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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陶成章会党工作述略

陶成章是光复会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革命事业中，联络会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陶的会党工作，光复会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作为、这样引起辛亥革命研究者们的重视。本文旨在讨论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对象、政治趋向以及特色，以期加深对陶成章及其光复会的认识。
一
在光复会成立之前，陶成章最早想要联络的会党是台州宁海附生王锡桐1900年创立的“以排外为宗旨”的伏虎会（又称“伏虎山”）。伏虎会在20世纪初屡闹教案。1903年，伏虎会再次起义，焚毁宁海天主教总堂，处死神父和教民，黄坛、海门，新昌一带的民众群起响应，酿成了宁海教案。浙江巡抚派兵由水陆两路前来镇压，王锡桐仓促抵抗失利。当时宁海留日学生祁文豹等建议陶成章去联系，并为之介绍，不过等到陶赶到宁海时，王已经失败逃匿，陶未遇而回。[1](P231)
陶成章实际最早与之取得联络的会党是以濮振声为首的严州白布会，“其军制与洪门各会党有异”。义和团运动期间，自任白布会总帅的濮振声以保护乡里的名义，借会众创办团练，“遇民教争执，亦居间理处”。不料一些教民猜疑濮振声与教为难，“讹传四起”，会众于是借濮名望，发动反教起事。[2](P362-363)濮为众所迫，只得严令会众不要轻毁教堂，杀害教民，“仅取其家中粮食充军需，以示薄惩”。起义军进占桐庐、分水，“军行所至，咸皆欢迎”。浙江官方急派援军前往，在分水、于潜境内击败了向严州府城进军的会众。脱险逃进山中的濮振声见清军四处掳掠，便以不得妄乐无辜为条件，前往清营自首。清政府害怕“杀之恐激民变”，遂将濮拘押在杭州。[3](P52-53)
1904年初，陶成章与魏兰一道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会谈后于2月11日回到杭州，14日，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前《浙江潮》负责人孙翼中介绍，到仁和监狱探望了被囚禁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振声给他们出介绍信数通、名片几张，便于他们进行联络会党的活动，浙江籍革命党人联系浙江会党的工作就此实际启动。
2月17日，陶成章、魏兰两人就前往浙东。他们先一起由富阳到桐庐，“历探各秘密会之内状”。然后，魏兰从水道经兰溪、龙游回到他的家乡云和；陶成章从陆路经桐庐、分水，遍访白布会会员，再经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等地抵达云和。他在魏兰倡办的先志学校担任了两个月的教员，然后经温州回上海。魏兰在陶成章走后又去处州府城和丽水县，访问双龙会（注：双龙会本名万云山，又称万云会，因票布上画有双龙，故称双龙会。本部在处州，属于终南会系统。）首领吴应龙、王金宝，到缙云、永康结交龙华会首领吕嘉益、吕熊祥（东升、逢樵）、沈荣卿（注：沈在入龙华会之前结有百子会，入龙华会后升为新副。见陶成章《渐案纪略》，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3页。）。又在沈介绍下，到金华会见龙华会首领张恭。张恭“其始结有千入会，其后入终南会”[3](P24)，1900年春他在杭州紫阳书院就读时接受了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交付的富有票，准备回金华家多散发。“而汉口之变闻，遂置富有票不发，仍理终南旧业。”不久该会正副会主或死或走，于是张恭与沈荣卿等人自立一山堂，定名龙华会，沈荣卿、张恭为正副会主，在金华府属八县均有分部，拥众二万余人。该会另在台州、处州、绍兴等府也有分部，拥众数千人。因此可以说，1903年春陶成章、魏兰的浙东之行奠定了联络各府县主要秘密会党之基础。
浙江会党的组织和力量不像湖南那样集中，除了前述的几大支外还有王金发的乌带党、竺绍康的平阳党（本名平洋党，本部在嵊县）以及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的私贩党即青帮，同时也缺乏像马福益那样有巨大号召力量的首领。浙江会党的特点是山堂林立，名目繁多，各据一隅，互不相属，宗旨各异，各行其是。很明显，龙华会与庚子勤王之役有关，伏虎会以排外为宗旨闹教，它们的政治目标都不可能是反清复明。只有白布会攻城夺地，反清色彩突出。上述情况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光复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
从陶成章后来制订的《龙华会章程》来看，光复会联络会党时迁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龙华会章程》虽然起草于1904年春陶成章浙东之行之前，但其中涉及对消末立宪的批判。其中第二章第二条“命名”明确宣布：“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位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4](P135)因此可以认为它就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称：“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成一团，名龙华会。”陶成章自己写的《浙案纪略》也说：“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之秘密党会熔铸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协会。”
《龙华会章程》即《革命协会章程》首先解释了“革命就是造反”，并且援引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来论证。《章程》在论及历史上逐鹿中原的少数民族时充满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因此它当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清朝光绪帝复位的努力。
《龙华会章程》论及对外关系时说：“至于我们动手革命的时代，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是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令我们打仗的外国人。……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4](p134)因此，它与以排外为宗旨的伏虎会是根本不同的。
《龙华会章程》宣布：革命的宗旨是“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走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4](P135)。而且“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还要再起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竞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4](P133)。讲到这里似乎《章程》对未来的政体尚无定见，但当我们认真读到第六条，第七条时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第六条“黜陟”称：“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朝廷成立……若犯了十条戒约，无论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体治罪。十条戒约附载在凭票上面，不载在此。”第七条“追恤”称：“我们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无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内又非凡的穷，妻子不能存活的时候，本会都有抚恤的费用……但是要切实查明，不要滥领滥给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劳，枢密府簿上记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后，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了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呢，另外若超度等时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4](P136-137)这里接连提到的新朝廷成立、新朝廷立定，显然不是民主共和国的政体。
在《章程》中，陶成章一方面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帮会弟兄精心描绘了一幅赶走皇帝后的美好未来图景：“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4](P133)另一方面又按照哥老会内外八堂的模式（注：参见朱琳《洪门志》第132-14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为革命协会设计了一整套的职官，以调动会党的积极性。根据陶的设计，“新中国军政省”为最高行政机关，“分作内外二府”。外府的职官从上到下为都督、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还有正副介士。《章程》特别说明：“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所授的什么官、什么职，将来就是什么官、什么职了。”这里要说明的是，1907年1月陶成章已经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留日会员中浙江分会长。打天下时封官许愿，夺取天下后弹冠相庆，权力大家分享，利益共同维护，是典型的封建“会党政治”，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的政党政治。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政治差距在这方面也是很明显的。
陶成章还惟恐会党弟兄对这套东西不够熟悉，特意把它与洪家、潘家的旧官职作了对照，指出：“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现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统制使呢，就是以前的当家”；明眼人一看就知它是哥老会内八堂模式的翻版。
在入会的仪式方面，陶成章搬来了洪门天地会歃血结盟的一套，特别规定要有“盟证人（执香的人做盟证者，即是香堂）、执法行刑人（就是周洪家中红旗一样的人）”，并要求新入会者仿照洪门36誓（注：参见李子峰《海底》第195-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走到神位前跪下发誓。“第一誓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第二誓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第三誓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4](P141)第九条“入会”规定：“凡我们这个革命协会的时候……至于各五个都督府招兄弟入会的礼式呢，各家教各会一切都照旧，如本来不是会友、教友，则从以下所载新定的礼式。”[4](P138)新定的礼式是：“第一先写入会愿书一张，交于介绍人。第二愿书写后，择一吉日行入会礼式。第三行过入会礼式后隔一日，或二日、三日后发委任状。第四发下委任状后，知会军政省本部或支部。第五军政省得介绍人知会后，发下图章及铜牌。”但是《章程》随即说明：“本会入会的会式种种，内府的人均照此规矩，外府的人止及于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各照各省各教各党的老规矩，如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会党或教党中的人呢，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也照本会的新规。如介士以上统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会党教党中的人呢，来入的时候也照本会清规。”[4](P142)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1908年，陶成章在组织革命协会时向会党让步，迁就他们的一些消极因素，绝不是偶然的。第一，这与光复会本身的政治纲领不够明确有关。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诞生，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并没有规定推翻清朝统治后究竟采取何种政体，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保守性。
其次，在一些革命党人看来，鼓吹兴汉“排满”的民族主义，是迅速争取“反清复明”的会党认同的最佳方法，不仅在国内浙江，而且在境外也是如此。1908年8月在日本东京部分长江流域的同盟会员照绿林开立堂办法成立共进会就是明证。共进会成立时发表的两个宣言虽然大体上没有离开同盟会的宗旨，但更着重于反满的宣传。文言的宣言中说：“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为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其白话的宣言中，也是首先强调：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后来才被满人进来，做了中国的皇帝。“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哥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它又进一步宣称：到了今天，那满人只顾请洋人来保护它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把中国的各种权益都送给洋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到了那时，“难道不把汉人斩尽杀绝吗？”“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5](P499-501)
为了联络会党，共进会的内部也用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而且各配有一首诗歌。
三
1904年春以后，由于陶成章等人的联络，浙江会党的斗争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教案“自此之后，遂乃绝无仅有，清吏……实不知易其排外之心，尽化而为排满也”[3](P25)。
在此基础上，陶成章曾经计划发动浙江会党响应华兴会起义，待长沙起义发动后三天，袭取金、衙、严三府，然后平定浙江，出兵皖赣，以应长沙。长沙起义失败后，陶成章下令停止计划，但处州双龙会首领王金宝已先行发出檄文，暴露了行动计划。王金宝被叛徒出卖牺牲后，会众由吴应龙代领。
同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仍坚持抓紧联络帮会的工作。陶成章与光复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龚宝铨为了推进革命事业“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濒危难……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陶成章在浙东联络会党时，运发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以及敖嘉熊编的《新山歌》、魏兰编的《孔夫子之心肝》等书籍，购买赠送《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努力在浙东会党中传播革命思想。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工作是光复会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创造具有鲜明的特色。一个特色是与非光复会同志合作进行。光复会成立后，原爱国学社社员敖嘉熊（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在《苏报》案后，也回到浙江，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游历，结交当地会党。敖嘉熊后来回到嘉兴就倡建温台处会馆，作为江、浙、皖三省交界处会党的联络中心。魏兰和陶成章先后前往，分别担任会馆的总理和执事员。敖嘉熊还准备创立“祖宗教”，作为联系会党的手段。蔡元培曾邀约敷嘉熊加入光复会，敖嘉熊表示可以“有事相助”，但不愿参加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一直搞到1905年5月，因敖嘉熊家遭变故，经费无从维持，才无形解散。敖嘉熊回到家乡，魏兰远走爪哇。陶成章、龚宝铨从嘉兴到绍兴，协助徐锡麟筹办大通学堂。“于是，绍兴不仅成为光复会本部的活动中心，并且也成为浙东会党的联络中心。”[6](P356)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另一个特色是利用学校作为基地。1904年陶成章曾经在云和先志学堂任教习，以校为基地，开展联络会党的活动。1905年初陶成章向刚加入光复会的徐锡麟介绍了浙江会党的情况及运动会党的重要性。在陶的影响下，徐于同年二三月间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访问并结识了一些帮会首领，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看到了浙江哥老会的一些弱点。他认为“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部勤，不能为用”，打算在家乡绍兴东浦附近大通桥畔筹建学校。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与此事，陶成章本人亲自去杭州学务处递禀立案，还邀集吕熊祥等人前来协助。1905年9月大通学堂在绍兴创办，成为浙东帮会的联络、训练中心。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按照这一规定，先后进校学习的帮会骨干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现在名单中有确切姓名可查的就有63名，在大通学堂任教的老师参加光复会的也有17名，另有总理、庶务、监学等办学人员7人入会。（注：参见《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国内第一所训练会党头目、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P237)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更是招金、处、绍三府帮会首领数十人进校学兵，动员了百余名会党青年骨干到绍兴大通学堂的体育专修科训练。后又将各路帮会编为“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军，总称光复军，由竺绍康、张恭、王金发等人分任分统。《光复会党人录》中明确列入了龙华会首领和骨干沈荣卿、张恭等8人、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双龙会首领和骨干王金宝、阙麟书等4人、伏虎会首领王锡桐、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王金发、青帮首领余孟庭、夏竹林、杭辛斋等25人、洪帮头目张伯岐、释月空以及清洪帮首领刘福彪。这样大通学堂成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的中心，“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3](P28)。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第三个特色是不仅联络洪帮，而且还联络青帮。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都曾经注意吸纳洪帮人士参加他们的事业，为己所用。这是因为洪帮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和反清起事的传统。但陶成章的高明之处是同样重视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反清传统，倒是曾经为清朝运送漕粮效力的青帮。在他的影响下，青帮首领余孟庭、夏竹林成了辛亥革命期间直接对抗清朝军队的一支武装力量（注：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7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在全国范围内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陶成章在为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立传时称赞“余孟庭军行所过，除残去暴，固一仁义之师也”，而夏竹林等人也是“世之英雄”。[3](P74)他们在青帮原先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至于联络各教，尚未见具体材料，只有章乃毂、鞠僧甫《民国浙江参谋陶公焕卿传》提及陶成章“内地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内相接纳，一见倾心”[7](P352)，无具体时间、地点，且为孤证，故不讨论。
四
浙江自1907年光复会皖浙起义失败后，光复会活动进入低潮。陶成章后来的工作重点已经不在浙江甚至不在中国本土了，同盟会在浙江会党中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陶成章在浙江会党中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这集中表现在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后，浙江全党积极拥戴陶成章继任。会党首领沈荣卿宣称，陶成章“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注：《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章太炎在为陶成章活动时强调：“此次下江光复，微李燮和上海不举，微朱介入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力，得于敢死队者甚多，是皆焕卿平日经营联合之力。且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抚助。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诸公全力以慰，必为吾浙之福。”[8](P545)所有这些并非无根之谈，过誉之词。不料，浙江方面拥陶的舆论引起了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忌恨。陈其美对陶成章在浙江各界包括帮会的威望极为不悦，1月14日他派蒋介石、王竹卿在上海将陶刺死，以至陶成章壮志未酬，抱恨终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与会党的联络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的。他的死激化了革命阵营内部（包括部分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引起了人们不安、困惑与混乱。这一整个革命阵营的重大损失，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一再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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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