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1〕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 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
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
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攫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驻扎本国的正规军和其他武装。租界当局还刻意以水道、围墙、铁栅栏、木马、铁丝刺网以及持枪站岗的士兵和巡捕把租界和市区隔开，不准中国人随意出入。一个德国人描绘1866年的沙面租界说：“欧洲在沙面的殖民地成了单独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岛，还没有3000英尺长、1000英尺宽，由一条水道与城市隔开。……在这里，有欧洲人的事务所和住宅，有领事馆，有一个国际俱乐部，同一个小教堂，整个地方是一片田园风光。 ”〔2〕一首汉口竹枝词也描述道：“横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3〕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 却完全成了自成一体的“小国家”，这样一种“国中之国”，当然意味着对中国主权的轻蔑、践踏与严重侵害，由此激起的深沉愤懑久久回荡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之中。
然而，西方资本扩张的复杂历史内涵赋予租界天然的两重性：它一面侵犯中国主权，昭示了列强贪婪的侵略性，另一面又以引人瞩目的现代市政文明在封建主义的中国激起层层波澜。
租界的现代市政文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其二，现代化的市政管理。
现代化的市政建设是租界的一大特色。租界为西人集居之地，他们不习惯中国旧式生活环境，着手营造西式住行条件。中国旧式居民多为传统土木结构的院落式低层建筑，西人取缔中国旧式住宅，改建独院式高级住宅和花园洋房。中国旧式道路多为土路，晴时尘土，雨则污泥，西人辟筑路形，铺土沙、碎石砖乃至铺砌小方石、大条石或浇筑混凝土，修筑起马路。西人还在租界内普遍设置了电灯、自来水与邮电通讯，这些现代公用设施是中国人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在进行现代市政建设的同时，租界当局将西方行之有效的现代城市管理措施移植于租界内，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申报》上一篇文章介绍当时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说：“上海各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收拾。……街面偶有缺陷、泥泞之处，即登时督石工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飞尘之患，则当时设水车为浇洒；虑积水之淹没也，则遍处有水沟以流其恶；虑积秽之薰蒸也，则清晨纵粪担以出其垢。盖工部局之清理街衢者，正工部局之加意闾阎也。夫缺陷泥泞而后加以整治，则晴雨皆不便于行人；燥土飞尘而不润以浇洒，则徒步皆致窘于尘障；水沟偶有不通，而户内几虞积涝矣；粪担任其稍迟，而街上难禁臭浊矣。此租界之规所以定之早而禁之严也。其尤妙者，大街无许便旋，致秽气有冲人之失；浦滩不准澡浴，使乡人知裸浴之非，其意思尤为周到，其风俗尤可维持。”〔4〕
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居民王阿保等10余人，违反工部局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挑着无盖粪桶过街，经巡捕劝阻不听，被拿送会审公廨。各被拘留一天〔5〕。同年， 一位广东籍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被巡捕拿送会审公廊，会审公廨以其情节严重，“枷号三日，以示惩儆”〔6〕。对于租界当局严格的市政管理， 《申报》曾有一篇颇中肯綮的评论，文中曰：“或者人谓此种事极细微，何至受罚？不知租界地方十分洁净，其人既居租界，必知租界规矩，岂容其任意糟踏，毫不经心乎？若使听其无节，必将大众效尤，恐请净国中变成污浊世界矣。”〔7 〕其言不仅道出了租界居民对租界市政管理的理解和支持，而且透露出斐然可观的现代市民意识。
现代化市政建设，造就了租界的迅速崛起与繁盛，上海租界所在地界“原系荒野，一望苍茫”，淤泥覆地，坟冢累累。“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十余年间情形大变：“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弃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设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8 〕由于租界市容整洁，“禁人小溺污秽”，“历年暑盛之际，每因时症流行，城厢内外，商民受害不少”，而“洋场一带寓居者染病似较稀”〔9〕。
“香车宝马日纷纷，似此繁华古未闻”〔10〕。租界的巨变与繁盛，在中国人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郭嵩焘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诧，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康有为光绪五年（1879）与光绪八年“薄游香港”与“道经上海”，“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1〕。孙中山虽然一再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租界，但他同时又赞扬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12〕。李平书目睹租界的巨大差距，心理受到强烈刺激：“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膝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13〕
思想上的震撼与落伍的时代感往往是深刻反思与新追求的开端。中国近代革命思潮的形成，虽然并非因租界刺激而起，但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文明，确确实实对传统世界中的中国人起有一种文化示范和思想诱发作用。
租界的市政文明，不仅是激活近代中国变革思潮和实践的媒体之一，而且成为中国近代市政建设的模板。当时人批评中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往往比照租界立论。一位上海士绅对比租界与上海县城的市政，以极尖锐的言词指出两者间的差距：“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14〕《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及北京、上海的卫生状态，也以租界为比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亦以京师为最。……上海为通商大埠，而城内街道之秽恶，较之租界，已有天渊之殊。”〔15〕为了缩小这“天渊之殊”，上海士绅呼吁：“严派保甲随行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等，即予薄惩，如此一条，则保护民生免遭秽气，且街衢清洁一望可观，岂不美哉！再于此推广而行，遇崎岖之难行者则填平之，遇泥滑之易跌者则修治之，俾行路者受惠无穷。”〔16〕
租界所在城市的地方官员亦有意识地仿效租界，改良市政。上海道与上海知县自19世纪60年代起，多次颁布由租界市政管理条例脱胎而出的有关规定，要求市民遵守。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中国第一支巡警队伍并成立工程局和卫生局，亦是借鉴“天津临时政府”的城市控制管理经验和天津租界的市政管理方法。他们的努力和实绩，虽然看来细微而不足道，但同样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环节。
二、“桥头堡”与“飞地”
列强远涉重洋侵入中国，当然不是来领略东方风情，传播现代文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图全然在于从中国攫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而租界就是列强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基地和桥头堡。以上海租界为例，到本世纪20～30年代，输入中国的外货，83％以上由上海上岸，租界内的外国人资产总额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额的1／3强，关内的外国银行业投资，79.2％集中在上海。与肆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相同时，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干涉中国内政，许多关系中国命运的阴谋诡计在这里密谋策划，许多影响中国前途的肮脏交易在这里拍板成交，租界所在城市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再受挫，往往和租界的罪恶勾当有不可脱卸的干系。在20～30年代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运动中，一本小册子一针见血地写道：“一到租界，就觉得辉煌华美，繁荣兴隆，物质建设的完备，外观的奢丽雄伟，足以使人羡美赞叹。但这一切不是帝国主义的血汗，也不是他们有意为我们谋幸福、享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脂膏，我们同胞的血肉，他们只是用我们的脂膏和血肉为他们自己谋幸福享受。这里是罪恶之薮，侵略之源，不过是人间地狱的活现。”〔17〕
这一愤慨异常真实地揭示了租界的历史本相，表现了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然而，租界虽然作为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封建主义中国的一块“飞地”，客观上具有扩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功能。
第一，民主观念的影响。
西方侵入中国，奉行的是强权政治与不平等原则，其罪恶本质早已在众多的书籍和文章中得到深刻揭露。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西方虽然对中国和其他弱小民族不平等、不民主，但西方政治体制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和现代性为中国传统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所无法企及，而这样一种制度从西方移植于租界内：租界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互相制约。如上海租界内的权力机构是纳税人会议，凡居住于租界内，缴纳一定税额的外国人均为会员，租界的预算、决算、通过特征捐税、选举地产委员等，均由此会议决，此会并具有监督工部局的职能。工部局是以行政为主，兼有一定立法职能的机构，工部局董事实行选举制、任期制。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为司法机构，各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均实行会议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天津、汉口、青岛等地租界的情形亦大体如是。
租界内实行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刺激。近代中国是在与世界长久隔绝后被动开放的，对西方所知极少，由于中西文化传统迥异，中国文字与欧洲文字又分属截然不同的两大文字系统，通过汉字传递的西方信息往往变形、失真。租界以真实、具体、直观的方式向近代中国人展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和运作过程，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富于感染力的。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示范机制。上海市民便于耳濡目染之中，仿效租界成立了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上海市民的自治组织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工商界亦参照租界的外国商会，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这些从传统社会肌体中崛起的中古社会组织的异军，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有机成分。
第二，近代物质文明扩散。
近代物质文明的生长，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基础性环节。令人伤情的是，由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后发”性，中国社会最初的近代物质文明不是内生于前现代社会结构，而是来自于西方并与民族侵略历史地缠绕纠结着，而租界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一种扩散地的作用。
近代建筑首先在租界出现和发展，其后逐渐向市区扩散，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至今仍可见当年以租界“洋房”为模板的近代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脱离以封闭幽深为特征的中古风范，追求明亮通风的居住环境与开朗的空间，其应用价值是现代的，色彩装饰、结构布局、建筑工艺所包藏的美学意味也具现代意味。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18〕租界内外的中国居民最初以为以电灯照明“将遭雷击”，一时“人心汹汹，不可抑制”。上海道邵友濂甚至下令“查明中国商人点用者共有几家”，“按户知照，禁止电灯，以免不测”。寝久人们渐悟电灯的优越，遂争相使用电灯照明，“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19〕。有人赋诗描述夜上海的情景说：“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20〕
光绪六年（1880）上海租界创设自来水公司，此为中国饮用自来水之始。但“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公司组织人力免费向城内“各水馆茶馆”推荐。至光绪廿三年《商务报》已报道说：“自来水之有益于居民，知者甚多。”
电话传入中国，同样首先是从租界开始。光绪八年（1882），由大北公司上海站建立的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在上海租界内开放通话。之后，德国在青岛、汉口、烟台等地安装了电话，丹麦人在天津租界也安装了电话。自此电话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以租界为中心的舶来洋物的扩散，亦在不知不觉中改造着中国人的日行起居：“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钢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白毛巾盛行，即下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诟，曩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21〕
洋货的流行是一个十分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话题，由此产生的愤慨往往掩盖了如下历史事实：首先，洋货所表现的近代物质文明虽自西来却非西方专利，它在本质上具有全人类性亦即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它在中国的扩展决不是什么“西化”、“洋化”，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内容。其次，洋货与土货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交替，其本质是中古物质文明向近代物质文明过渡、演进。这一过程虽然饱含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呻吟和悲呼，却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一位名叫胡祥翰的民国时人感悟其间若干道理并形诸文字：“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22〕
而在这无情的淘汰中分明可以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最后，物质文明的扩展并非仅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产生影响，与它绾结一体的精神性的东西、观念性的东西，也要发挥作用，激发联想，其效应因此是整体性的。由如上三点去观看租界扩展近代物质文明的作用，必然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感悟。
第三，文明礼俗的扩散。
点滴西礼初为中国人所闻大约在明清之际，其介绍者为翩翩来华的耶稣会士。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出访官员与留学生纷纷着文介绍在欧美的所见所闻，新来的传教士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介绍，中国人对西方礼俗有了更多的了解。而租界内西人的婚丧嫁娶、待人接客则使中国人对西礼西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中国礼俗与西方礼俗是中西两大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其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这一总体性的判断并不排除如下事实：由于中国长期浸润于封建主义的文化氛围，其礼俗带有更多落后成分，包天笑曾不无嘲讽地描写晚清北方的屈膝请安说：“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要弄得不好，踏着自己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双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州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宦官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23〕
这样一类礼俗当然充满了丑陋和愚昧，是现代化进程必须淘汰的历史内容，而西方因为率先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礼俗多受现代观念的洗礼，具有更多的文明成分。这部分内容影响中国社会，造成中国传统礼俗的弛废和剥落。有关史料记载说：“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明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新郎新娘则交换饰物、相对鞠躬、继谢证婚人、介绍人各三鞠躬，并行谒见主婚人及双方族人之礼；全体退席后，开茶点、筵宴〔24〕。“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赠礼。”会议程序，简单的为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文和悼词，行三鞠躬礼，述行状，演说，家属以鞠躬礼答谢来宾，奏哀乐、散会；较隆重的，也不过增加献花果、唱追悼歌等项内容而已〔25〕。
清末民初之际，这一类因西方影响而变俗变礼的现象是多见的，治风俗史者甚至有“婚丧失据”之叹。这种“失据”实际上体现的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文化的畸变。
三、象征黑暗与庇护光明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充满污浊与黑暗。这里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大交易所，也是阻挡中国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反对堡垒之一。这里烟馆、赌场、妓院比比皆是，红头河三逞凶、安南巡捕作恶，是当时报刊屡屡披露的新闻。“这里是罪恶之薮，侵略之源，不过是人间地狱的活现。”
但是，租界在充分体现殖民者的野蛮、贪婪和反动性的同时，又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呈现出一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殊格局。
租界的特殊首先表现于它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便利和保护。这正是租界外民族资产阶级亟求而无法获得的环境。他们因此纷纷把资本转向租界。上海的民族资本便主要集中在租界和受租界统治的越界筑路地段，由此造成了全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租界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块重要空间。
租界的特殊性还在于，租界当局虽然在租界内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但对于不触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一般不加干涉。这样一种特殊格局，使租界无形中成为现代化推进者出击或保护自身的一块阵地。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租界庇护非浅。大凡依托租界、洋商的报馆，清吏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能兴文字之狱”〔26〕。后来人与西人评论说：清末上海报业发达的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27〕，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享受有密接之关系，仅于此种特权保持之下，与在此种自治的外侨居留地内，中国的报纸方能成为现在的中国的社会生活里的一种要素”〔28〕。与此同时，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格局，逃避清廷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的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一文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地方。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资本论》等一批书籍，在中国知识层中激起层层反响。鲁迅本人对租界批评甚多，但每遇反对当局的迫害，鲁迅多至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其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而寓“半租界”之意。
作为西方世界在中国的飞地，世界文化名人杜威、罗素、萧伯纳、爱因斯坦、卓别麟等人都曾到上海租界逗留。租界内的教会学校在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也传授新鲜思想和新鲜知识。租界内的西人报刊一面鼓吹殖民言论，又一面报道外部世界的消息，其间不乏议会选举、总统易人、妇女平等充满现代意味的内容。这些因素汇集一气，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意义是积极的。
租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重性作用，显示了历史的错综与复杂：罪恶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罪恶的成分，神圣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神圣的内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人们去认真对待。当然，租界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列强。
注释：
〔1〕上海史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德）施生克尔：《19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1页。 三联书店，1963年版。
〔3〕《汉浒金石小记·汉口竹枝词·一梦绿》合刊。武汉益善书局印行，1933年8月。
〔4〕〔5〕〔6〕〔7〕〔9〕《申报》，同治11年6月15日、9 月25日、10月8日、6月15日、12年3月23日。
〔8〕黄杼材：《沪游脞记》。
〔10〕《前洋泾竹枝词》。见《申报》，同治11年5月8日。
〔11〕《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12〕《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1页、第5卷，第17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论上海》，《上海县续志》卷30。
〔14〕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
〔15〕《论中国宣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自《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1下。
〔16〕《申报》，同治12年3月23日。
〔17〕《收回租界运动》，1929年10月印。
〔18〕《上海乡土志》第146页，电灯。
〔19〕〔20〕《洋务运动》（八）第346、346页。
〔21〕《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 转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43～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民国《上海小志》杂记。
〔23〕包笑天：《钏影楼回忆录》第291页。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24〕〔25〕徐珂：《清类钞》第5册，第1987、3544页。 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论中国官吏禁报事》，《知新报》第116册，1900年3月31日。
〔27〕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
〔28〕A·M·kotenev：《上海市政与华人》第72页。 转自胡道静：《上海的日报》。
（资料来源：《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