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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胡政平：北大和南大学人在“民族复兴”中的人文精神

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学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从鸦片战争开始，先知先觉的中国学人，不仅开始了对中国学术的思考，而且开始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一抉择过程，是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淋漓展现。它伴随着血与火的思想激辩、真理与谬误的理论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的诸多学人展现了他们的理想和精神，他们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书写了光辉一页，而国家与民族则在波澜壮阔的学术与理论辩论中走向了富强。
一、“新文化运动”中“铁肩担道义”的北大学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内忧外患，危如累卵。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的一批学人率先举起“启蒙”大旗，试图为“救亡”寻找出路。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的北大学人，发起以思想启蒙为主要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即便是在“新文化”阵营，学人们对中华民族“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依然见仁见智，争论不已。回看这次争论，蔡元培之“兼容并包”的治校理论方针，为思想自由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新思想的大众化提供了有效的传播工具；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则为中国社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这三方面的努力，共同造就了这次伟大的思想启蒙。
（一）思想自由。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尤其是北大校长时期，为中国文化界开创了人格独立、学术自由的风气，这就从体制上为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真理和谬误是通过理论的争议和辩论来显现和澄清的，而不是通过在肉体上消灭异见者实现的。蔡元培没有直接介入新旧思想的论战，也没有发表过直接表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这种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军阀政府视北大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并屡屡向蔡元培施压时，蔡元培顶住了压力。
（二）走向大众。钱理群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①而“白话文运动”以及“新文学革命”就是在打造将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连到一起的桥梁。
白话文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使推行现代国民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成为可能，文化得以进一步走向大众，大众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文学革命相当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为人民大众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文学革命后，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大众传播兴盛起来，平等自由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也成为了当时时代思想、文化以及学术的中心。
（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大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歌颂者和传播者。同时，“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拉开序幕，中国的“救亡”运动在这种争论中确立了新的理论武器。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地驱动下，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写就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力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分两期刊出。这使得北大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李大钊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动作，为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起了显着的示范作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大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
二、开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序幕的南大学人
新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终于在1949年横空出世。然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在探索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而破解这个命题的，正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为序曲的又一场理论大辩论。它的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
（一）两个“凡是”的僵局。1976年，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宣告结束。然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依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澄清，两个“凡是”的消极逃避态度也没有正面地回答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的原因，更无法为将来的建设提供指导。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倡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被看作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月24日，邓小平又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反对意见。邓小平认为“准确”、“完整”地理解应该是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而不是什么都照搬，什么都认为毛泽东讲的就是对的。这本身就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从来没讲过自己全是正确的。这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回击，也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二）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在邓小平写信抨击“两个凡是”的时候，远在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在酝酿着一篇文章。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觉得他有义务批驳“两个凡是”的僵化思想。在“文革”余悸未消而中央旗帜不明的政治环境下，在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胡福明在写于1996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一文中追忆道：“今天看，发表这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1977年，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盛行，‘两个凡是’统治，许多同志心有余悸，不少人还模模糊糊，这个问题还未考虑。而《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尖锐性，敢于支持，抓住不放，力求发表，做了大量工作。这种胆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场讨论最开始在理论界进行，后来又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我国从此进入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轨道上来。
（三）求真务实的精神。胡福明在文革期间就受到过打击，难道他不谙厉害？显然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可能带来的风险，胡福明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但是他不曾退缩，因为知识分子对于真理百折不挠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让他顾不得那么多的个人安危。后来的结果表明，胡福明没有错。他的文章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证明了这一点。这正体现了中国学人自古就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情怀。
三、知识分子是胸怀天下的民族脊梁
历史浩荡，大师已驾鹤而去，然而每念及大师的事迹，无不让人慨叹不已。从“救亡”、“启蒙”到“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需要深思的遗产；大师们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以及秉正不阿的大师风范，将为现代社会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知识分子派别的争论提供借鉴和思考。只有一片热忱是不够的，只有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方能避免严复所谓“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的不幸结局。
（一）胸怀天下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铁肩担道义”的北大学人，还是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敢做敢为的南大学人，都体现着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的人文精神。知识阶层内部固然良莠不齐，然而，每逢社会巨变，总有不计利害、力挽狂澜的学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牺牲精神，其伟大气魄，可歌可泣，无不让人敬仰。
思想的威力，就在于它能穿透历史，指明方向；思想的威力，就在于它一旦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政策挂钩，便会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学人就是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召唤的特殊群体。他们以极大的勇气，超脱了观念的束缚，同时，也以无畏的精神面对了体制的压制。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一代学人都体现出了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二）针锋相对的治国理想。近代中国，中西碰撞，时局反复，思潮涌动。这种时局的变幻，既是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是思想理论的辩论。而政治的斗争，正反应了中国学人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迷茫和分歧。历史最终体现出了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机巧”，它最终选择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辉道路。然而，争论和选择并没有结束。
在改革开放30之后，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各种社会弊端和问题也如影随形。对此，学人们在回答“怎么办？”时依然争论不休。萧功秦在《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国内问题上，形成了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政府在政策层面，完全可以采取审慎的态度，然而，在理论层面，话语压制或人身攻击只会扼杀真理呈现的机会。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将采取什么样的学术态度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更加务实的求是之道。萧功秦认为，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然而，他们“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他们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显然，这种认知的局限，并非“左派”知识分子所特有，而是所有知识分子可能具有的“通病”。无论何派，以道德义愤或道德优越感代替学术批评者，皆不乏其人。此种倾向，贻害无穷。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一种“包治百病”的理想制度。无论是持什么立场的学人，都应该自知其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并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得到补充和纠正。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指出，在苏联“知识分子在身体上遭到摧残，而在西方，知识分子却从道德上毁灭自己。”②米尔斯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所谈的诸多问题，在中国学人身上也不乏其例。但是，我们不想对学人做过多的道德褒贬。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争论，应当更多地集中于对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解释，而不是处于“道德义愤”而产生不当的诽谤或人身攻击。近代中国是从争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中的教训与经验，亦当认真反思；未来的中国，也必将在争论中不断去伪存真，不断超越。
注释：
①钱理群：《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10月版，第18页。
②【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