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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华民国史》：从“险”学到“显”学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撰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历时40年也终于出齐。《中华民国史》共有36册，其中分为“中华民国史”共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共12册，以及“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8册三部分，全套约2000万字。其中，“中华民国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中华民国创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历史分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方式写成，编排从1905年到1949年间历史大事；“人物传”以简传方式记录民国年间各领域的上千名代表人物。
“文革”时在质疑中上马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回忆，1961年，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革命前辈董必武、吴玉章等，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但《中华民国史》的真正启动是在1971年。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说：“1972年，上级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曾经主编过《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近代史所领导人之一的李新先生。我们是1972年六七月间从干校撤回到北京的，当年10月，李新先生就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不过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由李新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民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兴学科由此而起步。
在出版社方面，中华书局的李侃等从1972年12月末从湖北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1973年元旦后上班不久，李侃同志带回了从近代史所接受的承担出版民国史的任务。同年，大约是3月，李侃同志率我首次参加李新同志主持的民国史组会议。会上双方指定了工作联系人，作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根据耿云志回忆，尽管《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由周总理亲自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而当时各级干部的习惯是：一切以红头文件为准。所以对于有政治敏感和政治风险的《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很多人对此大表怀疑，不肯认同、不肯支持。但李新先生认为，此事当做，可以做，能够做。所以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为了争取支持，特别强调，我们写《中华民国史》，不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而是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谁都知道，中华民国兴于革命，亡于革命。强调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便与大家数十年养成的只有革命史才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的教条有了可以协商的余地。”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环境下，在周围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了。
开头就摒弃“以论带史”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先从积累资料做起。“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人物传记组、大事记组和专题资料组。但由于‘左边’教条主义的猖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兴起了一种所谓‘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去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一套做法，坚持从资料做起。”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刚刚开始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确实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1978年以前，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的出版物，海外都不知道。”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如果叫《中华民国兴亡史》比较保险。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情况的一种反映。随着‘文革’的结束，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史学研究的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
1977年开始进入民国史第一卷的写作，由于有四五年材料工作的基础，第一卷书稿的写作过程是比较顺利的。1980年、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相继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耿云志说，“《中华民国史》完全建立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所用资料大部分是来自档案、报纸、期刊以及当事人的记述。在有些方面，例如有关立宪运动的研究，所用原始资料是从没有人用过的。这跟以往的近代史着述是迥然有别的。”
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公开出版以后，曾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台湾的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以至于当时民族史研究室主任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答复台湾的评论。他主要是告诉台湾我们的民国史研究不是一个政治行为，是一个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可以说明在当时这还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耿云志也说，“《中华民国史》出版后对台湾学界产生很大震动作用。当《中华民国史》又接续出版几卷之后，海峡对岸终于急忙组织人力，撰写他们的《中华民国史》。”
但到了1990年代，台湾以及海外大量文献得以出版和公开，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史》编撰反而放慢了脚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介绍说，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我们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了中华书局。这几年来，民国史研究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风险，反而成为史学界的时尚，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说，“这种变化反映了这些年来学术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
目前的36卷《中华民国史》共三大部分，大致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写正史的结构，分别是《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我们历来的正史是分四个部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如果少的话，后人要给它补起来。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二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缺一个志。《中华民国史》是要拿出来传至后代的，应该有‘志’这一部分。” 但在张海鹏看来，除了考虑补“志”的部分，今后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华民国史的史料建设。“今后应该把中华民国时期史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放到未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日程上来，重新编辑民国时期的综合史料，包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