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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

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酝酿、发动和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是旧式农民运动（民变）普遍高涨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追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如果没有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成熟；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主张，没有革命派的主动争取联合民众、教育民众，旧式农民运动也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开始向民主革命的方向转变。这正是20世纪初中国国情和革命的一大特点。
诚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确有轻视群众的顽症，但是当民主革命处在初起之时，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从历次民众运动中看到希望和力量，醒悟到他们的事业需要民众的支持，他们走向社会下层寻求力量，进而形成进步的民众观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革命派从义和团失败后提出的“与下层社会为伍”的口号，到孙中山晚年提出的“人民心力是立国的根本”（“下层社会”系指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09页）的理论体系的确立，标明民主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轨迹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并在客观上教育和启导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所谓民众观，是指对民众的认识、看法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本文着重探讨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内容、实践状况，以及孙中山对它的充实与发展的新境界。
一 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20世纪初，革命派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历次民变的洗礼，使他们清醒地看到下层民众力量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民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支柱和希望。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盛赞民众运动的力量和浩然正气，呼吁革命派走向下层社会，以寻求民众的支持，实行联合民众以打击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这种认识和舆论在革命派和正在向革命派转变中的改良派人士中日益流行。在这类主张和呼喊声中，以《开智录》刊载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1901年）、《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1903年）、《新世纪》发表的《去矣，与会党为伍！》（1908年）等篇章的观点最为鲜明，阐述得最为透彻。此外，《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做百姓的身份》、《国民意见书》，以及《民报》发表的数篇文章亦大都一语破的，论证深刻。就连改良派的《东方杂志》等报刊，也不乏这方面的宏论。归纳起来，他们提出并阐述的下列观点，构成了革命派民众观的主要内容：
（一）民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义和团和民变等民众运动是中国民气的代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时事评论性质的宏文高论，以犀利的笔锋、深邃的分析，全面阐述了这种观点。它高度赞扬义和团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壮举及其“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盛赞义和团“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虽未达其灭洋的目的，而亦开历史的辉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0页）“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同上书第62页）革命派兴奋地看到民心可用，民族精神可以振刷，而信心百倍地呼吁：“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同上书第59—60页）可见，革命派从这时起便提出把旧式农民运动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宗旨而奋斗。
此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有许多言行与民主革命派相一致，备受孙中山称许。容闳在中外反动势力剿杀义和团之时，颇有感慨地称赞义和团运动为中国民气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民族革命精神。容闳希望后来人能把旧式民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说明，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运动，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导。这种认识观的必然结论是：“民心可用”，“民气之不馁，民心之可恃也。”（同上书第2卷下册，第1071页）1904年，《东方杂志》发表题为《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的专论，号召“上下一心，乘此未衰之民气，团结之，鼓舞之，因势而利导之，以守我疆土，强我种族也。”（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39页）可见，他们都把“民气”看作是反帝、排满和中国复兴的希望。
（二）民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一国之主人，或曰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之中坚。20世纪初普遍高涨的“民变”使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平民群众或下等社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力量。《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中说，中国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8—409页）《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更深刻地阐述了这种观点，明确地指出：“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在今日论中国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抑或社会之更新，“事之前躯，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显然它把民众的武装斗争（起义）视为革命与改革的动力。文章进一步鼓吹：“无政府革命，直以平民之力，挺击王庭，锄刈豪右兼并之家。既革之后，仍以平民之力，组织各尽其能各取其需之社会，不使有以人治人之法、以人役人之政。”（同上）显然这是鼓吹以平民之力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建立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革命的激进派朱执信说：“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朱执信集》上册第189页）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悲佃篇》中宣称：“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4页）《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做百姓的身份》一文亦认为：“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21页）很显然，这话是在启导人们认清：“百姓是天下的主人”而积极地承担起主人的责任。《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国民意见书》认为，“若说起革命的英雄，头一个是陈涉，他也是种田出身的，第二个是刘邦。”而且明白地宣称：“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其余都够不上。”（同上）《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学生之竞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53页）这些观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明白地承认民众是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中坚，因此主张联合民众、依靠民众，推翻清王朝，以实现民主与共和。
（三）革命派认为，民变四起实由封建剥削繁苛和外国侵略加深所引起；民变证明平民及其代表——会党，富有强固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革命派应当到民众中去寻找力量，尤其应当联络会党。20世纪头10年间的民变多达三四百次，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所谓“民变”是指人民大众自发的反抗运动。民变的形式多为“抗捐”、“闹教”、“抢米”等等。当时经常发生的“兵变”多因“噪饷”所引起，实为民变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时论所说：“兵亦民也，而兵变之原有一名曰噪饷，噪饷与抗捐同理。”（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47页）时论指出，所谓“抗”和“闹”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自发反抗斗争的蔑称，“皆文牍所加之恶名也”。（同上）清政府为筹措大赔款和举办新政的经费而肆意搜刮，贪官污吏和劣绅则乘机敲诈勒索；教会势力亦公然向民众讹诈和索赔，条条绞索把人民置于死地。《国风报》在《论莱阳民变事》中指出：“洎乎开办地方自治，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官不恤民，袒助劣绅，苛敛不遂，淫刑以逞，而乱事以成。”（同上书第3卷，第653页）时人形象地指出：“官逼民变，绅逼民死。”（《辛亥革命》〈三〉第375页）
所谓“闹教”，是民众自发的打击教会势力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动性和破坏性。但起因大多因为教会教民为恶地方，而封建官府一味袒教抑民所致。时论说：“今日之局，几几一教民即可代表一外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48页）常受教会欺压的民众“犹恶外力之伸张而思拒之”，愤而打击教会势力，当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历抗捐、闹教和保路运动等斗争，深深同情民众的悲惨处境，敬佩民众的斗争勇气，并初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最可贵的是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反抗。因而他们特别推崇会党的团结精神。正如时论所说：“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同上书第3卷下册，第106页）而且已看到在这双重重压之下，“中国平民之能力足以与有为者，则在乎其富于团结力”。（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正是民众这种牢固的团结力而使“秘密会党之盛甲于全球各国。故曰会党者，中国平民之代表也。”（同上）并且深信“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史上之伟观”，“仍是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同上）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这种情况所鼓舞，他们早在1903年已兴奋地提出：“与秘密社会为伍”，“与劳动社会为伍”，“与军人社会为伍”（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9页）的响亮的革命口号，号召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学习俄国虚无党”那样到社会底层去寻求革命的力量，“自学生与囚徒隶卒为伍而继之以农民为伍”，“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同上）并“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9页）1908年《新世纪》仿效俄国革命提出的“去矣，与人民为伍！”的口号，而发表“去矣，与会党为伍！”的专论，号召“革命同志”投身于会党之中，以“无政府共产”思想改良会党“易其简单之‘反清复明’，以自由联合之义，变其所谓正龙头副龙头阶级之制，彼辈亦必乐从。”（同上书第3卷，第191页）
以上述内容为主的革命派的民众观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一部分革命志士义元反顾地走向下层社会，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和策动新军，提出改造会党和旧式民众运动的方策，并积极地付诸行动，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迅速高涨。
二 革命派向下等社会寻求力量的方策、道路与实践
革命派向下等社会寻求力量，不只是与它们（劳动社会、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简单的联合和利用，而是采取广泛地宣传教育以启迪民众的觉悟，联络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用新思想新方法教育民众、改造会党以“去旧注新”等多种途径和方法。但主要集中以下四个方面：
（一）广泛开展社会教育、爱国教育和革命教育，以启迪民智及其政治觉悟，团结民众合群之力。当时，倡言教育以启迪民族觉悟、振起国民之精神的言论颇多，其中以强调革命教育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的论说最为深刻。此文说：“凡各国民族之鼓舞兴起于革命之事业者，未有不由教育之影响者也。”它鼓吹：“教育者，时代精神之导火线也；时代精神者，教育事业之聚光点也。故言教育而不言革命，则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者，不足以胎孕民族之事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8页）文章认为，革命教育的重点必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两等社会之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同上书第409页）因此，言革命教育者，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但对中、下两等社会进行教育的方法应有区别：对中等社会教育之事有四个方面：1.集结革命团体，并使各团体互相配合；2．流通秘密之书报，以启发民智、提高民众的觉悟；3．组织公共之机关以综合各团体之势力；4．鼓舞进取之风尚。（同上）
对下等社会教育有三个方面：“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一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日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同上）实现这三者的具体作法，一是结集通俗讲演之会场，以广泛宣传群众；二是印行通俗讲演的宣传品。但更直接的则是派学生和革命党人到下等社会去进行宣传教育。这样更容易收到感化、启导之实效。
激进的革命党人则鼓吹以刺客教育去联络和教育中、下等社会。并把刺客教育分成五期，依次进行：第一期，养成政治的思想。把粗浅的政治学编成白话教科书，教育全国中、下等社会。第二期，破除宗教迷信。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教育中、下等社会，使人人都有权利思想，而无所谓名分、无所谓尊卑。第三期，诱导历史的信仰。把历史上的刺客、女侠、女刺客的事迹编成一部刺客传，教中、下等社会之人去模仿。第四期，练习武健的体魄，以练就做刺客的硬功夫。第五期，增进科学的知识，以便掌握现代化的杀人武器作为行刺之利器。（同上书第3卷，第190—191页）而且他们鼓吹做刺客的好处：成功容易，名誉光荣，可保人类幸福，促进社会的进步等等。可见，这种刺客教育虽有鼓动和培养人们敢于反对封建专制的勇敢精神，但其主要基调则是耸动人们走向脱离群众的盲动暗杀的错误道路，最终要把民主革命引入失败的岐途。
（二）联络会党与新军，传播革命思想，并对会党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造。如前所述，革命派把会党视为“中国平民之代表”和“左右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从民主革命酝酿阶段起就积极联络会党。他们看到会党在下层劳动群众中拥有雄厚的力量，并在清军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他们认为联合会党是走向下等社会和联合民众与新军的有效途径，“从会党下手，亦较最宜。因彼党已占军队之多数，以一传百，不恐其余者不随波而起。”（同上）
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方式各种各样，大体以下列几种为常见：1．投身于会党之中，以建立统一的组织。早在1899年，兴中会的陈少白为联络会党而在香港加入三合会，后在长江流域参加哥老会。是年11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举行大会，决定“组织兴汉会，推孙逸仙为首领”。（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78页）光复会联络会党的工作做的更为深入、细致，所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显着。陶成章不仅谋划成立了龙华会等联合组织，还深入金华、台州、处州、温州、绍兴各属进行调查，联络当地会党。徐锡麟亦率学生多人深入到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等地寻访会党首领、“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辛亥革命》〈三〉第178页）浙东会党在革命派的启发与帮助下联成一体。华兴会在湖南与哥老会联合成立同仇会，同盟会在湘赣与会党联合成立洪江会，以及同盟会会员在湖北与会党成立共进会等等，都是革命派与会党人物共同建立的统一组织，为革命集结了可观的力量。
（三）以新思想新方法培训会党骨干。光复会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出色。徐锡麟、陶成章遍招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头目入大通学堂练习兵操，灌输革命思想。并制订规章，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成为光复会会友。”（同上书〈三〉第28页）湖北科学补习所积极联络会党，培训会党骨干，召集会党成员和知识分子先入补习所补习功课，然后送入新军任职，并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入所补习的人必须接受补习所的密约：“……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宗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序》上册，第3—4页）他们以此鼓舞勇气，团结力量。
（四）革命派冒风险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或联络会党、策动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有的革命党人“每值村镇演戏集会，虽远在数十百里外，辄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演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第111页）宣传革命宗旨。在山东曹州地区，有的革命党人率领学生参加农民起义军打击土豪劣绅，把地主和地方官的粮食分给贫民。革命派更注重联络会党和新军举行起义。如兴中会会员联合会党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和广东惠州起义（1900年），华兴会与湖南同仇会发动起义（1904年）及萍浏澧起义（1906年），光复会与会党联合在浙江、安徽等地的起义等等。就连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也有会党成员参加。
（五）广泛发行革命书刊、报纸传布内地，以教育平民、争取会党。如光复会在浙东大量发行《革命军》、《猛回头》、《新湖南》以及《国民报》、《国民日日新闻》和《警钟日报》等报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从此，浙东由“闹教”而转变为“排满”革命。（《辛亥革命》〈三〉第25页）清朝统治者惊呼：“近来风气日坏，竟有士流败类与学界中之倡言革命者联合教乱，由是匪势盛。”（同上书第95页）可见，革命书报章的广为流传以及革命士流的积极努力，遂使民主革命的形势迅速高涨。
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及其初步实践，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基础，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事实证明，把中国农民劳动群众卷入革命愈迅速彻底，民主革命的力量就愈强大。从辛亥革命前10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群众运动，大都是以农民、手工业者等平民百姓（包括会党成员和部分军人）为基干力量。就连轰轰烈烈地收回路矿和利权运动的主力亦是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各地民众接连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各种斗争，广泛地动员了群众，积累了经验，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武昌起义后，各地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纷起响应，奋起发动抗税、抗捐、竖旗起事、围攻县城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动至百起”，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辛亥革命的战果。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426页）
革命派与下层民众为伍，投身于会党、新军，参与其民众运动，初步密切了他们与平民百姓的关系，有利于向农民大众灌输革命思想，并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与手段启导民众和力所能及地改造会党，遂使旧式的农民运动增添了新思想、新手段，而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转变，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这一转变的明显表现是：拥有深厚农民群众基础的会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与革命党人实行联合，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湘赣会党“自称为革命军”，“旗书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等字样。”（《辛亥革命》〈二〉第492页）浙江党会自“癸卯（1903年）以后，受革命党人之运动，遂易排外宗旨而为排满宗旨。”（《辛亥革命》〈三〉第19页）四川会党成员加入同盟会者尤多，成为历次民众起义和同志军起义的骨干力量。在革命派的宣传教育下，使会党“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码头都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起义“风起云涌”，犹以南方诸省和陕西等地最活跃，或联合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或威逼旧官僚与立宪派宣布独立，并左右地方行政；或烧洋行、教堂；或惩治贪官污吏与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援了武昌起义，促进了各省的光复，激发了民众的斗争热情，显示了民主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农民”。可见，各地农民运动已明显地接受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领导，使之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革命派的民众观及其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难以克服的缺点：
第一，由于革命派的成分复杂和认识不一，加上组织上缺乏真正的统一，而使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不尽一致，或一时认识上一致而行动上不能持久统一。有的革命党人深入社会底层发动起义，有的则表面上承认民众的力量及其正义斗争，而实际上却惧怕民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声称“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66页）；而力主有“秩序的革命”（同上）。所以，当各地劳苦大众积极响应武昌起义而普遍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时，革命党人却惊慌失措，有的则站到了民众运动的对立面。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革命派日益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高举“去矣，与会党为伍！”的旗帜，积极借助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则处处防范和压制会党反封建斗争，各地新成立的军政府大都把会党视作“危害”地方的恶势力而加以镇压、打击。武昌军政府就曾派兵驱杀、捕捉活跃在武汉附近各州县的江湖会党势力，形成革命派与会党尖锐对立的局面，他们几乎把“与会党为伍”的旗号丢个净光。他们虽然把会党视为“平民的代表”，但对会党并不信任和依重，认为“各会党只可联合，不可依为心腹”，（《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8页）过分夸大了会党的消极面，而又缺乏必要的改造方法。他们日益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嫌弃会党，而迷信于专恃兵力取胜，从而背离和扭曲了革命派的民众观。
第二，革命派高喊“与下层社会为伍”，但实际上只热衷于与会党首领结拜盟兄弟以增强其势力，对会党的下层群众却很少接触，更没有制订出有力的措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贯彻到民众中去，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他们只是满足于形式上的联合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致使会党群众和农民大众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宗旨、纲领缺乏起码的常识，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辛亥革命》〈六〉第77页）！甚至“不知所谓恢复汉族为何事”（同上书，第138页）。同盟会虽然制订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革命派对它的认识很不一致，没有向下层社会认真宣传，更没有贯彻实行的准备和行动。他们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没有真正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致使革命派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并不稳定。与此相反，农村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打击而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孙中山晚年曾多次总结这方面的沉痛教训，而重新举起革命派的民众观，并把它充实、发展到新的境界。
三 孙中山与革命派民众观发展的新境界
辛亥革命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坚定的民主革命派。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从屡次失败的痛苦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复兴、充实和发展其进步的民众观。它主要集中反映在孙中山的《在广州中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宣传造成群力》、《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等着名演说和有关的着作中，并在其《遗嘱》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重要性，形成了以“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立国的根本”、“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等为核心的民众观，这种民众观推动着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达到新境界。这种民众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一）人民心力是立国的根本，革命要取得彻底成功，必须唤起农工大众，革命党必须争得民心。得到民众的拥护。他深有体会地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孙中山选集》第5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曾以武昌起义为例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他说，武昌起义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的革命党人不过是几十人。当时他们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他们临时仅弄到不过五十颗子弹，便向不下两万人的清军发起进攻，占领了武昌，“结果是成功”。（同上书第920—921页）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党没派一兵一卒到其他省去，但不数月全国光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革命得人心之故。
因此，晚年的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认为，革命党本身的力量来自人民大众。只有依靠人民群众革命才能成功。他说：“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的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以“人民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同上书第539页）他的结论是：“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同上书第540页）。
（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争取大多数人的拥护。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备受鼓舞。他以敬佩的心情说，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共产党的成功，“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同上）“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同上书第546页）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认识到依靠工农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他旗帜鲜明地联合农工以争得中国大多数的民力与人心。为此，他破天荒地与农民开联欢会，发表演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并多次宣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同上书第546页）
孙中山还在共产党人的启发与帮助下总结出“得人心”和巩固革命基础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有两个方面：
第一，要建立一个勇于牺牲，为国效力，受人拥护的革命党，其党员应当是“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够巩固”。（同上书第527页）这是孙中山针对国民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很快腐化变质的情况而得出的经验教训。当时，一些革命党人热衷于升官发财，而脱离了群众。一些革命党人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极大地涣散了革命党的斗志，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孙中山认为“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同上书第483页）孙中山的晚年特别注重加强革命党的建设，他毅然决然地改组国民党，严格要求其党员要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并以此去争得人心。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宣传教育。孙中山说：“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同上书第528页）所谓“本党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要用它“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同上书第529—530页）孙中山总结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认为主要是革命党人有牺牲精神和“为主义去奋斗”的毅力，“并且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全国人民，令全国人心都赞成革命，所以武昌起义一经发动，便全国响应。”（同上书第527页）但是，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宣传得还不够。他曾指出，武昌起义前仅限于“人自为战”的宣传，那“既无组织，又无系统”的个人宣传，收效甚微。及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敢做。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吾党停止奋斗。”（同上书第545—546页）他从这个失败的教训中更清醒地看到注重宣传教育，让民众人人了解革命党人的主义而“为主义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革命派从1903年提出“与下等社会为伍”，到孙中山晚年确立“以农民为基础”、以人民心力为“立国之本”、“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思想和“扶助农工”政策，及其遗嘱里强调欲达到国民革命成功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同上书第994页）的遗教，是革命派民众观的重大发展，是他40年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上的高度升华，标志着革命派认识论的飞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国民党的蜕变、孙中山过早的去世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叛变，而使孙中山发展、充实了的民众观得不到贯彻与实现。倒是由激进的民主革命派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革命派的民众观这面鲜艳的旗帜，迈着雄健的步伐到民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这条艰苦而又光明的革命大道。
【资料来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