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陈兆肆 ：“九一八事变”后学人对甲午战争的探究热潮(1931～1945) ——基于学术心态的考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陈兆肆 ：“九一八事变”后学人对甲午战争的探究热潮(1931～1945) ——基于学术心态的考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兆肆 ：“九一八事变”后学人对甲午战争的探究热潮(1931～1945) ——基于学术心态的考察

作者简介：陈兆肆(1982- )，男，安徽和县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原发信息：《安徽史学》(合肥)2016年第2期 第51-62页
内容提要：甲午战争发生后的30余年中，该役并未得到国人全面考稽和冷静反思。1931～1945年间中国学人对甲午战史关注骤切，掀起了一场探究热潮，其无疑是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现实所激逼，其目的主要在于鉴往察今、惩前图后以及明耻奋进等现实诉求。是时，对甲午战史研究的具体诉求各异，或望国共合作抗日，或期政府重视军事，或劝政府勿恃外援。学人们既抱不同的现实诉求，也决定各自关注甲午研究的视角及内容不一。当时甲午战史的研究，确为抗日提供了一些极深刻而有益的教训。但在急切的现实诉求之下，历史也时会成为既定教训之注脚。
关 键 词：
九一八事变/甲午战争/探究热潮/学术心态/
标题注释：本文部分内容曾于浙江省第二届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战争与回忆”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袁成毅教授等指正，在此谨致谢意。
中图分类号：K264；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2～0051～12
发生于19世纪末的甲午之战，对首次惨败于邻邦日本的中国而言，实创巨痛深。此后30余年中，该役并未得到国人全面考稽和冷静反思①。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人鲸吞东北，野心勃勃，爱国学人(以报界和学界为主)抱“中原陆沉”之忧，始对甲午之战关注骤切，并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探究热潮(见文末附表)。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这场由现实激逼、骤然而兴的甲午探究潮，之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抗日大业到底有何意义?“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学人是如何通过对甲午之战的回望及与当时境遇的对照，以期做到鉴往察今、惩前图后及明耻奋进，又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哪些具体而微的经验和教训?
一、甲午研究之于抗日何为?
1939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任“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长的于炳然，发表文章，历数20世纪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种种凌辱侵逼，并将其归源于甲午一役的失败，其言：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犹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这种不幸地位的形成，积因于近百年的丧权和辱国，而百年丧权和辱国，主要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然而，甲午这一战，却不能不算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重要关键。因为由甲午战争，引起了三国干涉还辽；由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列强纷纷强占了我国各海口；由列强纷纷侵占我国各海口，激起了庚子之乱；由庚子之乱，演成了帝俄之侵略我东北；由帝俄的侵占我东北，掀起了日俄战争；由日俄战争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于是，日本便向着吞并整个中国的目标，步步加紧地迈进。——什么“二十一条”，什么专为制造中国内乱的“西原借款”，进而由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然后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有历史意义的“七七”这一幕一幕的悲剧，可以说，都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后果。甲午战败，使我们蒙受异常重大的损失，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损失之外，我们是否还有收获呢?我们以为假如论有收获的话，那只是支付血的代价，换取血的教训②。
于炳然这种线性的历史解释，固然切掉了历史发展的枝节，对历史源流的解析不无简化之嫌。但这种删繁就简、存其主干的做法，更易让时人看清甲午一战对20世纪前期中日关系所带来的至深影响。时人认为，既然“当下”中日关系之格局，已在40多年前的那场战事中写下底稿、埋下伏笔，那么，对甲午一役的回望和反思，则显得格外重要。这种重要性在于，除了鉴于“无往不成今”以更好理解“今日之难，匪伊朝夕”外，更多的则是为了“昭示来者”和“提振人心”。
1933年2月，东北大学教授刘奇甫在“以文字鼓吹抗日复土”的《外交月报》上，发表了对甲午战役的回顾性文字，全面指出探研甲午战争之于当时抗日的意义所在，其称：
中日关系，日趋险恶，奋战图存，讵容反顾!?但知己尤贵知彼，作战必先料敌。语不云乎：“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则剖析过去敌方胜利之原因，与我方失败之症结，为当局作借箸之筹，予国民以借镜之资，固研究史实者应有之责也。本篇特就外交史、政治史、经济史各方面，研究甲午战役的原因，检讨甲午战役之经过，疏证甲午战役之结果，所冀我国人以察往观来之识，作惩前毙后之图。勿以过去失败而灰其进取之心，且当因过去失败而益坚其改造之志，则兹篇之作，不为虚矣③。
显然，检讨甲午一役日方胜利及中方失败之由，旨在“为当局作借箸之筹，予国民以借镜之资”，以免重蹈覆辙。1936年，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有报界中人如是指出：
甲午(前光绪二十年，即公元一八九四年)之役，又称中日战争，亦称中东战争。这次战争离今已整整的四十一年了。历史的教训，是金钱所买不到的至宝，尤其是在国难空前的今日，对它更有着“再吟味”的必要④。
历史的教训，尤其是“以血为代价”的教训，固然是“金钱所买不到的至宝”，但“再吟味”这段“朝野羞称”的历史，绝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尤其是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回味这段失败的历史，岂不会真的导致“以过去失败而灰其进取之心”?因此，如何“因过去失败而益坚其改造之志”，成为一些学人心中萦绕思索的一大关切，甚至有人认为对甲午一役探讨之意义，其于人心的刺激和提振，“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1932年，王芸生在先前发表文章的基础之上，撰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尤多关注甲午之战。《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为该书作序时指出：
吾侪尝究察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萎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杀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纠纷，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虽经两度之革命，而不能破沉疴而涤旧污，此岂吾民之果健忘哉?徒以自恃其不可亡，而未真切感觉危险之故耳。……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道，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⑤。
而王芸生为令时人痛国耻之切，特加“中日古代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⑥自强之道，明耻为先。这种对甲午战史的回顾及对创痛的舔舐，始则激刺国人以羞耻心，继则以警惕心，再则以奋进心，而终止于爱国心。一言蔽之，欲使国人“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这种“知耻而后勇”的表达，在此后的相关报界文章中一再出现，如1936年年底，日伪在侵占察哈尔后向西进犯，绥远告急，此时有学人回顾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其称：
我们观于(甲午)历史的教训，五十余年来，我国国耻，不特不能剪雪分毫，而敌人之凶焰反日益增长。“九一八”以后，继有“一二八”。东三省血迹未干，而今绥远又告急了。来日大难，不知伊于胡底。所望我全国上下一致起来，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还我河山，雪我国耻，就是在这个时候⑦。
透过齐红深先生的研究，我们发现，是时教育界的国耻教育方兴未艾，尤其是在中小学的教材之中，甲午国耻的内容占有相当的篇幅⑧。以报界的社会层面的国耻教育，与教科书中的学校层面的国耻教育，相互激荡，共同发生作用。无论是报界文章，还是教科书，大多不可避免带有“宣传文”的色彩，其对甲午一役的回顾反思，语带激愤，多含浓烈情感，淡化历史的细节。相较而言，纯粹的学术型的研究文章，则多了一份理性和严谨。然而，即便如此，当国难方殷之时，学人研究性的文章仍体现出极强的现实关怀，惟其间所流露的情感并不如报界文章那般直接和浓烈。
应当指出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不惟完全受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现实处境所驱动，亦有其内在的学术史理路所使然——中国学人希望将甲午战史的研究高地，争取到本国。透过戚其章先生的梳理，甲午战后的二三十年中，日本、欧美等国学者已写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着述，而作为战争当事国一方的中国，除了一些资料性汇编外，其研究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尤有进者，这二三十年中，所出现的一些资料性汇编，“(其)作者皆非专门史家，激于甲午之败，愤而着书，以警国人，但平日既无治史者所具有的素养和资料积累”，故质量不高⑨。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学术上的羞耻感和争竞心所驱策，20世纪30年代后一些专门史家开始踏足这一研究领域。饶有兴味的是，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即对甲午战史抱有相当研究之自觉者，并非近代史家，乃为时已名动学界的古史专家——清华大学张荫麟教授。张荫麟秉持一种谦逊的心态，认为对甲午战史的研究，应以译介外人着述为起点，循序渐进，有以达成⑩。1931年初，张荫麟在《东方杂志》上连续两期发表其翻译的英人泰莱(W.F.Tyler)所着《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其在“译者识”中的一段文字，颇能见其此一阶段的研究旨趣以及学术上的羞耻感和争竞心，当然所见更多的还是一份史家的责任和情怀。张荫麟此时对甲午战史的研究抱负，可用其自己评价英人泰莱之语以赅之，即早已“预存作史之志”。其言：
战史之最可宝贵而最难得之资料，莫如军事专业之报告，而作者预存作史之志，身当战阵之冲，以此标准衡量我国近世史料，予唯得泰莱氏甲午中日海战之记载。甲午一役关系我国国运至巨，宜为治我国近世史者所注重。顾关于此役，从中国观点之第一手的纪录，至为窘乏，即间接之史料亦稀。……其后民国初，海军部刊《海军纪实》，实为关于此役之惟一官书，然简略已甚。其私人之专书纪载，而有史料价值者，以予所知，惟丹徒姚锡光之《东方兵事纪略》，美人林乐知《中东战争纪事本末》(用中文作，乃采辑当时报纸而成)，及顺德罗惇曧之《中日兵事本末》而已。近时流行之通史、外交史及近世史一类着作，其关于此役，则大抵直接或间接译自日人之普通着作，即上举各书，亦罕见参及也(11)。
“甲午一役关系我国国运至巨，宜为治我国近世史者所注重”一语，反映出张荫麟此时由古史研究而骤入近史研究，其背后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尤其是“山雨欲来”之时，此言更能见其卓越的史识及对历史走势的洞察。张氏欲“以中国观点”以整理甲午战史，隐然有所针对。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侵华愈急，其御用学人不遗余力地鼓吹昔日的侵华“英雄”，尤其是对甲午侵华的首要大员，如政界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军界的大山岩、川上操六、山县有朋、山地元治、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等进行美化，甚或神化。故上述侵华分子，无不在当时流行的人物传记(如《日本新英杰传》、《明治功臣录》)中，“光荣与列”。日本学人极富民族情感和偏见的撰述，深深刺激了中国学人。可以说，正是中国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双重劣势格局，深深地激发了张荫麟的学术羞耻感和争竞心，进而对甲午战史产生足够的重视。从后续着述来看，张荫麟确以甲午研究为一阶段之恒志，先后写出《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1934年)(12)、《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1935年)(13)。若天假其年，张氏在这方面的研究必将更大。
张荫麟治学颇显驳杂，开拓领域甚多，这从徐规先生所整理的《张荫麟先生着作系年目录并序》(14)一文中，即可有直观的感受。但实际上，张荫麟学术用力点多放在哲学、科技社会学及古史领域(尤其是宋史)，而国史研究实为其平生志业所在，哲学及社会学不过为工具之用，其欲“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15)。在张荫麟以国史为主的学术着述中，有关甲午战史的几篇专文，显得格外突兀而醒目。其由古史骤入近史的学术心态，可从“九一八事变”后写给好友张其昀的信中，获得真切的了解，其云：
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日本)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致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16)。
一代史家由时势所带来的紧迫感，与出于史识所生发的自信从容(17)，在此交织并现。这也是张荫麟之所以“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的原因所在。是时，尚在大洋彼岸的张荫麟，说出“且放硬心肠”这番话，并非隔岸观火而漠然国事，一系确信日本“多行不义必自毙”，故不妨待之；一系认定中国由衰世而复兴，必假外力，方可激成，故乐观视之。“放硬心肠”也好，“伫候”待之也罢，只是一种心态，并不代表张荫麟将无所作为。以笔为戈，趋赴国难，这是当时大多数学人的想法，张荫麟亦不例外。日本在一战后，戮力发展海军。而张荫麟留美期间(1929～1933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日本也早已一跃成为与英国、美国鼎足而三的海军强国。张荫麟对日本海军发展之势深表忧心，尤其是1932年淞沪会战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的表现，令其印象深刻，故此时张荫麟有今后“江海沿岸”必“横遭蹂躏”之判断。正是出于此种隐忧，张荫麟后来尤为重视甲午海军史的研究。
颇值注意的是，在与张荫麟订交的学者及报人中间，不少人于此时已展开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突出者如王芸生、张其昀及王忠信，事实上已然形成了研究甲午的学术共同体。这三人几乎同时对甲午战争产生兴趣，是否互有影响，还是仅激于国难而不期然契合?目前因材料所限，未敢妄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人围绕甲午战争的研究，有过学术上的交集。1933年，主事于《国闻周报》的王芸生，将张荫麟所投存稿《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挑出发表，并特地写信告知，从此两人以文字缔交。当时的王芸生对尚在美国的张荫麟并不陌生，其一年前在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时，即将张荫麟所译英人泰莱之《甲午海战见闻录》视为重要的参考书目，且张荫麟在前揭之“译者识”中所提及的相关一手资料，王书都一一征引(18)。后张荫麟编写《中国史纲》，亦力邀王氏撰写《甲午战后至二十一条交涉》一章，获王氏慨允(19)。张荫麟对王氏在甲午战争及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成绩，不仅知之甚悉，且甚为推崇。其邀王氏与事，未可全然视为桃李之报。
张荫麟与张其昀以文字缔交甚早。一人治史学，一人治地学，两人在学术上互有影响。张荫麟一面认识到地学对史学研究之重要性，故曰：“治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而无配景，乌可乎?”一面深愧自己“于地学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势地质稍加考究”(20)。此后，他在地学方面颇致其功，其于1935年撰写《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一文时，即对“地理”一面极为留意。在撰写该文时，他特地去踏访甲午战役故迹，如刘公岛上已成英人皇家海军酒肆的海军衙门、已成英人海军俱乐部的丁汝昌故宅(21)。张其昀也曾郑重指出，其与张荫麟之谊，乃渊源于“史地关系之结合”(22)。1932年，张其昀撰《东北之黄渤二海》(23)一文，由甲午战役之中海军之表现，继而谈及当时海军之现状。1936年4月，张其昀发表《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一文，再次谈及振兴海军一事。我们将《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一文，与张荫麟同年十月发表的《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及此前张荫麟译文合看，发现张其昀文中多处表述(甚或整段文字)，实为张荫麟之旧语，如“甲午一役关系国运甚巨”、“丰岛战后我国海军力避远出”、“北洋军港以旅顺为第一而威海卫次之”云云(24)。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夏，张其昀由西北漫游而归，道经北平，与时已执教清华的张荫麟晤面(25)。可以想见，两人于1935年夏的那次会面，必定论及甲午战史者颇多。
王忠信1934年夏卒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研究所，其卒业论文为《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后受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的派遣，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研究日本史，借此机会将书中材料稍加，但大体仍旧。其于二年后将论文出版，并提及“本文之成，深得蒋师廷黻、钱师稻孙之指导，复承张荫麟先生审阅”(26)。王忠信后被誉为日本史研究专家，有赖此书，而张荫麟指导之功实不可没。
纵观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学人对于甲午战史的探究，无疑是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现实所激逼，其探究之主旨在于鉴往察今、惩前图后以及明耻奋进等现实诉求。但也不可忽视，像张荫麟等部分学人，受到中国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双重劣势格局的刺激，产生学术上的羞耻感和争竞心，进而对甲午战史予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二、“意在当下”的甲午教训之追寻
“九一八事变”后，有人试图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夕与全面抗日前夕的形势比较，指出今不如昔，蒋不如清，进而使时人充分认清“日强我弱”的态势，欲使国人保持清醒，“冷静”思考抗日图存之策。
1931年10月12日，即去“九一八事变”近一月之时，在“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演讲，一面表示继续寄望国联干预、拥护公理，一面表明“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时，亦当戮力抗日御侮。在谈到抗日御侮之信心时，蒋将甲午之前的“民气”与当时之“民气”相比较，认为：“甲午年与日本开战时，北洋舰队已被日军战败，南洋舰队依然袖手旁观，而且宣告中立，这显然表示中国人无民族思想与国家观念，使外人视我中国人无团结一致的精神。”蒋自信地指出，若日本人仍以“三四十年前的目光”视我，则大错特错。因为在他看来，目下“人民对国家的观念，不但十分热烈，且在极热烈之中，依然能保持很明白的理智，不作无意识的行动，不中敌人的狡计”，“忍耐与奋斗，都能依着时势的必要，以表现我们的人格与决心。”(27)
蒋的这番讲演，意在提振士气和国人信心。但针对此文，清华学子邹季异当即大唱反调，“作了这一篇令人读之不免灰气的文章”。其称：
的确，日本大大的错了，所以沈变初起，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上说：“现在日本还以甲午之眼光视我，是陷于重大的错误!”中国现在虽然仍在亚洲，可是国土已不像甲午时期那样的囫囵了，西藏、新疆、内外蒙、南北满，都已经丧失了大半，小学教科书上，似乎不应再以完整的桑叶，比喻中国的版图了!现在的版图，业已好像块肥蚕食过得残枝余叶了!这也许是和甲午空间不同的去处。甲午之役，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沈阳之变，却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相隔差不多有四十年的时间，这又是时间上的差别了。中国自从甲午受过日本第一次大教训，似乎略略知道世界大势了。虽然只限于知道，但不能不说是比甲午大被蒙头的时期，有点起色。在这二十世纪的花花世纪，我们到底比甲午年间的老百姓开了许多眼。
然而，除了上述三点外，我真也找不出现在比甲午更不同的地方了，如果有人说，其余的一切，仍在保持甲午的原状，或许不至开倒车，真是件庆幸的事情(28)。
接着，邹季异从战斗精神、物质发展、政治实态、军事装备、国内治安等各方面，对甲午时期与蒋介石统治时期作了详细比较。其认为：在战斗精神方面，“沈变一来，人们却不肯修理好破枪旧炮马上和日本一拼，决心六月，镇静半年，只落得个不抵抗，这点‘忍辱负重’的精神，不见得比甲午时期可以自豪”(29)；在物质发展方面，“经济的落后，比甲午时期更显明”，“除去比从前多了几条马路、几座洋楼而外，实无若何惊人的进展”；在政治实态方面，“甲午是一君专制，现在是‘一党专政’，甲午是君权高于一切，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甲午统治者少，现在统治者多，如是而已”；在军事装备方面，“水里的潜艇还是与甲午时期一样的等于零，海上的军舰大部分还是甲午时代的老船，军人的枪炮一半还是甲午时期的破家伙”；在大学教育方面，经费短绌，教授面有菜色，俯仰无资，“到处兼课，既失其‘士’与‘儒’的身份，且大有乞丐的气象”，“神圣的教育，能不破产?能不只视为逐鹿谋食的工具?这又是不能令人比甲午时期更抱乐观的一点”；在国内治安方面，“民国以来，督军与督军战，督办和督办争，以致主席、司令、委员之类，可以说截至‘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甚而至于最近的现在，仍在勾心斗角，捣乱火并。天兵打仗，凡界遭殃，吾民早已不堪其苦，此又未见比甲午时期高明之处。”
通过比较，邹文总结道：“我们反观日本，从甲午至今四十年间，一切励精图治，倍增蓰进，而中国望尘莫及，即令甲午时期中国一切与日本等，再以甲午后日本的进步与中国比，恐无异于以有比无，以多比少，以惊奇比平常。日本现在还以甲午之眼光视我，未必‘是陷于重大的错误’，却有几分谦虚恭维呢，国人速醒!”(30)
邹文对蒋发难，语带嘲讽，极尽奚落之能事。表面视之，邹文宣扬蒋不如清，今不如昔，中不如日，大有灭自己士气之嫌，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一篇“令人灰气的文章”。在当时对日主战声浪日高的情境下，这样的文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颇值注意的是，邹文在提出应对时局之策时，特别强调：“强有强的办法，弱有弱的方针，战和虽殊，异路同归。”于此，似可见作者并不排斥“主和”论调。然而，依据现有资料，虽则邹季异的具体身份尚不明晰，但从其同时期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无疑是一名坚定的抗日者。邹曾于1931～1932年间，在以鼓吹抗日为职志的《白河周刊》上发表数篇文章，如《呜呼!我们还靠谁?》(1931年第1卷第21期)、《断头流血争自由》(1932年第1卷第25期)。透过这些文字，邹对日主战的态度彰彰甚明。后于1935年，邹还办过《蕙明化学工艺周刊》，提倡研究“应用化学”以发展生产，最终达到“救济失业而逐日货”的目的(31)。客观而论，“九一八事变”以后，以甲午之耻来激励国人，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个潜在的“陷阱”，即从战争结果而论，中方毕竟是以战败告终，何能以一个彼时失败的战事，激起国人对来时成功的信念呢?更何况，通过比较，此时民国的诸多条件，还远不如甲午战争前夕的“大清”。故当时一些文章，在明示甲午之耻的同时，一定要指出其目的在于“励其志”，而非“灰其心”。邹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潜在的“风险”和“误会”，故其在文末一再申明：“此文不是颂扬日本，不是讴歌甲午，不是贬斥中国的现在”，旨在警醒国人需冷静评判当下严峻之形势，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弱处，以求妥善应对之方。
在比较分析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影响时，亦有学人乐观抱持“祸兮福倚”、“多难兴邦”的辩证思维，进而以甲午之战的“积极影响”来激励国人对抗战的信心，如钱安毅等人认为，国人“遭逢着一个庄严伟大的时代”，因甲午之战直接促起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循此而抗日战争必将促进“建国大业”的完成(32)。
此外，时人诉诸于两次战争原因的比较分析，认为在甲午一战中，我们自身尚有外交失误有以激成(33)。但“九一八事变”后的战争，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恣意妄为，蓄意发动，因此国人应该充分认识到此次日本“来者不善”有甚于前，应对未来将会进一步恶化的走势，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如当时执教于中央陆军学校的黎光明(34)即撰文言及：
(甲午)这次的战争，无论如何，总算还可找出一些原因来(我方的原因)。至于最近的中日事件，却只有日本军阀们野心的蛮干，别无什么原因可言。就是那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所谓“中村事件”，也只是一种莫须有的借口罢了。因之我们可以觉悟以前的中日冲突，还有原因可说。现在呢，则只是看军阀们的高兴而已，我们除了随时都努力的预备着抵御而外，别无办法可言(35)。
彼时的甲午研究，渗入了极显明的“当代史”烙印。其研究者，虽追忆历史，但意在“当下”，欲从历史中寻得具体的教训和经验，以纾“当下”之困。有的学人通过对甲午战役的探讨，或强调“政治重要论”，或强调“军事重要论”，其论述缘起皆为彼时的政治或军事形势，而其旨归则在于当时的政治合作或军事完善。
1932年正月十五日，王仲廉在其“译文识”中提及甲午战争的国际背景时，特别提及“朝鲜之亡，亡于党争，此为明显之事实。”进而以历史问题勾连当时的形势，指出“处此外患紧迫之际，尚斤斤于对内问题者，岂真欲使祖国步朝鲜之后尘乎?”查其书中，批评当日时国共内战之言论所在多是，如称：“各方于内争中所现之杀敌威风，岂已消灭无余耶?”又说：“今日之事，一至于此。所有二千年来专事内争之辈，丧尽国家元气，其何以对国人乎?”(36)
显然，王仲廉借对甲午前夕朝鲜因党争而亡国一事的讨论，意在批判当时各方不应勇于内斗而怯于公战，劝告国民政府应立即放弃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两党速停内斗而共谋外敌。
1936年初，东莼在《论甲午之役》一文中，针对当时中日战事形势，指出甲午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教训须特别关注，如“古北口抗敌，十九路军上海抗敌，和甲午之役邓世昌军独自抗战，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和解释?”(37)东莼将此前的古北口抗敌、十九路军上海抗敌，与甲午之役中邓世昌军独自抗战相提并论，意在警告当局“孤军奋战”的悲惨结局。此种警告，与1936年初国共内战方炽的时局密切相关。是时，蒋介石欲集重兵一举“剿灭”已北上陕北的红军，国共内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危局之下，东莼特以“甲午之役邓世昌军独自抗战”为戒，无疑是在劝谏国共两党早日结束内战，达成同盟，共同抗日。
1939年2月于炳然在谈及甲午教训时，颇为强调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期“以昔谏今”，如其指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优柔寡断乃是失败之主因，因此劝告蒋介石要引李为前车之鉴；告诫蒋不要出现甲午战役中“孤军作战，失其奥援”的局面；提示蒋“不求政治进步难期军事胜利”，因为甲午战争“不亡于军事，是亡于人事腐败”(38)。几于同时，供职于中共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宋云彬(39)，在总结甲午教训时，也特为强调政治相较于军事的重要性，其言：“甲午战争的失败，表面上似乎只是兵舰、兵器、兵力都不及敌人之故，然而战争的胜负，初不限于兵器优越及兵力的强大，历史上以弱胜强，尽多先例，如果那时候有整个的政略与作战计划，胜负之数，正自难说。”其以甲午教训为据，进而谈及当时既定“政略”(突出如“民族各党派一致团结”等国策)的重要性，并称其“决非飞机、大炮所能摧毁”(40)。于炳然和宋云彬在总结甲午教训时，之所以特重“政治上的重要性”，与当时国共关系的急剧变化有莫大的关联。1939年1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该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未久便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上述两人通过指明甲午战败“不亡于军事”，而是因为一系列“政治上”的失误，意在谏言蒋介石既要坚定抗日之信念，同时必须继续维护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抗日最终胜利。类似的强调“政治上重要性”的论述，在当时并不鲜见，甚如抗战末期邵子敬还在说：“甲午之役的失败，不是失败于军事，而是失败于政治；而抗日的胜利，不胜利于军事，乃胜利于政治。”(41)显然，强调甲午失败乃出于政治上失败(尤其是不知各派势力的联合的重要性)的论说，其意旨主要在于劝谕当时国共之间应精诚合作，以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或维持。
在当时对甲午探究的各学人中间，与这种“政治重要论”针锋相对者，则是“军事重要论”，尤其是“海军重要论”。持这种观点的学人大多认为：甲午之败，主要是败于军事；而未来之胜负，同样也有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弱。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进而指出：远逊于前清的时下海军羸弱，不堪一击，实足深忧。如张其昀即认为：“自光绪二十一年海军挫败，所余南洋各兵舰新旧大小不齐，仅备巡防之用，舰不成舰，队不成队。直到现在，所谓海军，也还是那时几只‘孑遗’之物。沿海军港，旅顺、威海既失，海军无驻泊之所。所以‘国防’二字，也就无从说起了。”(42)四年后，张其昀借甲午战史探究之机，再次呼吁重视海军建设，其言：
现时日本拥有八十五万吨之海军力，较之当年(甲午时)已增加十四倍，我国海军现仅有三万七千五百吨，尚不及当年之半数。振兴海军，整顿海防，为国家命脉所系，实一日不容视为缓图(43)。
1941年，一方面有人呼吁要恢复甲午战前海防的优势(44)，另一方面有人借对甲午战争的反思之际，大谈空军发展的重要性，其认为彼时海军的重要性则与“当下”之空军的重要性绝相类似，甚至后者超过前者。如沈伯展即认为：
中国目前国势的严重，严格说来，实在超过甲午的时候。满清政府想假借海军的力量，来防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决心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准备的能力太薄弱，结果海军不但没有挽回这个命运，而且更陷国运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空军所负的使命，正与甲午前海军所负的使命一样——不，还要更重些。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后能否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完全取决空军自身。所以今后空军是握有民族存亡的生死大权的。……甲午海军所犯的一切毛病(如割据自雄、缺乏实干和牺牲精神)，我们纵不能说在空军界件件俱全的，至少我们敢说空军界没有把这些毛病医治干净。固然，谁都不愿踏甲午海军的覆辙，谁都不愿做空军的丁汝昌(45)。
在整个抗战期间，总体上，空军因其宜守宜攻、来去灵活等特点，地位远驾乎海军之上。后来的历史证明，抗战中的中国海军基本上很早便放弃了制海权的争夺，而转向守御内江沿线的消极政策，有时不惜自沉舰艇以阻敌路。有此背景，1941年有人认为此时空军的重要性远超甲午时海军的重要性，甚或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便不足为怪。
以今日之军事观点视之，从甲午教训中得出片面的“军事重要论”或“政治重要论”，皆属无谓之谈。军事与政治(人事)本非截然对立，实为一体两面，军事上的强弱并不仅在于器械之精陋，将领之良窳、士气之振颓、军纪之严弛是其应有之义，而这些皆与政治方略及人事清明攸然相关。然而，仅有士气、将领等人事之一面，而全然不顾器械之精陋，意欲取胜，又谈何容易?1900年拳民之殇，即为显例。
“九一八事变”后，与国民政府积极求援于“国联”的做法迥异的是，学界中人大多认为外援不足恃，尚须自力求强。这种主张，率多源自于对历史的观察。1932年，王仲廉在其书中，以甲午外交的结局，对国民政府发出“历史的警告”，其谓：
尚欲循李鸿章之故智，乞怜于他国，岂甲午之战时情况，尚不足以资龟鉴耶?国际间尚强权而不重公理，此为历史上明告我人之事实，例如“高升号之击沉”(参阅本书第七章)，虽曾一时引起违反国际公法之非难，然世界舆论对于强权者究有若何制裁能力乎?最后胜利非仍属之于专用强权之暴日乎?须知苟无相当战事准备，不独敌来时，只可拱手退让，即外交上折冲之间，亦无理由可言(46)。
1933年，中国学人将美国人研究甲午战争的一篇文章翻译发表，其间处处可见美人对日本的袒护及对中国的偏见。尤有甚者，透过当时一些美方外交文书，可看出美国人对求援之清朝官员的嘲讽和不屑。译者针对美人此文，愤而指出：
时候已经过了几十年，事情早已成陈迹了，但我们仍将此文移译并披露于此的，因为从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一个令人痛心到于今还执迷不悟的教训。从这篇文章中，可知道甲午之战时，我们希望美国的帮助如何迫切，然得到的只是冷酷的教训与不公正的批评。因得不到美国的调解，才求欧洲的干涉。这一着被美国人笑得无容身之地。可怜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们的外交家，还曾向着美国死求活求，这一幕任若干年后让美国人写出来，不知又当如何的丑态毕露(47)。
求援不成，反落讥讪，这种教训令人既羞且痛。甲午初期，李鸿章为避战自保，求助于列强，以致优柔寡断，战和失据，贻误良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战争一触即发时，戮力于外交者，往往失之于战备，一旦敌来，要么节节退让，要么外交谈判失去筹码。从1932年“国联”所作制裁迅即以日本退出“国联”而告撕毁来看，当日诉诸于外交制日的努力，其作用终属有限。不过，若放宽历史的视野，“世界舆论对于强权者”并非毫无制裁能力，当日一味反对联美制日的言论也不免偏颇。然而，以“后见之明”评判当日之“历史意见”，亦失之于苛。
一代史家翦伯赞在1945年抗日即将全面胜利之际，发表《论中日甲午之战》一文，其在文首写道：
五十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也不会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紧急，可是我们偏偏在五十年后又在与五十年前的敌人作战，而且我们今日所遭遇的历史危难，较之五十年前我们前辈之所遭遇，何止百倍千倍(当时日军逼近贵阳，重庆吃紧)。因此，便不觉抚今追昔，想起中日甲午之战(48)。
翦伯赞坦诚指出，“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也不会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紧急”。这一语道破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人骤然关注甲午研究的现实诉求与急切心态。学人对甲午战史的研究，带有极强的现实诉求，或望国共合作抗日，或期政府重视军事，或劝蒋勿恃外援。而学人“意在当下”的诉求各异，也直接决定其甲午研究的视角及方向。不可否认，当时甲午的研究，确为抗日提供了一些极深刻而有益的教训。但在这种急切的现实诉求下，历史也时会成为既定教训之注脚。
三、余论
黑格尔尝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教训(49)。此论对国人而言，本身即为一深刻之教训。值外侮再次降临，始遽然反思前辱，实非领受历史教训之真诚态度。当困境之下，固可借甲午之痛，认清形势，汲取教训，明耻奋进。而当困境稍纾或于顺境之下，亦须谨记古人“居安思危”之诫言，实应将“来者之危”和“诸往之危”做贯通反思。无疑，这也是我们“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题中之义。饶有兴味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未久，国人尚在“欢忭鼓舞”之中，即有人借甲午战史来“泼冷水”，抒发对“来者”的忧思，其言：
当日本乞降之初，我人之欢忭鼓舞，一派兴高采烈的气象，真是无言可喻。然而，好一场美梦，只是一刹那的时间，即告破灭。……日本法西斯只是潜伏，并未根绝，而麦克沃塞总部又在一意扶植日本，则未来中日第三次战争(50)，或许不是危言耸听之辞。我们大抵身历其境，痛苦备尝，决没有谁会已经忘怀的。读近百年史，中日第一次战争，即甲午之役的情形，觉得鉴往知来(51)。
此后，中日再度之战虽未出现，但这种“居安思危”的态度，足以启今日国人之思。注释：
①张荫麟先生曾对甲午战后相关研究稀疏之原因做过讨论，其称：“此其故可得言焉：直接参预战事之主要人物，或殁于战阵，或失机而服上刑，或败而以身殉，其存在盖已无几；重以此役，师徒覆丧，朝野羞称，生还者于其经历，即非讳莫如深，亦鲜足以促其表露真相之动力。政府方面，不见有方略一类之书者，亦以此故。”戚其章先生曾详细梳理过中外百年来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尤为关注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但戚先生的旨趣在于学术史的梳理，而并不在于详察此时骤然而兴的甲午探究潮对于当时的抗日有何特别意义，以及学人研究时所抱持的具体而微的心态。参见[英]泰莱(W.F.Tyler)着、张荫麟译：《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东方杂志》1931年3月25日第28卷第6号，第65页；戚其章：《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抗战月报》1939年第2卷第1期，第147页。
③刘奇甫：《甲午战役之回顾》，《外交月报》1933年2月第2卷第2期，第23页。
④东莼：《论甲午之役》，《申报周刊》1936年第1卷第28期，第669页。
⑤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出版部1932年4月印行，第1～2、3页；
⑦刘世仁：《甲午中日战争的回忆》，《众力》1936年11月第2卷第5期，第9～24页。
⑧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3页。
⑨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⑩此种对甲午战史的译介工作，当时获得不少人的重视，如1932年初，王仲廉即认为，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田保桥洁氏所着《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立论尚公允，“对中日订立《天津条约》以后中日战争以前，日本在朝鲜种种挑衅以导引开战之情形，搜罗中日两国现存之公文书及两国当局之纪录或秘录，一一阐发无遗，于三十年后之今人，于日人又进一步重施于故伎于我东三省领土之今日，诚一不可不读之书也。”故在翻译后，很快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日]田保桥洁着、王仲廉译：《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译者小引”，南京书店1932年11月版，第1页。
(11)[英]泰莱着、张荫麟译：《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东方杂志》1931年3月25日第28卷第6号，第65页；另见《东方杂志》1931年4月10日第28卷第7号，第65～74页。
(12)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年9月21日第1期、1934年9月28日第2期。
(13)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
(14)徐规、徐存平：《张荫麟先生着作系年并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复见徐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9～1141页。
(15)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载[美]陈润成、李欣荣编：《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6)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载李洪岩编选：《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41页。
(17)这种出于史识或文化优越而“对目前悲观而对未来自信”的言论，在当时并不鲜见。有学人在检讨甲午一役为何中国战败的原因时，笔锋陡转，以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来砥砺士气，鼓舞精神。雷海宗认为至抗战前夕，中华民族已历两轮周期的文化发展，第一周是民族内部统一，以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与其他民族的共性)完成，即是统一内部以后，再行吸收他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第二周则是秦汉以来，直至抗战前夕。雷海宗认为在这两周文化期中，无论外患如何严重，最终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精元都得以保存，赖此中国也屹立不倒。以历史经验来看，外来民族入侵，一时得逞，但无不为我文化所同化，最终成为我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这在当时，固然可起到自我镇静，自我安慰，甚或自我激励的作用，但也会带来时下无为而托付历史之“天命”的消极抗日情绪。最为可惧的是，日本后来也同样佯以中日同源的儒家文化来收拾人心，以求“东亚共荣”。因此，倘战事如败，中国能否真正地迎来“更光辉灿烂的第三期文化”，实难预料。参见通闻：《甲午战前中国为什么落伍》，《浙江青年》(历史专号)1937年5月15日，第70页。
(1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401～402页。
(19)张冠生：《远古的纸草》，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20)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载李洪岩编选：《素痴集》，第240～241页。
(21)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第95页。
(22)(25)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载[美]陈润成、李欣荣编：《追忆张荫麟》，第11、9页。
(23)张其昀：《东北之黄渤二海》，《方志月刊》1932年12月1日第5卷第4期，第16页。
(24)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1936年4月第6卷第4期，第38、39、43页。
(26)王忠信：《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序言”，国立清华大学出版事务所1937年4月版。
(27)蒋介石：《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蒋介石国府纪念周报告全文》，《大公报》1931年10月16日。
(28)(30)邹季异：《日本以甲午之眼光视我》，《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25期，第252、252～254页。
(29)无独有偶，1932年正月十五日，王仲廉在对日人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一书的译文识中，也如是讥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斗精神远逊于甲午时期的清廷，其言：“盖今日中国之地位，非可与昔日未战前形势相较，而当局之无能，且尤胜于逊清。以昔日中国之地位，因事前一无准备，以致和战之见无定，遂为狡日所乘。今之当局，固无不知我国现处于帝国主义者环视之下，宜有所觉悟矣!而乃年事内战，于国人前夸耀战功，动辄曰杀敌几何几何，一旦日兵袭来，反以镇静劝国人。”1932年4月，张季鸾在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作序时，亦有“今不如清”之慨叹，其谓：“六十年前，(日本)犹为一无名岛国，以武力论，彼时犹不如我，北洋舰队之游弋日本海上，亦尝使其朝野震惊。今几何时，日本成世界之海军国之一，中国则长江内河，尚不能自保，清政府腐败，国民所痛，而近日回想甲午战前，更成江河日下之势。彼我盛衰之间，可为怆然与悲者也。”参见[日]田保桥洁着、王仲廉译：《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1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2页。
(31)参见姚远等编着：《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32)钱安毅编着：《甲午战争的教训》，中正书局1939年印行，第1页。
(33)如，有美国人指出当时清朝不懂国际法，“甲午战役之启，中国应负相当之责任”。对此，我国亦有学人表示认同，言及：“惟彼(日本)所依据者法理，我当时颟顸糊涂，确有多出自失其法理上之立场于不自觉，此诚今后外交之良鉴也。”参见《请看甲午战役中美国的态度》，《中央时事周报》1933年第2卷，第18页。
(34)关于黎光明其人其事，民族史家王明珂先生曾做过简要考证：黎早年就读东南大学、中山大学，1928～1929年间任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后获咎于傅斯年，离开史语所。1930～1935年间，主要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此间，还担任过中央陆军学校江西分校教官。1935～1938年，担任中央陆军学校成都分校教官。1938～1940年，曾先后担任过两所中学校长。后介入国民党团务工作。1946年，在担任四川靖化县县长职任上，因铲除地方帮匪而遭人暗杀身亡。其一生为游离于学界和政界中间的边缘人，留于后世者有《川西民俗调查纪录(1929年)》一书。参见王明珂：《父亲那场永无止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3页。
(35)黎光明：《甲午中日战争之原因》，《明耻》1935年5月15日第1卷第9期，第11～12页。
(36)[日]田保桥洁着、王仲廉译：《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译者小引”，第1～2页。
(37)东莼：《论甲午之役》，《申报周刊》1936年第1卷第28期，第669页。
(38)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抗战月报》1939年第2卷第1期，第147～150页。
(39)关于宋云彬其人其事较为详尽的考述，参见曹湘渠：《宋云彬其人其事》，载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风雨忆同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56页。
(40)宋云彬：《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国民公论》1939年第2卷第1期，第17～18页。
(41)邵子敬：《从甲午之役说到八年抗战的胜利》，《大众周刊》1945年第14期，第10页。
(42)张其昀：《东北之黄渤二海》(续)，《方志月刊》1932年12月1日第5卷第4期，第16页。
(43)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1936年4月第6卷第3期，第35～47页。按，张其昀文中的统计数据有误。据海军史研究专家的研究，1936年中国海军总吨位不足6万吨，而日本海军总吨位约120万吨。张所言海军现有“三万七千五百吨”，或仅指闽系的中央海军，而未含粤系、青岛系等其他派系的海军吨位。参见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385页。
(44)《恢复甲午战前海防的优势》，《海军建设》1941年5月15日第2卷第2期，第12页。
(45)沈伯展：《甲午海军的回顾与今后空军的前瞻》，《空军》1941年第97期，第8页。
(46)参见[日]田保桥洁着、王仲廉译：《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译者小引”，第2页。
(47)佚名译：《请看甲午战役中美国的态度》，《中央时事周报》1933年第2卷，第17～31页。
(48)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战》，《群众周刊》1945年第10卷第2期。
(49)《我们能从历史领受教训吗?》，载钟马田着、梁素雅等译：《清教徒的踪迹》，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50)按，此处作者以甲午战争为第一次中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战争为第二次。
(51)施瑛：《鉴往察今伤甲午——读近百年史手记》，《茶话》1947年第13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