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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崔志海：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另一种解释
《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以下简称《晚清权力与政治》）是一部出版于1980年的英文着作，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 R. Mackinnon）。该书系由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历经10余年，共7章，着重探讨1901-1908年间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政治的关系[2]。虽然这是一部出版于20多年之前的着作，但无论对袁世凯研究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来说，《晚清权力与政治》都是值得一读的着作[3]。
一
在有关袁世凯和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研究中，此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自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的崛起，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其中，袁世凯便是地方督抚分离主义势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所创立的北洋新军，既是湘、淮军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前身。《晚清权力与政治》首先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重新检讨晚清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清末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袁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一是，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后的快速提升，从直隶总督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并非以地方军事权力为基础，也与华北的地方精英的支持无关，主要在于袁本人具有操纵和取悦朝廷和官僚政治的才能。为此，作者在书中对袁世凯如何取悦慈禧太后、军机大臣荣禄和后来的亲庆王奕劻，以及袁如何在朝廷中培植势力和关系网做了详尽的描述，说明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系出于袁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不具有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二是，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的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而袁在直隶实行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也是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作者指出，袁在直隶的改革和他对北京宪政的坚定支持以及他在天津率先推行的自治等改革，通过像诸如上海的《东方杂志》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为袁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其理由之三是，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军，并非人们所说是袁的私人和地方部队，军阀的前身。作者指出，首先，从北洋军的产生来看，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中国北方筹建新军。其次，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北洋军的常年经费，除一部分由袁从地方筹得之外，三分之二来自中央的拨款[4]。袁对北洋军的控制主要也是依赖其在北京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对慈禧太后和亲庆王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他的同党和门生在北京两个关键部门——练兵处和陆军部中的地位。因此，当1906年底和1907年初袁在朝廷中遭攻击，他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处于最低点时，铁良就曾一度从袁手中拿走北洋六镇中四镇的控制权。再者，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它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的设计，以近代日本的军队为模式。在北洋军内，衡量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重于个人和地域关系。而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又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虽然这一做法无疑会加强北洋军官对袁世凯个人的依赖，但由于袁在录用军官中强调教育和专业军事培训，北洋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度分三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象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高级官员；二是象姜桂题、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淮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的联系很少。所有这三类军官对袁的忠诚度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没有达到足以将北洋军说成是袁世凯个人军队的程度。
二
除了透过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研究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外，《晚清权力与政治》还通过对袁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晚清县一级的政权建设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的关系。
首先，作者指出，袁比同时代的任何督抚都更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并使农村产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但同时袁在直隶的改革又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县，教育、警察和经济三者的改革很少同时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进行了改革。重大的改革活动发生在相对比较富裕的直隶南部地区，但并不一定在最繁华和人口最多的县里。在保定府、冀州、定州、深州等地，地方士绅对教育和经济改革有极大的兴趣，而对警察的改革兴趣不大。在定州和束鹿县，改革似乎完全集中在教育上。比较平衡和全面的改革则发生在象赵州和广亭府这样比较贫穷和偏远的地区。直隶县一级的改革活动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1、这些改革在每一个县里一般都是由那些富有活力的地方官负责发起。2、改革能够取得长期成功的往往有赖于地方精英的合作。3、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一群新的精英和商人群体，他们不象在湖南和湖北精英那样与县官对立，而是与县官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社区发挥权力，牺牲他们群体之外的农民、商人和其它阶层的利益。4、在直隶，改革没有导致城市和农村分裂，没有象当时的湖南和湖北那样出现一个独立的新的城市改革派精英群体。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认为袁在直隶县一级实行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提高了县官的管理能力，从而扩大了袁本人在省内的权力。同时，袁在扩大政府在县一级权力的过程中，并没有牺牲地方精英分子。袁和他的县官们主动接纳精英分子在地方上的领导权和他们的一些事业活动，并使之合法化。在近代化的名义下，他们解散或取缔象联庄会、保甲和团练这样一些非正规的警察和军事组织，而以近代的警察和北洋新军取而代之。那些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地方精英分子们既满意这一改革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满意袁为他们子女提供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因此，袁的社会控制得到直隶地方精英的支持，他们愿意想方设法为他的社会控制付出代价。这样，袁便将他的督抚权力与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紧密地连在一起。
作者指出，与袁对士绅采取争取他们合作与支持相反的是 ，袁对商人和农民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他并不愿天津商会的地位过于扩大；除高阳、保定和一些象天津商人宁世福创办的企业之外，直隶的近代企业被周学熙、李士伟和孙多森这样一些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在直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袁世凯比李鸿章更倾向于采取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而商人往往被忽视。在改革过程中，直隶农民的利益更是被损害。袁的改革不但使直隶的男性农民承担北洋新军的强制性征兵并承受它的所谓的“近代”式训练的梦魇，而且还承担深重的额外赋税和地租，支付袁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改革的大部分费用。并且，农民稍有反抗，即遭袁的残暴镇压。总之，商人和农民受各种新的和旧的方式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为新的改革活动付出代价，但他们很少从中得益。在作者看来，袁对商人群体的态度从长远来看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经济改革的成效，袁在直隶推行的经济改革只有在高阳等由商人组织和发动的地方才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5]。
根据对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考察，麦金农认为晚清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与裴士丹Daniel H. Bays在《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Ann Arbor, 1978[6] 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象南方那样与政府正式权力相抗衡的地方士绅精英势力；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权力同时扩大并交错重叠，并且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这三大权力中心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而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共同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这个共同敌人不断增强的压力；如果说这三种政治权力的扩大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话，那就是被政府和地方精英严密控制的农民。
三
在研究晚清中国政治权力的变化时，麦金农还十分重视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10年里，列强对北京和地方政府决策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不仅对新政改革运动施加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强的支持还成为一些重要地方督抚维护其政治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晚清权力与政治》一书中麦先生除了探讨袁世凯政治权力与中央政府和地方士绅精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对袁世凯政治权力的兴起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据有关英文档案资料及相关研究，麦金农认为，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列强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1900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得以继任直隶总督，便与有关列强的支持分不开，尤其英、德两国起了重要作用。而袁在出任直隶总督之后，利用与列强打交道的机会，通过一系列交易，有意与列强中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1902年与英国友好地解决京奉铁路协定问题和中英商约问题，随后又接受英国的劝告，在日俄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实际支持英国的同盟国日本。作为回报，英国则介入清朝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支持袁世凯。1902年当袁因解决京奉铁路问题遭到攻击时，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便出面进行直接干涉，替袁说话。1903年4月荣禄去世，袁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请求英国公使的帮助。英国公使便又照会亲庆王和外务部，表达英国政府对袁世凯的关切。一些英国军官和外交官甚至讨论如果袁失去直隶总督职务，有必要增援部队，重新占领天津和北京[7]。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战胜他的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将后者挤出政界，也与列强的态度有关。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便站在袁世凯一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瞿鸿禨看作一个“心胸狭窄的迂夫子”[8]，对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表示欢迎。1909年1月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的事情发生后，朱尔典又出面予以保护，要求载沣确保袁世凯的人身安全[9]。
同时，作者认为，袁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袁之所以能够始终得到北京外交团的青睐，原因在于他们尊敬袁是一位进步的、具有坚定思想的人，他能在诸如开平煤矿，关税自主或有关满洲的主权等事情上对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袁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也认识到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他们对袁所做的允许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和同意签订新的铁路合同感到满意。因此，他们都愿意与袁谈判，并让清政府知道这一点。
而对慈禧太后来说，她之所以在政治和人事上依赖袁世凯，原因也就在于袁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义和团运动之后，袁和他的同党如唐绍仪处理了一系列重大交涉，诸如结束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签订商约，1904-1906年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日俄战争之后与日签订条约，以及大量的路矿合同。在慈禧太后看来，袁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一方面坚定的捍卫朝廷的主权免遭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表面安抚列强，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因此，袁世凯也就成了慈禧太后不可缺少的人物。
作者认为，袁世凯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也曾对其政治权力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907-1908年间，袁在东三省采取以夷制夷传统策略，试图以与美国结盟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但由于美国无意在东三省问题与日本发生对抗，结果导致严重后果，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孤立，也更易受日本的侵略，并加速了袁本人的下台。再者，袁世凯主持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相互抵触。袁和慈禧太后的目标是稳定与列强的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而这又会引起那些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发动骚乱，最后颠覆满清王朝。
四
在考察袁世凯权力兴起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变动之余，作者在该书的结语部分还对袁世凯的政治风格、阶级属性，以及袁追求政治权力的动机，做了简要的分析。
作者认为，就政治风格来说，袁世凯与中国传统士绅/官僚精英相一致，他的合法性也来自于他们。袁本人就出生在河南地主官僚之家。虽然他没有科举功名，但在他周围的都是一些令人敬畏的有功名的士大夫，他的幕僚和同党都是有上层阶级背景的务实的儒学之士，如徐世昌、严修等。因此，袁本人固然很难说是一位学者，但他却有着坚实的知识分子的背景，这一事实经常被对袁军事生涯的先入之见所忽视。他的同党和门生当中虽然也有象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这样一些有买办背景的受西式教育的人物，但他们几乎都只活动在与外交有关的领域。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专家，但袁依靠的是象周学熙、孙多森和杨士琦这样一些来自名门望族、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士绅官僚。对北洋新军的高级官员来说，袁也更优先选择象冯国璋、段祺瑞和吴佩孚这样一些同时受过传统和近代专业训练的人物。在直隶的改革中，袁也是依赖和照顾城市和农村精英阶层的利益，牺牲商人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得出与大陆学者基本相同的结论，指出袁世凯是中国传统上下层精英分子利益的代表，特别是那些与地方督抚和国家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主的利益的代表。
至于袁世凯毕生追求权力的动因，作者认为是袁要拯救中国国家，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的，袁愿意采取尽可能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导致他有时向外国列强作出耻辱的妥协，袁将自己看作是创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强权人物。因此，他虽然与同时期抱有改革思想的张之洞和张謇都有一种阶级意识。但袁又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可能比他们更了解中国和世界政治权力的现实，特别是清楚军事力量的需要和外国影响所起的作用。但在其它方面，袁与两张相比也存在一些根本缺陷。与张之洞一样，袁也是一位官僚型的民族主义者，但原则性和坚定性却远为逊色。与张謇一样，袁也支持立宪和自治，但仅仅将它们当作扩大中央集权和增强国家力量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实现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目的。袁深深地被他的实用主义所束缚，一味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在袁看来这两者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提条件。
最后，根据该书所做的研究，作者还对整个晚清政治权力的演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虽然存在传统王朝循环衰败的迹象，诸如晚清官僚的腐败，但正如本研究所力图证明的，延续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清最后10年的权力政治并不适合王朝衰败的演算模式，慈禧太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衰败瓦解，它不仅更强大，而且开始通过改革，把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影响力扩大到几世纪来闻所未闻的程度。通过对晚清最后10年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袁世凯权力的考察以及裴士丹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政治人物张之洞生涯的研究，中国国家严重依赖外国列强维持的事实从短期来看，在中国国内是增强了它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了它的力量。虽然地方权力的集中以及广泛的农民骚动一直延续至1911年，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这一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如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主要的政治联系和效忠都在北京。同样，北京的新式军队和西式武器也足以对付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从没有表现出失控迹象。最后，地方精英的权力在1911年之前无疑继续扩大，但至少在中国的北方并不一定就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华帝国晚期政治权力结构，特别是在北方，不是随着1912年清朝的覆灭而瓦解，而是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灭亡而崩溃。
五
《晚清权力与政治》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但《晚清权力与政治》推导出的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前身的论述，则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先入为主地将袁个人的集权等同于中央的集权，忽视了袁在集权和改革过程中与清朝中央政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袁世凯个人权力的扩大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袁在河南彰德会操后被削去北洋四镇兵权，次年调离北洋，1909年1月遭罢黜，不只是朝廷不同派系斗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便是袁个人集权与当时清朝中央政权产生冲突的产物。而袁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也折射出袁个人集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冲突。如在官制改革中，袁支持立宪，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并非如麦金农所说，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央权力，更主要的是为了个人集权，企图藉责任内阁控制中央，对于袁的这一意图御史赵炳麟在当时就进行了揭露，指出“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10] 而那位一心一意想扩大中央集权同时又十分青睐袁世凯能力的慈禧太后最后之所以否定责任内阁制，也正是看破了这一点。反之，为了个人集权，在改革过程中袁对清政府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则加以反对和抵制。如对商部颁布《路务议员办事章程》，试图将各省路务议员置于商部的垂直管理之下，袁就毫不掩饰地加以反对，认为商部的这一举动侵越了地方督抚权力，声称“部中为立法之地，非行政之地；部员为中央议事之人，非地方办事之人”，责问路务议员隶属商部，“则置管路大臣于何地”？[11] 至于袁在直隶的经济改革采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非为了扩大国家权力，而是为了他个人控制财源。并且，袁在直隶经济改革中所实行的官办政策一定程度上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业已宣布的振兴实业政策也是有所抵牾的。可以说，袁在清末所作的改革中，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权势，并不是从扩大中央权力出发的。当然，这并不完全否定袁的某些改革，诸如推行近代警察制度，既扩大了他个人的权力，同时也扩大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但总的来说，袁在晚清权力的扩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央权力的扩大。这是我们在讨论袁世凯权力性质时须加区别的。
其次，麦先生一再强调袁的权力的扩大都是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来实现的，以此来论证袁在晚清的军事或政治权力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性质，这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袁的军事或政治权力通过北京中央政府实现，它本身并不能就说明他没有近代军阀主义的性质，就象汉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并且，在清朝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完全崩溃之前，尤其是清朝中央政府还掌握一切大小官员的任免权和大部分财权的时候，任何官员要培植地方势力，或多或少都要通过中央政府。而袁在晚清的情况就是如此。一方面，他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和外国列强的支持扩大他在中央的权力和威信，使自己成为清朝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另一方面则利用他本人的影响力，以及贿赂等手段，在中央培植同党，然后又通过其在中央的关系，利用中央的资源，培植个人地方势力。对于袁在中央和地方一步步精心编织的权力关系网，麦先生在书中作了详尽的分析描述，指出1907-1908年袁调离北洋出任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大臣期间，他自1902年任直隶总督以来所编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中央的关键几个部，诸如外务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和民政部都在袁势力的控制之下，同时，直隶、山东等中国北方各省及东三省基本上也处在袁的影响之下，这些省的督抚大多为袁的同党和亲信。此外，在军事方面袁也继续保持着他的影响力，在陆军部除尚书铁良外，其他的一些重要官员大多属于亲袁派；此时袁虽不能再直接控制北洋各镇的兵权，但北洋四镇的兵权仍在袁最亲信的军官控制之下，并且袁还进一步掌握了毅军和新建陆军第七镇的兵权。在笔者看来，麦先生所揭示的这些事实刚好说明了袁权力扩张的分离主义性质，展现了袁个人权力对晚清中央权力构成何等重大的威胁。
最后，麦先生认为列强的干涉加强了晚清中央权力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列强的支持的确是袁世凯权力在晚清得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列强干预清朝官员的任命，则是对中央权力的一个重大打击，使清朝中央政府丧失了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重要法宝——独立的官员任免权。而它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导致有些地方督抚可以“挟洋自重”，催生地方分离主义。依赖和投靠列强，正是近代中国军阀得以滋生的条件和特征。诚若毛泽东所说：“中国内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12]“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13] 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晚年在领导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中明确提出“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14]“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15] 因此，麦氏对袁世凯权力兴起与列强关系所做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正好论证了袁世凯权力兴起对清朝中央权力的挑战和削弱及其军阀本质。
[2] 该书的具体章节结构如下：第一章袁世凯权力的兴起： 1、早年经历；2、外国列强的影响；3、1901年袁世凯的军事权力；4、朝廷政治和慈禧太后。第二章稳定直隶：袁世凯任总督的最初几年（1901-1903）：1、谈判外国撤军；2、军事对抗和镇压农民起义；3、财政困难 。第三章袁世凯对朝廷政治和北京外交事务的控制（1903-1907 ）：1、袁与慈禧太后和庆亲王的三角关系；2、袁世凯与列强；3、作为中央政府官员的袁世凯；4、军机处的阴谋活动和1907年对袁和庆亲王权力的挑战 。第四章袁世凯与北洋军（1901-1907）：1、北洋军的演变和组织结构；2、北京对北洋军的财政和行政控制 ；3、北洋官员和个人忠诚问题。第五章直隶的改革与权力的实施（1901-1907）：1、教育改革；2、警察改革；3、经济改革 。第六章作为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大臣的袁世凯（1907-1908）：1、袁与列强；2、袁对北京和中国北方政治和官僚机构的继续控制；3、袁的军事影响力和他与北洋军的关系。第七章尾声：袁世凯权力的倒台。结语。
[3]该书的英文书评见Mary. Backus.Ranki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44, Issue1Nov. 1984, pp185-187.
[4]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07.
[5] Ibid.,p178.
[6]有关该书的内容可参见拙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7] Ibid.,p69。
[8] Ibid.,p88.
[9] Ibid.,p207.
[10]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卷一，第18页。
[11] 《请饬另行核议路务办事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291-1294页；另参见拙文《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9页。
[1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第2078页。
[1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卷，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