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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庆云 一波三折未完璧：-张国淦“中国方志考”的整理出版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方志名家张国淦（1876-1959）先生的遗作《中国古方志考》。这本书是“中国方志考”之上编（自秦汉至元），共70余万字，收录方志2200多种，甫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而作为下编的明、清、民国部分书稿，则未能一并整理出版，更为可惜的是，有待整理的后半部书稿在文革中毁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张国淦先生（1876-1959）早在1916年即开始撰着“中国方志考”，至1930年初具规模，此后屡有修订。1937年抗战以前，初稿数百万字已经完成，并应顾颉刚之请，在《禹贡》发表约十万字。顾氏评介道：“蒲圻张石公先生研治地理之学，发愤忘食，盖数十年如一朝，收集方舆图籍之富，甲于旧都（指北平）诸藏书家。遍求各省府县古今志书而读之，并辑其佚着之散见于群籍者，以及序跋评论之属，一字之涉，咸所不遗。作《中国方志考》数百卷，与宜都杨惺吾先生之《历代舆地图》，可谓泰、华并峙者矣”（顾颉刚所做按语，《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此书严守家法，用力工深，可谓集大成之作。
1953年，张国淦经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董必武的介绍，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的同事，着名史家金毓黻先生深知其方志着述的学术价值，72岁高龄时，将整理张国淦之“中国方志考”书稿作为自己拟进行的20项工作之一（《静晤室日记》，第7635页）。近代史所领导考虑到金毓黻年老体弱，另外安排王寿彭、李育民协助整理，但主要采用金毓黻建议的方法。即：（1）“分全书为前后二编，前编是古代自秦汉至元），后编是明清至现代。” 按此种方法，已编成部分书稿；（2）“仍分前后二编，但将原资料另加选择排比，以清眉目。凡有关考证处，统作按附于后。”1958年返工另作，只编成总志、河北、东北、江苏几部分，即行停止。张国淦本人主张不分前后编，只按省编次，由古到今，一直编下，此种方法未获采用。
早在1957年7月24日，张国淦与科学出版社签订合同，出版《中国方志考》卷一。字数50万，交稿日期为1957年8月。预付全部稿费的10﹪即500元（按每千字十元计算）。后情况变化，此书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1月20日，商务印书馆致函协助整理的王寿彭：“ 8日给沈其逵同志的信我们看过了。‘中国方志考’第一编前四册，我们已在看阅，其余部分，是否已经整理好？我们盼望早日寄来。第二编最后的脱稿日期和肯定字数，也望见告，以便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1月25日张国淦病逝，次日商务印书馆即再次致信王寿彭商量出版事宜。“前去一信谅已收到。从报上得悉张国淦先生已经逝世，不胜哀悼；并请代向张先生家属致意。‘中国方志考’一稿，我们打算出版，前信已道及，第一编谅已最后定稿，第二编的情况，希告知。盼望抽空来我馆面谈一次，或者约定日期，我们去看您”。
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对出版此书极为重视，他们很快又就体例订正问题致函近代史所办公室主任程红宇： “中国古方志考”一稿已发排， 本稿是张先生的遗作，体例等一仍其旧，我们都没有改动。我们只是在下面两点上作了一些改正。1、浙江省一部份中有绍兴周氏“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稿中指明是周作人辑的，其实这乃是鲁迅先生所辑而用周作人名义刊行的。这早经鲁迅老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所指明，以后几种版本“鲁迅全集”都收集了本书，因而，我们认为应用鲁迅先生的名义为是。2、本书是资料的辑录，其中有诬蔑和侮辱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字眼如“盗”、“寇”“蛮”“夷”等照旧摘录，对于这些，如属可有可无的，我们删去其一、二句，有的则加了括号。以上两点，这样处理，你们意见如何？
……本书原属“中国方志考”的第一编，第二编是否再继续整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中国古方志考》上半部（秦汉至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似已成定局，王寿彭、李育民于1960年1月13日致函张国淦夫人顾佶人，告知此书已经发排，且由张国淦之子张英代签出版合同。4天后顾佶人回信，并商及“方志考”下半部整理出版事宜：……方志考后编的校理工作是否尚在继续进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后编也能发印，则老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和心愿也可全部付之实现。你二位多多辛苦了。
但当时适逢三年困难时期，纸张十分紧张，出版书籍相当不易。《中国古方志考》上半部早已定稿排版，但直到1961年底仍未能面世。王寿彭于是年12月3日致函顾佶人告知情况。因对张国淦之书稿改为按政治区划分重编，工作量不小，明清以下尚未着手。王寿彭亦与之商量此书下半部如何整理。
张老太太：日久没有通信，想你阖府安好。方志考一书，上半部在去年已排版，今春又加了一次工，新编了索引，在秋季交付商务馆，大约在明年五月可以出书。这部分可印成一本书，约六十万字。现在我已经退职了，身体还好，李育民同志还在所里，将来是否下放，还不知道。程红宇同志早已离开三所。
方志考是部很有用的书，社会上早就知道有这部稿子，希望出版。若只出一半，真是可惜。过去金老（按：指金毓黻）支持，所以作了这一半。现在金老有病不去上班，三所里没人注意到这部书了。
我追随老先生二三年，老先生对我很好。我想老先生用一生精力作成此稿，我应当把他继续整理出来。但我又感到力量太单薄，学识不够，书的份量太大。
我在退职的时候，和三所领导上谈了一次，我说我愿将方志考下半部带回家中整理。经所里同意，我把全部稿子带回，检查了一次，大体上完全，内中还有不少的地方需要补充。再费些事，可以出版。前些日和商务馆联系了一次，商务馆基本上愿意继续出下半部，但是否准印，须经过开会决定。我要求三所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商务。现在等候商务的回信，看他是否准印。商务如不印，我再找其他出版社去联系。
现在对下半部的办法，就是如此，照这样办，老太太是否同意，请你来封回信。
对于王寿彭主动提出继续整理书稿之下半部，顾佶人却另有想法，并于1962年3月26日致函王寿彭：“……你能对张老先生遗着如此关心，愿意继续整理，感激莫名。我自接你来信后立即去信三所，征求他们的意见，但迄今无回音，不知何故。
现有几件事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据来信称《方志考》第一编五月要出版，目前纸张仍然紧张，不知出版日期有否改变？盼代为询问。记得当时第一编是根据出版社的要求而采取目前的整理方法，现在第一编尚未付印，第二编出版社是否接受？如果接受，是否仍按第一编的程序整理？如果出版社不能接受，或接受后并不要求与第一编同样的整理，你费了很大劳力岂不可惜？凡此种种，希望能与三所联系，征求领导的意见。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三所负责与出版社联系，签订了继续出版《方志考》第二编的合同后，再根据要求动手整理，这样比较妥当些。
为张国淦“方志考”遗着尽快得以整理出版，1961年12月29日，顾佶人又致函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又据王同志来信，他虽然愿意将下半部稿继续整理出来，但他又说内中还有不少地方需要补充，他感到力量太单薄，书的份量太大，此事在佶人个人的意见，王同志愿为继续整理，盛意自是可感。不过此书字数浩繁，份量诚不为小，其中如有缺漏还须补充，如此整理，必须顾到全书内容和体例，不使有所参差，并不简单。因此我非常希望领导上对于下半部《方志考》稿子的整理和出版继续予以支持，使先夫此书得以完整妥善的内容出版，适应研究方面的需要，完成先夫的愿望，这是我们全家所感盼的。如何处之，盼望早日赐复。
范文澜此时专心编写其《中国通史》，很少过问所务，因而并未回复。1962年4月2日，顾佶人又致函近代史所实持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刘大年《方志考》系先夫化毕生精力汇编而成，面广量大，王寿彭同志愿意继续整理固然很好，但他已经退休，个人的力量有限，恐不易贯彻。况先夫与王俱原系三所人员，《方志考》的整理出版各事一向是在三所领导下进行的，第二编的整理工作决不应离开组织的指导。为了早日完成全书起见，我们希望三所继续大力支持，保存好第二编原稿，与出版社联系，请他们继续出版，使该书能以全豹与学术界见面，以供参考。至于整理工作，由组织根据出版社提出的具体要求做出决定，或由出版社安排，或转请有关单位协助，或请王寿彭同志负责整理，只要组织上予以指导和支持，我们家属惟有感激万分，没有不同意的。
《方志考》上半部本已确定由商务出版，但到1962年又生变数，转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近代史所致函顾佶人说明情况，并提出整理下半部书稿的两个方案：“关于张国淦先生遗着《方志考》出版等问题，情况是这样：《方志考》上半部原定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商务印书馆接受分工出版外文翻译着作，因此《方志考》的出版由商务印书馆于今年二月份移交上海绍兴路七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刚刚接受，审查完稿子后方能确定出版时间。
《方志考》下半部，原计划有王寿彭先生继续整理好后出版，使这部书得以完整问世，以达张先生在世时之意愿。去年机关精简，王寿彭先生退职回家。他要求继续整理，我们也同意。现在王提出因年高，精力有限，无法继续完成这一任务。因此，他把《方志考》下半部书稿已交回所内保存。上半部书稿，因书尚未出版，仍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关于《方志考》下半部的整理工作，我们根据所内情况考虑两个方案：第一，您若有可能在上海组织人力整理，我们即将书稿寄去。第二，须要所里整理，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所内能作这工作的人极少。近一、二年内来的大学毕业生对这方面知识薄弱，根本不能担负这一工作。要整理是必须到所外组织人力。现在各单位工作任务均很繁重，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还很困难，因此，时间须要拖长，估计在二、三年内还不一定能够动手。以上两点意见，不知您意如何？”
由前引4函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顾佶人希望由近代史所出面，布置“方志考”下部之整理与出版，因而对王寿彭的积极提议婉言拒绝。王寿彭因未得到积极回应，遂转而推脱整理此书之任务，将书稿交还近代史所。1962年9月，《中国古方志考》上半部终由中华书局出版，但下半部书稿的整理工作尚无明确安排
张先生在1953年来我所担任研究员，负责撰写北洋军阀史料。后来，张先生要修订他的旧稿‘方志考’，因为这项工作不属于我所研究的主要项目，没有列入工作计划。但张先生既然愿意进行，我所还是大力支持，派王寿彭、李育民两同志做张先生的助手，整理、抄写。王、李两同志做这项工作先后共二年多的时间，在张先生逝世以前，‘方志考’上卷即送交中华书局，现已出版。
张先生逝世，‘方志考’下卷整理工作无人主持，原来担任整理工作的王寿彭先生后来退职。王当时表示愿意在家里继续整理此稿，我们很赞成，并嘱咐他征求张先生家属意见。因顾佶人先生不同意交王寿彭继续整理，只好作罢。我所将原稿自王寿彭处全部取回，并向顾先生提出两个方案：第一，由他在上海组织人力整理，第二，仍由我所找人整理，但我所在精简以后，能作这种工作的人很少，目前很难进行，时间须要拖长。顾先生并未回信。
我所对于张先生的遗着是重视的。但限于人力，目前只能这样作，如果张夫人打算另组织人整理，我们可将原稿寄去。这样做可能更好一些。”
1962年12月12日，顾佶人再次致函近代史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刘大年，着重提出“方志考”下半部整理事宜：“……关于“中国方志考”第二编，我曾于今年四月下旬收到你所来函述及该原稿已由王寿彭处取回，并表示愿意代为保存和继续整理，不胜感谢。
在你所信里曾向我提出两个整理方案，第一，由我取回在上海自己组织人力整理，第二，保存在所内仍由你所以后找人整理。但在精简之后，目前很难进行。当时我考虑，第一个方案在我们很难组织人力整理，而第二个方案虽承你所允可整理，由于我自己年岁的关系，总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后半部也能整理出，了此心愿，所以过去我曾表示希望你所介绍其他单位从事整理，承告当时没有单位可以接受这个工作。随后中华书局来函联系“中国方志考”第二编出版事宜，我们不得已又通过政协询问有无其他单位目前能承担整理工作，亦未得到结果。
“中国方志考”前半部和后半部原是一个整体，在你所领导支持下前半部出版了，当然，你所也对后半部的整理出版乐于给予支持，促其早日完成；而后半部的接着整理出版，不仅是我们的愿望，可能还是研究地方志的人共同的愿望。虽然限于客观条件暂时不能做到，我们总希望你所在二年内完成整理工作，并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联系，请他们继续出版，尤其是我们全家所日夜盼祷的。
又中华书局今天来信，《中国古方志考》将于近期内重印，不知你所有修订意见否？希示知为感。
近代史所1963年1月7日即回信，告以整理下半部书之实际困难：
来信已收到，适值刘大年副所长去广州，您所提问题由我们答复如下：
第一、我们对稿费分配问题从未制订具体办法，一般惯例是由参加工作的人员协商决定。‘古方志考’的稿费也请您和王寿彭、李育民等同志商议解决，何况王寿彭已经退职，我所不便再另提意见。
第二、我所已将张老先生的遗稿妥为保存，因为在精简时期，无法立即整理，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动手，现在尚难预料。如果您能找到适当的人能够担任这项工作，我们即可将遗稿寄上。
第三、中华书局希望重印“古方志考”，可以按照原版付印，不必再作修订：因为老先生已去世，再有修改，恐失作者原意。
《中国方志考》上半部分的出版已颇经曲折，在各方推动下终于面世；而顾佶人虽多方奔走联系“方志考”下半部分之整理，中华书局亦有意继续出版下部以成完璧，但因此书稿卷帙浩繁，下部（明、清及民国部分）达300余万字，整理自非一日之功，须通旧学的专业人士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原来承担整理工作的王寿彭、李育民因人员精简而被近代史所辞退，王、李二人与顾佶人可能亦有些隔阂。尤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学人看来，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乃天经地义，而“方志考”一类着述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与现实需要相距较远，因而不免相对轻视。参与协助整理“方志考”的李育民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提出：“张先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对于当时的政治内幕知道很多，应当写出他的回忆，以便充实我所编辑近代史工作，这意见双反期间同志们已提过了，现在还未见到领导上重视起来这件事，我以为应该动员张先生自动写出通俗小册子，或去专人访问随时记录，这样做是符合目前形势需要的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的，据我所知现在张先生每天仍埋头乱抄一些无聊的东西，又整理与我所无关的方志考，空空浪费人力物力”（《建议对张国淦先生的工作要作适当措施》）。实则此前张国淦已写出《北洋军阀的起源》、《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洪宪遗闻》等数十万字的文稿，以其亲身经历与见闻，揭示北洋军阀时期之内幕。在片面“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氛围中，“中国方志考”自然难以获得真正重视，近代史所亦难以安排精干研究人员全力从事整理工作。种种原因交织，书稿下部之整理出版只得搁置。
1963年10月16日，经顾佶人同意，“中国方志考”下编书稿转交曾供职于近代史所的朱士嘉。顾佶人、中华书局及朱士嘉三方订立协议 ，由朱负责整理完毕，即行付印。“文革”前，朱已将明清部分整理完竣，交回中华书局保存，余民国部分尚在整理之中。文革中“清队”，朱士嘉受到审查，其家中所存民国部分，以及已整理好在中华书局保存的明清部分全部稿件，均由其所在单位-武汉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文革领导小组保卫组朱孝平取去，并保存于打字室内。后因机关全体人员到黄陂去“斗、批、改”，资料在室内受潮，部分被水浸透而霉烂，部分被老鼠啃坏。1971年湖北省科学技术管理局成立时，为清理和交接有关档案资料，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干部黄德亮、刘伟等人认为此书稿无保存必要，将之作废纸处理。（《张传玲函》、《黄德亮、刘伟函》、《上海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古籍编辑室函》，见近代史所档案 甲350-461：合卷函《张国淦之女张传玲问刘大年方志稿事》）。文革结束后，出版社与张国淦家人抱万一之想多方搜寻，均无音讯，造成永远的遗憾。
中国方志考”一波三折，仍然未成完璧，其间或有偶然因素，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片面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氛围，使不能直接服务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学术着作受到相对忽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近代史所已然体现了难得的包容，而“中国方志考”尚不能避免“断简”的命运。面对学术与政治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还是令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