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再现一段尘封的历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基督教-再现一段尘封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再现一段尘封的历史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杨天宏着，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一版，39.00元
1939年冬，正当抗日战争艰难进行之际，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号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边疆服务”。边部在以后的岁月里，先后建立了川西、西康和云南三个服务区，开展旨在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福音传播，以及以增进边民知识水平为目的的教育服务，以改良边民物质生活为目的的生计服务，以解除边民疾病痛苦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服务。边疆服务的宗旨在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通过改善具体的民生问题，化解一直困扰统治者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以巩固抗战后方的建设。这场运动持续了16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初三个不同时期，受益人数约200万。在服务边民的同时，边部同工还深入边地开展学术研究。与清季已成为“显学”的传统边疆史地研究不同，边部开展的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医学等领域的调查研究。为开展此项工作，边部与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合作，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这些研究和实地调查，不仅成为边部顺利开展服务工作的基础与前提，也为今日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时过境迁之后很难读到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以前鲜为人知的史实，是杨天宏教授的新作《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想要告诉读者的新知。
中国教会历史研究曾经是一个相对薄弱的学术领域，虽然近年来呈渐趋“热门”的态势，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作品，大多存在一个共同弱点，即缺乏“实证性”。本书却以扎实的实证研究见长，对于边疆服务运动中的人与事，有“不厌其详的场景实录和细节描述”。档案资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英文档案资料，除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边部档案外，还收集和使用了国内有关边疆服务部的几乎全部档案。这些资料，客观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边疆服务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1949年以后国家政制转型对教会生存状态产生的影响，为这段历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其中阿坝州、汶川县、凉山州及西昌市等地方档案馆所藏资料，尘封已久，学者罕见。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在国内利用档案资料作研究尚存在诸多困难，有时甚至导致对极有研究兴趣或研究价值课题的放弃。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系以文化意义上的“边疆”为研究切入点，相对于地理边疆而言，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最快的时代，书中所述一段时期，更为激烈与跌宕。含有“文化”与“地理”双重意义的“边疆”地区，也承受着外部刺激所带来的剧烈变化。书中所述的川西、西康、云南地区，夷汉杂居，存在着原始氏族社会、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其不同性质的社会转型过程，给边地居民以强烈的冲击。自认为肩负“救赎”使命的教会组织，以积极和自觉的态度，加入到这一进程中，并开展了力所能及的各种活动。尽管教会组织是以传播福音为其终极目的，但其采用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服务”方式，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教育水平，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向他们提供了医疗卫生服务，加快了边地社会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因文化及社会发展差异带来的矛盾。
作者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为研究对象颇为独到。总会是1949年以前惟一获准在国民政府注册的“合法”教会组织。该会成立后做了三件有影响的大事：一是抗战期间伤员救护，二是西南宣教区的开辟，三是边疆服务。边疆服务堪称总会在政府部门立案之后全部历史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总会乃至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理想个案。以往有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史的研究，多集中于纯西人传教机构或传教士，强调外国传教士及差会在其中的作用，对中国人所开展的福音工作或社会服务几乎没有涉及。本书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教会组织从事的福音及社会服务为中心展开分析叙述，对既有的教会历史研究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或修正作用。
边疆服务部开展的服务工作是在基督教“社会福音”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本色化”实践。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这一最活跃的神学思想指导下，“社会福音”的中国信徒，面对民族主义的时代大潮，试图脱离外国差会控制，提出并实践其“本色化”主张。所谓“本色化”，既包含入乡随俗即“中国化”的含义，但在部分教会人士那里也包含使其还原为基督教本来色彩的旨意。当强调前者时，基督教固然能为国人及当局所容纳；若强调后者，则会因明显带有“洋教”即外国母会及近代历史上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之加以庇护的“帝国主义”的色彩而受到抵制。由于这双重纠结，1949年以后，教会边疆服务的历史命运遭遇转折。此前偏重“救赎”边民的边疆服务努力，转而成了为适应新时代而展开的教会的“自救”，边疆服务的进程，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新政权对边部事业的接管或调整，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