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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董欣洁：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人们对历史分期问题的关注因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而日益增长。① 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过程中，“历史分期是为古往今来的历史进程，确定什么构成主要延续和什么构成主要变化定义标准”。② 从20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首倡全球史观以来，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着作对历史分期这一问题均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西方传统世界史着作把欧洲历史看作人类文明发展的经典阶段，并以欧洲历史为范型来划分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全球史着作则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③
考察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西方全球史研究的特点，深化对其研究框架的整体认识，进而更加深刻地把握世界历史的内在发展脉络。本文选取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1963年出版）、《世界史》（1967年出版），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1970年和1971年出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出版），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等人的《全球文明史》（20世纪90年代出版），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和赫伯特·齐格勒（Herbert Ziegler）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2000年出版），对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的历史分期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些着作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及其着作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对发展动力方面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一
西方传统的世界史叙述认为，人类历史肇始于古希腊，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农业革命中得以发展，之后一直延伸到千年之交意大利主导的商业崛起。这一过程继续发展，直到中世纪鼎盛之时欧洲在文艺复兴中重新发现了完美的希腊思想，当时伴随着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从而将欧洲推向工业化和近代资本主义。西方常常被描绘成主流文明，尽管东方社会有时也被提及，但显然被置于主流历史之外。在这一叙述中，西方从一开始就是优越的，其胜利和崛起的历史是在撇开东方或“非西方”的情况下叙述的。因此，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起源与西方的崛起合二为一，对近代资本主义和文明兴起的描述就是西方历史。④ 欧美学界涌现了众多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带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着作。⑤ 例如，威廉·斯温顿（William Swinton）于1874年出版《世界史纲要》一书，他认为，“我们完全有权利说雅利安人是‘进步’的特殊种族，大部分世界历史必须叙述雅利安人各国家对共同文明所做的贡献”。他这部《世界史纲要》的索引都没有列出印度和中国。⑥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学教学实践中，欧美的历史占据绝对中心地位。例如，1910年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课程中45％是欧洲史，37％是美国史，只有2％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⑦历史分期是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总体观点的直接及突出反映。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西方传统史学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沿用的是“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方法，或者是其变种“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分期方法。“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三分法，最早是18世纪前德国学者凯勒尔（Christopher Cellarius）在其《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中提出的。⑧ 18世纪以来，这种三阶段分期法在西方史学界的世界史编纂中被普遍采用，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赞成。⑨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在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时，较为普遍地抛弃了以欧洲历史为参照的做法。全球史实际上没有把民族国家预设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单位，⑩ 而是从文明角度出发，试图对各文明自身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进行比较分析，努力把各个地区的人类经历整合到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中去，从而在“全球”的时空范围内展现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画卷。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中把人类文明发生后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中东统治时代，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500年；（2）欧亚文化均势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3）西方统治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至于“西方的兴起”这样一个敏感的题目，麦克尼尔认为，西方的兴起只是人类漫长文明史进程中经历了各文明的交替兴衰之后，在近500年才出现的一个时段历史现象。(11) 对于公元1500年至今的历史，麦克尼尔认为，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本平衡的世界格局，大约从1850年开始西方向全世界急剧扩张。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是麦克尼尔关注的中心，他认为，在各主要文明力量的对比中，欧洲的地位经历了从最初的弱势、中期的均势到后期优势的变化过程。(12)
麦克尼尔的历史分期在他的《世界史》一书中阐述得更为具体。《世界史》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世界主要古老文明的形成及概况，远古—公元前500年；（2）各文明的平衡发展，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3）西方主宰世界，1500年—1789年；（4）走向全球大一体，1789年至今。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早期版本的上下两册中虽然以公元1500年为界把从文明之前的人类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分为两大部分，但实际上可分为七个阶段：（1）文明之前的人类；（2）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3）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4）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公元500年—1500年；（5）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年—1763年；（6）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年—1914年；（7）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全球通史》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99年的第7版将时间范围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者把全书的副标题改为“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以便强调全书的整体性，但其历史分期没有变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没有提出统一的分期标准以衡量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他指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13)
巴勒克拉夫在其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把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975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人类的世界，约公元前9000年—约公元前4000年；（2）最初的文明，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3）欧亚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4）划分为地区的世界，公元500年左右—公元1500年前后；（5）新兴的西方世界，公元1500年—公元1815年；（6）欧洲统治时代，1815年—1914年；（7）全球文明时代，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他还指出，“今天我们显然处在欧洲时代之后的时代”。(14) 他认为第六个阶段也就是“欧洲统治时代”的终结可以看作是在1914年。1914年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7年就演变成为世界战争，这标志着从“欧洲统治时代”到全球政治时期的过渡。(15) 不过，巴勒克拉夫又指出，“欧洲统治时代”虽然终结，“全球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他倾向于把1870年到1914年“世界经济的形成”看作“全球文明时代”形成的基础。(16)斯特恩斯等人在《全球文明史》中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1）文明的起源，约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1000年；（2）世界历史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5世纪；（3）后古典时代，公元450年—1450年；（4）缩小的世界，公元1450年—1750年；（5）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公元1750年—1914年；（6）20世纪的世界历史。《全球文明史》的作者明确提出了划分历史时期的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对早期文明来说就是跨地域接触）密度和范围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17)本特利和齐格勒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500年；（2）古典社会组织，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3）后古典时代，公元500年—1000年；（4）跨文化交流的时代，公元1000年—1500年；（5）全球一体化的缘起，公元1500年—1800年；（6）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公元1750年—1914年；（7）现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
本特利和齐格勒认为，七个时代并没有反映出单个社会的独特经历，它更多地反映了在多种文化交流中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这七个时代与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形式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在古代，这些网络就支撑着人们之间的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经历，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有效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密集和系统化。以七个时代为框架研究世界各民族，我们可以充分比较不同的社会组织，也会看到多种文化交流在各个社会组织的历史和世界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18)《新全球史》从始至终关注两个共生的主题——“传统”和“交流”，认为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19)
上述几部着作反映出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发展的学术脉络。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20) 而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前言”中则明确指出，“这册地图集的原方案是笔者于1973年制订的，本人有幸能同L. S. 斯塔夫里亚诺斯，并同A. J.托因比（在他去世前）讨论过此方案。我感谢这两位所作的批评指教和鼓励”。(21) 又如，《新全球史》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仅仅从西欧，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某个社会出发，是不可能理解当代世界的，同样，仅仅从某个社会的历史经验出发也是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作的贡献。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广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22) 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今日世界的迫切需要之一就是关于现代历史进程的新视野，在世界事务的新形势中，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和几乎排外性的从西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解释，很难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历史学家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困扰，觉得自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前的经验无法提确切的指导。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23)“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民族和文明在被考察时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的经历都不应被漠视为边缘的或无关紧要的”(24) 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再如，巴勒克拉夫主张建立一个表明每种文明中并行发展阶段的时间表，进而确定哪些事件是“当代的”。两个历史事实在它们各自的文化中发生在同样相等的位置上，因而具有相等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这种时间表，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影响文明发展节奏的原因。(25) 而《全球文明史》的作者斯特恩斯等人提出的历史分期三要素之一即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与巴勒克拉夫的主张之间也存在着可以相互印证之处。客观来看，在上述通史类全球史着作中，都暗含着源自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他们都是从文明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在对欧亚大陆的文明予以充分关注的同时，努力扩展对其他地区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上述通史类全球史着作展现了其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即努力从全球的、整体的而非区域的、局部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整体和宏观的把握。这种从全球视野出发的历史分期还表明作者在全球史编纂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即努力将那些以往被忽视甚至被忽略的文明纳入考察视野，追求中立的价值判断。同时，这也在实践上使得对文明或跨区域及跨文明的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性比较成为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的一种必然。例如，斯特恩斯等人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比如正式的政府、家庭结构和艺术的仔细比较来组织。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帮助我们把握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并且凸显出主要社会之间存在的关键差别。比较提供给我们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使得我们能够确认应该加以记忆和解释的关键性的模式。(26)二
在从宏观角度阐述世界历史进程时，上述学者摈弃了带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古代—中世纪—近代”或者其变种“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分期方法。具体来看，麦克尼尔划分为四个阶段，斯塔夫里阿诺斯、巴勒克拉夫、本特利和齐格勒划分为七个阶段，斯特恩斯等人划分为六个阶段。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1500年和1914年被这些学者较为普遍地视为世界历史的分期界线。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没有选用公元500年和1500年，而是选取了公元450年和1450年，这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了其时代背景。另外，上述学者对“西方优势”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差异，这从其对1500年之后历史分期的时间界线上即可看出。
在持“欧洲中心论”者所描绘的世界历史画卷中，公元1500年前，世界限于停滞，分裂为各个孤立的、落后的区域文明，随着欧洲文明的崛起，各地区之间交流的障碍才被打破，全球化时代才得以展开。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500年之前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交流。例如，麦克尼尔指出，公元500年左右，几乎世界范围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都已经建立。(27)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在公元500年之前，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地域都在平等地进行着交流，所有地域的文明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至今仍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影响。(28) 本特利则认为，即使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就已经通过文化交流互相影响了。(29)总体来看，通史类全球史与西方传统世界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对1500年之后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解，也就是对所谓“欧洲统治时代”、“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或者“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的认识问题上。这一分歧表明，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对所谓西方优势和1500年之后5个世纪里世界历史的演变具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把“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界定为从1763年到1914年，他认为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但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30) 巴勒克拉夫把“欧洲统治时代”界定为从1815年到1914年，认为从1500年到1815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尽管新因素脱颖而出，欧洲社会基本上仍旧是领主和农奴的农业社会。18世纪后半期，欧洲同美洲和亚洲的贸易关系正在对欧洲本身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从19世纪开始，欧洲由于本身工业化力量的推动，在世界崛起。这一过程也就是“欧洲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1914年。(31) 这里，巴勒克拉夫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变是在19世纪初期，二是欧洲由于本身工业化力量的推动而在世界崛起，这实际上是区分了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不同历史意义。而本特利对1500年之后世界历史的研究也表明，欧洲在近代早期（1500年—1800年）并没有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宰者。本特利和齐格勒把“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界定为公元1750年至1914年。他们认为，在大约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商业贸易、生物学以及文化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欧洲人。虽然欧洲人在近代早期阶段并没有取得世界霸权，但同他们的祖先相比，他们确实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一个杰出的角色，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世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1800年以后，欧裔人口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中才取得了优势地位。(32) 斯特恩斯等人把“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的时间界定为1750年至1914年，但也指出在1760年，西欧尽管商业也很发达，但很大程度上仍是个农业社会。从1850年到1914年，是一个更成熟的时期，这时工业社会的含义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大致从1800年以后开始，欧洲变成了制造业的世界中心。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尚为迟缓，但在那以后，则迅速地扩展。(33)巴勒克拉夫、本特利、斯特恩斯等人的上述观点获得了当代其他学者研究的印证。例如，《西方社会史》的作者指出，西方社会在1900年已经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了，这和它在1800年曾是农村化和农业化一样千真万确。(34) 彭慕兰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35) 可以说，随着对世界历史实证研究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对自身利益的界限存在着明确的理解和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相应地自然具有各不相同的立场、视角和观点。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并没能彻底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源自欧洲并缔造了欧洲优势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后果。以麦克尼尔为例。麦克尼尔一方面认为，直到1850年，西方才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主要文明的关键性优势，并迫使所有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抛弃先辈的道路，放弃他们传统的、文化的自主，以便借用西方的技术努力实现现代化；(36) 另一方面，为了洗刷“欧洲中心论”的嫌疑，又不得不尽量淡化欧洲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及影响。这就导致麦克尼尔的历史分期中出现了一个内含的矛盾现象，即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在时间上无法名副其实：在1500年到1789年间，西方并不能主宰世界，却称之为“西方主宰世界”，而到了1850年西方能够主宰世界之时，却称之为“走向全球大一体”。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巴勒克拉夫、本特利等人的着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们虽然都明确界定了“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欧洲统治时代”或者“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时间上限，并都选取了1914年作为这一时段与当代新世界的分期界线，但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欧洲中心论”的口吻。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37) 巴勒克拉夫认为，1500年到1815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各种冲击的力量从欧洲向外扩展；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38) 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重工业、威力巨大的武器以及高效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使得欧裔人口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取得了优势地位，1750年到1914年，欧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世界性的霸权。三个历史进程——革命、工业化及帝国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何以逐渐地控制了世界。这三个历史进程一道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39) 事实上，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就是如何在充分阐述欧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又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科学地认识和评价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作出的历史贡献。这在西方学术界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至今仍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
三
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对通史类全球史本身及其价值怀有深切的期望，他们的研究实践反映出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宏观考察和整体研究的一种努力。通过对世界历史各阶段分期的探索和研究，上述学者从全球视野出发，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描绘人类历史演变的宏观图景，一方面通过考察各文明的发展来搭建人类历史演变的纵向框架，另一方面通过考察移民、远距离贸易、战争、技术传播、宗教传播、疾病传染、农作物传播等跨地区或跨文明的交流互动现象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重大转折点，试图说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建立起完整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换言之，上述学者在研究和编纂实践中试图阐释世界历史的本质，虽然在历史分期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仍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带有明显全球视角的历史编纂学研究都不得不设法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许多地方性力量的全球性程度，都需要保持敏感。(40) 我们应当看到，离开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仅仅以各文明的发展形势或跨文化互动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无法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作出充分和根本性的解释。而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在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在发展动力方面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实际上，世界历史作为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变化和运动的过程，只有用整体和辩证的研究方法才能“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41) 要想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世界历史，生产和交往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两个核心概念。所谓“交往”，不仅包含交往活动，也包含交往关系。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生产对交往而言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学者指出的，人与人交往的需要是普遍性的和社会性的需要，交往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形式。交往发展的根本动力乃是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现象的出发点。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应建立在人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4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3) 换言之，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44)另外，就认识主体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是多元的，并且由此产生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彼此迥异的历史观，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要求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自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注释：
① Jerry H. Bentley, 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1, no. 3, 1996, pp. 749-770.
②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
③ 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④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于向东、王琛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⑤ K. M. Panni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1953;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seph R. Strayer, Hans W. Gatzke,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79 ;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etc.
⑥ Gilbert 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o. 1,1990, pp. 23-76.
⑦ Peter N. Steans,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Routledge Publisher, 2003, pp. 10-11.
⑧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⑨ William A. Green, 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no. 3, 1992, pp. 13-53.
⑩ Dominie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in Donald A. Yerxa ed., Recent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 55-59.
(11)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西方的兴起》“前言”，郭方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0年。
(12)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25年之后》（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No. 1, 1990. 该文同时为1991年新版《西方的兴起》的“代序”）一文中指出，他在书中提出的生存圈理论是有局限的，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系统论述。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上册“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14)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New Jersey: Hammond, 1989, p. 254.
(15)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p. 252.
(16)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pp. 254-256.
(17)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上册“前言”，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
(18)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前言”，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19)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前言”，第10页。
(20) 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及全球史研究》，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4页。
(2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页。
(22)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前言”，第9～10页。
(23)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p. 1-10.
(24)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1991, p. 100.
(25)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32-234.
(26)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上册“导论”，第3页。
(27)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 460.
(2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上册，第48页。
(29)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册，第59页。
(3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8页。
(3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53～207页。
(32)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下册，第630～631页、824～825页。
(33)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下册，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0页、659页、667页。
(34) 约翰·巴克勒等：《西方社会史》第3卷，霍文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35)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36)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4版英文影印版，钱乘旦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3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册，第508页。
(3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53～295页。
(39)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下册，第630页、824～825页。
(40)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in Donald A. Yerxa ed. Recent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 55-59.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页。
(42) 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5～8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44) 于沛：《关于“世界现代史”主线和体系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