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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源据陈澧书修改《海国图志》说质疑

魏源及《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然而关于魏源修改《海国图志》的一些细节问题，在后人的撰述中存有误解之处。由于这些后人撰述现已成为研究魏源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的正确无误因而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在研读这些撰述时发现，有些重要撰述包括《清史列传》都持一共同观点，即魏源曾依据广东近代着名学者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屡次修改《海国图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这一观点的证据不足；其次，将陈文与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海国图志·筹海篇》相比较，可以证实魏源基本未采纳陈澧的建议。魏源的名着《海国图志》自诞生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断对其进行研究。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热点人物之一，《海国图志》又是他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标志，因此，举凡涉及魏源的论文、专着无不提及《海国图志》，此着作在后人眼中于魏源之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重要着作，虽然研究者众多，仍然有一些细微之处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有误解之处。
对《海国图志》有所了解的学者都知道，这部着作曾有始刊于1842年的50卷本（道光壬寅刊木活字本）、继刊于1847年的60卷本（道光丁未仲夏古微堂镌板）、再刊于1852年的100卷本（咸丰壬子古微堂重刊本）三种内容不断增改的版本。毋庸置疑，从1842年到1852年十年中，《海国图志》的卷数增加了一倍，其内容之修改、材料之增加随处可见。但是集中表现《海国图志》精神的《筹海篇》，除了基于语句通顺、表达准确之目的而做的几处文字删改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改动，然而，这一事实却长期被学界所误解，有些学者认为魏源在50卷本之后的修改中，也多次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他们的依据是广东近代着名学者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①。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长期掌教于广东着名学府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因其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之为东塾先生②。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来粤之前，陈澧曾作有《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一文，据此，朱维铮先生认为，“他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③陈澧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刊出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他在文中详细讨论了他认为的《筹海篇》的不足之处。道光丁未(1847)60卷本《海国图志》刊出的那一年，魏源来粤，陈澧曾出示此文与之探讨。因此，包括《清史列传》在内的一些撰述便认定，魏源后来根据陈澧的意见，屡次修改《海国图志》（具体说应是《筹海篇》—笔者注）。
据笔者所见，有下列着述、论文采用了这一观点。
《清史列传·陈澧传》中称“邵阳魏源着《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源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④
李柏荣先生在《魏源师友记》之陈澧条下，所述几与《清史列传》相同：“吾邵魏默深着《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⑤
汪宗衍先生所撰《陈东塾（澧）先生年谱》也认为：“魏源（默深）来粤（1849—笔者注），先生以旧作《书〈海国图志〉后》所说质之，源大悦，遂订交，并屡改其书焉。”⑥
台湾学者王家俭先生在其《魏源年谱》中有两处提到：“陈氏于先生之说毁誉参半，其论虽多可议之处，然以其说理之深刻明透，态度之谦虚坦诚，实有足多者，故先生后亦虚心受善，而屡改其说焉。”⑦“先生有岭南之游（1847—笔者注）。……又尝与陈澧论学，纵谈《禹贡》，意颇相得。陈氏以昔日与张南山论《海国图志》之文见示，先生读而大悦，遂与订交，其后并依陈氏之意而屡改其书。”⑧
黄丽镛先生在其同名作《魏源年谱》中也称：“魏源游岭南（1847—笔者注），……访陈澧，陈澧论《海国图志》之是非，魏源大悦，并据之屡改其书。”⑨
洪九来先生在《有关〈海国图志〉的版本流变问题》一文中也持与上述诸家相同看法，认为魏源在1848年下半年，按捺不住亲眼目睹夷人夷事的心情，乘隙做了历时半年之久的南游。此次南行，魏源的动机有二，其中之一便是拜访了陈澧、张维屏等人，向他们虚心请教，纠正了《海国图志》旧本中不少疏漏之处⑩。
以上着述或论文对魏源根据陈澧的意见对《海国图志》屡做修改一说，都持肯定态度，唯一的不同是在魏源与陈澧见面的时间上有出入。王家俭与黄丽镛两先生认为魏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广州见到陈澧，而汪宗衍先生在《陈东塾(澧)先生年谱》中称魏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来粤，洪九来先生持魏源于道光二十八年下半年(1848)南游的看法。魏源来粤时间的不同，无碍于研究者们见解上的相同，问题在于魏源是否据陈澧的意见修改了《海国图志》？笔者带着这一疑问翻阅了与魏源及《海国图志》有关的原始资料，经过对比研究发现，事实上魏源没有根据陈澧的建议对《海国图志》屡做修改，主要根据可从两方面谈起。
首先，上述六种着述的观点所依据的史料都是陈澧本人所作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史料来源。为了弄清史实真相，我们有必要对陈澧的原文进行仔细考察。
陈澧原文较长，后来的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是文章最后一段文字：“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即《书〈梅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笔者注）。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11)从陈澧文章的整体叙述风格来看，似乎这一段与文章其它部分不是同一时间所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应作于魏源来粤之前，而最后一段从语意上判断，应是补于魏源离粤之后。王家俭、黄丽镛两先生所着同名作《魏源年谱》，均持魏源于1847年游粤、具体月份不详的观点。黄书道魏源此次南行历时半年，是年冬已回到南京(12)。同年，魏源刊出60卷本《海国图志》，此60卷本的改订与陈澧有关系吗？似乎没有。笔者曾查阅国家图书馆藏60卷本《海国图志》，最早的版本为道光丁未仲夏古微堂镌板，道光丁未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此可以断定，60卷本的刻印不应迟于1847年夏。换言之，魏源即使在此前已见过陈澧，似乎也不可能急匆匆进行修改后又赶着刻印出版，时间上不允许。
如上所述，如果60卷本的修改与陈澧无关，那么只剩下100卷本了。1847年魏源离粤后，与陈澧还见过一面。咸丰二年(1852)，也就是100卷本《海国图志》初刊的那一年，陈澧会试不第南返，过高邮曾访魏源，与之论及《禹贡》，但不曾谈到《海国图志》(13)。遍查陈澧所撰各种着述如《东塾集》、《东塾续集》、《东塾读书记》、《默记》等，未见再有提及《海国图志》者，不能确定陈澧是否看过100卷本《海国图志》，因而也就不能确定陈澧的记载就是确信无疑的。
陈澧这一方未能留下是否见过100卷本《海国图志》的记述，那么魏源及与《海国图志》的修订有关的魏源的友人，是否留下了能够证实《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的最后一段的记载呢？为此，笔者首先翻阅了所有可资参考的魏源的着述如《魏源集》、《古微堂内外集》、《魏默深文集》，没有见到魏源关于依陈澧之意改动《海国图志》的记述。此外，魏源在100卷本《海国图志》中刊有《后叙》，《后叙》中也未提及陈澧及《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最后，除了魏源本人，有机会知道《海国图志》修订全过程的应是他的友人。新化邹汉勋、江宁汪士铎曾协助魏源校勘、编辑《海国图志》，他们对魏源增改《海国图志》有很大发言权，但在他们遗留下来的文集、日记中，只字未提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除了陈澧本人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中，认为魏源根据他的文章屡次修改《海国图志》外，还拿不出第二条确实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一记载的可靠性。
其次，《海国图志》自从1852年增为100卷后，基本定型，魏源未再做任何大的修改。应该可以肯定，虽然到目前为止《海国图志》有新的版本出现，但是内容发生变化的只有三种，即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将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与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的《海国图志》的内容相对照，从文本本身进行鉴别研究，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陈澧的文章主要针对50卷本《海国图志·筹海篇》而作，指出了《筹海篇》中三个不足之处需要改正，也就是说，如果魏源确实依陈澧之言屡次修改了《海国图志》，那么他修改的也应是这一部分。现将陈澧原文与《海国图志》逐条进行印证，来进一步探讨魏源的60卷本、100卷本《海国图志·筹海篇》是否在50卷本的基础上做了修正。笔者所依据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海国图志》皆为国家图书馆藏本，分别是道光甲辰仲夏(1844)古微堂聚珍版本、道光丁未仲夏(1847)古微堂镌刻板本、咸丰壬子(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
陈文提到的第一个可议之处为“以夷攻夷”。陈澧在文中指出：“此书之首，冠以《议守》、《议攻》、《议款》（即《筹海篇》之《议守》、《议战》、《议款》一笔者注）三篇，澧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魏君之为此说，直因廓尔喀一禀而起，遂欲令俄罗斯、米利坚、弗兰西皆助攻英吉利……。”(14)随后说明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之上及不可行的三个原因，并进而指出这种策略实行起来有害无益。客观来讲，陈澧的这种建议不无道理。若干年后，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也指出：“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情事大不侔也。”(15)
魏源“以夷攻夷”的策略主要在《筹海篇三·议战》中展开。《筹海》四篇在50卷本、60卷本中都属于第一卷，在100卷本内，一分为二，《筹海篇一》、《筹海第二》为卷一，《筹海篇三》、《筹海篇四》为卷二。详查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议战》中“以夷攻夷”部分，三者之间共有三处不同。其一，50卷本“岳飞曰：‘以官兵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之后，紧接有一句“攻江湖之盗且如是，何况数万里海之寇。”(16)60卷本、100卷本均无此句。其二，50卷本中“俄罗斯国都与英夷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17)在60卷本、100卷本中均为“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18)其三，100卷本中“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19)50卷本、60卷本均为“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久觊觎之”(20)，多一“久”字。
根据上述比较可以发现，60卷本、100卷本“以夷攻夷”这一部分虽然有三处文字上的略微变动，但是丝毫未能触及50卷本的原意。
陈澧提出50卷本《筹海篇》中第二个可议之处在《筹海篇一·议守》中。陈氏原文如下：“其议守之说曰‘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此为水师废弛，仓卒变生，权宜之计则可耳。今日为预备之计，当练兵不当练勇。……其云‘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亦不尽然。夫守必据险，海口有险，则守海口；内河有险，则守内河。然必海口无险可守，然后守内河，盖寇入内河，则百姓之惊惶，上贼之窃发，多内顾之忧，必分外御之力。且以吾粤言之，猎德大黄滘地势平衍，孰如虎门险峻乎？”(21)对陈澧的第二个建议，魏源也并没有接受。
现将与陈澧异议有关的50卷本《议守》文句检录如下。50卷本原文中有：“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此适得其反也。”“或曰：门户失守，则民心惊惶；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倘贼方入口，即分夷兵登岸，夹攻我后，或进攻我城，则如之何？曰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奏明兵机，以纵为擒，何失守之有？贼虽入口，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惊惶之有？……即如粤之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兵登岸肆扰，安能成围酋截敌之举？松江府城，非内河乎？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整兵二千，以待夷船驶入，放炮相持，二日而退”(22)，等等。将50卷本与60卷本、100卷本对应的内容相印证，后者基本上没做任何变动。
陈澧提出《筹海篇》中第三个可议之处是关于《议款》一篇。首先，陈澧指出文章题目虽然是《议款》，但大部分内容却是在谈禁烟；另外，他也不同意《议款》中所说的鸦片战争的起因不在于缴烟，而在于停贸易的观点。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中他发出疑问：“至其《议款》之篇，吾以为论款夷后如何控驭？如何防范？如何渐复旧制？乃其则追咎昔时不听米、弗二夷代款。此事后之论，何补于今日？且一篇之中，惟此条关于款夷，其余则皆论禁烟，非议款夷也。夫夷寇与烟患两事也。……而魏君乃谓激变不由缴烟，以逆夷缴烟之后，旁皇半年未动为说。不知逆夷归国起兵，粤人皆闻之矣。其不动者，兵未到耳。此正当日轻敌致败之由，异日所宜深戒也。”(23)
魏源对陈澧上述观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100卷本《海国图志·议款》中与陈澧这一异议有关的内容为：“自夷船犯顺，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果必不可行乎？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果由于缴烟乎？何以五月缴烟之后，旁徨半年而未动？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何以逐出老万山外，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禀？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米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夫命将出师，不过因夷之索烟价、索埠地、踞虎门，今三事皆不敢逆命，是不战屈夷，亦足以征朝廷折冲万里之威。非米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弗兰西兵帅复以兵舰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米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24)
将以上摘录的100卷本《筹海篇四·议款》的原文与陈澧的批评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二人的观点仍然持对立状态，再拿50卷本、60卷本的《议款》与100卷本仔细比较，更可证实这一结论，因为三种版本相对应的文字完全相同。
通过将陈澧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中所提出的意见，与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的《海国图志·筹海篇》相比较进行研究之后，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魏源的《海国图志·筹海篇》从50卷本到60卷本再到100卷本，除了文字通顺、表达更准确的需要而做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外，几乎没有其它变动；第二，陈澧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中对《筹海篇》所表述的意见，在60卷本、100卷本中未曾有丝毫体现。
总之，经过考察论证，基本上澄清了一个史实：魏源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见过陈澧后，并没有依据《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文中的意见屡次修改《海国图志》，集中体现《海国图志》精神的《筹海篇》在历次修改中保持了原貌，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动。
注释：
①陈澧：《东塾集》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②⑥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③朱维铮：《东塾读书记·导言》，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着》，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④《陈澧传》，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38页。
⑤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49页。
⑦⑧王家俭：《魏源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再版，第92、115页。
⑨(12)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⑩洪九来：《有关〈海国图志〉的版本流变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第28页。
(11)陈澧：《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东塾集》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
(13)陈澧：《禹贡说序》，《东塾续集》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
(14)陈澧：《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
(15)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49页。
(16)(17)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1，道光甲辰仲夏(1844)古微堂聚珍板。
(18)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1，道光丁未仲夏(1847)古微堂镌板；《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咸丰壬子(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
(19)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咸丰壬子(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
(20)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1，道光甲辰仲夏(1844)古微堂聚珍板；《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1，道光丁未仲夏(1847)古微堂镌板。
(21)(23)陈澧：《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
(22)魏源：《筹海篇一》，《海国图志》卷1，道光甲辰仲夏(1844)古微堂聚珍板。
(24)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2，咸丰壬子(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