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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彭明辉：方法、方法论与历史解释

一、引论
1945-2000年台湾地区的历史学研究，主要内容为何，关注点为何，是许多历史学工作者关心的课题。有关台湾地区史学研究取向的讨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兴趣较为浓厚[1]；另一种是以较宏观角度对台湾史学进行整体性讨论[2]。
台湾史学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响：（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
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3]。
杜正胜教授〈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一文，将台湾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分为四代：一、第一代学者：1945年以后来台的史学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学派为基础；二、第二代学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学工作者自国外带回许多新的观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会科学方法到历史学领域；三、第三代学者：1970年代以后到1980年代之间，在介绍外国理论时较不生吞活剥，显示台湾史学界对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论的反省；四、第四代学者：1990年代，台湾历史界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台湾史研究蔚为风尚，本土意识确立，台湾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重新画分界线[4]。
杜正胜教授另一篇回顾台湾史学动向的论文〈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原系2002年5月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川流讲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 的演讲[5]，杜正胜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5个截点加以分析：（一）台湾史学的起点──1950年；（二）史学以真为本务──傅斯年与史语所，（三）史学反映时代精神──沈刚伯，（四）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许倬云和《食货》，（五）物质、社会与文化有机连系的「新史学」；杜正胜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台湾50年来的史学变革，有其内在理路亦与外缘的政治社会情势密切关连；台湾史学的第一代学者于第二次大战后来自中国，傅斯年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沈刚伯认为史学研究不应与社会脱节，1970-1980年代引进社会科学方法，昌盛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出现新的趋势，形成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史；1990年青壮代史学工作者创办《新史学》，尝试推动新领域、新课题的史学研究，此为台湾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而1990年代台湾地区完成民主化，对史学发展造成的冲激远较过去任何史学思潮或方法更深刻，50年来台湾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史学教育与研究不得不重新检讨，而台湾史学何处去？台湾史家当如何安身立命？在历史学社群内部的意见变得相当分歧，甚至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处在转变的关键时刻，杜正胜教授认为下一波的新史学运动将不再是史家技艺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态的解放，如何突破长久以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重新建构世界性的历史视野，为长年永续的实证研究开辟一条新路[6]。
林满红教授〈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指出，当前台湾历史学界的几个现象：（一）以中国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二）研究着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讲求历史解释；（三）忽略现在与过去对话及史学整体性的方法论问题；（四）史学研究与社会的脱节[7]；林满红教授并提出四项建议：（一）促请立法院赶快通过档案法；（二）建立公报、报纸等数据光盘，鼓励全民写史；（三）调整与史学相关的奖评、升等、聘任办法；（四）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林满红教授的论文大体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其中以中国史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尤指出问题关键所在；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部分，在1990年代以后已有明显改善；其余所论大抵勾勒出台湾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及弊端所在。
宋晞教授论析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台湾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放在同一范畴中讨论，，而以史料的发崛和各领域史学研究论着为论述主轴[8]。
2002年7月7日中国历史学会第38届年会举行“近年史学新趋势座谈会”，引言人分别是刘翠溶教授（台湾史）、李东华教授（中国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对台湾地区198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研究做了综合性的讨论。刘翠溶教授将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的台湾史博、硕士论文分为所别比较和专史比较，对了解台湾史研究的动向具有指标性的意义[9]；李东华教授的引言延续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论点[10]，并补强1980年代以后的相关发展，说明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对垒的最新趋势，以及后现代史学对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冲激[11]。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台湾史学五十年》，从外部分析1945年以后台湾地区历史学的发展[12]。王晴佳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三期讨论：（一）1950-1960年代中期：为台湾史学的初创时期，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1.史料学派；2.冷战的政治环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会科学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三）1987以后：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学研究禁区的开放，台湾史学进入蓬勃发展期[13]。
从李东华、杜正胜、宋晞、王琪、刘翠溶教授的论析，约略可以看出台湾史学的一般概况，影响台湾史学研究的四个面向：（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亦昭然若揭。在这些面向中，我们看到受外来影响的轨迹，亦有台湾史学工作者内省的自觉；外来的影响包括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内省的自觉则包括对方法与方法论的反省（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的本土化），研究范畴的转变（如1990年代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上述论着对台湾史学在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历史解释的检讨上，勾勒出一幅鸟瞰式的图象，对了解台湾史学提供了基本的趋势导引。
此外，彭明辉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选取《大陆杂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史学集刊》、《史学评论》、《思与言》、《幼狮学志》、《食货月刊》、《新史学》等8种期刊为分析对象，并以1945-2000年间的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为参照客体，分析两者的内容取向及关注课题。在搜集到的2,008篇博、硕士论文，中国史占73.0%，台湾史15.9%，世界史11.1%；8种期刊搜集到的论文计5,683篇，中国史占87.3%，台湾史4.9%，世界史7.9%，略可看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重心之所在[14]。在另一篇分析历史学报的论文，搜集到的20种历史学报论文计2,378篇，中国史占80.6%，台湾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说明台湾史学的研究重心是中国史[15]。
整体而言，台湾史学在理论与方法论上，颇受外来学说之影响，惟在研究课题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台湾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才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
二、反思与前瞻
搜录于本书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大体环绕近、现代中国史学与台湾史学立说，整体回顾与检讨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面貌。
余英时教授〈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首揭现代中国史料与史观学派分体抗礼之说，余英时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一是史料学派，系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观学派，乃以系统观点通识中国史全程为主要任务。余英时认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发展，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他希望现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能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方面用严格的实证方法建立史实，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证而不疏”和“疏而不证”的问题[16]。此文原系《史学评论》的〈代发刊辞〉，刊出后引起甚多回响，两岸学者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论赞成或反对，大抵均在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黄进兴教授〈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说明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垂一世纪间“新史学”的诸种面貌。黄进兴教授指出，梁启超一面将史学从经学的附庸独立出来，却又迎向社会科学的附庸，使得“新史学”扶得东来又西倒；而同时代的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终落得“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结论；何炳松在引介美国哥伦比亚新史学派鲁滨逊的《新史学》时，又不免以社会科学为史学开药方。黄进兴教授指出，中国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自此中国史学始洞门大开，外敌（案指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得以长驱直入，扰攘永无宁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自此现代中国“新史学”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从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居中除了夹杂美、苏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因此，黄进兴教授呼吁，今日的史学研究，必须重新省视中国历史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建立别具特色的史学。
陈弱水教授〈传统中国史研究与台湾史的未来〉一文，讨论台湾史学的四个问题：（一）传统中国史研究在台湾的人文学术中应有怎样的地位；（二）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可以实行何种战略？（三）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应如何扬长避短；（四）如何运用相关的研究资源？陈弱水教授指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史研究，台湾的中国史研究乃属边缘地区，故应有良好的研究策略；虽然今日之台湾应努力建构台湾史的研究，开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国史仍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台湾研究中国史，最有潜力的方向是“现象解释”。陈弱水教授认为，“现象解释”以实证的研究为基础，抉发出有助于了解重大历史问题的现象，进而描述此现象，说明其与重大历史问题的关，亦即一种涵盖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文，全面回顾和检讨了1950-2000年间台湾史学有关史学理论的引介，并对台湾史学过度向现代化、科学化倾斜的现象有所评骘，认为在科学化风潮之下，使得文学或艺术想象与史学产生距离。
王泛森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从新文化史对思想史研究的冲激，讨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一）对私密性史料的重视与利用，强调地方性思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讨方法论的问题，厘清“事件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对希洛克（Marc Bloch）研究古代历史要像“倒着放电影”的论述提出修订，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论上应该是“顺着放电影”；（三）提出中国近代传播网络的形成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读书人的角色与功能的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后仍强调，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对重要文献缜密而深刻的阅读。
王明珂教授〈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提出有异于溯源研究的边缘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系指着重于构成一个社会体系的“内涵”，溯源方法主要以寻找“内涵”的“相似性”为主的模拟法。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是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化的族群现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义“同我”是以将“非我”排除在人群边缘外来达成，并以共同的称号与共同的起源来设定族群边界，而族群认同的改变，也是以族群边界的变迁来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须先假设民族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统、语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曾经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这种边缘研究的思维架构，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辟蹊径，开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录于本书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大体勾勒出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样貌，显示外来冲激与内省自觉对台湾史学所造成的影响，殊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亦由此呈显台湾史学多样化的现象。
三、方法与方法论
学者们反思台湾史学的形成，大抵同意战后初期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受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故自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以来，方法与方法论就成为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念兹在兹的事；而以傅斯年1928年创办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地的史料学派，1960年代与1970年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联姻，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台湾史研究的兴起，1990年代以后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出现，是台湾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高张的关键年代。
黄进兴教授〈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有鞭辟入里的论析；黄进兴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史学对“方法”的提倡，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为荜路蓝缕之作[17]。稍后的胡适，更是提倡“科学方法”的燃灯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但他的整理国故和科学方法其实很有科学主义的意味[18]。在科学主义的涵盖之下，“科学方法”几近无所不能；历史研究显然属于“国故”的一部分，同样应该讲求“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
而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流传入大陆，一些左派史家开始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以唯物辨证法处理历史问题，从不同的方向助长此一“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就台湾史学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绍及输入，不仅加强此一意识，而且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的“分析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台湾，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就采纳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许冠三教授的《史学与史学方法》（1963）也把这些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19]。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指出，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学，约略可以1960年代画分为两个时期，1960年代以前为大陆史料学派延续时期，1960年代以后，史料学派的地位开始动摇，进入解释史学时代[20]。黄俊杰教授在〈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中，曾就刊载有关史学方法论最多的两分杂志──《食货》月刊和《思与言》杂志，做了统计与分析[21]。黄俊杰教授认为1970-1980年代是台湾地区注重史学方法论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学、心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22]，对史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从学者们的论述，略可了解1960-1970年代，是台湾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年代。
搜录于本书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各自代表了台湾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各种方法与方法论的提倡，可谓各出机杼。
1979年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初版问世后，台湾地区的大学历史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历久不衰，可以说是台湾地区有关史学方法与方法论的长青树。搜录于本书的《史学方法论．第一章绪论》，杜维运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学于一炉的呼吁，认为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两千余年，其史学方法有绝相殊异者，有遥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适足互相发明，其相殊异者则能彼此切磋。杜维运教授认为，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兼容并蓄的胸襟，综合两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史学的中心工作。杜维运教授亦提出科学与艺术方法的相辅相成，个人集体的交互为用，以写出真善美的人类历史。
刘子健教授〈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一文，对1980年代以来风行于史学界的年鉴学派、量化史学和心理史学有所批评；对于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刘子健教授认为方法在先、问题在后的研究方式并非正道，应该是问题先于方法。在此文中，刘子健教授提出中层题目的观点，认为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均有其盲点，而做中层题目时，容易有小题目的副产品，累积起来亦可看出大方向。刘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经的方式，拟订8种史学技术，分别是：（一）设分类；（二）钻小缝；（三）顾大势；（四）抓要点；（五）抢一角；（六）找边傍；（七）出冷门；（八）碰运气；（九）求概念。此外，刘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几项呼吁：（一）不要祇做窄题目，亦可以做宽的题目；（二）鼓励合作研究，加强同行切磋；（三）提高学术论着的质量，采取现代式的写法，面向大众，走向社会。
蔡彦仁教授〈中国宗教研究──定义、范畴与方法学刍议〉，借用外国学者研究宗教的传统，用以检验中国宗教研究未受重视的诸种原因，提议今日应重新审视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独立的宗教学科。文中对于普遍宗教性的确认、取材对象与研究方法，亦多所着墨。蔡彦仁教授建议以“主题类型”为运作假设，以掌握与厘清中国宗教现象；同时亦反省这些得自中国以外的宗教传统，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研究尚待验证；但这类理论与方法学的提出，当有助于吾人重新检视传统学者对宗教研究的看法；并且认为中国历史蕴含丰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与解释。
杜正胜教授〈历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特就宗教史的研究论〉，探讨宗教史研究的三种模式：（一）教派史的研究，只以教派中的人为对象，由人与人的连系组成渊源流长的教派史，以教派的发展演变为课题；（二）政治与文化意义的宗教史研究，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关连性；（三）功能的宗教史，不涉及宗教行为起源论，不措意于宗教及其思想之影响变迁，也不追求宗教仪式的象征意义，只着重研究宗教对社会发生的功能，及宗教行为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杜正胜教授认为三种研究方式均各有所偏，而反思宗教史研究的诸种面向，在文中提出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如何应用的问题；杜正胜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方法是互为变量的，史家尽可吸收新兴社会科学的概念，但历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意义的课题，也有其独特的方法，非其他社会科学所得取代。
张玉法教授在〈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一文，介绍自18世纪以来心理史学的发展，从维可（V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赫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Anna Freud, Erik H. Erikson, Heinz Hartmann, Harold D. Lasswell 到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学方法与着作。对心理史学的成果，包括个人心理分析的传记研究和集体心理史学的研究着作，均加以爬梳，对心理史学的发展与着作成果做了整体鸟瞰式的整理。张玉法教授认为，就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看，心理史学已确然可以成立，史学工作者宜多留心相关研究的发展，以开拓史学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伟瀛教授〈历史量化的反思〉，说明在台湾从事史学量化研究的困难与限制有二：（一）史学工作者的量化训练不足，量化统计技术全靠自行摸索；（二）史料搜求耗去史学工作者的主要时间，不可能有余力对量化技术做持续性的深入探讨。但随着个人计算机的进步与普及，历史量化的未来展望可朝下列三个方向努力：（一）史料搜集；（二）史料批判；（三）分析史料。古伟瀛教授认为历史量化至少给史学工作者一种新的向度（dimension）及可能的选择（alternative），让史学工作者在从事研究时，随时都思考有无可以量化的地方，将可使史料搜集更为敏锐，在分析上更为细密，论证更为扎实。而未来的史学着作应质（qualitative）量（quantitative）兼备，既有个案分析，亦有量化统计结果，叙述（narrative）与分析（analysis）并重，因此，叙述史学和量化历史应是互相补充，合则双美的共生状态。
刘翠溶教授〈近二十几年来欧美历史人口学之发展──兼论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对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说明：人口史系指以过去人口之消长为指标来解释相关的历史现象，历史人口学则是运用现代人口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人口。刘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人口学发展，并揭示可运用其方法于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而家谱、族谱、正史与地方志，包括传记与碑铭文字，均为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可用材料。刘翠溶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有待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并需要计算机专家的协助。
彭明辉教授的〈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藉用复音音乐与文学的众声喧哗理论，分析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说明五四时期所引介的各种西方思想、主义、方法与方法论，并非有系统、有组织、有秩序的状态，甚至有点随机取样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类学说同时出现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学术界。这是为何五四时期出现的各种论题，在后五四时代继续燃烧的重要因素。台湾历史学界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可说是由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一路发展下来的。类似的情形亦出现在大陆史学界，1949年以后大陆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进行的各种运动，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论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可谓历久不衰，甚至每当面临新思潮或新运动出现时，方法与方法论就重新下锅，再度炒热。而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的幽灵，80年来不断地在台湾与大陆史学界重现，乃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影响最深远者。
李东华教授在〈中华民国历史学博士论文内容及方法之评析〉中，分析1971-1983年间39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师承、断代分布、专史领域与方法，说明39篇历史学博士论文除1篇为韩国史外，其余38篇均为中国史；其中以宋史为题的最多，占10篇；其次为近现代史，占9篇；在专史分布上，政治军事史占12篇，比例最高；其次为经济史6篇，社会史4篇，说明社会经济史有逐渐风行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论文相约研究史学史，分别为：阮芝生研究司马迁、逯耀东研究魏晋史学、张元研究宋代史学，加上后期陈锦忠研究先秦史学，这项对中国史学史的集体研究，是台大博士论文的最大特色。李东华教授指出，从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内容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解释史学取代了史料学派；（二）论文取材的史料范围明显扩大。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未见大量使社会科学方法，但因解释史学观念的确立，历史学博士论文采择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是必然的趋势。
黄俊杰教授在〈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一文，将台湾历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观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70，第二阶段为1970-1980；黄俊杰教授认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继承近代中国的史料学派，第二阶段则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欧美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行为科学）对台湾史学的影响；黄俊杰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学者（如钱穆、杜维运、余英时、汪荣祖、王尔敏教授等）对传统史学思想中有关“史识”的强调，说明历史学工作者无法避免“意义”的问题及其先导性。
搜录于本书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略可说明台湾史学强调方法的优先性，不论1960-1970年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尝试，1990年代以后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出现，均代表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方兴未艾，亦显现出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
四、历史解释
相较于对方法与方法论的热中，台湾史学的历史解释似乎较为沈寂，这一方面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亦为现代学术强调窄而深的研究取向所致；搜录于本书第3篇〈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其中有4篇系由演讲稿改写而成[23]，略可说明对历史提出整体解释，并非台湾史学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刚伯教授〈史学与世变〉原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演讲，其后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24]，沈刚伯教授于文中指出，史学与时代有密切关连，史学产生后，物质环境仍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时代安定不太变动，史学反而比较沈寂。主要是因为人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每一个时代必然出现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而变动时代的种种观念就形成了新史书的重点；沈刚伯教授认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观念，用新的方法编成的史书，一定有新的体裁，而用这些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新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史学，须得再变。沈刚伯教授在〈史学与世变〉中认为，史学工作者宜对时代、社会有所关怀，因而呼吁世变与史学的关连性。
许倬云教授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中认为，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其中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脉络，交织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因此处理中国的历史，应该与处理整个西欧史或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属于同一层次，而不同于某一个国家的国别史。许倬云教授用时空坐标的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面向，而以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面向为讨论对象，揭示中国历史在空间转移与时间序列的进程上，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诸种风貌。
姚从吾教授在〈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指陈中华文化的两大兴盛时期：秦汉为汉族儒教大同文化第一次兴盛时期，隋唐为儒教大同文化第二次兴盛时期。而国史悠久绵延的原因，乃归功于儒教大同文化的维繋。姚从吾教授在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五大酝酿与四大混合：（一）有先秦的长期酝酿，而后有秦汉时代第一次的大混合；（二）有魏晋五胡十六国的酝酿同化，与南北朝的分途发展，而后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三）有五代的酝酿与两宋辽金的分途发展，而后有大元帝国的第三次大混合；（四）有明朝与蒙古的对峙与休息，而后有大清帝国的第四次大混合；（五）1842年以降的长期苦难，是另一个新的酝酿期，酝酿着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而维系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则是长城、黄河与长江。
李济教授〈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说明重建中国上古史必须将考古数据与文献合而观之，缺一而不可；李济教授指出，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材料包括：（一）与人类原始相关的资料；（二）与研究东亚地形相关的科学资料；（三）人类的文化遗迹；（四）体质人类学；（五）狭义的考古数据，即过去古器物学家一般所承认的考古数据；（六）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七）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录。而研究中国上古史首先要问的两个问题是：（一）构成中国民族的人种问题；（二）中国文化的开始。李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上古史应充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但亦须注意科学研究的成果并非相等。而在写作上古史时必须一面运用科学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须运用丰富的文学想象，来填补科学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东教授〈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指出，两汉时代史学翼附于经学之下，不是独立的科目。因此刘歆《七略》没有史部这个门类，班固以《七略》为蓝图编撰《汉书．艺文志》，将史部的书籍骥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有些则杂入子部诸家之中。逯耀东教授认为，《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着作篇帙的多寡无关，而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还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枝而己。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将史部标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科目。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完全建筑在魏晋史学发展的基础上。
傅乐成教授〈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讨论的非止于唐代和宋代，并往上追溯到魏晋南北朝，说明魏晋南北朝在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三方面，对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响。傅乐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只是始开风气，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北宋时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学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最显着的现象，也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陶晋生教授〈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巨视眼光探讨边疆民族与中国历史关系的论文，包括边疆民族入主中国的频繁及其原因、边疆民族和汉民族相处的三种模式、边疆民族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对于西欧和中国不同的影响等。陶晋生教授归纳边疆民族和汉民族相处三种模式：（一）维持和平关系，以南方边疆民族为代表；（二）渗透王朝，以五胡乱华时期的华北野蛮王朝代表；（三）征服王朝，以辽金元清为代表。而边疆民族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物产、文学、艺术、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陶晋生教授的论述主要是整理中外学者的研究，具有整体性和通论性的意义。
汪荣祖教授〈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是其专书《史学九章》中的一篇[25]；将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做了贴切中肯的论述，此文环绕于三个主题进行论辨：（一）对褒贬史学的认识与误解；（二）对史官制度的认识与误解；（三）对中国传统史书的认识与误解。汪荣祖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以现代眼光观之固有不少缺点，西方史家正是以现代西方史学的标准来批判中国的旧史学，加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浅显，很容易做出未经细究的综述和结论。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受到儒教的深切影响，将重点放到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央政权雇用史官，为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致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汪荣祖教授此文即针对西方史家的片面认知有所商榷，同时亦指陈现代中国史家似未称职，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够深入与全面，此为现代中国史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搜录于本书第3卷〈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大抵呈现台湾史学对历史解释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以较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史进行解释，但除少数篇章属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为综合整理式的论文，相较而言，并非台湾史学研究的重心。
五、小结
搜录于本书的23篇论文，略可呈现台湾史学界对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关注；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回顾与检讨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面貌。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略可说明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第3卷〈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大抵呈现台湾史学对历史解释的关注。当我们省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有关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相关论着，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显然高于历史解释，显现出台湾史学向窄而深的现代学术研究靠拢之取向，因而有愈来愈多的史学着作以深入专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加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使台湾史学有愈来愈专业化的趋势，这种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变，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提倡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试图在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之外，走出一条新的史学之路。
回顾、反思与前瞻，台湾史学在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范域，呈现出倚轻倚重的面貌，未来的发展犹自在时间之流里继续前行。
附记：
本文是为：邢义田、黄宽重、邓小楠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分册所写的〈导论〉。
[1] 如黄俊杰、李东华、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关着作如：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台北，1983.04）: 69-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汉学研究通讯》，2.3（台北，1983.07）: 135- 145；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黄俊杰，《战后台湾的教育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29-99；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台北，1984.10）: 36-43；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汉学研究通讯》，20.4（台北，2001.11）: 6-17。
[2] 如杜正胜、林满红、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关着作如：杜正胜，〈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历史月刊》，92（台北，1995. 09）: 79- 85；林满红，〈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麦田出版，2002），169-176；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民国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讲〉，《国史馆馆刊》，复刊21（台北，1996:12）: 1-26；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年〉，《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4（台北，1999）: 329-374。
[3]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37- 38。
[4] 杜正胜，〈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历史月刊》，92: 80；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认为「台湾史的研究始终有良好的发展」，与杜正胜教授的说法略异；参见：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40。
[5]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1.3（台北，2002.09）: 21-42。
[6]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1.3: 21；有关打破长久以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建构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林满红教授亦有深刻的观察，参阅：林满红，〈以世界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177-202。
[7] 林满红，〈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144-168。
[8] 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民国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讲〉，《国史馆馆刊》，复刊21: 1-26。
[9] 刘翠溶，〈台湾史部分引言〉，《中国历史学会会讯》，70&71（台北，2002.11.30）: 20-22。
[10]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36-43。
[11] 李东华，〈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史研究趋势之我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70&71（台北，2002.11.30）: 22-24。
[12]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2002）。
[13]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xiv-xvii。
[14]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取向：一个计量史学的分析（1945-2000）〉，《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台北：麦田出版，2002），151-206；彭明辉，〈从历史学期刊论文分析台湾史学研究动向（1945-2000）〉，《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台北，2001.05）: 335-364;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1.2=82（台北，2002.05）: 1-16。
[15]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学报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1（台北，2004.05）: 193-234。
[16]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此文原系《史学评论》的代发刊辞〉，收入：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1-29；此处所引在2, 4, 27。
[17]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收入：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18] 郭颖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19]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收入：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5。
[20]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 11: 36- 42；李东华教授进一步说明以1960年代为分期的原因有三：（1）从史学理论及方法论而言，1963年2月15日创刊的《思与言》是对史料学派最早提出批评的刊物；（2）就史学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内地来台老一辈教授逐渐退隐、凋谢的时代，也是第二代学者大量崛起的时代；（3）就历史研究与教学而言，1960年代是历史研究、教学单位数量上大量增加的时代。（页40）
[21] 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 69-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2.3: 135- 145。
[22] 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 70-73。
[23] 包括：沈刚伯，〈史学与世变〉；姚从吾，〈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陶晋生，〈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均系由演讲稿改写而成。
[24] 沈刚伯，〈史学与世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1 （台北，1967. 10）: 509-517。
[25]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2002），13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