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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解析

诚静怡(1881—1939)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教会领袖。他很早就提出中国教会处于“过渡阶段”的论断，极力提倡建设本色的“中国教会”，并从中国基督教的实际出发，设计了从“差会”到“中国教会”的过渡模式，主张差会逐渐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中国教会也能逐渐承担起全部责任，通过渐进而非激进的变革，来实现真正的中国基督教。本文尝试对诚静怡教会本色化思想的来源和特征做一分析。一、前言
中国关于本色教会的讨论与实践至迟在19世纪晚期就已开始，不过，把本色教会作为一种“运动”来推动，还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发表《教会的宣言》，正式提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之后，“本色教会”就成为中国教会界的流行语汇，并逐渐演进成有声有色的“本色教会运动”，如时人谢扶雅所言：“‘本色教会’之声，洋溢乎我们基督教界，成为口号，奉为金科玉律”。①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是本色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合一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则是实践教会本色化的主要教会，与这两个教会团体关系最密切的人物莫过于诚静怡。本文拟以诚静怡作为分析20年代中国教会本色化思潮的个案。
诚静怡，1881年生于北京，父亲是伦敦会的牧师。1900年诚毕业于天津伦敦会神学校，后进英国格拉斯哥一家圣经学校学习，1908年回国后担任北京东城米市大街教堂牧师，倡导自立自治。1910年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1913年，担任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的中方干事。1918年他组织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并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总干事至1933年。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成立，他担任会长，1934年开始任总干事，一直到1939年11月15日因病去世。他曾率团代表中国教会参加1928年的耶路撒冷世界宣教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1938年率团参加印度马德拉斯世界宣教大会，他是中国唯一参加过1910年以来三次世界宣教大会的代表。诚静怡一生富有远见和惊人能力，酝酿并发起了一系列基督教运动，如宗教自由运动、国内布道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教会合一运动、五年运动、边疆服务运动等，不仅在国内教会方面是大家公认的领袖，在国际上也深受尊敬。
诚静怡以口才和文笔俱佳着称于中外教会，英文也极其熟练，但就笔者所见，他正式发表的文字只有2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包括英文)，还没发现今人所称的“专着”。但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当时中外教会的“核心期刊”，如《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教务杂志》、《中华归主》、《中华基督教会年鉴》、《青年进步》等，对当时中外教会影响很大。
二、“过渡阶段”：诚静怡与中西新教权势建制
在基督教传入中华的一百年里，按立华人牧师的速度远低于信徒增长速度。青年会全国协会第一任中国籍总干事王正廷在1916年着文批评传教士“在教会事务中主导一切”，成为任何工作的中心人物，而中国同工不过是外国主人的雇工而已。② 这种情形在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有所改变。第一代基督徒的子女有不少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其中又有不少被差会送到国外念神学，回国后慢慢成长为教会领袖。活跃于20世纪教会的中国领袖中，不少都有这样的背景和成长历程，如诚静怡、王正廷、余日章、顾子仁、刘廷芳、陈崇桂等。1908年诚静怡从英国留学回来，主理伦敦会属下的北京米市大街教会，很快实现了经济自立，成为北方小有名气的教会领袖。1910年他被教会推荐，作为中国基督徒五位代表之一参加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代表中国信徒向西方教会首次表达了他关于中国教会自立的观点，强调了“中国教会”的重要性，批评差会带给中国的宗派和宗派主义，公开宣称“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这成为以后中国教会时常引用的经典话语。
随后几年里，诚静怡最为关注的问题和工作重点仍围绕他在爱丁堡大会演讲的主题，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教会”的中心地位。爱丁堡国际宣教大会续行委办会在1912年1月创办了《国际宣教评论》，诚静怡在当年第二期就发表了《中国教会的当前任务》长文，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即中国教会正处于“过渡阶段”：
(中国)教会就象这个国家一样，现正处于过渡阶段。基督教传道人面临着困难和希望，鼓励和失望。它需要耐心和机智的处理。现在正从中国差会(the China Mission)阶段过渡到中国教会(the China Church)阶段，虽然这很漫长，但一定会从‘教会在中国’阶段过渡到‘中国教会’阶段(from the period of the Church in China to that of the Church of China)。在第一阶段，所有工作都在欧洲传教士的手里是必要的。在第二阶段，东西共同努力和联合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在第三阶段，我们可以希望中国教会可以承担起他自己的责任，而且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可以再去福音化未曾听过福音的其它地区。③
诚静怡认为在过渡阶段应该研究的问题：中国教会应该在日前已存在的教会中建设吗？中国教会应该在现存教会以外建立吗？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中国教会迈向更大的合一的步伐是快点还是慢点？怎样才能把自立与合一的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此他提出“大胆的建议”，包括中国教会的名字应叫“中华基督教会”等。④
诚静怡在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值得关注，这里实际上蕴涵着他以后关于中国发展本色化教会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基督教在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过渡阶段一切工作要以“中国教会”为中心：二是过渡阶段中西教会要合一、合作而不是分离、对抗。
同年6月《教务杂志》出版了“中国教会与差会”的专号，收录了多篇传教士讨论教会与差会关系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对诚静怡问题的应答。该期社论承认“差会从本质来讲是暂时的：中国教会一定会取代她的地位，担当比以往更大的工作。……过去，基督教事业的中心在差会，现在是中国教会。西方基督徒为中国工作的时代成为中国基督徒为他们自己工作的时代已开始了。”⑤ 尽管《教务杂志》言论在传教士群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但无论传教士还是中国教会领袖，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践“以中国教会为中心”都是很困难的。从差会方面来讲，差会向中国教会的移交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部分原因是出于传教士对中国信徒缺乏信任，或者认为移交工作存在实际困难，如会友很少，缺乏领袖人才等等。⑥ 从中国方面来讲，民国成立以后，信徒受到民族主义精神感染，各地以“中华基督教会”的名义纷纷成立自立教会。自立之风让差会和教会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一些传教士认为自立就是排外，教会要与差会分离。⑦ 诚静怡作为早期教会自立的代表性人物，深知在提倡“中国教会中心”的同时，还必须妥善处理好差会与教会关系，加强中西合作。
1913年3月11—14日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为中西合作提供了平台。与以往三次传教士大会最大的不同是，在115位代表中华人占了三分之一，在诚静怡看来，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工作者和外国传教士“已经尽可能地站在了平等的地位”。⑧ 中国教会领袖已经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讨论。⑨ 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信徒开始从过去传教士“助手”身份逐渐向“同事”身份的转变。
大会对中国教会问题的重视可以从最后通过的决议第二部分(中国教会)和第三部分(中国教会领袖)看出来。诚静怡1912年关于“中华基督教会”名称的提案得到大会一致赞同，决定以此作为中国所有基督教会的通称。为发展本色教会，大会提出若干具体建议，如中国信徒应参与国外资金的管理；教会所有职位都应向中国信徒开放，要尽可能地与中国机构而不是差会相联；差会应该尽可能地教授和训练中国领袖，以使他们能担任所有职位。⑩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结果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委办会由40到60位中西教会人员组成，特别规定中国人至少占三分之一。诚静怡当选为中方干事。(11) 为适应过渡阶段需要而成立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又把中西合作进一步体制化，从而形成裴士丹教授所称的“中西新教权势建制”。(12)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诚静怡被选为会长，随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延续了委办会的中西合作体制，但中国信徒的领袖地位更加突出。到20年代，中国基督教事业开始进入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会领袖共同领导的时代。
三、诚静怡的本色教会思想
就目前所见文献，诚静怡在1922年前中文着述中没有使用过“本色教会”或者“本色化”一词，英文着述中曾用过indigenous church，但他用Chinese church更多，还常用naturalized来表达后来的本色教会的思想。诚静怡在1918年发表了长篇英文文章《今日中国教会》，题目用的就是Chinese church，文中也使用了indigenous church。这是他首次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他对中国教会的看法，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中国本色教会建设的重要文献。诚提出中国教会应具有六个特征，分述如下：
第一个特征，“中国教会不是一个外国教会”。他认为基督教可以往所有土地上成为本土(本色)的(becoming indigenous)，从本质上能适应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民，“基督教在中国将会成为中国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l become Chinese Christianity)”。(13) 祭祖一直是中国教会面临的具有两面性的复杂问题，祖宗崇拜容易产生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动机，但在诚静怡看来，祭祖也有值得赞许的动机，如鼓励孝顺，维护家庭和睦等等，教会“该用建设性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清楚地界定基督徒如何来纪念他的祖宗，而又不违反基督教信仰”。(14)
第二个特征，诚静怡曾在爱丁堡大会演讲的观点，即“中国的教会不是分裂的教会”。他说：“合一(unity)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uniformity)！它意味着从合一的举动中透出的合一的精神。”(15)
第三个特征，诚静怡认为中国教会不应过分强调是“国家的”教会：“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中国教会办成一个外国机构，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把‘中国人的中国’思想套用到教会里。基督教会不是某个国家的，而是世界的，中国教会是其中一分子”。诚静怡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自己国家的爱国者，基督徒的爱国心是基于对人类的爱，它的根在基督的爱。诚静怡强调“虽然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努力实现一个本色的教会，免于外来者的干涉，免于外国的控制，但教会还是应该超越国家界限。”(16)
另外三个特征分别是“中国教会一定不能是无知的教会”、“不应是依赖的教会”、“不能是半途而废的教会”。诚静怡对中国教会本色化的看法已相当全面、成熟，尤其是关于基督教的适应性、宗派的合一、以及对狭隘国家主义的批评和基督教普世性的关注，与他1922年之后关于本色化的言说重点并无区别。
1922年全国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所裹挟的国家主义思潮给中国教会以极大震撼，基督徒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教会，这一时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教会本色化言论和着作，被誉为“基督教的时代思想”。诚静怡作为中国教会的一位知名领袖，也在这期间就本色教会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英文杂志《国际宣教评论》1923年3月号，题目为《中国本色教会的发展》，(17) 阐明他对中国本色教会的观点。另一篇是发表在《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题目为《本色教会之商榷》。发表后曾被《教务杂志》翻译介绍，可见其重要性。(18) 这里主要以这两篇文章作为文本，剖析诚静怡本色教会思想的主要内容。
什么叫“本色教会”？中国是否能有一个本色教会？诚静怡在这两篇文章中都以很大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一篇文章中，诚静怡指出“本色教会”意味着：
教会能使自己适应中国人的能力，而且中国人能自由、完全地表达和决定它的工作。基督教总是要去适应它周围的环境。耶稣的基本信条适合于所有人类；但形式、方法，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式是可以根据不同族群、不同时代和地方加以适应的，因此，中国基督教成为中国基督教，也就是能适应中国人生活的基督教。(19)
诚静怡在这里强调了前文所说的基督教的“适应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三句话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但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本色教会”和“本色基督教”。第一句讲的是“本色教会”，中国信徒要掌管教会的一切工作；第二、三句讲的是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适应性，指“本色基督教”。
在第二篇文章中，诚静怡写道：
吾人提倡本色教会，至少包含以下二义：
(一)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中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
(二)教会一切事工，应由中国信徒负责，百年来基督教在华工作，皆由西教师担任，无论经济治事思想率惟西友之马首是瞻，因而养成中国之偏枯教会。. . . . . . 是故此后中国教会对于西洋文化之种种优势，虚怀采纳，不容忽略，独以其系出于自动的采纳，则不虞其不渐次而化为本色，‘洋教’之号，庶其免焉。(20)
由此可见，诚静怡在讨论“本色教会”时，往往也包括本色基督教的概念。他曾对“本色教会”的涵义做了很简练的概括：“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丑号。既不要稍失基督教精神，又不肯有背国人心理环境”。(21) 但比较而言，诚静怡更多关注“本色教会”的发展。
诚静怡在两篇文章中都对“本色”(indigenous)一词的用法做了说明。他指出，狭义的“本色”二字，即生长本乡土之意，中国向无基督教，基督教何得言本色，所以“本色”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只是用来表达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22) 他又说，“本色之事务，亦未必即优于非本色，即如今日水陆天空交通之便利，诚本色者所不敢望，然则中国信徒何以一致提倡本色？非崇拜本色，视为尽善尽美，乃鉴于教会现有不良情形，推崇西化漠视本色之故，如此时局，倘不大倡本色，将有国故凌夷谓他人父之惧也。至于中国基督教会方针，必将融会中西文化之优点，择长弃短，取精用宏，以固吾圉，谁曰不宜。”(23) 他还用西方教会的例子来说明：“西方教会已经是本色化的，太多本色化以至于需要把它从本色化中拯救出来。也许西方的教会需要一点‘外来’色彩，正如中国教会需要更多的本色化。”(24)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本色教会呢？诚静怡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方法是“教育”，他说：“没有快捷方式可以通向真正持久的成功。……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对本色教会，还是任何其它好的事物，都是不需要也没有效果的。训练和教育似乎是很慢的过程，但却真的有效，能得到好的结果，虽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不仅是教育中国人，也包括传教士，他们需要改造思想、修改以往的方法”。诚静怡认为要实现本色教会，差会必须放手让中国教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当中国人接管教会现在由传教士控制的工作时，教会在特征和色彩方面就自然会变成本色的。这里我们触及到已谈得很多的移交的问题，把控制权从差会移交到教会，我们认为这是本色化最有效的方式。”(25) 诚静怡在第二篇文章中谈本色教会，强调研究与实验两种方法。(26)
综合以上诚静怡对“本色教会”概念以及方法的探讨，可以看出诚静怡的关怀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色基督教，一个是本色教会。所谓本色基督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是普世性的，但基督教在中国，就应该而且可以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相结合；所谓本色教会，是教会要在人事、组织、礼仪上自立，去掉“西方色彩”。诚静怡的这些观点时常被引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诚静怡是受人尊敬的教会领袖；另一方面，他对本色教会的看法确也能引起其它信徒的共鸣，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提倡本色教会的主流观点。
四、诚静怡本色教会思想中的国家观念
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一系列非基督教运动，对每个中国信徒都有灵性(信仰)和国家(政治)的双重考验，作为提倡本色化的教会领袖，诚静怡如何应对非基督教运动所带来的国家问题，也应成为我们理解他本色教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诚静怡并没有针对非基督教的言论和行动进行过多的批驳，他引用胡适与一群上海基督徒的谈话来说明持守信仰更重要，胡适说：“认为自己正确的东西必须坚持，不要以妥协来讨好大众”。(27) 因此，诚静怡的护教工作表现在他强调信仰的持守，提倡信徒做建设性的工作，即“教会归化中国”，同时要正面响应非基督教运动所提出的系列问题。
在考虑到基督教与国家关系问题时，诚静怡很早就觉察到民国以来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开始影响教会，他认为这种爱国精神对国家有巨大的帮助，称赞“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的一次集中演示。诚静怡对很多基督徒学生参与这场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并由此思考教会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教会不应该把自己与政党政治混为一体，政教分离应是每位中国基督徒熟悉的话语。但当它遇到国家正义问题时，教会确有责任去实行，它不可能忽视它。我们很高兴说，很多基督徒学生参与了这场运动，一些甚至因为参与而受难。我们为学生的勇气、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而骄傲”。(28) 诚静怡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在发展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担负很大的责任。忽略了这个神圣的责任是一种罪(sin)，害怕这样的责任是怯懦。我们认为教会应该是公众意识的指引，应该追求人民的知识和道德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基督徒应该在真正的爱国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支持真正的民主理念。正像我们以前说的，这并不是暗示教会应该变成一个政党，但它的责任是为拯救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而追求和努力”。(29)
但自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后，教会针对外界的批评，尤其是关于缺乏“国性”认同的批评(如当时流行的批评是“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教会开始越来越强调教会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潮在教会中蔓延甚广，诚静怡很担忧“国家主义”对基督教的普世性造成危害。他在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中的开幕演讲中特别提到这点：
在我们急于看到中国教会承担责任，从差会阴影中解放的同时，我们并不愿意看到在华教会沿着国家主义(nationalistic)的方向发展，也不愿意看见在教会中发展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精神，因为我们认为这与教会的普世性不合，与耶稣的精神也不符。我们相信中国的谚语：天下一家，中国是其中一员，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精神。(30)
诚静怡还指出当时对“本色教会”所存在的一些误会和谬解，如有人认为本色教会就是某“国家的教会”，(31) 有人以为本色教会将“事事模仿国俗，讲求复古”，“有人对本色教会，大起恐慌，以为中国人提倡本色教会，将抛弃基督教二千年来所得之经验，化合中国习俗而成为一种非驴非马之宗教……所以有若干中西信徒，一闻本色教会，以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32) 之所以有误解，在诚静怡看来，是因为“(中国信徒)纠缠在这些国家主义的观点和理念中，没有跳出种族和国家的偏见”。(33)
“五卅惨案”后，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更为猛烈，教会内外对教会国家认同的呼声更为强烈，这时穆德访问中国，诚静怡在为穆德组织的小型会议中做主题演讲《灵性的准备》，对中西都显露出“狭量的国家主义”再次提出批评，提倡“宏量的国家主义”：
狭量的国家主义的偏见，也是应当谨防的危险。今日国家主义在中国高唱入云，教会对此主张，并不立在反对的地步；爱国的未必都是信徒，但是凡信徒都当爱国。. . . . . . 今日中国以提倡国家主义为救国良方，同时欧西各国，却似有反国家主义的趋向。前几年欧洲大战，未尝非国家主义的结果. . . . . . 不是以取得他人的利益，养成自家的幸福，乃是使人类因我而得幸福，此种宏量的国家主义，当然是基督徒所极端赞成主张而实行的。. . . . . . 近几个月来，自五卅事变后，教会的中西信徒，恐怕都不免在思想言语行为间，露出狭量的国家意见，甚至使教会蒙其影响，真理不彰，是非莫辨，大大的失了信徒的身分，设从此执迷不悟，坚持成见，则教会前途，定受莫大之损害。(34) 1927年诚静怡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还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会与国家、政治问题的立场，认为个人不能也不该对国家的政治发展漠不关心，“作为一位公民，它有责任帮助国家的发展，监督政府忠诚地履行职责。这样的责任感与她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毫不冲突。但至于教会，它不应它自己认同于政党政治的”；“个体的基督徒可以对政治有兴趣，但教会必须远离政治”。(35)
从以上诚静怡的这些论点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他认为基督徒作为国家的公民，应该关心国家和政治，尤其是在与道德相关的政治领域；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无论基督教遭受何种打击，都要从“属灵”的最终目标考虑，认为信徒灵性的发展才是重要的，这是巩固教会的根本。他在1927年的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信徒在灵性上的动摇是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教会的移交问题、自立问题、本色问题和统一问题等，只是在外表上妨碍教会的前进，“但是假使中国教会力求教权和教产的收回，本色教会的实际组织，以及各教会之联络问题，而忽略他的‘借基督而显示上帝’的灵职，那于中国教会前途，必有致命的危险了”。(36) 对信徒灵性的强调高于对教会实体的本色化，这是我们在考察诚静怡的本色教会观念时需要注意的另一重要特征。
五、余论
诚静怡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教会领袖，尤其是在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实践方面。不过，近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不争事实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西合作的差会——教会体制下，真正能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教会无论在人事还是经济上都要依靠传教士和差会的帮助。以自养基础公认最好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为例，据吴义雄教授的研究，其内部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在1935年广东协会大约200多个堂会中，完全自养的堂会为36个；到战后的1947年，自养堂会不增反减，成为35个。(37) 当然，中国教会普遍不能自立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与差会方面，也有中国信徒自身原因。1950年后，撤离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和差会总结在中国传教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在差会自立自养方面，“说得多，做得少”，“太多的传教士对教会机构的经费、政策、方法和活动的控制时间太久”。(38) 一位曾在武昌传教多年的英国循道会传教士丁克生(S. H. Dixon)认为传教工作的失败与母会错误、过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39) 丁光训主教也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有先知先觉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国信徒提倡“三自”，“可是这始终是一个高调，大家只唱不做，极少数人不过在很小的范围里和较短的时期中作出一些成就”。
诚静怡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的中国信徒代表。他所倡导的教会本色化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难以完全成功，但仍不失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诚静怡所服务的协进会代表了大部分在华差会和中国教会，所服务的中华基督教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其拥有的堂会、信徒人数、外国传教士都占到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以“教会为中心”的中西合作模式，就成为占中国基督教主体的差会教会(mission church)发展本色化的当然选择。诚静怡希望差会逐渐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中国教会也能逐渐承担起全部责任，渐进而不是激进的变革，这是诚所构想的从“差会”到成为真正“中国教会”的理想模式。历史并没有给予这一本色化理念更多的时间来实践和检验。
相比较而言，诚静怡不像当时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王治心等人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写出很多高深的理论论着，但诚比他们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他毕竟做过多年的基层牧师，又长期担任全国性合作机构的领袖，熟悉中外教会的实际问题。他一生都致力于通过教会事务的改革来发展基督教的本色化，比如处理好教会祖宗崇拜的问题，差会和教会、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之间关系、教堂建设等具体事务，因此，他的本色教会思想可以称之为“务实的本色教会”，这在他担任中华基督教会会长和总干事期间表现得尤为清楚。从这点来说他更是一个本色教会的先行者、实干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
注释：
①谢扶雅：《本色教会问题与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载《文社月刊》(第一卷第四册，1926年1月)，第27页。有关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最新研究可参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教授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
②Chengting T. Wang, "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Christianity Indigenou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V, 1916) , p. 85.
③Cheng Ching-yi, " The Chinese Church in Relation to Its Immediate Task"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 I, 1912) , p. 383.
④Ibid, pp. 388-389.
⑤" Editorial Comment" ,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LIII, No. 6, June 1912) , p. 319.
⑥Chengting T. Wang, "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Christianity Indigenou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V, 1916) , p. 78; J. Campbell Gibson, "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Mission Administration" ,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 XLIII, No. 6, 1912) , p. 351.
⑦G. H. Bondfield, " The Continuation Committee Conferences in China: I.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II, 1913) , pp. 502-503.
⑧Cheng Ching-yi, " A Chinese View of the Conference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II, 1913) , p. 507.
⑨J. Campbell Gibson, " The Keynote of the Conference-Closer Un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Workers" ,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 XLIV, No. 4, April 1913) , p. 215.
⑩" Extracts from the ' Findings' ,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 XLIV, No. 4, April 1913) , p. 221-222.
(11)《中华续行委办会述略》，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年，第140-145页。
(12)Daniel H. Bays, "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 in Daniel H. Bays, ed. ,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18[th] Century to Presen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308.
(13) C. Y. Cheng, " The Chinese Church of Today" ,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 XLIX, No. 10, Oct. 1918) , p. 656.
(14)Ibid. , pp. 657-659.
(15)Ibid. , p. 661.
(16)Ibid. , pp. 662.
(17)C. Y. Cheng,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XII, 1923) , pp. 368-388.
(18)见D. Willard Lyon, " Dr. C. Y. Cheng' s Thoughts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 LVI, No. 12, Dec. 1925) , pp. 814-819.
(19)C. Y. Cheng,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 p. 370.
(20)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载《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一册，1925年10月)，第9—10页。
(21)诚静怡：《协进会对教会之贡献》，载《真光》(第二十六卷第六号)，第6—7页。
(22)C. Y. Cheng,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12, 1923) , p. 369.
(23)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第9页。
(24)C. Y. Cheng,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 p. 383.
(25)Ibid. , p. 374.
(26)具体见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第9—11页。
(27)C. Y. Cheng, " Christmas Celebra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 in Bulletin of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 No. 17 December 1925) , p. 2.
(28)C. Y. Cheng, "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nd National Movement" ,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 No. 7, July 1919) , pp. 456-457.
(29)Ibid. , p. 460.
(30)Editorial Committee,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22) , p. 36.
(31)Ibid. , p. 369.
(32)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第8—9页。
(33)C. Y. Cheng,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 p. 369.
(34)诚静怡：《灵性的准备》，载《中华归主》(第60—61期合刊：穆德会议专载，1926年4月10日),第6页；又见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ed. , The Church in China Today: The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Workers with Dr. John R. Mott ( Shanghai, January 5-7, 1926) , p. 16.
(35)C. Y. Cheng, Som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As Seen by a Chinese Christian ( An Address delivered in Martyrs' Memorial Hall, Shanghai, April 1927) , pp. 12-13.
(36)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载《文社月刊》(第二卷第七册，1927年5月)，第63—64页。
(37)吴义雄：《美国北长老会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过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10月23—24日)，第17页。
(38)Harold Matthews, "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Miss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 March 30, 1951) .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Record Group 8, Box 56.
(39)S. H. Dixon, " The Experience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 Vol XLII, 1953) , p.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