第３７—３９页。
④ｉ　贺贵严（耀祖）：《一九二八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载《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４—６页；“佐佐木到一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１９—２１页；Jordan,Northern Expedition,p.159。
⑤ｉ　Nobuya Bamb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Vancouver: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Pr.,1972),P.300.
①ｊ　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02-212，引文在P.202，系从英文转译。
②ｊ　“佐佐木到一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２１—２２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98-204。
③ｊ　贺贵严：《一九二八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９—１０页。
①ｋ　１９２８年３月５、７日、４月８日、５月９、２１日《晨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5,1927,p.249;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３卷，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０５页。
②ｋ　“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１９２８年５月５日；“张、杨致常”，１９２８年５月６日；“常致张、杨”，１９２８年５月７日；均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三○○四，卷号１８９。
③ｋ　１９２８年５月５、８、１０、１２—１５日《晨报》。
④ｋ　《亦云回忆》，第３６１页。
①ｌ　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晨报》，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张作霖观点一致。蒋让张和平撤军到关外的目的之一即是“保东省元气，巩固东北之国防”，故“必使其全部集结于东省，以为一致对外之张本”。见“蒋介石致吴忠信”，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２日，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２３４页。
②ｌ　“张学良致张静江”，１９２８年７月３日，“杨宇霆致张静江”，１９２８年７月上中旬，“常荫槐致张静江”，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１日，均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三○○四，卷号１８９；“张静江、谭延ｋǎｉ＠①致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２日，“冯致张、谭”，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８日，同上档，全宗三○○四，卷号１８８；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２３４—２３５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２１、２２、２５日、６月３、４日《晨报》。
③ｌ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革命文献》第２１卷，第４１２７页。
④ｌ　“蒋介石致蔡元培”，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２日，转引自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２３３页；参见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革命文献》第１９卷，第３６２６—３６３９页。
①ｍ　“蒋介石致谭延ｋǎｉ＠①、黄郛”，１９２８年５月８日，收在《亦云回忆》，第３８１—３８２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３—１７、２０日《晨报》。
②ｍ　“蒋介石致李济深”，１９２８年５月９日，转引自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８０页。
③ｍ　“谭延ｋǎｉ＠①致张静江”，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４日，《历史档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７０页；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２、１３、１７日《晨报》。
④ｍ　“佐佐木到一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２１—２２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１日《晨报》。
⑤ｍ　“蒋介石致黄郛”，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蒋介石致陈立夫”，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４日，“张静江致李石曾”，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历史档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７１页；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４、２７、３０日《晨报》。
⑥ｍ　“蒋介石致黄郛”，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转引自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８８页。
①ｎ　Mayer to MacMurray ,Sept.8 and 26,1927,MacMurray Papers;“胡汉民致南京政府”，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２日，“李石曾致南京政府”，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３日，收在《亦云回忆》，第３８３—３８４页。
②ｎ　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１日《晨报》；"MacMurray’s 1935 memo",MacMuay Papers;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18-222。
③ｎ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Sawada,July 14,1928,cited in Iriye,After Imperialism,p.229;Kellogg to Coolidge,July 11,1928,Kellogg to MacMurray,July 11,1928,FRUS,1928,Ⅱ,pp.456,454.
④ｎ　转引自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９页。
①ｏ　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28-229.
②ｏ　New York Times,Aug.1,1928,p.4;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31-236.
③ｏ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 and Sawada,July 31,1928,FRUS,1928,Ⅱ,p.484;MacMurray to Kellogg,July 3,1928,Mayer to kellogg,July 7,1928,SDF 893.00/10127,/10168.
④ｏ　MacMurray to Hornbeck,Aug.18,1928,MacMurray Papers;条约中文本见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４１页。
①ｐ　J.Thomas to J.B.Powell,Feb.4,1929,James A.Thomas Papers,Duke University;Johnson to MacMurray,Aug.4,1928,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Papers.
②ｐ　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to Kellogg,July31,1928,Ferguson to MacMurray,July 30,1928,MacMurray Papers;卢化锦：《中美关税新约》，《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８号（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５日），第２８页。
③ｐ　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to Hornbeck,Nov.15,1928,MacMurray Papers.
④ｐ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Hornbeck,and Wu,May 28,1928,Nelson T.Johnso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Bristol to H.Powell,June 7,1928,Bristol to Thomas,Jan.14,1928,Bristol Papers;Hornbeck to MacMurray,Sept.10,1928,MacMurray Papers.
①ｑ　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Pr.,1983),pp.299-300,304-305.
②ｑ　Memo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ellogg,Johnson,and Sze,Aug.14,1928,between Wu and Johnson,Sept.1,1928,FRUS,1928,Ⅱ,pp.195,196-197;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盛京时报》；“李石曾致张静江”，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７、２９日，５月１、６、７、９日，《历史档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６６—６９页；“胡汉民、孙科、全朝枢致南京政府”，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２日，收在《亦云回忆》，第３８４页。
①ｒ　Cf.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pp.174-242;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1964).
②ｒ　Iriye,After Imperialism,pp.242-243;Hosoya Chihiro,"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9-37",in Ian Nish,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New York:Cambridge Univ.Pr.,1982),p.1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岂
文章出处：《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