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罗梅君：中国史学和西德/西方史学：一种对话？——始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转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德国历史-罗梅君：中国史学和西德/西方史学：一种对话？——始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转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罗梅君：中国史学和西德/西方史学：一种对话？——始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转向

第一部分
中国和德国的史学研究关系能否说是一种对话？一般而言，对话指的是双方的卷入，多多少少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讨论和互动。中国和德国的史学研究的关系结构，除了一些个人关系，总体上讲我们很难说是一种“对话”。一方面，除了极少数中国和德国学者——他们是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同时从事中国和德国的史学研究之外，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把中国和德国的史学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下思考，那么，在以下两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第一，是学者和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这个领域中的内容和方法之间的关系。我使用比较方法，比较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概念、模型、大叙述、方法、陈述和争论，简言之，不限于观念领域，而把为生产历史知识提供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纳入考虑。同时必须牢记：观念和知识在进入一国的史学研究的过程中被转移、接受和感知、拒绝和修正。讲到这问题，我们会想到“压力—反应”模型(多少有点过时的“压力—反应”模型impact-response model)，或是互动模型(更现代的转型模型transfer model)，但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的模型并混合它们，由此可能呈现新的互动模型①。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我们应把比较的结构考虑进去，谁比较，什么时候比较，比较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比较？比如，在德国举行的会议一般都由德国基金提供财政支助，极少选择在某些方面表达过“他者”观点的中国同事参加会议，即使他具有德语或英语能力。因此，这次会议② 的主题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讨论的：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尽可能地与美国压倒性地经济和学术能力竞争，而关注亚洲、中国；或是为适应不平等的结构化的全球网络和同时在这个大结构内建立一个至少在学术领域内的小范围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包括德国之间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关系是被结构化了的不平衡或是不平等的关系。德国史学家——即使有时候他们被这样称呼，也有一些译作在中国出版——但在中国他们一般被笼统地纳入“西方”范畴，纳入“西方社会史”或“关于社会史的西方理论”的框架中③。在方法和理论、英语能力、出版机会、学术机构和国际网络方面，西方史学研究占了统治地位。中国史学研究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因为缺少资源，很难有机会进入国际网络、会议和出版机构，中国学者缺乏在英语或其他外语方面的能力，或许有一些，但仍较差。
与其把中国史学研究视为整合进全球史学研究话语，和视为“全球vs地方”的辩证关系，不如把中国史学研究看成曾经分裂的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主要的、未被全球化的国内史学话语；另一方面是次要的、“西方化”的史学话语。后者话语中的相当重要部分是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稳定增长。这些西方史学研究者把中国研究仅仅视为参考资料，基于“西方”理论和方法中的新趋势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史学研究绝大部分仍被束缚于特定的“国内话语”，建构它自己的叙述时没有直接接触英语(更少德语)出版物和直接考虑中国之外讨论的主题。中国境内的国内话语④ 事实上忽略了西方研究，它有自己在国内的网络并依旧支配着这一学术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史学研究的话语主要建立在材料资源上，极少与其他学者的立场争论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史学研究传统。一般而言，中国历史学家并不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放在本学科领域的脉络里，而仅仅是含蓄地暗指争论或间接地讨论他们。除了材料来源，经常缺少参考目录。然而，国内话语也不完全是自治的。其他“亚洲”的史学研究，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香港、台湾的史学研究，过去是完全隔绝的，现在多多少少整合进这一网络。“西方”，包括“西方史学研究”，事实上在他们的研究中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尽管在绝大多数例子里是隐在的，只是提供一种间接的比较路径。在这一学科中，有少数融入于国际话语的学者充当着传播中介，他们主要由这么一些人构成：或是具有外语能力、有国外学习经历和外国关系网络的中国人；或是正在兴起的美裔中国人；或是具有中文语言能力并具有在中国的研究经历和中国关系网络的外国人。他们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思想和概念移植的中介。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国外的基金和出版商，他们的研究不仅用中文出版，也用英文出版，所以有机会成为国际话语中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中国同事，事实上成为“国际型专家”或是“国际化专家”⑥。因为他们的国外联系，他们在国内话语中能获得强有力的位置。他们控制了“西方”理论的内容和形态，他们移植给本土历史学家的“西方”理论或是“西方”理论和知识中的片断，在国内话语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为了合法化自己的中介地位和在本领域中的专家角色，某种程度上，他们首先在西方史学传统(不仅仅指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史学传统之间帮助创造着一种“文化差异”。
从德国方面看，历史学家通常不懂中文，一般不知道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关于历史和史学研究的争论。检视中国境内讨论的问题(包括关于德国史和欧洲史的研究)，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或是增进理论和知识的新见解两方面都看不到任何利益，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对研究中国史和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德国同事言说，因为后者充当着从中国到德国的传播中介。一个从事德国史研究的青年德国历史学家最近问我，除了关注宏观的文化比较，为什么我们要对中国史学研究正在做什么感兴趣呢？还说，他们“落后”了，他们讨论的话语和使用的分析框架都已经“过时”了。此外，中国研究包括中国史研究仍处于(西方)史学学科的边缘，有时候仅仅被认为是“外来者”⑦。结果，许多基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关于中国的想法、理论和叙述仍旧在今天流行，尽管不支持这些理论的新发现已存在。比如，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主要依据20世纪之交由J·J·M·de Groot发展出来的特定观念，J·J·M·de Groot是一名德国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其观念是为了合法化德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结果，大多数的中国史学家和德国史学家互相不了解对方和对方的研究状况。这里有一个知识的裂缝，如研究中的新发现、学科结构、网络、话题和学科中的新趋势。在此之上是不平等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德国的关系仅仅视为“全球/国际vs地方”的辩证关系。在中国，上文提到的中介团体通过“介绍”新的和现代的“西方”方法、理论、发现等等，试图架起这个裂缝的桥梁，或是尽量强化和合法化他们的位置。但这种趋势在德国方面并不存在。德国历史学家，包括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看不到任何介绍中国方法或理论到德国史学研究的必要性。然而像他们的中国同行，他们也参与建构了差异⑧，或是相似加差异⑨，他们经常以韦伯的方式看中国研究，即仅仅把中国研究视为建构他们自己理论的资料来源。方法论和理论建构定位于德国/西方，尽管事实和素材基于中国和中国史学研究。这个方面，素材/事实和方法/理论的关系是泾渭分明的。把中国史学看作是关于中国的特定事实和素材运用到西方普适化理论模型中的这种特定叙述是一种不平等关系。
从这一观点出发，中国研究看起来是个“迟到者”。相对于理论、方法和“热点问题”，它看起来“落后”了。从西方知识和理论生产的角度看，与视为“新的”和“最现代的”趋势相比落后了20或30年。关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研究计划事实上是建议跨越分隔的国家界限和克服流行的“趋向于国家历史的首要倾向”(Haupt/Kocka 1996：26)，融合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过程。替代把外围的边缘化的独特的史学研究整合进以美国为中心的整体的全球主流，西方知识的生产和建基于美国—欧洲脉络里的理论仍被假设为是普适性的，一般性地应用于全世界的历史进程。结果，国际化的建议倾向于建议边缘的国内史学加入全球主流，而不是建议全球主流史学研究去结合中国史学研究。
假如我们要比较⑩ 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转向和始于1960/1970年代的德国社会史，第一，我们不得不比较各自的情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牢记各自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我的观点是：不可能只是简单地比较德国和中国史学研究，或是比较史学研究中的特定部分如史学中的意识形态或概念。第二，把各自史学研究视为分立/自治的国家实体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必须看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在全球史学研究网络中的各自位置。因此，我建议结合“比较方法”(Comparative Approach)和“意识形态和知识移植方法(Ideological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pproach)”，后者追随由Michel Espagne(2000)发展的文化交流方法(Cultural Transfer Approach)。第三，我们必须警醒关系的特定结构，即这种结构处于全球化和国际化时期。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西方化，如同我已经指出的，这个结构是不平等的，下文谈到的“比较”会包括这三个部分。
第二部分我要谈到中国“社会史转向”的特征。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结论部分，我对中国和德国社会史的一般特征进行比较。我集中于“社会史转向”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境，而不讨论应用概念或定义术语中的相似或差异。我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必须质疑史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发展和现代化的线性模型”的有效性，这种线性模型是随着统一的全球意识形态体系开始流行的。
第二部分
这部分描述了中国的“社会史转向”的语境、范式变化和中国史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多重意识形态功能的大致轮廓。从“西方”角度看，建构新的叙述和框架，强化西方理论和中国素材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是(“西方”)理论的本土化。
伴随中国始于1980年代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转型过程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范式转换，包括史学研究。这种变化仅仅关系到那些“阐释型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理论框架。不关乎那些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专家的事，但后者仍是这个学科的重要部分(11)。这种“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因为自治独立地个体历史学家自己决定研究路径、方法和研究议程的结果，相反，却深嵌于受国内的国家学术机构或国外基金会决定并为建立学者的学术职业生涯、获得意识形态支配权和为会议或研究单位获取财政资助的更宏大的进程中。在某种意义上，在急剧增长的市场经济中史学研究成了很难卖出去的商品(王学殿，1996：141ff)。这些方面经常为学者忽略，这些学者视意识形态的变化仅仅为“解放”——从独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解释型史学框架转变成在学科内建立全方位的多元状态，即新的研究领域、新方法和新理论。始于1980年代早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范式被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范式取代：现代化路径加上马克思主义路径。吴剑杰是个好例子(吴剑杰2001)。我更乐意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范式，即使这对于非中国学者看起来有点矛盾(12)。这种范式转化根植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史学研究曾发挥了主要作用。始于“史学危机”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寻找新的解释模型和方法以及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这个过程中，社会史的争论(Leutner 1996)和社会史研究极端重要。因此，对于中国史学研究，我用了“社会史转向”。
“社会史转向”和建设新史学中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实用性因素。历史学家想适应正在进行中的转型社会的需要。他们通过比较历史中特别是近代史中相似的社会问题以求解释“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史是作为了解更多的当代社会问题的现代方法论工具而呈现其主题的。与这相关的第二点因素是合法性因素。历史学家努力重新建构他们从前的地位——相关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首要生产者。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在努力地赋予史学在发展新的社会价值和提供政治方案的建议方面是有价值的社会学科的合法性。相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建构新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历史学正处于失去“领头学科”作用的危险和在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应用这门学科的前景(13)。第三，西方影响因素。西方关于社会史方面的理论和研究对于这方面的争论和研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然，他们并没有支配这个争论。这方面，社会史转向不同于妇女研究领域。因为妇女研究被边缘化和主要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立，所以美国基金资助下的学术活动、研究计划、主要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的学习和研究项目构成了体制化设置和正在进行中的意识形态移植的网络(Spakowski 2001)。
狭义地讲，这是一场关于界定社会史内容、方法、理论和研究视角的讨论。从1990年代中期始，许多出版物已经开始界定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一些特别关注社会史的期刊已经出现(14)，并举行过一些会议，开始成为“热点”。广义上讲，这场争论和社会史研究为新史学研究和在意识形态开放等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社会史呈现出一种新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它架起一座桥梁把历史学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因此，开放的问题就是史学研究如何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赵世瑜/邓庆平2001：171)。
社会史的争论和研究充当了从“旧”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范式向“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范式平滑转型的手段。“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取代“文化”这一范畴，文化曾被“民族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来抵抗西方思想和作为相对于西方的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来强调。然而，这一术语被赋予新的意义，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思·韦伯和社会历史学家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埃里克·霍布斯邦、乔治的一些概念被介绍。
社会史的提升以不同方式服务于前面提到的不同历史学家团体(15)。在国内话语层面上它允许大多数学者通过使用“西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改革”和丰富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改革马克思主义者”补充或重新解释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有用的理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适应性。这个学派经常提到埃里克·霍布斯邦，声称社会史事实上意味着社会的历史和整体社会史。他们试图把社会史方法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社会史包括社会形成(指法理社会的形成)、社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发展规律，概言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社会问题(田居俭1989：140)。慢慢地“社会构成”这一范畴被“社会结构”这一范畴所替代(参见岳庆平1993a：4f)。此外，这些历史学家通过比较个人、群众、人民的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尽管他们仍旧强调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个人的重要性。这方面霍布斯邦“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作为与仍旧盛行的“自上而下”研究(政治史)的对立面曾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学者因为把自身经验纳入社会史研究和提倡“自下而上”的研究被赞扬。伴随这种趋势的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社区研究被推广(赵世瑜/邓庆平2001：169)。大多数研究需要一种整合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方法论，特别在微观研究领域，作者不断地强调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口述史和田野调查，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和文学素材。近来有人建议把物质文化的研究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这一建议参考的是美国历史学家Cary Carson和他的论文《使用物质文化治史》，发表于1978年的《物质文化和美国生活》一书(赵世瑜/邓庆平2001：172)。
发表于1996年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社会史类型的一个好例子，它表明“西方”范畴如何融入新的史学研究体系。不同卷本的作者们遵循同样的结构写作，通史作为整体史并根据不同的朝代来分期。除了朝代分期，每一卷有一个清晰的体例，分析方法。我这里特别指出晚清卷(1840-1911)和民国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列在理论性的参考书目中。在清史卷中，一些脚注提到了外国研究的中文出版物作为素材；在民国卷，国外研究的中译本也被列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方法，如“生产力”、“阶级”和“生产方式”仍被保留的同时，与一些其他范畴联系起来或作为补充，这些范畴如自然环境、人口、种族、家庭、宗族、社区、阶层、等级等一些1949年后出版的通史中很难看到的范畴。这种史学研究的组合图景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假设，从而显示出了更多的不同。此外，把新的社会力量和话题带入历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冲突——整个历史过程是基于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建构的，同时这一进程中有一些西方带来的外围影响。这种主流叙述既不是反对本土的封建主义的压迫，也不是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抗争，而是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与这个时期稍后一点的作品相比，后者更集中于“现代化”，“现代化”术语自身在这些作品中避免了，作者更愿意谈“社会的变迁”或“变革”(《中国社会通史》，1996)。
这个强大的历史学家团体的目的是曾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科学的体系”，这意味着为了创建新的社会史，视已经整合了社会史新方法和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是支配性的和永恒的理论(王先明1991：88)。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确表示不想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替换旧的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和让它成为“过时的模型”(赵世瑜/邓庆平2001：171)。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欢迎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但强调本土化。因为有这些想法，所以这些民族主义的“改革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引用的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也有年鉴学派，特别是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布罗代尔(田居俭1989：147)和乔治·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埃里克·霍布斯邦、E. P. Thompson(王先明1991：83)。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尽可能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普适性和适应性，同时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融入了世界性的学术共同体。从他们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不被认为是“西方”的，因为它已是本土化的理论。
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中的支配性地位，从而在全球史学争论中呈现强大的中国史学研究。这个位置被指导用来反对当今西方思想霸权，有时也包括所谓新的西方理论。他们特别强调社会史方法的民族特征和“社会史的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的需要(赵世瑜/邓庆平2001：171)，这种情况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状况相似，作为西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被本土化和中国化。对应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政治概念，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定路线，退回到1920年代后期的关于社会史的争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用来书写中国社会的新历史，而西方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在建立新社会史的过程中，民族的“改革马克思主义者”也想融合这些已本土化了的中国传统。他们质疑未经修正的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西方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强调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裂缝这一事实(岳庆平1993，陈春声1993：12)。
改革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那些总体上西化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另一史学派。这些“西方派”主要属于“中介者话语”团体，这些“西方派”广泛接受他们认为应能适用于中国历史的西方的方法、概念、理论和研究发现。对于他们，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一种理论。这些新的西方思想应能替代旧的没有改革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观。他们特别强调社会学和社会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西方的“西方人”把社会学发展成严格科学。相比于改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史的紧密关系，相反，指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社会史学家。这些“西方派”意识到他们事实上质疑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首要位置。因此，他们最初特别指出经验的、微观研究的重要性，明确参考一些美国社会史家的概念(Shi Tan 1986：98)和使用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如集团、村庄和社区来替代“阶级”和质疑“阶级分析”方法。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强调其他因素如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来明确质疑经济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派正努力从美国和欧洲的中国研究中引介新的理论，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话语与西方或国际话语连接起来。对于他们，这是一种单向移植，他们并不宣称用中国的概念或方法来丰富西方理论。
王加丰2001年出版了与史学研究的功能相关的一期专刊。他把20世纪西方新史学研究的成功归因于他所称的“新的理解”的功能，即这种理解满足了社会需要。“理解”指的是在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理解。这种观点明显跟随John Tosh(1984)的《历史导论》(王加丰2001：164～178)。这并不惊奇，那个时期的作者质疑年鉴史学派的观点，如他所指出的，除了布罗代尔那些历史学家从没有写过通史。
民族的改革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派争论的一个好例子是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争论，这一话题正是关于2000年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调查所宣布的五个主要新话题中的一项(张海鹏2002：229～231)。这些概念近年来曾被一些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用来进行中国现代史研究。它们特别被应用于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上海、苏州和成都。其中一派更接近于改革马克思主义者，也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现代中国史，特别是商会史。基于广泛地研究发现，他们证明在现代中国已有“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但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一学派被称为“商会派”或“实证派”。另一派的立场更接近于“西方派”。他们的研究开始于比较方法(比较中国和西方)，及与市民社会概念相关的理论和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基于别人的研究，他们结合他们的近现代中国史的知识，指出中国和西方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差异，然后概括出近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萧公秦和杨念群，曾被称为“文化派”，也是西方史学“文化转向”的例证。
新争论的主要议题是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它的基本特征、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一派观点认为，国家、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关系非良性互动，他们的对抗关系非常清楚，它曾是推翻封建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存在着“良性互动”。他们强调中国和现代欧洲市民社会的模型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在欧洲国家与社会被视为二元和对立的。这些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均衡，如关于时期和地方、社会阶层、基于材料研究的缺乏常被批评。也曾出现过对整体概念的苛刻的批评，如认为新理论只是“贴标签和盖上橡皮图章”，认为“史学研究的生命存在于解释新原则而不是重复新名词”(张海鹏2002：230f)。另一些学者结合区域研究、村庄研究等来重估国家和社会关系，作为迈向整体史的重要一步(赵世瑜/邓庆平2001：169)。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从中国角度出发比较中国和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始于198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史出现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
1. 在双方史学研究的语境中，社会史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范式的作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意味着从旧式的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范式向新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与1980年代早期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回归的强大趋势不同，它服务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比如，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同时也维护“社会”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采纳了新方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能力。当然，关于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索引是不是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的讨论，都超越了本文的范围，本文不讨论。在联邦德国，社会史转向是恢复“社会”范畴在史学研究中的主流位置，某些方面重新介绍本学科中的唯物主义的、系统的、分析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
2. 在双方史学研究的语境中，社会史转向都引入了多样的新主题，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建构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机会。虽然，话题的选择和类型有点不同，然而，双方关于社会史和现代化范式的关系是明显的。在中国，被选择的话题来自于当代社会问题，通过现代化范式转化构建了民族的中国历史的新话语，始于鸦片战争的历史是一个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资本主义革命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之间斗争的历程。在西方或联邦德国，社会史的主要题目是19世纪的工业化、工人运动史、社会结构、社会运动。资产阶级的历史、日常生活史、社会性别史和其他主题都是后来加入的。他们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以别于这样一种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德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政治史或者史学传统。
3. 在双方的史学研究中，社会史转向促进了新一代学者的兴起，他们建立了新的网络，出版他们自己的期刊，为了在史学学科中的影响而斗争，并与老一代学者竞争。
4. 双方的史学研究都受到国外理论和其他国家社会史方法的影响。中国的主要焦点集中于年鉴史学派和霍布斯邦，然而关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的英文作品被视为一种“输入”。前面提到的“中介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除了年鉴派，主要是把关于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参考文献。
5. 在各自的史学研究中，外国理论的移植过程和研究的应用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中国，外国理论(和外国的研究)的接受、采纳、应用是作为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相连的问题被明确讨论，从而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立场。起初，许多学者表现出对外国理论的强大抵触。后来，他们采取了更接纳的态度，但是需要对西方理论本土化使其成为有用的方法论工具来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如同马克思主义在1930年和1940年代的中国化一样。这个学科中的少数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基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普适性的，不需要特别的中国化。他们唯一的需要是用中国的事实来证实这些理论。德国的社会史学家介绍国外的社会史方法是为了放弃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立场，“跟上”国际标准和进行“国际化”(如同他们认识到了同时期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像他们一些后来的中国同行一样，他们在美国学习并接触到这些学术网络。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译者简介：宋少鹏(1971—)，女，浙江慈溪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注释：
①关于比较和转型参见Paulmann1998，特刊Comparativ: Kulturtransfer und Vergleich, Comparativ 1(2000), p1。关于比较的理论参见Kaelble1999。关于histoire croisé由Michael Werner and Benedicte Zimmermann(2002，2003)发展出来，并提出了新的路径来检验已存的互相联系。
②因为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对话中的德国和中国史学”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这里指的是这个会议召开的国际背景(译者注)。
③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对“西方”的建构某种程度上是对应于欧洲历史思考中对“东方”的建构(Said 1984)，“西方”作为全球的现代化和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被制定。(Geyer/Bright 1995：1051).
④这里我不是指香港和台湾的特别状况，那里有许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话语，但是近年来相互的联系在逐渐增加。
⑤如果他们确实要提到其他学者，经常不是明确地提，而是概括式地提“一些学者讨论……”这种特性也许可以归因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深受在中国境内史学研究的政治功能的影响，即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线索中间接批评某些事或人。
⑥Paulmann精确地刻画了国际型专家必须具有的特征，参见Paulmann 1998：660。
⑦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职业机会、资源的稀缺和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
⑧Wang Gungwu很好地建构了差异，他生活在香港和新加坡，绝大多数中国学研究领域急切地追随差异建构和中国历史、社会和史学研究的特殊性。
⑨这一点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学家曾很有共性。
⑩除了Osterhammel，史学中比较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关注于欧洲，属于比较相似的文化或社会。这里我论证的观点来自于我对比较史学的不同概念的分析。
(11)我同意王学殿1996：117f. 和2002：29的观点，他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分为：结合Ranke的实证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中国式文献批评派和阐释派。参见王学殿《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P29
(12)这方面，把中国与1990年代早期的前东德的史学研究状况相比是值得研究的。
(13)我不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合法化”这一术语(参见Sch ttler 1997：7ff，关于1918-1945这段时期)。王学殿拒绝历史学家以前的政治作用“服务于国家”，而只接受历史学家与政治经济相关联时的政治经济作用(1996：146)。
(14)期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出版。该中心也出版《社会史研究通讯》。
(15)在我1996年的研究中，我区分了两个团体，“传统主义者”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对于他们共同的对立面，即西方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减少了，尽管小的差异仍旧存在(Leutner 1996：49-60)。【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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