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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以青年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基督教宗教和社会团体，对军队的服务是适应时事环境而进行的特殊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是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与抗战相始终的活动组织。但到目前为止，学者对这一史实尚未有专文论述，甚至对基督教界在抗战时期的作为和贡献都没有专文论述。本文将重述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历史过程和内容，并评价其历史作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起源
基督教青年会是由基督教会创建的面向青年的宗教和社会团体，中国青年会是受美国青年会宗教理念、经济和人员资助、运作方式和程序下建立起来的，1885年最早创建于河北通州。
青年会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力图使更多的青年信仰基督教和接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在军队里的青年人。青年会对军人的工作总体来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非战争时期的军人服务，包括查经班、智育教育、识字教育、提供设备进行体能训练和引导正确休息娱乐方式，体现基督教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理念，与青年会面向其它青年的活动内容一致；一种是战争时期的军人服务，包括提供茶水、药品等生活物资，供应休息地点，引导正确娱乐方式，提倡体育、卫生新方法，代写书信，购办与分发慰劳品等鼓励士气、安抚军心的活动，是适应时事环境而进行的特殊工作。
非战时军人青年会工作始于1918年，中国派第九师三十三团保护绥芬河至海参崴的铁路，青年会派伍而礼、赵云路和白葆坚等三位干事在军中成立了“军人青年会”，工作内容包括查经班、识字班、对兵士进行布道演讲等。[1]
青年会对军队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为最大切入点，但也基本局限于此。早在1920年4月，青年会在天津举行第八次全国大会时，冯玉祥派团长张之江邀请青年会到他所属的16混成旅中举办青年会。[2]青年会就设在军营中，有专职干事、固定工作时间和图书馆、运动、游戏等，还办了“文字与思想均有可取”的刊物《军人青年》，每星期发行2次，并随营转移。
在南京军警中也有青年会，干事为唐仕清，经常性活动为组织军人参加查经班和布道会，促使他们接近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1922年春天有500人参加过查经班，到秋天增加到800人。亦设图书馆，分发青年会丛书，为军人做欧战军营战事、军人与国家等演讲，引导体操、铁杠、球类、沙袋及沐浴等体育运动。[3]
战时军人青年会工作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美各国青年会均组织干事到战场上为军人服务，提供精神安慰和物质方便。中国虽然没有派兵参战，但有20余万民工到欧洲帮助修建工事，其中以山东籍人为最多。[4]青年会组织了“华工青年会”，募集巨款并招募约50多名留美学生为民工服务，[5]即晏阳初、傅若愚、全绍文、蒋廷黼、傅葆琛、李权时、陆士寅等人。[6]华工青年会在车站设立了服务部，安排民工休息，提供饮水，举办娱乐活动，代写书信，协助兑换外币、帮助回国华工等工作。他们还发现华工最需要的是教育，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教育活动，办夜校、演讲会、编周刊、写家信等，成为日后平民教育的序幕，[7]
华工青年会虽然没有直接服务于军人，却是青年会将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运用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工作理念，在战争时期的适应性变化和深入中国本土社会的方式，为后来抗战时期的军人服务部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22日，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提出备忘录，要求划长城以外为“中立区”，中国军队从必须从热河撤离，同时日军开始向热河进犯。2月28日，青年会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务华工的“成例”，以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为执行干事，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一律参加，“为前线军人作慰劳、娱乐、教育、及救济等工作”。[8]委员会分总部和市会、校会两部分。上海总部筹划全局工作，联络各地，筹募经费，保管款项，稽核账目；派干事到各地宣传服务，接收、购买及输送各项物品；搜集资料，编制图表、新闻及报告等。各市会校会募集捐款；送慰劳品；征募战区工作人员；举行战况报告会；组织讲演队分赴各乡各地。
至于战区服务工作的方式和计划，则因战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工作基本上是以下各项：1、普通招待处：招待普通往来军队及军用车夫，提供休息地点和茶水等；2、伤兵招待处：为伤兵提供休息地点、茶水及简单药品等；3、伤兵医院俱乐部：代写家信，代分慰劳品，引导娱乐、体育，提供图书和娱乐设备和方法；4、军官俱乐部：为军官提供消遣娱乐的书籍和设备，提倡体育、卫生新方法等；5、军人俱乐部：设于前线附近，提供前方军人换防休息，设备和工作与军官俱乐部相同；6、游行工作：成立游行工作队，携电影机、幻灯机等分赴各区映演；或组织演艺队到各处表演节目，使军人了解战争近况，鼓舞士气；7、协助工作：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协助布道及分散慰劳品等；8、慰劳工作：购办与分发慰劳品。
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仅历时6个月就结束了，但在全国也形成了天津、遵化、蓟县、密云、唐山、张家口、北平、通县、保定、榆次、阳泉及大同等12个分区，[9]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军人的先例，形成了随战区的变化而延伸、服务官兵为宗旨的工作方式。[NextPage]
二、军人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进行收复百灵庙之战。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萧洄千奉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命，与各地派遣的青年会干事组成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到前线为官兵服务。他们演出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举行篮球比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筹设伤兵俱乐部，鼓舞士气，让伤兵得到帮助和安慰。[10]
“七七事变”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1937年8月中旬，青年会全国协会电召当时在济南的北京青年会总干事萧洄千，到上海商讨开展战地服务事宜，决定由青年会全国协会募集经费，组建“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由萧洄千（化名肖奉元）任总干事。萧洄千任北平青年会总干事时曾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日本特务视为眼中钉。1937年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日本特务次日就到青年会来抓他，幸亏工友及时告知，他从礼堂后门离开会所，到济南开展工作。
萧洄千立即联合北京、天津、保定、济南、郑州、太原等地青年会干事，在济南正式成立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以这批骨干干事为基础，招收了大批战区青年和学生，迅速扩大组织，组成卫生列车服务工作队和随军服务工作队，即行派驻津浦铁路沿线开展服务工作。内部分设会计、文书、庶务等组，各设主任一人，分别负责工作设计、人事调整、经费分配等；协调管理同蒲、陇海、平汉和津浦等支部，工作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华北区铁路干线。总部下设支部，支部服务于某一指定部队或工作点，并有“游行工作队”，分为电影组、戏剧组、歌咏组等，巡回各地慰劳军队。
1937年8月初，正式成立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下辖分属各地的服务站，当时战争侧重冀南晋北，总部设在济南。内部分设会计、文书、庶务等组，各设主任一人，分别负责工作设计、人事调整、经费分配等；协调管理同蒲、陇海、平汉和津浦等支部，工作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华北区铁路干线。至1937年12月，服务站包括保定、正定、石家庄、顺德、彰德、邯郸、新郑、郑州、新乡、许昌、郾城、驻马店、信阳、确山、明港、西平、德州、济南、泰安、兖州、济宁、太原、介休、临汾、风陵渡、徐州、开封、归德等28个。
1938年元月，华北战争逐渐南移，军人服务部总部移至郑州，内部设事务、会计两组，外部管理郑州等8个支部。1938年1月至5月，先后在郑州、许昌、台儿庄、徐州、渭南、郑州、临汾、潼关、华阴、宝鸡、归德、驻马店、信阳、郾城、渭南、洛阳、咸阳、兴平、开封、兰考、荷泽、西安、陕州、广水、安陆设立了服务站。
1938年6月，总部移到许昌和汉口，内部设庶务、文书、会计、编纂、宣传、训练、招待、救护等8个工作组；外部为保持交通联络，特划分陕西、河南、川鄂、湘赣等4个工作区，各区设主任1人，负责督导区务，各区分别属24个支部。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后，总部移至重庆，内部分庶务、会计、文书、训导4组，外辖陕西、川鄂、晋豫、湘粤、广西等7个工作区。各区分别配属地方游行随军队，设支部30余个。本年工作侧重长江航道及内地公路。1938年6月至12月，服务据点包括万家坝、广水、汉口、宜昌、郑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宝鸡、渭南、咸阳、汉中、祁阳、黎家坪、南阳、新喻、株州、萍乡、长沙、金华、岳阳、衡山。
1939年11月，设庶务、文书、会计、编纂、训导等5个工作组，外辖陕豫区（驻西安，包括支部4个，分部5个）、川鄂区（驻万县，支部4个，分部4个，支队1个）、湘赣区（驻吉安，支部7个，分部3个，支队1个）、湘黔区（驻黎家坪，支部7个，分部3个，支队1个）、广西区（驻桂林，支部4个，分部3个）等5个工作区。到1940年时，共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11]1939至1940年，工作深入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江西、广东和浙江等12个省。包括过去和仍然存在的工作据点有：河北省（北平、保定、正定、石庄、顺德、邯郸和东明）；河南省（彰德、开封、新乡、归德、郑州、许昌、郾城、陕州、驻马店、西平、明港、确山、兰封、考城、信阳、南阳、洛阳、渑池、闵底、内乡、西峡口）；山东省（德州、济南、荷泽、泰安、兖州、济宁）；山西省（太原、介休、临汾、风陵渡、太行山、中条山、阳城）；陕西省（西安、汉中、宝鸡、留坝、兴平、咸阳、渭南、大荔、华阴、临潼、潼关、虢镇、城固）；江苏省（徐州、苏州、胥口、震泽、南京、江阴）；湖北省（广水、宜昌、江岸、沙市、安陆、当阳、巴东、随县、枝江、宜城）；湖南省（长沙、岳州、衡阳、平江、汨罗、湘潭、株州、湘阴、潭县、祁阳、邵阳、高桥）；四川省（万县、云阳）；江西省（南公、新喻、萍乡、吉安、安福、上高、万载、分宜、宜春）；广西省（桂林、兴安、柳州、梧州、迁江、全州、灵川、桂平、大塘）；广东省（曲江、翁源），支部和工作的数量和工作人员达到了历史最高峰。[12]
随着抗战日益困难，军人服务部也出现了生存困难。部分支部或因经费困难、与总部失去联系相继自行解体，[13]或因当地国民党政府以“思想左倾”等理由宣布解散，[14]或“限期离境”，[15]甚至以“奸党嫌疑”名义，拘捕军人服务部干事。[16]全盛时期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到1942年底时，只有广西支部和滇缅区分部了。[17]1943年，又成立了军人服务部印缅区分部，滇军防范蒋介石对部队的渗透，为保持其独立性也欢迎其它人士增强其“爱国保家的光辉形象”，[18]对军人服务部仍持支持态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印缅区分部宣布结束，军人服务部结束了历史使命。
军人服务部经费一部分由青年会向国内外热心人士及团体募捐，一部分由国民政府拨发，分配比率保持工作费用不得低于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二，薪水不超过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一。[19]早在1933年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尚未开展工作之时，总干事梁小初亲赴保定向蒋介石面陈一切计划，并“恳请予以许可与赞助”，从战区委员会共募得捐款总数为50492.86元，其中25000元为蒋介石的特别拨助。[20]1940年12月6日在全国青年会总干事大会上，蒋介石对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提出褒扬，希望能特别“加紧军人服务工作”。[21]表1： 1937年7月—1940年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经费表年 份经费（元）年 份经费（元）1937年7—12月29012.211938年1—6月32652.451938年6—12月46941.731939年1—6月138567.361939年6—12月81593.351940年1—12月预算500000.00
资料来源：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三周年总报告》，1940年版，上海档案馆Q0－8－16，第21页。[NextPage]
三、军人服务部的工作方式和内容
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有明确的“部歌”，[22]支部和服务点都要举着代表青年会的红三角形队旗，[23]服务的干事配有代表基督教青年会的Y.M.C.A.圆形证章和红三角形袖标。[24]支部形成方式大致是，根据战争发展的局势，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部就近或特别委任某青年会干事任某支部总干事，组建新支部。这位总干事一般都在当地的报纸或大街上刊登招聘服务人员的广告，“欢迎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25]当地人们听说是为抗日服务，或因学校解散或停办，或当时并无稳定工作，或熟悉刊登广告的青年会干事，或熟人介绍，或因同学参加，或与家中生气，或被青年会干事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愿意投身到抗日救国事业当中，甚至是临时找个吃饭工作的事儿，便报名参加。干事的工资比较低，开始还能领到20元津贴，后来战事紧张，只能领到3元。至于服务员，每日往返均步行，只供应午餐一次。
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混乱的，一战下来，死伤遍地，民不聊生。军人伤兵非常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如听书看戏不买票，吃饭喝茶不给钱，打架骂人时有发生。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便对他们进行救济、教育、服务等工作，包括有设备的工作和无设备的工作内容。有设备的工作大致分为俱乐部：1、军官俱乐部、军人俱乐部、医院俱乐部；2、招待处：普通招待处、伤兵招待处；3、换药站：分别沿铁路和公路设立；4、游行队：分电影、幻灯、剧团、歌咏四组；5、浴室和食堂；6、代书处：为官兵代写家信等；7、理发处等。为军人提供简单医药、图书、“张挂含有国防意义之图书，”娱乐设备、放映电影、幻灯、演话剧等；甚至还为驻扎蒙自的陆军第60军承办了为期3天的全军运动会。[26]
无设备的工作有1、壁报和宣传画：宣传抗战消息、卫生常识、谜语漫画等；2、体育：主要是拳术或体操等不需要设备的体育项目；3、谈话：通过与各类官兵交谈的方式，来安慰军心；4、其它：在主要路口设立接待站，指导到伤兵到那里住院治疗；组织妇女为军人洗缝衣物；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根据不同队伍的籍贯，演唱家乡曲调，举办“负伤将士作业成绩展览”，展出将士书法、绘画、手工编织、从前线带回来的战利品、伤愈重返前线将士写来的信件、照片、伤兵自己保存的血衣；组织伤兵大游行等等。[27]
除建立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的军人服务部外，全国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都开展了军人服务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募集捐款；2、收送慰劳品；3、征募战地工作人员；4、举行报告战况的演讲会，向民众宣讲战争情况；5、组织讲演队，分赴各地进行抗战演讲。[28]
如北京青年会，长城抗战爆发后，北京青年会全会人员均以战区服务为中心工作，联系各大专院校学生及中学学生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组织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举办国货展览会等活动，并组织发动会员、会友举办慰问抗日将士支援前线的募捐活动，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将大批医药品、棉背心、靴鞋及钢盔、大刀等运往前线。在会所大楼对面的青年会梅竹胡同体育场，搭席棚舞台，举办劳军义演，为伤兵代写家信、送茶水、设立询问站、分发慰问品和开展放映电影、幻灯，表演戏剧、歌曲，播放留声机音乐，设乒乓桌及送阅报纸、读报、讲时事、办识字班等项活动，以调剂伤员精神生活。[29]上海青年会也开展了为伤兵服务的工作。进行慰问病员、教唱救亡歌曲、演讲时事、分送慰劳品、代写书信等活动。为伤兵组织俱乐部，向社会募集留声机、图书、报纸杂志、球类、棋类、积木和乐器等，教伤兵能开展良好娱乐方式。[30]绥远抗战爆发后，太原青年会组织军人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的活动。成立了慰劳队、防空救护学习班、抗战壁报编写组等。[31]贵州青年会也组织了军人服务部，为抗战军人举办文化教育、伤兵慰问、代写书信、放映电影、康乐活动等，鼓励抗战意志。[32]抗战期间，武昌青年会总干事、中国最早参加奥运会的观察员宋如海，还远赴印度，任青年会驻印度远征军军人服务部主任，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军人服务部还编辑了相应的战地读物，如《阵中读物》，内容有小说、图画、大鼓词及其它通俗娱乐性文字；鼓励个别有文化的战士将自己的作战经历写出来，帮助修改，联系相应的刊物发表；到商业发达的地方运回适合战地的物品卖给人地生疏的军人。[33]所有这些不外乎愉悦将士身心，医疗“作战之痛苦”，“增益卫国之勇气”，明白在民族抗战之中受伤光荣，鼓励将士伤愈之后，再上前线保卫祖国。[34]引导军人运用适当的娱乐设备和方法寄托精神，增多知识，“进而养成其守秩序及重法纪之精神”。[35]如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后，以前总唱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就很少再唱了。[36]
抗战后期，许多文化界名人都到了云南，军人服务部滇缅分部利用这个优势，还邀请李公朴、千家驹、曾昭抡、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演讲。[37]还与青年会学生救济委员会合作，组织学生参加军人服务工作。印缅区分部根据部队身处异国生活单调而又“见不到中国人的”的特点，教战士学习英语及国际礼仪，开展国际联谊，促进同盟国军人友谊等工作。[38]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军人服务部每日所接触的将士，“平均约在万人以上”。[39]
表2：1940—1943年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分类统计
年份教育工作[人次]体育游戏[人次]娱乐慰劳[人次]个别服务[人次]总计[人次]194030200727239202003261520395626764819414720715133934244787132409821077975219424731194348709137713021074481209703519432872933385903410824052098488024220总计15344914940938711335681107867337173655
资料来源：We Fight for China, pp.6—8. 无出版时间、地点。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Th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藏。
军人服务部编写了《怎样为军人服务》、《战时的军人服务》、《大家来服务军人》等书，介绍服务军人的工作方式、原则、方法等；还编有军人消遣丛书20余种，如游戏集、谜语集、故事集、歌曲集、《故事讲话大纲》、《故事讲话大纲续集》、《故事讲话大纲三集》等。还与其它机构合作，共同服务军人，1938年与武汉申新纱厂合办了申新医疗队；[40]与平津学生组织的“平津流亡剧团”合作，慰问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伤兵。
宋庆龄也以个人名义在美国募捐到大批药品，用“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名义包装，运抵西安，转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41]青年会利用它是国际性组织的有利条件，四出奔走，八方联络，呼吁各国支持我国的抗日战争，发动国际通讯运动。1937年国际学生服务社为援助我国受战事影响的学生特成立募捐委员会，到1938年已募集到大批医疗设备和药品，为顺利运往延安，也用“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名义包装平安运抵西安，转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北京青年会干事辛志超借视察工作和军人服务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名义，躲过国民党盘查，将这批医药设备辗转送至延安。他还向中共中央介绍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事迹，拟派工作队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受到党中央的赞许和欢迎，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在解放区设立军人服务部。
军人服务部最有特色和影响的是抗日救亡歌曲推广先驱刘良模，和他领导开展的抗日救亡歌曲运动。刘良模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于1935年先后在青年会四川路会所和八仙桥会所成立了民众歌咏会，向会所附近的工人、职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邀请冼星海、吕骥等做音乐指导，培养了对救亡歌咏运动做出贡献的麦新和孟波等人。[42]1936年6月14日，他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了5千多人参加的抗日群众歌咏大会，其中1千多人就是他的歌咏队成员。[43]歌咏队还唱着挽歌和救亡歌曲，参加了1936年10月上海各界为鲁迅先生举行的送殡仪式。[44]
刘良模组织歌咏会、普及教唱抗战救亡歌曲的方法和经验，被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等工作吸收运用。[45]1936年11月绥远百灵庙大战之时，他即随青年会战地服务团到百灵庙慰问军队，教傅作义部队的官兵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在祖国西北的旷野，唤起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1937年8月，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后，他成为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的负责人，这个支部的特点就是教唱抗日歌曲，[46]随着他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刘良模还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救中国》等十支歌曲，编成了《民众歌集》，售价一分钱。还将《自强歌》、《中华》、《美哉中华》等近60首救亡歌曲，编成了《青年歌集》，售价一角钱，《青年歌集》从1935—1936年青年协会校会组再版7次，销售1万余本。歌本都是32开，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携带。他还编写了《民众歌咏ABC》，教群众、军人和学生怎样教群众唱歌，获得音乐知识和组织民众歌咏会。他流亡美国时，还教会了美国着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47][NextPage]
四、余论
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是基督教青年会抗战以来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活动，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没有歼敌千万的喜讯，但细声润物，温暖着每个战区、每个官兵。从最早的百灵庙慰劳到最后的印缅分部的军人服务，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在一起，与战争紧密接合，随战争的转移而转移，随战争的需要而服务，鼓舞士气，安慰民心，服务官兵。
军人服务部虽然曾得到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终究还是一个民间性服务组织。青年军人服务部工作理念不稳定，人员流动随意性也很大，作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支部和游行工作队因资金、人员的不稳定以及其它政治军事原因而不能长期坚持，经常处于解散和重建的状态中，它确是因战争而临时产生的体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扬基督精神，建设完美社会”宗旨的应变性组织和活动。[48]
军人服务部是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在国难日益加剧的时局下，军人服务部宗教色彩日益淡化，随人随时随地而异。青年会一直有干事必须是基督徒的要求，在军人服务部已经不明确了。宗教生活因支部而异，有的支部星期天不做礼拜、不念《圣经》，而利用休息日子召开生活检讨会，自我批评，不断提高，[49]甚至没有听说谁是基督教徒，[50]许多人多年后只记得自己是参加了“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团体”。[51]虽然有表示青年会的队旗、圆形证章和袖标，但上面或写着青年会的英文缩写Y.M.C.A.，或写着没有反映出基督教性质的“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在国共党争的局面下，英文缩写与CY之间引起的歧义和误解，成为地方势力消灭和排挤军人服务部的口实和理由。[52]
作为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基督教宗教和组织，青年会像其它机构一样，一直是生存在特殊的保护层里。无论从宗教观念、宗教实践到自身最为标榜的“社会服务”的观念和方式，都与“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中被抨击的焦点。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团体本着基督的精神，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救济、社会捐助、社会宣传等各项救亡运动，教会证明自己是为民族效力的，[53]赢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可和赞赏，减少了以前的一些偏见。抗日战争使青年会有机会与全国人民一起受苦，一起面对经历挽救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危难。和人民一起受苦奋斗，意味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这样基督教青年会就是中国的。[54]为人民做出贡献，也就赢得了供人民聆听的权利，也是青年会走上迎接新中国，并为新社会秩序下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和改造做出贡献的前提。[55]
[1] 赵云路：《中国军人青年会的发端》，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83年重印，第210页。
[2]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军队及战区之服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以下简称《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版，第72页。
[3]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军队及战区之服务》，《五十周年纪念册》，第73页。
[4] 袁叶如等：《济南基督教青年会》，《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版，第290—294页；《山东省志?宗教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748页。
[5] 全绍文：《他是一个真基督徒》，《同工》第151期，1936年4月，第33页。
[6]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欧战华工的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80页。
[7]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8页；陈三井：《基督教青年会与欧战华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1988年6月。
[8]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报告书》，1933年版，第9—14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档案室藏。
[9]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报告书》，1933年版，第9—14页。
[10] 陈培桢：《百灵庙抗日后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在绥远省的活动情况》，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同工编：《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内部刊物1994年10月版，第16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档案室藏。
[11] 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三周年总报告》，1940年版，上海档案馆Q0－8－16，第1－2、4－5页。
[12] 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三周年报告》，第4—17页。
[13] 毛子良：《军人服务部在广西》，《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09页。
[14] 胡青：《缅怀老战友杜任远同工》，《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16页。
[15] 沈馥：《我所了解的刘良模领导的军人服务部》，《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77页。
[16] 张成之：《我在抗战时期战斗生活的回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为了正义与和平：中国基督徒在抗日救亡中的事迹》（以下简称《为了正义与和平》），内部刊物1996年版，第110页。
[17] 毛子良：《军人服务部在广西》，《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11页。
[18] 毛子良：《在云南》，《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15页。
[19] 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三周年总报告》，上海档案馆Q0—8—16，第21页。
[20]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报告书》，第7、9页。
[21]《蒋委员长对于全国青年会总干事大会的训词》（1940年12月6日），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编：《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三周年总报告》，上海档案馆Q0—8—16，第1页。
[22] 柳傅作词、舒模作曲，歌词为：献身人类，献身民族，不惜牺牲，一身福利要为抗战服务；鼓动军民，奋发参战，要使战士快活，要使伤者恢复。愿在炮火下尽我们的职责，愿在危险中求民族的出路，完成建国的伟业，建立全民的幸福齐正，我们的步伐踏向光明的道路。
[23] 即基督教青年会会徽，为红色三角形，中间加蓝色横条，上写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缩写Y.M.C.A.。
[24] 惠全安：《怀念一游行工作队这群人》，《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98页。
[25] 毛子良：《我在长沙的日子》，《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79页。
[26] 赵亚民：《片断的回忆：从山东到云南》，《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56页。
[27] 欧阳柏：《冲出长沙大火，奔向钱塘江边》，《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42页。
[28]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报告书》，第9页。
[29]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5年版，第132—138页；《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九十周年会庆特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刊物1999年版。
[30] 罗冠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段》，《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6年版，第252—275页；《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81页。
[31] 田景福：《在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57辑，1988年版；《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3—475页。
[32] 赵立教：《我所知道的贵阳基督教青年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3年版，第159—164页；《贵阳市志?宗教志》，贵阳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9页。
[33]《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报告》第2号（1937年11月15日），上海档案馆U120－0－43－（2），无页码。
[34]《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报告》第1号（1937年10月15日），上海档案馆U120－0－43－（2），无页码。
[35]《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报告》第1号，无页码。
[36] 惠全安：《推广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刘良模》，《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27页。
[37] 毛子良：《在云南》，《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214页；赵亚民：《片断的回忆：从山东到云南》，《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58页。
[38] 杨大伟：《一段出国服务历史的回顾》，《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24页。
[39]《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报告》第2号，无页码。
[40] 涂福英：《难忘的申新医疗队》，徐正英：《难忘的回忆：申新医疗队》，《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7、31页。
[41] 周佳泉：《抗战中的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为了正义与和平》，第14页。
[42] 刘良模：《回忆救亡歌咏运动》，《人民音乐》1957年7月号、8月号。
[43]《救亡情报》第6期第7版，1936年6月14日。
[44] 刘良模：《上海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为了正义与和平》，第38页。
[45] 张高峰：《悼念刘良模先生》，《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36页。
[46]《关于刘良模先生的消息》，《全民抗战》第102期，1939年12月31日。
[47] 参见赵晓阳：《刘良模与义勇军进行曲》，《中国宗教》2003年第9期。
[48] 1935年12月脱稿，1936年3月付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未来十年计划案》完全没有涉及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见《五十周年纪念册》，第201—205页。
[49] 王天祥：《“因祸得福“——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68页。
[50] 张高峰：《悼念刘良模先生》，《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136页。
[51] 苏濯溪：《八年抗日救亡工作的点滴回忆》，《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1页。
[52] 谢钟麟：《失去自由的十七个月》，《抗日救亡时日的历史回顾》，第252页。
[53] [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第304页。
[54]《周恩来总理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1950年5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年版。
[55] 赵晓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