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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建州卫地址变迁考

清室之先，起于明之建州卫。当清之世，以为忌讳，无人敢言之，世人亦几忘之。改革之后，此事已大彰，然亦但以为清之所谓兴京，即明建州之地而已。清史馆既开，主其事者颇以前朝遗老自居，于清所讳，亦视力之所及，能讳者务终讳之。然于建州卫一名，则不复能掩盖矣。既立阿哈出等传，但以清或非建州卫掌卫职者的裔，以顺清室自称未臣服于明之意。其意谓清由建州卫之人民起事，先取建州而后取明，清之先终非自受明之卫职也。此事别有考，不在此篇范围之内。
《清史稿·地理志》，已详建州三卫地址。此在馆中属稿时，当非以意为说，或自有档案可据，但所据必为清之档案。清于先世之事，有意涂饰者半，实系失传者半，其说多不可信。今先就《清史稿》所列建州卫各地，为再加辨正之根据。
《地理志》二，奉天：兴京府(省东南三百二十里，明建州右卫)。领县四：通化(府东南二百七十里，明建州卫之额尔敏路)，怀仁(府南一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栋鄂部)，辑安(府东南四百二千里，明建州卫之鸭绿江路)，临江(府东南五百九十里，明鸭绿江路。案：此虽不冠“建州卫”字，既属本府，总在建州右卫之下。又承上文三县而来，自属建州卫)。
长白府(省东南九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鸭绿江部)。领县二：安图(府东北四百里，明建州左卫地)，抚松(府西北五百二千里，明建州卫之讷音部)。
海龙府。领县四：柳河(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明建州卫地)。
《地理志》三，吉林：濛江州(省南四百六十里，明鄂尔珲山所，后属讷音部。案：此讷音部不冠“建州”，似讷音部有不属建州者。下桦甸县同)。
桦甸县(省南偏东二百七十里，明法河卫，末属长白山之讷音部)。
敦化县(省东南四百七十里，古挹娄国，明建州左卫，后属窝集部之赫席赫路)。清始祖居鄂多哩城即此。初为额穆赫孛罗软地，光绪八年，建置新城。
额穆县(省东三百八十里，明斡朵里、秃屯河二卫，后属窝集部之鄂谟和苏鲁路)。清始祖所居俄漠惠即此。旧曰额穆赫索罗，乾隆三年置佐领。宣统三年改。案：此条原不指为建州，而指为始祖所居俄漠惠，又云明斡朵里卫地，应注意。
建州疆域，至太祖时并吞之广，原无限制。《史稿》所据，不知何年之界址。其以兴京为右卫，盖疑清之先出于右卫也。疑清之先出于右卫，盖以明人谓太祖为王杲遗孽。而王杲则明人谓为建州右卫指挥也。
彭孙贻(原署管葛山人，不着其名，惟于《诸将传·杜松传》中，有“贻闻杜将军恃勇而轻敌”语。)《山中闻见录》：万历二十九年，太祖仍羁吾儿忽答建州寨，阳以抚养为名，奏为那酋抢杀来奔。那林孛罗亦讦建州系王杲遗孽，计杀猛酋，又掳其子，乞谕还其子，守靖安关。(那林孛罗为太祖妻父，仰家奴之子，嗣为叶赫贝勒者，即太宗生母孝慈高皇后之胞兄弟行也。)
钱谦益《初学集·岳忠武画像记》：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灭金虏。佟奴以王杲余孽，启疆犯顺，忠武有灵，其能贳诸！（谦益明代所刻集，为《初学集》。此文中涉其撰文之年月，为崇祯改元之后一年，即太宗天聪三年。)
以上为明代称太祖为王杲遗孽之例证。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之《总略篇》：嘉靖间，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黠慧剽悍，数犯边。
《山中闻见录》之《建州篇》：初，宁远伯李成梁之诛阿台(右卫指挥使王杲子)也。
又《东人志·建州篇》：王杲，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也。
以上为明代称王杲为右卫首领之例证。
其实清非右卫。所谓“王杲遗孽”云者，太祖之母．为王杲孙女，于谊甚亲。又建州自董山而后，百年间无名首领，至王杲而凶悍着闻，继其后为边患者即太祖。那林孛罗为海西女真，与太祖相讦于明廷，举最近建州首领之为逆者以耸人听。谓之“遗孽”，何得认为正系亲属?凡明人言“杲遗孽”者，皆此意义。故王杲自为右卫，太祖非右卫也。
建州三卫，皆缘事递嬗而生，在明廷初未划地授职。所因其归附而设卫者，只有最初之建州卫一卫。其设卫之地何在，乃与世所信为建州卫故地者相去甚远。一经举出，殆可令举世讶为未之前闻也。
明人纪述言建州始设卫之地，就予所见，只有马文升之《抚安东夷记》，《记》仅言建州女直先处开元，永乐末乃叛入毛怜。初读《记》文，积疑至数年不解。盖不惟不解建州之何以得处开元，实未解开元之并非开原也。开元之误认为即开元，以前学者皆有此疏忽。间有能悟其非一地者，亦尚未能实指其所在。以故欲考建州，当先考开元。
从前谈地沿革者，陈芳绩之《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历代地理韵编今释》，杨守敬之《沿革图》(李氏先有《沿革图》，篇幅尚小而不详，姑不计)，皆以开元路为即开原，殊为舛误。开原自洪武二十一年以后，已设三万卫，又置安乐州(其先为快活城)，安得于永乐间复设建州卫？再考《明·地理志》山东布政司所属辽东都司属之三万卫注云：“元开元路。”又云：“洪武初废，二十年十二月置三万卫于故城西，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二十一年府罢，徙卫于开元城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辽东都司治辽阳，开元城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即今之开原也。未徙以前之三万卫，则非在开原而在元开元路故城之西也。)
仅据《地理志》文，只能知三万卫之曾经迁徙而至开原，不能知元开元路距开原之近远。但洪武初设卫时，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如果开元即开原，则开原之西已入兀良哈之泰宁卫地，欲设女直军民府，岂有不于女直根据之地，而反远设于奚契丹部落之边境者？以故终疑开元路之不近开原也。
然则开元故城西。初设三万卫之地，究在何处，得其实在，乃可定开元路之地址。于是先求之于《元·志》，则所云开元路者，区域广大，不易定其路治所在。惟其中有“治黄龙府”一语，虽指一时之事，未必为元代开元路治定点。但既有此语，姑从黄龙府求之，则明代皆指沈阳北之开原为即黄龙府。万历四十七年，太祖攻陷开原，明枢臣疆臣奏议，若熊廷弼之流，皆名震百世之人，其奏中每论开原之重要，辄云即金之黄龙府。然则又证明开元即开原矣。于是考《金·地理志》，求其黄龙府所在，则为隆州之旧名，在混同江岸，与开原之在辽河流域者，相距颇远。今先录《元》与《金》两《地理志》原文而说明之。
《元·志》：“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后乃臣服。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其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又其后渤海寖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东濒海，南界高丽，西北与契丹接壤，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辽兴宗讳，故曰女直。太祖乌古打既灭辽，即上京设都。海陵迁都于燕，改为会宁府。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擒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开元之名始见于此。乙未岁，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四年，更辽东路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开元路，领咸平府。复割咸平为散府，俱隶辽东宣慰司。”
开元之名，前史所无，亦非元代所命之名。太宗五年癸巳岁，征东夏国(蒲鲜万奴所称国号)。师之所至，始见此名。则可知为东夏始有此名也。东夏先称东真，称号于太祖十年乙亥，以金之东京辽阳为国都。是年为耶律留哥所破，取东京之金币归于蒙古。十二年，万奴又称东夏，盖以黄龙府为都矣。开元之境东濒海，此元之所定开元路辖境。濒海为金之恤品路地，元不置恤品路，即隶开元。其初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盖即以黄龙府为开元万户府治所，而南京万户府则治恤品；后改辽东路，而领金旧设之咸平府。金之咸平府，实近开原，开原当为所辖之地。既设辽东行省，辽东右丞相驻海西，即驻黄龙府等地。而开元改路，废南京万户府，即将开元路治所迁至南京万户所在。故开元路在极东近海之地矣。其证下文详之。
《金·志》：“上京路，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辽·志》：‘东京道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天眷三年，改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天德二年，置上京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更今名。贞祐初，升为隆安府，县一。利涉，倚，与州同时置。有混同江、涞流河。”
利涉县为黄龙府倚郭之县，而县境有混同江，即黄龙府在混同江岸，非开原地，明人所说皆误。李氏《韵编今释》更以金之上京会宁府为即开原，则又误中之误。盖误以为黄龙府即金之上京，故岳武穆有“直捣黄龙”之语。不知会宁府与隆州，各自一地。《金史·地理志》分载甚明也。
开元路治在濒海恤品路地，一证之《明实录》：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徙置三万卫于开元。先是诏指挥佥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于溪塔子口，邀击官军。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
此段文内之开元，皆当作开原，或其时尚未改书“原”字。三万卫原设在元开元路故城西，而此文则举其地名为斡朵里。所招抚者为鸭绿江以东夷民，即斡朵里女真之民。铁岭为鸭绿江上源朝鲜境内之地。斡朵里为铁岭以北朝鲜境内地。三万卫设于此，即是指斡朵里以东为开元故城也。斡朵里，据《清太祖实录》在长白山东，而赫图阿喇即后名兴京者，在其西千五百余里。是斡朵里实在朝鲜东北界。太宗时修《太祖实录》尚能言之凿凿。入关以后，渐与旧闻隔膜。不知朝鲜北境在金元时实系女真地，明初尚然。乃狃于永乐以来，将其地赐予朝鲜，遂不料肇祖以前，实居朝鲜东北，而不在长白以西奉、吉二省之内。故康熙时敕撰之《皇舆图表》，其卷二云：“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犹未敢擅改《太祖实录》所言，但自明未能考其四至，以示传疑。至乾隆三年，乃就《皇舆图考》中，按其图载有额穆和苏鲁之地名，遂指俄漠惠为始祖之发祥地，设一佐领守之。又于其旁近任指一地为斡朵里。乃并字音相近之地名而不可得，即以仅有地名之地，原称额穆赫孛罗软者，因其音虽不近斡朵里，犹近俄漠惠，即定为俄朵里。而于《太祖实录》所言方向在长白山东，此已改在长白山北；所言里至距兴京千五百里，且兴京在西，此则最远之额穆和苏鲁距兴京亦不满千里，且兴京在西南。又额穆和苏鲁与额穆赫孛罗软相距较远。额穆和苏鲁，清所认为俄漠惠者，宣统三年改为额穆县。两地相去百余里，亦与《太祖实录》所云俄漠惠地内之斡朵里城，其说不合，盖皆后来之造作。清室于先世之发祥地，自太宗以后无复知之者矣。
斡朵里在朝鲜会宁境内者，即在朝鲜斡木河之地。是即肇祖所居，其不在斡木河之斡朵里，相距亦不远。《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下云：“训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斡朵里野人所居。”此当即明置三万卫之处。其地近绥芬河。绥芬即金之恤品，亦即辽之率宾路，而辽又因渤海之率宾府以为名。渤海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连州地正珲春等处女真之地。珲春即朝鲜所谓训春，而建州女真之得名，正指此一带之女真而言。
知三万卫之设于斡朵里，即为元开元之故城西，乃确定珲春一地尚在开元故城西，而开元在珲春以东审矣。更以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所言建州先在开元论之。据马氏说，以理推之，必为元之开元，非明之开原。然非更得确证，尚嫌迹涉悬断。及读朝鲜李氏朝《实录》，确证甚多，为之大快。兹录如下：
朝鲜太宗(李芳远)十一年，即永乐九年，正月辛巳，赵英茂、李天祐上言曰：“今猛哥帖木儿虽令招抚，今将移徙于开元路，恐与种类以开道直向吉州，则镜城如囊中之物。又牧马南下，则端、青之地骚然矣。”
据此，则开元路更在肇祖原住斡木河之东。斡木河向镜城、吉州，尚为正道。开元路由东北而入为间道。更南下则朝鲜极东北之端川、北青皆骚然矣。此开元路在极东濒海之一证也。然此犹未证明开元路之即为建州卫也。
是年四月丙辰，《朝鲜实录》又书：“东北面吾音会、童猛哥帖木儿徙于开元路。吾音会，兀良哈地名也。猛哥帖木儿尝侵庆源，畏其见伐，徙于凤州，凤州即开元，金于虚出所居。于虚出，即帝三后之父也。”
据此，则开元路所在，即阿哈出所受之建州卫地(阿哈出，朝鲜有时作于虚出，有时亦作阿哈出)，又名凤州。此凤州非朝鲜内地黄海道凤山郡古名凤州之凤州，乃朝鲜东北境外之地。“凤”字之音，亦系口语相传，非有定字。何以明之?更举一证如下：
朝鲜世宗(李构)六年，即永乐二十二年，《朝鲜实录》书：“四月辛未，平安道兵马都节制使，据江界兵马节制使呈驰报：今四月十七日，小甫里口子对望越边。兀良哈沈指挥率军人十三名，将牛马并十三头匹来说：‘吾等在前，于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二十余年，因鞑靼军去二月十七曰入侵，都司李满住率管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
据此，则建州卫初设所在之凤州，又可作“奉州”。自永乐元年为阿哈出设建州卫，至是二十余年。李满住为阿哈出之孙。其言云然，知“凤”或“奉”无定字。
朝鲜太宗四年，即永乐二年，《朝鲜实录》书：“六月己卯，辽东千户、三万卫千户等，赍敕谕及赏赐，与杨内史偕来，随后而入，盖以向建州卫也。”云云。
时建州设卫未久，明廷奉使往建州者，假道朝鲜而后可至。亦可见建州在朝鲜东北。使者由朝鲜西界来，必历朝鲜国境乃达，亦证其时之建州非长白西麓赫图阿喇之建州，亦非可以明开原之地为建州，而附会马文升之说也。
惟云蒙古太宗时之南京万户府即后来之开元路，此亦当有证实。考东北荒远，古无有兴国择京之事。自渤海辽金，始以其地为都会。但辽南京为析津府，即今北平。金南京为宋之汴都。元无南京，且在太宗时犹沿游牧之旧，不知有定都之说。漠北四汗，以和林为汗所驻之地，应作世祖以前四代之都城。然终元之世，未加和林以“京都”之名，但称岭北行省之和宁路而已。世祖乃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为大都。更无其他东西南北之京。则当太宗时，取“万户府”之名为“南京”，断非有自定南京之意。不过就辽东所有之旧地名，随意名之而已。考辽东地之有“南京”名地者，惟渤海五京，皆在辽东。而其南京，则云沃沮故地，曰南海府。沃沮即东海窝集，今为清咸丰八年割畀俄国之俄属东海滨省，而又为其南境。则东海滨省之极南，即珲春以东之地。元初设南京万户府，只有设于此地。而后来正为开元路所在。故知两万户府废而改开元路，必于其时并开元于南京，而为路治所也。此一证也。
朝鲜于女真之请居境内不许，往往入居南京。初疑朝鲜国内自有南京之名，及读《实录》中燕山君三年，即弘治十年九月丙午，承旨慎守勤启：
当初兀狄哈、伊伊厚等，称归顺来住加讫罗。朝廷以人面兽心，其诚难信，遣敬差官李玷与节度使同议，开谕还土。伊伊厚等托言，待秋收穀乃还．而移居于南京，迄今不还。臣意伊伊厚等在近境，而岁月积久，滋蔓盘据，则处置实难，是养虎遗患。近者李季仝语臣曰，稳城与柔远堡，皆贼路初面，防御最紧，军卒残劣，柔远则士兵仅五十余人。伊伊厚等环居其地，则窥觇虚实不可不虑。
据此，则稳城、柔远本为朝鲜极东北边境。而伊伊厚所自占久居之南京，乃紧与相邻之近境，则在东北边外，正为珲春以东之地，即以前建州卫未移婆猪江以前之故地。此又一证也。
辛酉，成俊议又云：“五镇以豆满江为界。江外乃彼地。自城底至深处，诸种野人，数多屯居。是自居其地，非三浦倭人居于境内之比也。虽城底禁之为难，况南京距稳城二息余程乎?若禁之而不从，则臣恐其损威也。”
据此，则南京在豆满江以外，距稳城二息余程。“一息”犹“一舍”，大约三数十里之谓。成俊言南京虽为近境，而实在国界豆满江之外，恐朝鲜无说禁使勿居。此其地望亦与开元路相合。以下议论南京之地势甚多，大指已足明其地址，同符开元。馀不备录。其证三也。
然则建州之始设，成祖之意，盖回复洪武间初设之三万卫，并其置女直野人军民万户府之原意。当太祖设三万于斡朵里时，正为招抚女真之故，故三万卫指挥为流官；同时设女直军民万户府，则以土官治女直。越一年，以粮饷难继，卫徙而府亦罢，是时暂不经营东北。越三年，洪武二十四年，乃封子松于开原为韩王，模于沈阳为沈王。明年又封植于广宁为辽王。皆以亲藩镇东北，必将大辟辽东，确固根本，而后尽抚女直诸部。又以北平早封棣为燕王，而权封大宁为宁王，橞封宣府为谷王，亦皆为辽东应援。太祖对女真之大举如此。自成祖以亲藩发难，恐他藩之效其尤，尽撤徙诸王，无一在者。而后独用官职赏赉笼络女真，遂成久而难继之局。观其设建州卫于开元路，自以为前此设卫为流官，故以运粮为虑；今以土官领卫职，假以名义而不烦俸饷；又并太祖并设军民府之策而一之。以故建州卫独设经历，实用都司之体相待。盖将以建州一卫为招抚女真之总枢矣。其后来者日多，其地日远，既多纳黑龙江之野人女真，觉非建州所能遥制，乃改计设奴儿干都司，而建州遂永与诸卫等视，无复特殊。至永乐末叛入毛怜，遂去开元路旧址而至鸭绿江之西，与毛怜先后俱入明边矣。
毛怜卫设在永乐三年，以随肇祖来归之把儿逊为指挥。把儿逊原称毛怜等处野人，则毛怜卫亦就其原地名而名之。其地在朝鲜东北界愁州，与肇祖原住之斡朵里切近。八年以侵朝鲜，为朝鲜所戮。九年以建州卫阿哈出次子猛哥不花为毛怜卫指挥，疑即沿袭其名而不居毛怜故地。盖已移鸭绿江西佟家江地面。至永乐末，建州叛入毛怜，即并入佟家江。所谓婆猪江，即佟家江也。朝鲜谐“婆猪”之音为“蒲州”，女真则谐“佟家”之音为“东果”，为“栋鄂”，为“东古”，皆是此地。《朝鲜实录》世宗十三年，即宣德六年，八月，敕使欲往毛怜等卫捕海青。朝鲜不知毛怜所在，尚据把儿逊受卫职地址推索，可见毛怜不在朝鲜故地。燕山君五年，即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己酉，左议政韩致亨、右议政成俊、左参赞洪贵达启：
“臣等于边事，昼思夜度，乃得一计以献。国家开咸镜一路以通野人往来。平安道则境接毛怜卫，而不许通朝路，必经建州卫得达咸镜道。毛怜与建州素构隙，当其来往，虑其被害，故其来不数。开通西路，乃其愿也。”
云云。
此亦可证毛怜在鸭绿江西，且在建州移居灶突山地之南，正是佟家江流域。隆万间之王兀堂即毛怜首领。沈国元《皇明从信录》，马晋允《明通纪辑要》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皆云：万历元年，兵部侍郎王道昆阅边，总戎李成梁请展筑宽甸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东邻兀堂，去叆阳二百里。据此地望，六堡在叆阳边门外二百里，其东即鸭绿江西岸。又其北为建州王杲地，则兀堂固在鸭绿江西，建州南，正毛怜地也。《从信录》等又云：“当是时，东夷自抚顺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颇遵汉法。”则兀堂之地，尤明指为清河以南至鸭绿江皆毛怜卫之地界也。毛怜自猛哥不花后，以王兀堂为悍首，其后即为归清太祖部落之首领。太祖以女妻何和哩，为清佐命元功，即栋鄂当时之部长，亦即毛怜卫之裔耳。建州女真除三卫外，惟有毛怜。今得考其始末，亦为谈建州故事者一快(其余据《朝鲜实录》，尚有歧山卫、温下卫云，此等皆无首领；盖无受明卫职者，则建州之附庸矣)。
建州卫之入毛怜，在永乐二十二年，既如上述。马文升谓“宣德间，朝廷复遣使招降。辽东守臣遂请以建州老营地畀居之。老营者，朝鲜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此文言之太略。盖招降自是宣德间事，其畀以老营地，则已在正统初。因记文无取详叙，不妨约略言之如此。今摘其证明如下；
叶向高《女真考》：“建州指挥李满住，嗣李显忠之职。宣德四年，请入都充宿卫，不许。”据此，则建州于宣德四年以前必已受招降。再以《实录》检之，洪熙元年十二月甲午，已书“建州等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子满住等贡马及方物”(吋宣宗已即位)。则亦无所谓有待于招降。避兀狄哈之难而迁居，乃其真相。
《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曰：‘今得建州卫都指挥使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移居辽阳草河。’朕未知有无妨碍，尔等宜计议，安置处所，毋弛边备，毋失人情。”此在正统元年，尚以移居辽阳草河为商榷。
《实录》：“三年六月戊辰，建州卫掌卫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出力，不敢有违。’事下行在礼部兵部议，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从之。”此为最后定居灶突山之始。《清实录》谓之虎栏哈达。“虎栏”，华言“灶突”；“哈达”，华言“山”也。
东建州，又从辽金元历代皆有建州在大凌河南北，今建州卫移设灶突山，遂谓之东建州。若较其初住之元开元路，则此已移而西矣。
建州卫至是而始定后来之局。未几，左卫右卫皆并住其地，遂为清代发祥之所。清室所自知其先世旧民，只有此地。以前之鄂漠惠、俄朵里皆非所能考矣。
次论左卫。左卫据《明史·兵志》及《会典》等书(《兵志》即从《会典》而出)，皆言“建州左卫，永乐十年置。”考《实录》，则永乐十年不见设置之文，十一年乃见“建州等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之名，十四年乃有“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之名。及读《朝鲜实录》，乃知永乐三年以后，肇祖即授建州卫内之指挥，盖由建州卫阿哈出所招来。又为建州卫同种本系，置之建州卫内。永乐八年，肇祖乘兀狄哈侵朝鲜，乃于中反侧取利。朝鲜庆源郡界不堪其扰，遂废郡退守以避之。肇祖于是以地纳之于明，而设卫以处己，遂于建州本卫以外，多一独当一面之局。始亦未正名为“左卫”，逐渐形成一独立之卫。而“左卫”之名，定于事实之发生。故《实录》不能书其设卫之月日耳。
左卫地址，最初在朝鲜之庆源府。朝鲜之迁陵罢郡(朝鲜因有祖陵所在，故以“庆源”名郡)，移民撤兵，在永乐八年，即朝鲜太宗十年，肇祖之潜入，即在其后。据明官书，谓永乐十年设左卫，当是肇祖私自纳土之年。而在明廷则犹认为建州卫增一新辟之土，无定为左卫之明文。在朝鲜，则以肇祖末归附大明时，原居庆源府境，亦认为依亲恋旧而偶来，与领土无涉，但知肇祖为建州卫之指挥而已。至永乐十四年，《明实录》有“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之文。明年，朝鲜太宗十七年，即就富居复设庆源，严兵设守，又不敢遽复庆源旧境。悔憾可知。然在《朝鲜实录》中，不载其君臣惶骇力图恢复之议论，盖既讳其前日弃地之失，又惧流传为明廷所闻，但窃自为亡羊补牢之计云尔。至二十余年之后，朝鲜世宗李祹乃乘肇祖父子被兀狄哈所杀，左卫无主，力主为其父雪蹙国之恨，逐肇祖之子弟而去之。《朝鲜实录》载祹与其臣金宗瑞往来密书，备详此事。然既逼逐左卫人众，而转求明廷将彼等遣回。彼等自不敢回，恳明廷收容于边内。而后朝鲜无与上国争地之嫌，明廷亦无终其土之意。此李祹谋国之工也。
肇祖既于永乐十年左右，渐开建州左卫于朝鲜庆源郡境，朝鲜已无如之何。至永乐二十一年，又诈称明廷之命，令再入居斡木河故地，以避兀狄哈来犯之冲，则更深入朝鲜境矣。朝鲜不敢遽违明帝命，遣使入奏。明帝乃口称“猛哥说谎”，而回谕敕文并不令猛哥退出斡木河，反讽令朝鲜济以食粮，恤其迁播。于是左卫又进而移至朝鲜斡木河地。此为建州左卫一次移动，而皆朝鲜境内。朝鲜文字每谓童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斡木河，此当分数步言之。肇祖当未归明以前，早居朝鲜斡木河。斡木河又作吾音会。
《朝鲜地理志》：“会宁都护府，本高丽地，俗称吾音会，胡言斡木河(取会以名府)，童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之。”
据此说明：吾音会之即斡木河，而会宁之所以名府，正由取“吾音会”之“会”字，则“会”有“都会”之义；而斡木河则为胡名，即自肇祖辈所名，其实用“吾音会”原名，而语音稍变耳。故在《清实录》中，作“鳌莫辉”、“俄漠惠”、“鄂谟辉”等名，皆以下一字与“会”字相近，是则胡语原非“河”字，朝鲜人故为分别耳。至云“乘虚入居”，乃言乘庆源罢郡之虚，而挟朝命设建州左卫以入居。至十年以后，再诈徙斡木河，斡木河已非虚地。且朝鲜设兵复庆源，已置重镇，何得云虚?朝鲜虽设镇，而肇祖自以斡木河为故居，家族犹多留住其地，乃更挟朝命内徙。则朝鲜之设镇，反为斡木河外卫，代当兀狄哈之冲，而肇祖以建州左卫之名义，反居朝鲜腹里矣。何狡如之！朝鲜设兵，反代建州左卫守边，自必不愿，故兀狄哈之来，仍由肇祖当之。至宣德八年，而肇祖父子皆为兀狄哈所屠，遂予朝鲜以复地机会，威慑左卫，使不宁居。
《明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戊戌，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花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朝鲜国王李祹，俾将凡察等家送至毛怜卫。复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此左卫内徙明边，奉到朝旨之始。
朝鲜虽奉明敕，并不遵送出境，及回奏固留不遣，求朝命凡察等安心居住。盖若送凡察出境，则左卫地尚悬空，安知明不更命一指挥而来。惟迫使自逃，而朝鲜转向明廷奏索押还，则凡察等既不敢还，又不肯舍卫职名义。久之而朝贡袭授，皆在明边内行左卫之事，而斡木河地自成悬案。朝鲜乃收二十余年前故境，仍守得鸭绿、图们两江为界，遂亘明、清两朝不改。此建州脱离朝鲜之经过也。
凡察、童仓乃逃还建州。建州即李满住之所在。满住于肇祖入居斡木河时，亦叛入毛怜，而居婆猪江。是可知所以谓叛者，特弃朝廷授卫地之谓，非有反逆之情，但避兀狄哈之害，与肇祖各谋善地以去耳。凡察等逃归建州，在正统三年。满住又从婆猪江求徙，而得灶突山居之，亦在是年。自是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地址复由分而合。惟各挟卫印，各有朝贡乞恩之利，虽一地而依然两卫矣。未几，左卫中凡察又与肇祖之子董山互争卫印。久之，明廷复分给卫印，以为调停。事在正统七年。又有建州右卫之设，盖以再增一卫名。而其辖地，则均在灶突山一境之内，此即清代兴京所在。灶突山之横冈，即所谓赫图阿喇，是即兴祖六子所环居，所谓宁古塔贝勒。入关以后，随事增饰，移宁古塔于吉林东北八百里，去赫图阿喇绝远，以示其原有疆域之广。而建州卫之入《清·地理志》，亦未知修《清史稿》时根据何档，要亦为后来增饰之说。按其史实，建州三卫只是一地。其三家耕牧住址，各有分配，亦相去不远。《朝鲜实录》中屡有探访三卫居址之报词，历历可考。观宁古塔之推广甚远，则建州之为建州，亦幸而为清代所讳言，无意为之张皇幅@（原字为左巾右员）。否则有天下之后，任指何处皆为建州域内，亦孰得而抗之?今为其考变迁，而终归于灶突山一地者如此。
附言
建州卫之初设在元之开元路城，前无考及者。而元之开元路，自明季以来皆认为即沈阳之开原城，尤未有考其实者。
惟故友屠君寄，光绪间游历塞外，就地考求古代疆索，颇知开元、开原之非一地。故其作《蒙兀史》于《太宗纪》五年九月，禽蒲鲜万奴之文下，注引《元·地理志》开元路一点节，而加断语云：“据此知东夏之开元，即金之上京会宁府，今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统城东南四里之珊延和屯。元之开元路，即辽之黄龙府，金之隆安府，今吉林之长春府属农安县也。恤品今吉林之绥芬厅也。”云云。不以开原为开元，其识卓矣！又以“开元”之名，为蒲鲜万奴，东夏称号时所命，更为详人所略。然元开元路绝不治黄龙府。治黄龙府者，乃元太宗所设之开元万户府。此为屠君所未知。又云：“东夏之开元即金之上京会宁府。”此语殊无据。万奴称号共十九年。当元太祖十年乙亥拥辽东，称天王，改元天泰；自出略地，而所据之辽东东京，为耶律留哥所破。万奴遁入海岛。明年降蒙古。旋复取女真故地，以太祖十二年丁丑复叛，自称东夏国。此时以东京已失，重定国都，遂名开元。观元太宗禽万奴后，设开元万户府，治黄龙府，必因万奴之开元本在黄龙府。从其因袭之迹而推之如是。若谓万奴之开元在上京，凭何为证?至《元·志》开元路之涉及上京，不过明本路之为金上京路地耳，何足为上京即东夏开元治所之证?此因考明开元路者也。
又开元路原辖咸平府，后割咸平府直隶辽东宣慰司。咸平府下亦云然。则辽东有宣慰司矣。《元·百官志》宣慰使司只有六道：曰山东东西道，曰河东山西道，曰淮东道，曰浙东道，曰荆湖北道，曰湖南道。《新元史》则云：“至正十九年，增河南道宣慰司于洛阳。十五年改北京行省为宣慰司。”是柯氏补出两道宣慰司，然未及辽东道也。再考柯氏所补“十五年改北京行省为宣慰司”，乃《世祖纪》至元十五年文。今以至正十九年一事隔断于上，似叙次之误，当以此句列至正句前，乃与上十五年为同一年，并可改“十五年”为“是年”，则文义顺矣。惟《本纪》中，设宣慰司，罢宣慰司，设而复罢，罢而复设，不知凡几，其究为经制之官凡几，殊难考定。何以独存此两宣慰司，而若辽东道宣慰司，见《地理志》者，则又不列入?《元史》制度疏漏，整理为难，此亦可见。其至正十九年增河南道宣慰司于洛阳一事，《元史·本纪》不见，《新元史·本纪》亦无之，则未知所据。按是年元已濒亡。南方群雄尽起，已非元有。河南以察罕之力，尚支持其间，虽设宣慰司，亦不是言经制。此因辽东宣慰司而连及之。亦见《元史·志》之尚无善本也。
婆猪江之为佟家江，由“佟家”而讹至“东古”，“东果”，“栋鄂”，“董鄂”等诸名，其源皆出佟姓诸夷所居，其故易见。至婆猪之名，《明史·朝鲜传》亦作“泼猪”，而《朝鲜实录》则多作“蒲州”，其来源何在?考鸭绿江西，元时为婆娑府，金时为婆速府路；至明地属边远，口语流传，遂有“婆猪”、“泼猪”、“蒲州”等诸名。此皆可以地望证之，于建州之历史沿革，不无贯串之益。
日本人之考开元以为在鸭绿江西岸，亦知《元·志》开元路之先，设有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就地名之有南京者，比附开元之所在，则于鸭绿江西岸，亦有一明初所设之南京千户所，因疑开元路亦与相近。此殊不然。元之开元及南京，上已证明其地望矣。今再言鸭绿江西之决不得有元开元路。
一， 元时在朝鲜西境设东宁路，治所即在高丽之平壤，所镇地在鸭绿江边，高丽境内。鸭绿江西则为婆娑府。皆与开云路无涉。世祖至元八年，改高丽西京平壤城为东宁府；十三年升东宁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割静州、义州、麟州、威远镇隶婆娑府。是东宁路与婆娑府为连界。婆娑，明时音变为“婆猪”。故其地之江流谓之“婆猪江”。元开元路有咸平府，由合而分。东宁路则与婆娑府接界，地望迥殊。
二， 明之东宁卫，据《地理志》：“本东宁、南京、海洋、漳河、女直五千户所，洪武十三年置，十九年七月改置。自在州，永乐七年置于三万卫城，寻徙。以上五卫(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与东宁卫，共五卫)一州，同治都司城内。”而都司城下则注云：“元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此与三万卫之初设地址，《志》言元开元路者，各自一地。明之东宁卫，亦仍元之东宁路而来。其初东宁卫必辖鸭绿江沿岸。后鸭绿江沿岸已为建州毛怜卫所居，明一代犹谓之寄住毛怜。则东宁卫直在辽阳，与都司同城而居而已。其先之南京千户所与朝鲜东北境外之南京并非一地。不得因其“南京”之名，并疑开元路亦在其旁近也。开元路故城西为明初原设三万卫之处，《地志》明载之，而《实录》则指实其为斡朵里。《朝鲜地志》载斡朵里所在在训春江，则开元故城在训春江，即珲春河之东，确然无疑。而日本人之讨论开元所在犹未足为定论可见矣。(辽东都司，《地志》言其境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盖都司本辖地至鸭绿江，永乐间即有寄住毛怜卫，占居婆猪江流域，遂成属夷之地。而东宁卫虽有招抚女直、安置降人之名，其实在辽阳行其职务，决非太祖部署辽东之意。)
又考《朝鲜地理志》，“吉州古号三海阳”，注云：“一作海洋。”吉州东北面，元属开元路，即与开元路治之南京相近。洪武十三年所置辽阳之五千户所，其东宁千户所为拟元之开元路乃未设三万卫前，示将复收图们江流域之意。草河则鸭绿沿岸，即李满住初在婆猪时乞徙居之地。女真则总括东北夷而言。其意皆在编抚元时长白东西全境，故有此南京之名耳。则辽阳之南京千户所，太祖之意即指开元之南京；开元元本属辽阳行省也。再考《全辽志·开原山川》：“松花江，城南一千里，源出长白山中，北流经南京城与灰扒江合。”此为明之南京千户所在。灰扒江即辉发江。南京城在松花江沿，辉发河口之南，则与元之南京万户府为非同地。其在松花江岸设南京千户所者，不过以拟元时之南京，犹东宁之拟元时东宁路。其实亦并不在平壤也。
（资料来源：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