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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

摘要：绵延千年丝绸之路的停歇是中外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除了国际情势的变迁以外，棉花的普及以及对丝绸形成替代作用也是丝路衰绝的内在原因。好在中国茶叶转成国际市场上的俏货，丝绸之路变换成“茶叶世纪”。丝绸与茶叶及棉花的替代是古代与近代国际贸易商品转换的典型表征，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关键词：丝绸 茶叶 棉花 外贸商品 替代
古代的中外贸易，实以丝绸贸易为开端。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已越过帕米尔到印度、波斯，及至欧洲。丝绸在中国各色外贸货品中，霸主地位长时间无可它替，历史上有若干时期，当丝绸运抵异国时，价值要用等量黄金来衡量。但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一举结束长达两千余年丝绸在中外贸易中的主角位置。丝绸和茶叶是自然奇迹和人类智慧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是远古就有的两种独特中国产品，为何丝绸的步向世界如此之早，茶叶的走出国门若许晚近?其间各种国际商品的易代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又是怎样?
一
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年直到明代的1500余年中，有座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重要桥梁，这条总长7000多公里的交通干道及支线，曾把古老的黄河、恒河、希腊、波斯等几大文明绾结。公元15世纪以后，中西交通又由陆地向海洋挪移，海上丝路兴起。在这漫长时段，中国的丝绸始终是主打产品，悠远商道，因此得名“丝绸之路”。随着地理发现后的海道开辟，西方商人逐步替代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角，丝绸同样是其中意的商品。有史料称：“泰西之来中国购丝，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其时海禁初开，番舶常取头蚕湖丝，运回外洋。”①实则在此之前，1674年，英国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品中已包含丝织品。16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命令购买丝织品18500匹，丝绒300匹，另有生丝40捆。数目及价格是：披肩丝9500匹(每匹2300铜钱)，苏炫丝5000匹(每匹1300铜钱)，毛丝2000匹(每匹5500铜钱)，薄绸2000匹(每匹1350铜钱)。②数量不小。1694年，公司船“多萝西号”(Dorothy)到厦门，该船主要“投资于精细货品——在指定的购货项目中30000匹为丝织品，而生丝在每磅不超过6先令的价钱内，尽量买入”。1697年7月，400吨的“纳索号”(Nassau)从伦敦放洋厦门，公司要求的购货品种是生丝30吨，丝织品108000匹，优质丝绒600匹。几个月后，“特林鲍尔号”(Trumball)的购买品中也包括丝织品41000匹及丝绒150匹。1698年，280吨的小战船“舰队号”(Fleet)在厦门购生丝20吨，丝织品65000匹，丝绒1300匹。1704年1月27日，“肯特号”从广州回航货物中有价值80000两银的丝织品。因为西商订购的丝织品数量较大，难以短时齐备，往往需要预定，交货期大约在90至100天。③
西商来华，使得中外商人在丝绸贸易上既有合作，也有摩擦。1735年，英船就与中国商人发生冲突，英方最初认为中方索价太贵，中方解释“这是由于生丝市价高涨至每担银180两”，故交货价也必定水涨船高，中方同时保证“在重量、色泽及质量”上会有严格限定，在此条件下，英商同意提价，于是将订单分别交由10名中国商人承办，并要求每位华商都要本人签订合同，如有违反，英方将向中国官府申诉。但第一批样品送来时，经检查，发现重量不足，色泽和质量也差。中国商人争辩，交货是由合同价格决定，这样的钱只能购买这样的货。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从1735年9月1日拖到11月11日，英国大班让“通事”(中国翻译)投诉于当时代理粤海关监督的两广总督，被通事拒绝。英国大班只得自行前往，并企图违规擅入广州城门，被清朝军官劝阻，要英人返回商馆，答应安排谒见。翌日，却未做见面安排，英商于是集结城门口，两广总督派出书吏接受投诉。该办事员对英商软硬兼施，一面进行安抚，同时警告今后“不得再以这样的琐事打扰”。广东官府也对中方商人施加压力，最后，将价格“减少了约四分之一”。这样的处理，转引致中方商人的不满，一度拒绝交易，中英商人“之间关于丝织品问题的争执，引起这样大的骚动，以致没有一个商人愿意谈任何生意，除非等这件事解决后”。④
因丝织品为历史久远的出口大宗，中国历朝对其制定有林林总总的关税章程，立项繁多，规矩细致。1735年厦门海关对丝织品征收的关税是：花缎与光缎每尺征银8分，高哥纶(Gorgoroon)与绸缎每尺征银2钱，丝帕每尺征银6分，披肩丝每尺征银3分，生丝每担征银1两2钱(每担除皮重3％)；而南京布每尺征银6厘。此间广州出口的丝织花色品种有：缎、绸缎、小枝花纹绸缎、高哥纶、高哥纶条纹花纹、花缎、薄绸、花纹、宝丝花纹、条纹花纹、丝帕等。⑤说明那个时间出口西方的丝绸品类是很多的，因为穿用舒适光鲜亮丽，而千年不衰地受到外人欢迎。这些宽幅大面相对规制的原料大多运去需要再加工剪裁，以量体裁衣地制作外人的衣被。
海道开通后的丝绸贸易转由西人为运送主角，流向愈发无远弗届，在旧有的丝路外，更新了若干新卖区。在亚洲方向，自1557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便操纵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蚕丝贸易几达一个世纪，此间，每年输往日本的蚕丝约为4000—6000担。⑥在美洲方向，西班牙殖民者扮演了重要角色。1565年，“圣巴布洛号”从宿务驶往墨西哥，标志历时250年之久的“大帆船贸易”起航，此洲际贸易是以马尼拉为转运站，西点连接美洲，东点接连中国，支点伸及欧洲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国际商道。由于美洲和欧洲市场的需求，中国丝品脱颖而出，与美洲白银一并成为转运货物的最大宗，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演出了一幕丝绸流向世界，白银流向中国的货物对流的大剧，被学者称为“丝银之路”。⑦是时，中国丝绸占领美洲市场的速度异常之快。多卷本的《菲律宾群岛》提供了下面数据：1602年，秘鲁总督报告：“身居利马的西班牙人都穿用价格昂贵的绸缎，妇女衣着之华丽举世难寻”。稍后，“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售卖和穿着中国丝绸”。1611年，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绸甚至陷墨西哥的蚕桑业于破产，1637年，墨西哥主要城镇中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织工竟有14000人。⑧应了俗语所谓：地平线是平的。何处有逐利空间，何地有销售洼地，资本和商品便会去填平，这在全球一体化的年代既是必须又是必然。
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海上霸权的衰落，其后的西方殖民者对丝绸的兴趣减弱，荷兰人更多卷入的是香料等货品，而丝绸旺销的风头更主要的是被茶叶所拦截。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崛起速度堪称神奇。1615年，英国人最早从日本人那里听说了这种神秘叶片。⑨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0年，英国国会的征税条文中已有每加仑茶水征收6便士的规定，规定具有某种预见性，因为此时很少有中国茶输往英国，而且浓淡不一的茶水而非茶叶收税，实际上很难操作。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蔚然成时尚，“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凯瑟琳被誉“饮茶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失时机地迎合王室喜好，1664年，公司购2磅2盎司茶叶“作为一种珍奇的礼品”赠送英皇，获评饮用“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每磅获奖五十先令”。⑩1666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令在华贸易的商人采购100磅茶叶运回英国。1668年，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得运茶进入英国的特许。(11)需求增加导致输入膨胀，1721年度，英国对华茶的进口量首次突破百万磅。(12)1762年，东印度公司仓库中的茶叶存货就有400万磅。(13)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平均售价约5先令(14)，这个价格可以说几乎是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荷得起，茶叶的大众消费时代到来，“不仅贵族绅士和富商不停地饮茶，而且每一个船工、浆洗工和纺纱工也都饮用，茶叶成了他们不可缺离的消费品，一早起来就要喝一口，在两顿饭之间也要饮用。甚至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不能没有合适的茶”。(15)
历史上每每有一些转变关节，在这些个节点上，渐次积累的量获得质的突破。18世纪20年代，正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从那以后，茶取代丝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据档册记载：1717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有56％的比例，与丝绸的进口值相比具有了较大优势，1761年更达92％，之后略有波动，但茶叶的进口量总是超过丝绸。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大量削减茶叶进口税的“交换法”(Commutation Act)，茶叶贸易愈受鼓励。1825年后，东印度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项贸易留给“散商”和船员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华茶征服英伦不可阻挡，这对贸易的两极都很重要，在贸易的一方，在相当时间里，茶叶占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利润(16)；在贸易的另一方，在很多年份，茶叶的出口额约占中国全部外贸出口额的90％—95％。(17)当时清朝的有识之士对此体认，一份鸦片战前的文人策论说：英吉利“最获利者，莫如出口之茶叶，每年大小数十舶，航运回国”。(18)茶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追求。
茶叶还对殖民地发生了深刻影响。初时，北美十三州茶叶的转运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英国政府也借机利用茶叶剥夺殖民地，1767年6月，“托时德财政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通过，决定向转口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遭到殖民地的强烈反对，1769年5月，宗主国决定废除“托时德法案”关于其他物品的关税，但价值不菲的茶税除外，使得北美殖民地的茶价居然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这一来，其他国家的走私茶趁机以低价进入，英国因此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旋引发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殖民地民众把297箱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倒海湾，进而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索。(20)茶叶这一小小叶片的威力直可洞见，来自中国的茶叶居然在北美引发了一场革命!18世纪的美国人已然是中国茶叶的大消费群体，缘此，美国独立后最首要的贸易目标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货物便是茶叶。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首航货品中茶叶占有最大份额。到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总和还要多。从1784至1811年间，美国共有368艘商船从中国运出茶叶100369920磅。而1828年茶叶占中国输美货物总额的45％，1837年是65％，1840年是81％。因茶叶的关系，太平洋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21)
茶叶对荷兰的贸易转折也在18世纪20年代。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值已占到85.1％。(22)此间活跃于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Robert 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来中国的最主要动力，其他货物只不过是点缀而已”。(23)茶叶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
18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为宫廷或教堂而是为小巷和农户而预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只有当资本能被用来生产人民大众所消费的货物时，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制造才有可能。”(24)从为上等人提供华绸锦缎到为大众提供日常饮料，易代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贵族转向大众，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时代的巨变。
茶叶在近代西方的流行开来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大发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亚洲的茶这三种“异国嗜好”不约而同至欧洲。巧克力传入欧洲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传威尼斯。这些“提神醒脑”的新饮料几乎同时在欧洲大行其道，从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会业已出现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人们比以前空闲了，上述种种均为生活必备品外的“消闲”饮品；群体公众活动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茶园、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并屡屡成为近代欧洲重大革命和风潮的策源点，茶叶、巧克力、咖啡都属于“兴奋剂”，在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流行起来，其中关联，委实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推论再广一些，城镇更多了，城市生活更丰富了，中世纪毫无生气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闭时代已经或即将结束，市民阶层的力量更加强大，人们的情绪趋于激昂，旧时宁静的心态不再平静，躁动的人群需要“兴奋剂”来加以温润发酵，社会也开始了躁动……有生产才会有消费，反之同样，有大宗消费才可能有大宗生产，而大宗消费必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古已有之的茶叶偏偏在18世纪后的欧美获得广泛市场，绝不偶然。东西方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地球上的人们不可或分地联为一体，更主要的不是通过某种制度体系，某些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经济，通过与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件件物品。
茶叶的崛起挤压了丝绸，使得生丝及丝绸的贸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外销在某些年份大幅减少乃至停顿，如1736年，来华的英国船不再带回丝绸，却携回大量茶叶。到1783年，情况延续，这年各国从中国输出的货物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92130担，生丝776担；英国散商：茶叶614担，生丝147担；法国：茶叶31735担，生丝211担；瑞典：茶叶36592担，生丝18担；丹麦：茶叶24030担，生丝没有；普鲁士：茶叶24974担，生丝163担。茶叶巨量增长，生丝销售滞涩。1784年广州贸易的情况是，外船34艘运出茶叶194665担，生丝1089担。这年来华的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运出的茶叶为红茶2460担，成本49240两银，绿茶562担，成本16860两银，但运出的丝织品只有490匹，成本2500两银。而到20年后，即1804年，仅英美两国来华船只为79艘，运来棉花232368担，运出茶叶299535担，运出生丝656担，运出南京布1720000匹。(25)生丝出口继续压缩，在中国外销货品的占比已然很小，无法与茶叶等相比。兹再列举若干年份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主要商品的统计数据：1817—1819年，公司年平均自中国输出商货总值5139575两银，其中茶叶价值4464500两银，占比86.9％，生丝价值183915两银，占比3.6％，土布价值121466两银，占比2.4％；其他货物价值369694两银，占比7.1％。1820—1824年，公司年平均自中国输出商货总值6364871两银，其中茶叶价值5704908两银，占比89.6％，生丝价值194779两银，占比3.1％，土布价值58181两银，占比0.9％；其他货物价值407003两银，占比6.4％。而1825至1829年度的年平均数，茶叶价值占比更高达94.1％；1830至1833年的年均数茶叶占比也达到93.9％。(26)茶叶出口一头独大的情况愈趋严重。之后的情况大致相似，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每贸易年度均自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茶叶：1836—1837年为37839865磅，1837—1838年为33388801磅，1838—1839年为40223866磅，1839—1840年为25962919磅。生丝：1836—1837年为13762担，1837—1838年为4433担，1838—1839年为3456担，1839—1840年为2057担。(27)
二
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反映着深刻的历史变迁，其中的显效是丝绸之路的衰竭和“茶叶世纪”的莅临。是时，海上丝路渐被取代，陆上丝路更形凋零。有学者认为：陆路丝路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陶瓷贸易的兴起，因为陆上交通辗转，陶瓷易碎，海上运输比陆路安稳，载量也大，据估计，一支由30只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的货物，而一艘海船可载货60万至70万公斤，相当于两千头骆驼的运量，“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28)分析有部分道理，但难以说明海上丝路除了运送陶瓷以外，同样可以运送丝绸(在海道大通后的一段时间里，丝绸确实仍为大宗)，而为何丝绸外销疲弱易势，甚至被取代。这里关键在于：陶瓷(使用)与丝绸(穿用)难以形成替代关系。丝路包括海上丝路的淡出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棉花棉布的兴起有关，同样的穿着材料之间方能形成替代关系，亦即棉布的出现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丝绸地位相形见绌的最重要原因。
在棉织品出现之前，人们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和大麻、亚麻织品，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质地粗糙，刺扎皮肤，特别是旧时的鞣纺技术差欠，使其贴身穿用很不舒服，而丝绸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其纤维柔软，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适合贴身穿用的衣被材料，衣着为人人每日所需，这也正是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的原因所系，是丝绸之路千年存续的奥妙所在。转过来说，也正因为此，棉花的普遍栽种和利用在服装史上堪称是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生产成本更低却又贴身穿用非常舒适的材料，于是乎，丝绸的贴身舒适性被部分替代，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降低，元朝初年的人对丝、麻和棉花的优劣就有比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29)。这是从生产成本着眼，于舒适性考量，棉布更是远超麻布。
可资印证的是，丝绸意义的降低与棉布的兴盛在时间上大致重合。棉业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自宋代：“木棉，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30)元代初年，浙东、湖广、江东、江西等地曾由政府设置“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这是政府向民众收取棉布实物贡赋之始。(31)元代黄道婆发明改善弹棉纺纱工具，棉品加工更上楼阶。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还允许“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32)既已成为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贫贱皆须臾不可缺少的物品，明代的棉花“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盖百倍矣”。(33)棉与丝之间的比较优势大为显现，棉花更适合普及，栽植技术简单，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度至北纬42度30分之间的大多数地区均宜生长；还有棉花的增产也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蚕丝、羊毛以及亚麻要便捷，有统计，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34)比较起来，桑株择地性强，培育难度大，仅适合在温暖湿润无霜期在120天以上的地区种植，植桑的增用土地面积也不为少。左宗棠曾在福建推广植桑，因为气候和土壤不宜失败；有人在松江、太仓及江苏濒海地区推行蚕桑，也告失利，可见，即或在丝绸富地的江南，适宜蚕桑的地区也是有限的。(35)养蚕业原先起源于中国北方，直到南北朝才被引入南方，而到明代以降，原为中国重要丝产地的华北地区便很少植桑养蚕，后来者的多次试验也均告失败，此与气候变迁有关，天意若是，非人力可为。桑蚕养殖是高密度劳动，据测算，种植桑树的劳力比许多作物要高——种一英亩水稻一熟需要76天，一英亩茶叶需要126天，一英亩桑叶则需要196天；养蚕费时更多，每年饲养春蚕的“蚕月”是最为忙碌的时间，养蚕者往往废寝忘食，“如果一家所养的蚕超过了他自己可以照看的范围，雇佣人手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抵消卖茧卖丝所得的一切利润。人工是仅次于桑叶的第二项最大的养蚕费用，有时占到总费用的30％—50％之谱”。(36)古籍中一再反映：蚕事“为时促而用力倍劳”；“头蚕始生至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37)比较起蚕桑养殖与丝品生产的费工费时费事来说，棉花和棉布要远为省工省时省力得多，但在穿着的舒适感上，两者差别不大。
于是乎，届明朝，“经过一百多年至两百年的传布，中国本部各地都已植棉纺织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原料，已经舍丝麻而取给于棉花，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全国”。(38)中国人是很幸运的，在化纤材料诞生之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服装材料——毛皮、亚麻、丝绸、棉花，中国人很早同享。根据对鸦片战争前国内主要商品的估计，其中棉花年产量255.5万担，商品值1277.5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3％；棉布为31517.7匹，商品值9455.3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24.39％。而丝的年产量7.1万担，商品值1202.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1％；丝织品为4.9万担，商品值1455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75％。可见，棉花及棉织品与生丝及丝织品所占商品值比重的悬殊之大，棉花及制品成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商品类别(粮食的商品值16333.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42.14％)。(39)
纺织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除了中国棉业的兴起外，棉花的普及可谓世界性，既有南亚次大陆古老棉区的新发，又有加勒比海和北非棉区的崛起，再有美利坚“棉花王国”的诞生。因为中国需棉量的巨大，此时还有外国棉花的规模化入华，1704年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40)，这是西方输印度棉花入华之始，带有“试销”性质。二十年后，英国开始规模性地向中国转售印度棉花，173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买装棉605担运往广州，每担售价8.5两银。1739年，孟买棉花续运广州，毛利107％。(41)1757年，驻宁波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收到来自广州贸易情况的通报，告知英船满载棉花前来，预计“将获得极大的利润”。外棉向中国的多个地区投放。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比较稳定地转口印棉，1768年，输棉成本为72891两银，售银97225两。(42)到1770年代，转折发生，印棉就此在中英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地位。此时，中国发生灾荒饥馑，政府鼓励种粮，不得已减少植棉，导致中国对进口棉需求的陡然增长，印棉乘虚而入，1775—1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年均额277671银两)，定位于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1785—1789年印棉的输华价值是年均1698001银两，更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价额801879银两。自后，印棉输入更有了惊人跃进，1804年输入棉花232368担，“棉花已成为印度贸易上的一种重要货物”(43)。1814年突破30万担。1816年达到463867担。(44)价值方面，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银两，已是1775—1779年均额的十余倍。(45)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此后方被鸦片取代。此时的中国棉花经济体系，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济体系，而开始受到远离国境的异域影响。恰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一部服装史应该把我们引向纺织品的历史，引向生产和交换的地理学。”(46)在全球化进程中，物种的交流非常重要，明中期至清前期，中国人口获得巨幅增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食物方面得益于美洲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的引进；在衣着方面得益于棉花棉布的普遍应用，古谚赞曰：“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些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衣”和“食”，满足了生存所需的两项最基本的条件，减少冻馁之虞。
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的国际贸易产品，除了满足人们日常穿用的广泛性之外，还与其生物性和地理性有关，即以批量入华的印棉而论，棉花的大部分都是野生种，只有亚洲棉、非洲棉、海岛棉和陆地棉四种为栽培棉，印度人是最早的人工植棉者，其地土壤差异颇大，生产出的棉花种类很多；主要棉花品类在纤维长度上又与中国棉最接近，然印棉的天然卷曲度优于中国棉，印棉每寸可达150个卷曲，而中国棉仅66个；中国棉纺成的纱抗牵强度较低，除非与其他棉类混糅，中国棉很难纺成高支纱。印棉的这些优势为其大宗输华奠定了生物地理的条件。棉花在印度适得其地还因为其栽培加工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正好符合印度的国情。劳动力的便宜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以致“广东地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47)因为地处热带，棉作生产期短，使其产量较高，加上无掺水之弊，质量比较划一，品质虽不足以纺织细纱，却适宜粗纱纺织，而中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18世纪下半叶，印度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48)《海国图志》述：孟买“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49)
中国不仅进口原料棉，复向海外出口棉织品。西人坦承：中国“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50)英国人最早尝试直接从中国进口棉织品是1734年，这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令来粤商船“哈瑞森号”(Harrison)“购买南京手工织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定购数量100匹，每匹单价3.5两银子，90天交货。可以看出，此时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棉纺织品已不陌生，他们经比较后认为，广州织品洗后褪色，而真正的南京货则不褪色。“南京布”(Nankeen)，这种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产的手织棕色或紫花土布后来几成中国优质棉布的代名词，在欧洲成为时髦人的衣料，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伦敦等地的博物馆中看到18世纪英国绅士的流行时装中正有使用中国紫花布裁制的裤子。1735—1736贸易年度，公司又指示属下“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公司商船“瑞恰蒙得号”(Richmond)终于购得“南京布”10734匹，打开了“南京布”直接批量化输英的口子。(51)到1780年代，公司便经常性地每年贩运中国土布2万疋到英国去，这个数量到19世纪初扩大到20多万疋。整个土布出口，在广州对欧美的海上贸易中居于茶叶、生丝之后位居第三的重要地位。1784年，美国商船首航广州，寻求的货单上也有864匹“南京布”。1786—1833年间，西方商人从广州输出的棉布总量有40274164匹，其中22776943匹(占总量的56.55％)由美商运出(仅1801年就运出140万匹，其时美国人口不过530余万，平均4个人便进口一匹，当然，这不是美国的单独消费，兼转运于美洲大陆和欧洲)。(52)1812年的记述是：“美国人用现银大量购买(中国)土布，公开地在欧洲南部出卖，并到西印度去非法出卖。”(53)追利逐益的“洼地效应”无处不显。但1820年代后，中国土布出口下落，这与英国机器布的入华有关，英国的工业革命率先从棉纺织业起步，成效也最早呈现，“曼彻斯特作为当时纺织业的主要营销地，成为了第一个全球化的工业城市(号称‘棉都’)，其工业体系遍及全球各地”(54)。采用大机器生产的英国棉纺织品(机制棉布和棉纱)以其质优价廉横扫世界棉业市场，中国的土布业遭到严重摧残。
三
大宗出口商品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首先是中国出口货品的历史性易代。受到棉花的替代，丝绸无论在国外出口还是国内需求方面，均表现出地位坠落，“明代的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宋代平均每匹绢合银1.57两，明代平均每匹合银0.625两。这里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若将绢价按当时米价折算，再作比较的结果是“明代正统至嘉靖，绢价明显下降，并比宋代低约11％”(55)。这正好是棉织品崛起的时间段。中国的官营丝织业也急剧萎缩，传统的丝织业多受官府控制，宋代设官局织造，元改为织染局，明承元制，惜规模缩减，明初官局每年仅5.6万匹的造解任务，而北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调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但即或是明代大为减少的数额也并未完成，如明成化十三年仅仅造解了25741匹。(56)官局在明成、弘以后愈发衰落，北京的外织染局，原设人匠758人，“后渐逃”，到成化八年(1472)“仅存其半”(57)，至嘉靖七年(1528)，只剩159人。(58)这固然与民间机户的发展有关，也与棉布的崛起部分替代了丝织品，导致此长彼消不无关系。两相比较，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而桑树的栽培在气候和土壤上的要求远更严苛；至于养蚕，从育种到吐丝，从收茧到成丝再到能够使用的丝绸要经过诸多环节，绫罗锦缎，富贵华丽，个中讲究却极其繁复，非内行人不得其详。明清的蚕桑手册指出，如果蚕宝宝在饥饱、干湿、冷热之间失去平衡，就会染病死亡，蚕在干燥的气候中方能健旺生长，而植桑却需要潮湿，如此一来，养蚕和植桑在阳光与雨水、干燥与湿润之间便形成冲突。(59)由于天气非人力所能控制，植桑养蚕过程的每一步都存在极大危险，养蚕也就有了许多忌讳迷信，蚕儿异常娇贵，不仅喜暖厌冷、喜洁厌脏、喜静厌闹，而且讨厌各种异味，如炸鱼炒肉的气味，又如烟、醋、酒、油、麝香等气味，甚至讨厌高声说话和舂捣之声。(60)另从市场角度看，棉织品较之丝织品要便宜和结实耐用，在穿着上又要比毛麻织品舒适，棉布是一种广谱的衣被材料，既可作高档服饰，也可制低档服装，“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棉布洗涤后的缩水率要小于绸缎，方便剪裁并可反复清洗是棉布优于另三种最重要的纺织原料(毛、丝、麻)的特点，“棉布缝制的袍子可以经常更新，不比绣金铺银的袍子做一件就要穿很久；布袍的花色可随季变化”(61)。应时变换、应景变换、因人变换的时装业也伴随着棉业的光大应时而生。棉花的普及是世界性的，以国际棉花市场上的大户英国来论，18世纪初，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不足500吨，到1800年突破25000吨，再到1860年，超过50万吨。(62)这就造成了棉丝地位的互换，棉花的份额居重，丝绸的地位下降。不过，丝绸贸易地位的下落是相对的，是指与茶叶等贸易量值比较而言，从绝对量上看，丝绸贸易在茶叶贸易兴起后并未消停，仍有间歇发展，1830—1833年，英国商人从广州出口的生丝每年约为4300担，1834—1837年间，上升到年均10000担。不过，在随后的四年里又降为2500担，这应该说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战后，又有增长，1845年，英国从中国输出的生丝已达10576担。(63)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因为经济的不发达和交通工具的低劣，能够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很少，而那些主打产品每每能因此对贸易国发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主要供达官贵人享用的丝绸是古代国际贸易的产品，而供普通大众消费的茶叶和棉花则是近代国际贸易的产品。棉花对丝绸的易代，也因此具有了历史转型的标志意义和符号象征。嗣后，直到人造纤维的出现，方出现又一大变迁，“欧洲发展起来的人造丝生产在1929年以前尚未开始严重影响美国的丝制品消费，不过，它在除丝袜以外的所有可以用丝来织造的产品中成了真丝的严酷竞争者。1939年由杜邦(Dupont)引进的尼龙，攫去了尚未被人造丝触及的最后丝市”。(64)一部服装的演进史，亦是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递进史。我们经常谈论政治学意义上的“再疆界化”，其实，物种的流播也有再疆界化乃至去疆界化的历程，亦即物种突破一个地区的界域传入另一个地区遂而蔓延全球的转进，其影响并不比国际政治学理念上的“再疆界化”小。
其次是绵延千年丝绸之路的终结。历史上的丝路旋起旋落，一脉相承，不绝如缕。汉代确立，魏晋衰减，唐代鼎盛，由盛转衰也在此发生，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元气大伤，退出河西，丝路中落。及至北宋，与北方的辽、金、西夏处于对抗情势，南宋建都杭州之后，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西域各国亦分裂割据，丝路几度中断。直到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大军西征中亚西亚，丝路复通。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风帆蔽日，极一时之盛，却也是回光返照，自永乐帝逝后，在西北方向上采守势，退入嘉峪关自保，西域大部分地区先后为察合台汗国与叶尔羌汗国统治，丝绸古道真正衰落下来。明代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浪潮连波而至，海上丝路渐被西人取代，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终于完结。凡此种种，均为外部原因，丝路之所以能够屡扑屡起还有商品属性的内在因由，那就是各国对丝绸的不可或缺，中古年代，若需要贴身穿着的舒适性，舍丝绸外难寻它物，丝绸是不二之选，具有某种“唯一性”，待棉花兴起后，丝绸的贴身属性终得替代品，棉花对丝绸的补缺或补差不可阻挡，此处，商品的生物属性至关重要。在棉花崛起前，丝路为何总能衰而复振，棉花普及后，丝绸贸易缺乏海外需求的强劲拉动，国内也因此减少了原生性动力，丝路终难继续，这是丝路衰落的内在因由，是根柢上的，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多关切丝路的开辟延续和锦绣辉煌，而对丝路花雨的零落缺乏恰当关注。实际上，总结丝路衰绝的教训于当今世人特别是国人更为有益。丝绸外贸地位下降后，好在茶叶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首宗。到鸦片战前，中国生丝出口价值225万两，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强。(65)
最后是对世人衣被材料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改观。穿着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首位，纺织品是各类商品中最早开始世界旅行的，纺织原料有着不翼而飞的迁移本事，棉花取代毛、麻、丝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纺织原料后，棉织物成为衣料的大宗；当然这一取代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世界各国基本同步，欧洲也是从12世纪起就加工棉花，到17世纪仍以进口东方的棉织品为主，直到18世纪棉花才成为欧洲重要的纺织原料。18世纪早期，英国颁布《棉坯布法令》以刺激棉纺业的发展，到了1828年，过去作为毛纺业重镇的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亚麻的地位则超过毛皮制品)，“毛纺已无影无踪，麻纺也差不多，普遍使用的原料变成了棉花、棉花，还是棉花”(66)。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减少了“对中国蚕丝依赖性”；18世纪以后，“俄国人对日趋下降的丝质发出了怨言，在贸易总量中棉花逐渐占了更大的比重”(67)。中国的情况亦有类似，到清代，布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棉纺织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进而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易，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耕织结合为传统社会的典型表征和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棉花与中国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体结合，“纺织”的内涵因此发生重要变化，据研究，“纺与织的地区分工，最早出现于明代中期”；自古所谓的“男耕女织”实际上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分工模式”。(68)正因为此，万历年间的江南名士田艺蘅方能引证那样一段着名的话：“男子不织而衣，女子不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69)男耕女织彼时彼际才成为习俗。斯事关天下，它牵扯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又涉及众多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对数量庞大的小农业小手工业有着极大意义。
【作者简介】郭卫东，男，山东定陶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释：
①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辑：《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第6页。
②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0页。
③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84—85、141、223页。
④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25—226页。
⑤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37—238、195页。
⑥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6页。
⑦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931页。
⑧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 vol. 3, pp. 179-181; vol. 8, p. 8; vol. 30, pp. 75-77; vol. 27, p. 199.
⑨W. E. Soothill, China and West, London, 1925, p. 67.
⑩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卷十，第三号，1913年9月1日，第33页。
(11)David Macph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London, 1812, p. 131.
(12)Jonas Hanway, An Essay on Tea, London, 1756, p. 216.
(13)David Mac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London, 1805, vol. 4, p. 336.
(14)Jonas Hanway, An Essay on Tea, p. 268.
(15)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99, p. 238.
(1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17)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8.
(18)Public Record Offic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931/13.
(19)J. Steven 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760-18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98.
(20)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2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1-22, 169-170.
(21)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1页。
(22)庄国土：《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
(23)Robert Gardella, The Antedellum Canton Tea Trade: Recent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Neptune, vol, XLVIII, No. 4, p. 261.
(24)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韦国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页。
(2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51—254、406、417—418、722—723页。
(2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5页。
(27)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August of 1840, pp. 191-193.
(28)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卷，第62页。
(29)汪灏等编：《广群芳谱》卷一二，康熙四十七年内府刻本，第184页。
(30)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页。
(32)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卷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第1894页。
(3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
(34)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邱澎生等译，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97、451—452页。
(35)清农工商部编：《中国生产实业统计表》“江苏”，日本大阪1912年重印本，第704—706页。
(36)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第163页。
(37)汪日桢：《湖蚕述》卷一，吴兴：光绪六年汪氏刻本，第1—2页。
(3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页。
(3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40)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26, vol. 1, pp. 130-131.
(4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37、264—265、284页。
(4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第479—481、524、553页。
(4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723、725—726页。
(4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203、241页。
(45)田中正俊：《中国社会的解体与鸦片战争》，武汉大学鸦片战争研究组等编译：《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4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84页。
(47)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50、127页。
(48)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0页。
(49)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46页。
(50)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908, p. 282.
(5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251—254页。
(52)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pp. 224-225, 254-255, vol. 2, pp. 61, 391.
(53)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3, p. 181.
(54)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9页。
(5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128—129页。
(56)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丁未。
(57)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成化八年二月辛未。
(58)《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九，明万历内府刻本。
(59)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92—94页。
(60)仲学辂：《广蚕桑说辑补》卷四，修订本1877年版，第47b页；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ilk, comp. China, Shanghai, 1881, p. 126.
(61)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381页。
(62)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潘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63)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51.另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334页；第三卷，第6、174、356页。
(64)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第98—99页。
(6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246页。
(6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63页。
(67)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第75—76页。
(68)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3、323页。
(6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男耕女织”条，明万历三十七年徐懋升刻本，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