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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一）
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
罗敏
提要：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从1931年京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西南问题”是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本文试图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指出：福建事变前后，受西南内部因素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运动的推动，西南和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交涉之初，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在“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上均不肯迁就丝毫，交涉结果所获甚微。福建事变后，中央凭借“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割据依旧。西南只是在维持自身权力的意义上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在民众心目中，其早已“名实两亡”。
关键词：福建事变前后 西南 中央 对立 交涉
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从1931年京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1932年元旦，统一政府成立后，粤方宣告取消“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同时为防止“独裁之复起”，[1]宣布遵依广州四全大会决议，在粤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冠名曰“西南”，为的是向各省号召及向外活动，实际所辖范围为两广。
“西南问题”是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蒋介石曾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2]认定“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3]福建事变是西南与中央关系中的一个关节点。陈红民先生通过对“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研究，敏锐地觉察到：福建事变是一个明显的界限，此前胡汉民等人组织的反蒋战线相当活跃，此后则波澜不兴。[4]但因其从福建事变与两广关系的角度立论，未能揭示出此时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变化过程。
目前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有两种切入视角：一，为蒋介石与胡汉民[5]个人关系角度，揭示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的过程[6]，或从在野与在朝关系角度来反映胡蒋关系的变化[7]。另一研究视野为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与陈济棠[8]关系为线索，揭示抗战前中央与地方的演变轨迹。[9]本文试图以西南为透视中心，以西南与中央关系为构架，贯通上述两个视角。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
“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
自西南局面开展以来，西南内部的“中央”与“地方”便内争不已，暗潮不断。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以正统“中央”自居，遇有机会辄欲组府倒蒋，重掌中央政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则首在确保“自主”局面，依违两端，“利用元老以向中央示威，复利用中央以向元老自重，既获得中央实际上之种种利益，又得元老为之撑门面，以维持半独立之状态”。[10]
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是西南与中央关系的重要 “分水岭”，[11]如西南方面机关刊物所宣称：“今日以前，吾人虽逆料蒋氏必将不幸而陷落到如此卖国的末路，然犹冀各方演化之形势，或足以促其猛省而回头”；“今日以后，则卖国已成之局势，断非空言责备，或任从各方形势自然转变所可挽回，而必急起讨贼，破此亡国乱天下的中心势力”。[12]塘沽协定后，西南反蒋行动从酝酿转至实施阶段。当冯玉祥于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胡汉民立即准备实施“师出武汉”的军事讨蒋计划，并准备在“诸事就绪”后，“返国亲行主持一切”。[13]邹鲁[14]等人则在广州积极酝酿组府倒蒋，欲军事倒蒋与政治倒蒋并重。据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所获情报称：“西南元老最近决定先劾蒋，随在粤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与民二十年方式同。胡表示愿上省主持，如伯南不赞同，则全体离粤。”[15]一时间，西南局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然西南局势是否爆发，取决于掌控军权与财权的陈济棠。陈向挟政客以自重，面对元老派欲与中央决裂的形势，颇感为难。不过，他此时手中握有一张“利用中央以向元老自重”的“底牌”，即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一职。中央任命电文早于5月2日便到粤。但因元老派“极力阻止，须改由西南政会委任”。陈因“既欲接受中央任命，又欲敷衍西南政客”，[16]对就职与否一直迁延未决。经过一个月的犹豫，陈济棠决定在就职问题上同元老派进行有条件磋商。陈济棠同意“五省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一职由西南政务会改委，但西南亦暂不扩大及变更原状。[17]
为彻底打消元老派出兵讨蒋的计划，陈指使手下高级将领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报纸称，“武人中反对最力者”为参谋长缪培南。缪氏反对理由有以下数端，“（一）国难当前，似不宜发生内战，予日人以可乘之机。（二）中央每月援助粤省军费大洋60万元，另五月份增拨南路剿匪军费25万元，连原日入赣剿共费25万元，合共50万元，其中25万元，须与闽桂分派，计每月中央拨款不少，若一旦发动，则必停止发给，此时军费难以维持。（三）中央既停发补助费，此时更要筹措北伐军费，既少收入，复要增加支出，以罗掘俱穷之广东，确难做到。（四）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正在厉行，若局面一经扩大，势必停顿。”基上原因，缪氏认为，“应先行剿匪，俟肃清赣省共匪，再行打算”。据当时媒体观察，“缪氏此项主张，即不啻代表陈氏，则所谓扩大西南局面，固仍无丝毫办法也。”[18]
元老派的组府倒蒋计划，因格于实力派主张毋事更张，遂致成不生不死之状态。当时舆论形象地将之喻为“皮肤之病”，“虽不足为患，但终日搔痒不已，亦一件最讨厌之事，不搔固不能止痒，搔已又复作痒，于是好标榜政见者，则口痒而不断发表谈话，好做文章者，则笔痒而发表通电，好奔走活动者，则脚痒而来往省港之间，徒滋纷扰而已。一说到具体之事实，则必需武力与财力，但两者均握于陈济棠之手，陈素持镇静，不欲轻于打破现状，彼既不答应，谁能硬干，此西南大局终无进展之真因也。”[19]元老派于无奈之中，决定以五全大会问题作破釜沉舟式的最后搏击。反对五全大会成为西南政治立异的最后时机。一则，可散放反对五全大会空气，威胁中央，使能作有条件的妥协。二则，为进行自动召集五全大会，以恢复四全大会的对抗组织。
7月底，萧佛成，邹鲁，邓泽如等，秉承胡汉民之意，起草在粤召集五权代大会的计划及预算。据《北平晨报》报道称：其内容，关于计划方面，注重联络海内外各地党部，以为将来争出席代表人数，对一般失意党人，则尽数收罗。至经费方面，海外组预算，因招待海外代表耗费独多，故总需11万余元，组织宣传两组，则各需6、7万元，共计由筹备开会至闭会之日止，约需35万元。至于反对中央召集之借口，则除萧佛成之“蓝衣社包办”路线之外，更有邹鲁路线，即认中央为“纵容卖国”“丧失地位”与“中央不配召集”是也。[20]
8月10日，接到中央党部定期11月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通告后，西南中委，以“中央对于历次会议决议之抗日方案，既不实行，反屡次发起在宁召集代会，宁方现在独裁势力支配之下，其结果必不免权操于一人，而诿过于全党”，因此通电“绝对反对而不承认者也”。[21]公开表明反对态度后，西南元老开始为在粤召开五全大会造势。一面利用宣传机关大造“在蒋氏势力范围以外之地域开会”的舆论[22]；一面授意“护党同志会”“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等团体电请西南执行部在粤开五全大会[23]。同时更电召留沪中委南来声援。[24]
对开之势虽已高唱入云，但是否成为事实，仍取决于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态度。筹开五全大会之议初起，陈便表露消极之意，以“为期尚远，此间可不必急于进行，待届时体察南京形势，然后筹备召集，亦未为晚”为搪塞。[25]此后，陈虽列名通电反对宁方召开五全大会，但对在粤筹开计划，因恐担心危及广东“自主”局面，坚决反对。鉴于此，元老派为了不蹈军事倒蒋计划为陈所阻之覆辙，于8月下旬，集体离粤赴港，冀以退为进，要挟实力派从速表明态度。
元老一面在港与胡汉民商讨应付时局办法[26]，一面利用舆论向实力派施压。8月30日、31日，作为西南舆论喉舌之一的《香港中兴报》发表社论，对两年来的西南局势表示不满，“两年来西南当局所发出反对宁方祸国误党之文电亦多矣，何曾得见某事某电得收些微效果。蒋汪等之不知有西南中委，已不自今日始。故我人于灰电拍发之始，已逆料亦必如过去反对宁府一切祸国误国之措施一样。蒋汪决不以此而改弦易辙”，呼吁西南中委为护党救国计，为贯彻主张计，“只有积极的进行其所谓进一步的办法之所为，万不能再存投鼠忌器之心而有所让步”。社论还借批驳社会谣传，实质批评实力派阻挠元老派计划的种种借口是“机会主义者之所为”，“非观察错误即已投降蒋氏而代宁方作说客”。
陈济棠虽不愿在粤另行开会，然又不欲西南内部发生裂痕，就此失去元老的屏障。故于元老相继离省之后，迭派陈融、林冀中等赴港疏解，敦请各元老返粤从长计议。双方疏解结果，决定对五全代会采取折衷办法。元老方面放弃在粤另开五全代会，同时以粤桂闽三省实力派名义，电请中央停止召集五全代会。9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通电中央，陈请四事，其中首要一条为“停止召集五全代会”。[27]南京方面对西南中委“灰电”搁置不理，但对粤桂闽实力派通电丝毫不敢怠慢，6日回复“麻电”，以“并无成见”相答复。“麻电”因非中常会正式通电，不是法律上的议案，但五全大会延期成为事实上的定局。[28]
五全大会虽缓开，西南内部元老派与实力派并未因此谅解。陈济棠原欲借五全大会之缓开，以和缓元老之反对，但在元老派之意，“中国今日之要求，为革命，为倒蒋救国，所谓五全大会者，仅整个问题中之极小部耳。如舍此大目标不谈，斤斤于细微末节，则一切都无是处”。[29]萧佛成是元老中反蒋主张最为坚决的人，因此对西南两年来的革命形势最为不满，批评道：“革命不即是通电，通电也不算得是革命。换言之：有革命的主张，必须继之以革命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何况蒋中正统治，并未因这些‘貌似激昂内容空洞’的通电而变更其一切卖国的政策。国家危急存亡，我们需要实际的革命行动，不需要空洞的高调通电”。萧对实力派空言反蒋、实际行动则迟疑反复的作法深恶痛绝，斥为“误国的罪恶”，指责称：“胡展堂先生说: ‘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南京军阀的臣仆，便是革命阵前的斗士。’凡一切不想推倒蒋中正统治的，便不必谈革命，更不必冒着革命的招牌，以革命自命，而应该爽爽快快的投到蒋中正统治的怀里去。因为总结来说：误国的罪恶，等于卖国，在革命的观点上，则一切误国者的罪恶，尤浮于一切卖国者的罪恶。何去何从，这是一切还没有忘记‘革命大义’的人所应该自己衡量的。”[30]
西南内部围绕五全大会问题的激烈对决丝毫不亚于其与南京中央的截然对立。因此当时舆论观察称：“西南问题发展之动向，当于五中全会之召集时有所表现，若非整个西南中央之离心，即为西南内部之自相剪屠，然不问结果如何，其扰乱国内和平则一也。”[31]
随着一系列军事、政治倒蒋计划的流产，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非常失望，痛感到：“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32]1933年11月间“福建事变”的爆发为他提供了“别寻途径”的机会。
“迎胡之议”突起
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举兵反蒋后，西南态度成为左右时局之关键。胡汉民一时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人物，颇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势。值得注意的是，迎胡之议的突起，并非民意所归，而是因南京政府内部倒汪势力的故意煽动，以借机迎胡排汪。
当时的舆论主张闽变应和平解决，同时更应以解决闽变为契机，来谋国事的彻底改造，认为“国家政治的真正重心，在民众而不在某个要人。政府果欲收拾时局，所应注意者，仍在如何满足民众的要求，比较如何设法取得一二要人的联络与合作更为重要”。基于此，当时的舆论对迎胡之议持冷静的批判态度，认为“闽事发生以后，胡汉民氏俨然成了国家政局中主要角色之一，社会仿佛有人相信，胡汉民氏的左右袒，足以转变国家大局，甚而至于有人相信，胡汉民氏实为目前可以收拾时局的人物”，“我们的观察，却不如此”。理由为，“胡汉民氏的政治主张与实力，假使我们的观察是对，仍甚空虚。胡氏左袒右袒，任何方面，实际上未必增加了多少帮助，任何方面，未必可以因此而成功”，“胡氏目前所凭藉的实力，是广东。试问，此日广东的政治，果不是军阀统治？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胡氏果有打破武人政治的能力与方法，何妨从广东做出榜样来？以今日广东的现状，扩充及与全国，果能胜过目前现状？”[33]
迎胡之议首倡于与西南“同病相怜”的留沪中委。11月初，留沪中委利用宋子文辞职掀动反汪政潮。[34]11月5日，留沪中委黄复生南下联络西南。[35]闽变酝酿期间，留沪中委开始积极筹划迎胡入京。因报导福建事变而一时“洛阳纸贵”的《香港工商日报》报道称，某中委对记者言，“此举（迎胡）之主动实不在西南中委，而在留沪中委。闽变在酝酿中，沪方中委即有详细计划贡献于胡氏，请胡入京，重主国政，其计划之步骤，一，闽变爆发后，即立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是。二、四中全会开会前，亟□各方面疏通，以取得下列提案之通过。三、四中全会议决请蒋下野，请胡入京。四、胡入京前，与各方面商定改组中央各重要机关具体办法。该项计划由沪某中委携同来粤，就商于胡先生，胡先生以党事至此，亦表示对该计划有部分采纳意。现沪中委已根据此计划分别向中央建议，及向各方疏通。”[36]
疏通的各方中，西南方面首重与己遥相呼应的华北地方实力派。12月8日，阎锡山派驻天津联络处负责人傅觉民致电杨爱源（时任山西清乡督办）称：“黄建平（李宗仁代表）昨日返津谓，两广实力派与元老派已商妥一种挽救时局及逼蒋下野办法，特代表北来向各方商洽，过济时与韩晤面，韩极端赞成，并由赵式中代表随同建兄赴并进谒总座及我公，约文日可到，建兄意俟赵抵并盼我方予以优过，以示诚意，详情由建兄面陈。”[37]
南京政府内部另一股迎胡排汪的力量以时任监察院长于右任与立法院长孙科为主。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称：
于（右任）以不得志于主席，对汪不满，爰于前岁有劾之举，不成郁而去沪，后之时京时沪，而与汪之不睦甚矣。孙（科）与汪同来京合作，行政院长既不得不去，于是迟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盖欲为梁寒操、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交通是也。在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则铁道外交及教育相继攫得，而孙无所获，于是衔汪甚，与于之合作以密。福建变生，中央欲拉广东合作，于是派张继等四人南下，……而其内幕乃欲拼命拉胡来京以排汪者也。[38]
汪对迎胡一事当然敏感。据王子壮观察：“此事在汪先生虽不明示反对，而其意味间殊有不谓然迹。回想胡汉民先生在京时，有提议汪蒋合作者每有不欲闻，而心中实断然反对之情形，似又重现于今日矣。”[39]蒋对迎胡一事，亦是谨慎行之。11月23日，致电汪称：“闻中央有主张派员往港粤联络各委之说，此时中央只有苦撑自持，不宜再求人，有其自动愿来者则当迎，否则似不必多此一举，未知兄意如何。”[40]
对迎胡入京，汪虽不赞成，但“为大势所迫，默认而已”，[41]然消极反对之意溢于言表。12月10日，汪发表谈话，声明个人出处，谓：“本人之意，当此剿匪紧急之际，军事当局决不能让开。……本人固随时可让，惟年来内政外交之无成绩，人的问题关系尚属次要，最要须有办法。他人果有办法，我即可走。”[42]11日，汪又借发文纪念广州共祸之机，以昔日所受内外之“夹攻”喻指今日处境之艰危，“时至今日，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杀人如麻之军事首领，今乃公开的在福建与共匪妥协，向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进攻；而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并利用军事首领之刀斧以诛除异己之中央委员，今乃对于福建事变，有如隔岸观火，不特不思扑灭，反欲藉其燎原之势，以驱除异己。言念及此，实为痛心。”[43]
一方汲汲于迎胡，一方惴惴然不安。当局中人，为利所蔽，各有所昧；局外之人，冷眼旁观，颇得其中奥秘，“吾人尤有感者，闽粤港之于中央，皆有对人问题在，说者且认为在此一点上，三方不无融合一体之可能。然而汪院长前日在沪，表示甚明”，“一方盛传劝西南中委入京，一方则汪院长表明出处态度于前，着论纪念广州共祸于后，益使国人感于领袖团结之匪易，国难前途之莫测”。[44]
从对立走向交涉
闽变爆发后，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加之南京政府内部迎胡的空气作用，因此在对中央关系上，暂时处于有利位置。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西南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所图。元老派看到有机可乘，一度考虑过组建政府问题。11月底，胡汉民致函陈融商议开府事项。因李宗仁对闽态度较为积极，曾致电胡汉民，希望能利用时机，另立政府[45]，胡考虑将开府地点选在广西。[46]
然粤陈反对公开组府，认为“吾人不宜使此间事使宁明了”[47]，以便借机从中渔利。当福建反蒋形势明朗后，面对粤省内部政情不稳，陈济棠采取断然手腕，削去有联闽之嫌的第三军长李扬敬、第二军长香翰屏的军权，于不动声色间转换空气。对陈氏此举的用心，当时舆论分析得极为透彻，“年来陈氏对政治主张，未有明显态度，致其所属上级将领多无从捉摸总戎意向所在。故对于中心信仰，颇觉动摇，因而政治主张亦纷呶不定。粤陈对此种种之关系，迟回瞻顾，虽不便有露骨之主张，以作左右袒，但有时以实际利害问题发生，又不能不有比较明显之表示，迫得牺牲一部分之属员，以转换空气。此为陈氏个人应付时局之一种手段，于各方实无若何爱憎，而于其部属更无所谓好恶”。[48]陈济棠一面标榜“保境安民”，一面与中央暗通款曲。11月22日，陈济棠致电汪精卫、孔祥熙称：“闽变已证实党国前途愈加危险，近数日来，粤省金融备受反动派捣乱，虽将十元纸币停兑，而省行仍复挤兑不堪，市面恐慌，军食窘急，万乞中央迅拨巨款救济，否则粤省不支影响全局当非浅鲜也，如何，赐复。”[49]
由于实力派的反对，加之时局重心已转，胡汉民等人对组府计划的兴趣发生转移。据吴铁城接获香港方面的密报称：在11日胡宅举办的祝寿宴会中，某氏为有力之提议，谓“粤陈、桂李各有立场，势难一致，且均无拥戴西南元老真意。前真如主张由政会免伯南职，立组西南政府，除海滨（邹鲁）外，无赞同者，致有今日之闽局。现西南希望极少，长此相持，终非了局。不如对中央意见相当容纳，先取得政权，暂放弃军政，等语，胡允考虑。”[50]胡考虑的结果为暂时放弃“组府”，认为“组府一事，尚非今兹所可实行”，[51]“前此欲以组府号召天下讨蒋，今则当促动与联合反蒋之战线进行，至蒋势穷蹙，然后组府。”[52]
11日，中央推派南下代表张继、马超俊、陈肇英、王陆一等四人抵港。此四人背景各有不同，“张固长着而热心于合作，陈肇英则代表蒋，其余之马超俊、王陆一则均自抱奋勇，代表孙、于南下促成合作者”。[53]张继一行的主要任务，据内政部次长甘乃光致部长黄绍竑电称：“粤方武派主张对中央仍维持旧关系，文派主张另立政府，两方暗斗甚烈，西南政委会开会无结果而散。现中央决派张继等赴粤疏通，人选尚未全定，对粤说明不可成立政府，并应出席四中全会，军政当局不能更动云。”[54]当时中共方面的情报则形象将之概括为“统盘估价办法，不分件讲价”，“因明知西南在某一条件下是可结合的这一条件，即将南京主席的宝座让给胡汉民，故林森近日表示辞职即为谋团结西南也。”[55]
双方初步会商后，胡即表明态度，提出“蒋汪下野，福建回头”的政治解决闽变的“八字方针”[56]；并据此方针，提出了以“军听政、政听党”六字为原则的“八项主张”。[57]胡虽标榜“对事不对人”，然其对时局宣言中却掩饰不住流露出对汪蒋的不共戴天之恨，将之比作昔日的“袁世凯”、“北洋余孽”，认为“此日之不能统一，甚至不可言统一，正犹本党过去之不能与北洋余孽相合。如强求统一，是所谓统一云者，将统一以卖国，统一以作恶而已”。 [58]胡同时发表的一篇自传性文字中，虽称只是“算事的旧账”，不是“算人的旧账”，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遭蒋囚禁的“说不尽从来积惨”的经历，怎能一夕会晤便轻易化解？[59]无怪乎，邵元冲读完胡文后，在日记中感慨道：“…种种维护，彼完全无动于衷，以此等显明之事实，而彼颠倒至此，则由此类推，彼之诋其他人者，宁有可信之处？而其平生矫情饰貌，言伪而辨者，无一不表现其为讼棍之口吻。自有此文，则其人格上实完全破产，而予平日对其护持之诚、希望之心，乃完全中断。呜呼！胡氏不幸而残喘一息，肆其佞人之口，给遂必欲及声而完全自毁。其浮欲伪名，终为小人之归，惜哉！”[60]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感情上的纠葛尚如此难以摆脱，何况政见的相互谅解！
因粤方在“蒋汪下野”的原则问题上坚持不妥协，张继一行的收获只为一些枝节问题。据张继返京后报告[61]，主要为：其一，为粤方保证不成立政府。如前文所言，胡汉民此时已无意组府，将之作为顺水人情送给南京方面，又有何妨？其二，关于福建事变，中央要求“协力讨闽”，西南明确拒绝，但坚持保境安民。[62]以闽方所处孤立形势，只要西南宣称中立，中央便可稳操胜券。正如论者有谓：西南对福建事变的态度，“看似严正，实际效果是对南京几无伤害，对福建则是致命一击”。[63]其三，粤方同意出席四中全会，将胡汉民的“八项主张”提交会议讨论。粤方本不愿冒分裂之名，派几个职务较闲的中委出席，更可借机宣传自己的主张，有何乐而不为呢？
张继本为“热心合作”的“长者”，其所最不能忘者，即“胡汪蒋三同志”，“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之训，共同合作”。[64]然亲历一番疏解后，张对合作前景表示悲观。据邵元冲记称：“渠（张继）于昨日由粤返京，谈粤事，谓彼中对蒋尚未得相当谅解，对汪犹甚，而各人又有个人之打算，事变尚靡知所届也。”[65]
紧随张继一行之后南来的是孙科。孙科与西南渊源颇深，可谓“欢喜冤家”。孙曾参加广州非常会议组府反蒋，后以粤方背景为奥援，出任统一政府的行政院长。此后，因胡“合而不作”，相反却自成一体，“粤始作俑，截留关税”，[66]孙科与粤方的关系恶化，转与蒋汪接近。孙通过吴铁城等转告蒋介石，“与胡已裂，今后愿在兄指导下之下与汪合作，以济困难”。[67]但蒋偕汪来京后，孙因行政院长位置不保而去职，在沪成立办事处[68]，居京、粤间，分合不定。西南局面一经展开，便开始肃清孙科在粤势力。[69]孙再次转向与蒋合作，于三中全会后出任立法院长。
关于孙科南游的任务，《香港工商日报》报道称“系拟邀胡入京以去汪”，“以粤中各老之调解闽局，并合力去汪，但不去蒋，倘胡氏能答允，则请胡氏即先调停闽局，取得相当默契后，即可待时发动，以调解闽局全国团结之名，大家一齐上场。然胡氏年来所努力者，为倒蒋倒汪，今宋孙之所欲者仅为倒汪不倒蒋，是仅得一半矣，未知胡先生果能满意否”。[70]证诸李宗仁驻粤代表张任民的观察，此说应大体无误。张曾在致桂系驻沪联络人的电文中称：“孙科晤胡必有秘密，弟前日见胡，胡云孙来或有办法，但孙在倒汪迎胡，胡则主非去蒋不可。又胡云如四中开会须粤沪委出席，亦当以汪蒋并去为提案。”[71]
孙、胡会晤的情形，胡汉民事后曾致函陈融，简要提及，“渊如（孙科）昨晤，虽时间不多而弟仍畅所欲言，渠不甚置辩。盖其立场异于张等也。是时适伍○（伍朝枢）云在座，伍亦云宣言所举确是惟一良方，但何人能使病者服食之耶？颇有幽默的风趣。”[72]透过胡函描述的场景：孙胡会晤时间不长，而且一方滔滔不绝，一方不甚置辩，大概可推知双方各执己见，很难沟通。“立场异于张等也”，概指张继等主张“军政不能更动”，迎胡入京，接替林森为国府主席，实现蒋胡汪三人合作；而孙科则主迎胡排汪。伍之 “何人能使病者服食之”幽默说法，表明孙科等人虽主去汪，但由何人出面劝蒋同意，则是个难题。直至一年以后，孙科再次南下与胡汉民商议去汪时，仍称：“门（蒋介石）之诚意，尚不可知”也。[73]
孙胡会晤后，西南方面的答复方案，12月29日的《香港工商日报》发自“广州通讯”称：“胡氏日前得孙转来各人意见，亦经与粤桂两方面当局接洽，决定一答复方案。闻此方案之内容，对于精诚团结之条件，仍必须蒋汪同时退让贤路，若单汪去蒋不去，以解放政权为号召，则宁粤团结，仍难做到。盖西南当局，终认定独裁军阀不倒，此辈虽因一时危急而稍事退步，但一到事过境迁，彼之反对者消灭时，则又故态复萌，专权肆恶矣。为免除覆辙相寻计，是以对于原有主张，决不肯丝毫迁就，以贻后悔。”
蒋鉴于与西南和解的政治成本较高，决定不惜经济代价，同意对粤拨款。12月30日，蒋致电孔祥熙称：“对粤拨款如万不得已，请筹三百万为限，并分期拨付，但此时万勿即允。以后时局变幻不测，财政以专从长江直属几省统筹，中央收入亦以两广与冀鲁晋除外。弟想兄应有此准备，作一打算，军费必竭力节省，则无论变化如何，临时皆有把握也”[74]。同时，蒋进一步巩固与汪的政治同盟，致电叶楚伧、陈果夫等“对汪精卫须诚意合作，不可再怀疑”[75]。
汪闻知孙科等欲联胡去己后，辗转通过唐有壬致电杨永泰，以“暂退”之意试探蒋的态度。1934年1月1日，杨永泰致电蒋介石称：“唐有壬致职艳电：一、汪先生进退皆以掩护剿匪之工作为目的，如胡、孙等仅在去汪，则汪暂退，可使阴谋暂戢。汪先生似以较闲之身居京，暗中扶助，俟至相当时期再转积极，实于目前为有利，所为注意者只求外交上勿使发生急变而已。”蒋接获电文后，批复：“复汪先生电，中正已直垦电说明只有我两人共同负责，一致进退，乃为党国惟一出路，并切嘱其勿再言辞，亦请以此意告有壬转劝。”[76]
在获知蒋的明确态度后，汪对迎胡主张高调反对，引发南京政坛的“一大波折”。据王子壮记载，“当四委返京之日，胡对蒋谅解之说甚嚣，此说是否故意造空气，虽不可知，而南京又曾经一大波折，即汪为张等洗尘之时，张溥泉先生曾提出三角合作之说，汪大不悦，即席声明三角中没有我，如胡来，我决去，致不欢而散——此四中全会以前之形势也。”[77]
“四中全会以前之形势”如此水火不容，其结果不难预知。西南内部经过一番波折疏通后[78]，共向四中全会提出三项议案，内容是（一）改革政制，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案。该案是根据胡汉民八项主张提出的。（二）分区促进训政以增加工作效率案。（三）请拨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及设备案。其中第二项提案颇为时论所关注，认为“三提案中，此案颇值注意，几等于德美之联邦制，特彼系永久性质，此为临时性质之分别耳。查其内容，大致划为中区，（指长江流域各省及南京江苏等）西南区，东三省区，西北区，蒙藏区，每区设行政区政府，采用委员制，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区每管辖若干省，各省军政最高长官充任委员。区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采用均权制，如外交军事财政则划归中央，各事务属于地方性质者，则归各区政府直接办理。此即均权求共治之办法也。”[79]
西南提案为大会修正通过。据时任大会秘书的王子壮所撰的“四中全会纪实”一文称：关于改革政治案，其中涉及改善军制之（四）（五）两项为大会撤销，“大会对于这八项主张大体上是全部接受的。只有对于第四项关于军需独立，军队指挥之权操之政府一项，认为现在逐渐推行，不必另提专案；第五项关于划分国防军区一节，交国防委员会参考，其撤废军事委员会一节，为应付内忧外患之国难，一时不能更张”；分区促进训政案，“大会讨论此案时，虽有以前数年各地曾设政治分会，以致形同割据，与现在须统一全力以御侮之本旨，未尽符合者，然为尊重提案人意见，经决议，交政治会议于研究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时一并研究。”[80]
对四中全会“制的问题”之结果，西南早有预及。邹鲁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四中全会之结果，早为西南所预及，而该改革政制之提案，目的既与独裁军阀冲突，四中全会已为独裁军阀所挟持，对该提案，焉有不以审查了之之理，但胡汉民先生之主张，既为弭乱救亡唯一方案，今后西南惟有彻底拥护加紧努力，以求实现而已。”[81]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评称：“吾人以四中全会照审查修正后之六项意见通过者，与胡先生原主张之八项相对照，即可知其性质及异同”，“吾人对此，即可发现最要者，即在反对者亦认为此案之重心，实为胡先生所主张之关于改善军制之（四）（五）两项。其所以完全被消除，即可见其重要性也。此二项主张，为当前必要应当解决之问题，而又提出具体之方法者，吾人前曾论之矣。在当前言改革政制，而对于‘防止军阀统治’无切实之办法者，其终必陷于空言。四中全会修正下之改革政制案，如斯而已。”
关于“人的问题”，四中全会之结果，未如西南事先所蠡测，“四中全会闭幕之日，即为汪精卫被扑出都之时，此乃事实之无可逃避者”[82] ，而是“除选举林森连任主席外，政局问题，绝无讨论”。对政府改组未获实现的原因，西南方面发自上海的特约报道称：“究其原因，在四中全会举行之前，蒋中正以对闽战事，难其必胜，故亟欲西南方面协助其军事动作，所以国府主席及行政院长等人选欲有变更，藉以联络异己份子。及蒋在闽战胜，已无须西南协助之必要，四中全会秉蒋氏之意旨举行，于是所谓主席院长等人选问题，蒋即不许再谈。盖蒋心目中之林森与汪精卫比较的易于利用，而林汪为做官而来，亦十分诚恳奉承蒋意，故蒋仍维持林汪等之官位也。”[83]
同为党人，因政见、人事之纠葛，相互倾轧宛若仇雠，倒是局外人的观察比较客观，“吾人对于此次四中全会，所以能窥见其精神较以往为团结者，惟在于能虚衷下气，接受西南提案而加以修正通过之一点，未若囊者之提而不议，议而不决。至若决而是否能行，是否肯行，则将视今后如何实践者矣。”[84]
*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邀请笔者赴台进行学术访问，感谢台北“国史馆”和“党史馆”相关人员给与的支持与帮助，使笔者得以查阅珍贵的档案材料。这些资料对完成此文至关重要。
[1] 《潘宜之致阎锡山函》，1932年1月8日，台北，“国史馆”特藏“阎锡山档案”（下文简称“阎档”，不另注藏所），《各方往来电文第60卷》。潘宜之在函中，解释组设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的原因称：“现在急其所急，除外交外莫如剿匪。而中央与地方根本制度尤应提前决定。日来与此间同志商议，此次一中全会首应决议者应于东北、西北、西南速设国防委员会及类似政治分会之政治机关，使法治、人治两相兼顾，中央地方力量均衡，可以防独裁之复起，亦可以免国内之战争，再有大公无私之中央高临其上，政治必日趋光明。”
[2] 《事略稿本》，1934年7月10日，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档案”（下文简称“蒋档”，不另注藏所）。转引自吕芳上：《抗战前的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先生与广东陈济棠关系为例（1929-1936）》，《近代中国》第144期（下文简称“吕芳上先生文”），第181页。
[3]《事略稿本》，1934年7月30日，转引自吕芳上先生文，第181页。
[4] 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后收入其着《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因其收入时，有较大改动，本文征引内容以后者为准，下文简称“陈红民先生书”），三联书店，2003年，第259页。
[5]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1932年因“约法之争”遭蒋囚禁，同年10月获释后，即由沪赴粤，定居香港，实际主持西南政务委员会及执行部（下文简称“西南两机关”）的工作。
[6] 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后收入其着《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本文征引内容以后者为准，下文简称“杨天石先生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3-349页。
[7] 陈红民：《在野与在朝：1931—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之研究》，《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2期。见陈红民先生书，第94—122页。
[8]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西南两机关常务委员。
[9] 吕芳上：《抗战前的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先生与广东陈济棠关系为例（1929-1936）》。
[10] 《王淑陶西南现状报告》，1934年5月7日，蒋档·特交档案，《粤桂政潮》，第33卷。
[11] 塘沽协定以前，西南方面反蒋活动主要以宣传和广泛联络、组织反蒋力量为主；以后开始积极从事军事讨蒋活动。塘沽协定前后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变化，本人将另文详论。
[12] 刘芦隐：《全民族所应坚决反对的蒋日妥协》，《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58页。
[13]《胡汉民致衮尧函》，1933年5月29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杨天石先生书，第317页。
[14]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先后参加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等反蒋活动，时任西南两机关常务委员。
[15]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3年6月14日，《吴铁城关于西南政局及实力派倒蒋活动密电选》（下文简称《密电选》），《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第26页。
[16]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3年5月4日，《密电选》，第25页。
[17] 《陈济棠不主迎胡，西南局面暂不谋开展》，（北平）《晨报》1933年6月11日；《吴铁城致汪精卫函》，1933年5月28日，《密电选》，第26页。
[18]《黄绍竑在港接洽圆满，将不赴广州》，（北平）《晨报》1933年6月22日；《西南讨蒋酝酿中，剿共军事仍在急进》，（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6月15日。
[19] 《西南尚有人不愿起内争》，（北平）《晨报》1933年6月5日。
[20]《西南政客不放松机会》，（北平）《晨报》1933年8月16日。
[21] 《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8月11日。
[22] 社论：清寰：《宁府将向五全大会提议容纳蓝衣社活动》，（香港）《中兴报》1933年8月26日。
[23] 《护党同志会电请西南执行部在粤开五全大会》，1933年8月27日（香港）《中兴报》。
[24] 《粤陈对时局决不任令扩大》，（北平）《晨报》1933年8月29日。
[25] 《西南援察，决用政治制裁蒋汪》，（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7月27日。
[26] 据当时报纸报道称，其要点不外如下述：（一）五全代会既决定必须另行召开，但以何机关名义召集。（二）开会时间先于南京之五全会，抑搁后始举行。三、开会之地点。四、海内外各代表之产生。据各人之意，关于开会时间，拟于后宁方半月或一月，以便视察其大会所决议者如何，倘其所决议者无伤及西南，则另开一事，便可作罢。至法定人数，依法须三百人始足，海外各党部计可选代表百数十人，早经电饬办理选举，只要有命令到，马上即可回粤。此关于海外者。至国内方面，则由组织组负责，除军队之党部可以命令方式行之外，余须派员分往活动，此项工作，现只在准备中，尚未开始实行。其次如经费一项，照目前之预算，有四十万元已足用，毋庸增加，必要时可再酌减。又关于制发党证一事，限定已宣誓之党员始得领取，宣誓期间展至九月底止，如不宣誓者，即取消其党员资格，此亦为准备召开五全代会之一事。见：《粤局如何？》，（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27日；《西南时局转变中，两派正钩心斗角》，（北平）《晨报》1933年9月3日。
[27] 《陈济棠等向中央陈请四事电》，1933年9月3日，《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184页。
[28] 社论：《五全会延期》，（天津）《益世报》1933年9月9日。
[29] 王养冲：《攻汪与讨蒋》，《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0月15日，第36页。
[30] 萧佛成：《卖国与误国》，《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9月15日，第22页。萧佛成（1862-1940），字铁桥，泰国华侨，曾任侨务部部长，参加非常会议反蒋，时任西南两机关常务委员。
[31] 社评：《请扩大中央干部会议》，《世界日报》1933年9月3日。
[32] 《胡汉民致烈武函》，1933年8月30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杨天石先生书，第321页。
[33] 社论：《胡汉民与目前政局》，（天津）《益世报》1933年12月19日。
[34]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国史馆印行，1999年，第327-329页。
[35] 据《北平晨报》发自广州的特约通讯报告称：黄抵粤后，即本其向日在沪之一贯主张，向广州各当局作详细报告，其要点为：一，沪委现正进行联宋运动，已着成效。二，军队方面，税警团及某某部队，已有绝对把握。三，分析某方内部动摇之原因。其中一部党要，经黄此种报告后，意态遂转活动。…惟一至实际问题，则又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结果决定：一，对沪委意见完全接纳。二，一致推林森领衔发表通电。三再派专员赴港，征求胡汉民计划及进行步骤。四，派员分赴各地联络。五，去电阎冯担任响应。闻已派出陈融再行赴港晤胡，致林森及阎冯电，由邹鲁起草。见：《西南政客静极复思动》，（北平）《晨报》1933年11月17日。
[36] 《胡入京与蒋下野》，（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11月25日。
[37] 《天津傅觉民致杨督办爱源电》，1933年12月８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第63卷》。
[38] 《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第2册，第8页。
[39] 《王子壮日记》，1933年11月24日，第1册，第465页。
[40]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1月23日，蒋档，《蒋总统筹笔》，7307。
[41] 《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17日，第2册，第8页。
[4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汪在沪谈福建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50期，1933年12月18日。
[4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汪纪念广州共祸文》，出处同上。
[44] 社评：《第三党宣告解散》，（天津）《大公报》1933年12月13日。
[45] 《李宗仁致胡汉民电》，1933年11月24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陈红民先生书，第252页。
[46] 《胡汉民致陈融函》，1933年11月3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杨天石先生书，第326页。
[47] 《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陈红民先生书，第249-250页。
[48] 《闽变未波及百粤，陈济棠防患未然》，1933年11月24日（天津）《益世报》。
[49] 《陈济棠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3年11月22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第65卷》。
[50] 1933年12月１４日，吴铁城致汪精卫电，《密电选》。
[51] 《胡汉民致驻美国三藩市总干部电》，1933年12月18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杨天石先生书，第326页。
[52] 《工致力翁函（胡汉民致陈融）》，《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出处同上。
[53]《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17日）第2册，第9页。
[54]《甘乃光致黄绍竑鱼电》，1933年12月8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第65卷》。
[55]《红色中华社感日通电》，1933年12月28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第65卷》。
[56]《胡汉民之匡时八字，“汪蒋下野福建回头”》，《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12月13日。
[57] 胡汉民的“八项主张”，详见：《胡展堂先生对时局宣言》，《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6-7页。
[58] 胡汉民：《胡展堂先生对时局宣言》，《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3页。
[5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88-126页。
[60]《邵元冲日记》（1934年2月10日），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5页。
[6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张继在中常会报告》，《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
[62] 《胡汉民宣言已发表，中央昨有重要会议》，（北平）《晨报》1933年12月16日。
[63]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第253页。
[64] 《只讲团结不讲办法》，（天津）《益世报》1933年12月14日。
[65]《邵元冲日记》（1933年12月27日），第1064页。
[66] 《吴铁城致蒋介石电》，蒋档，《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23册，1571。
[67] 《孔祥熙致蒋介石电》，蒋档，《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23册，1570。
[68] 蒋曾为此事专门致电孔祥熙称：“以后所谓驻沪办事处，请兄万勿列名，亦不必参加会议，并请兄登报声明对办事处各电概不负责，兄以为参加可以调和，其实则自失体统也。” 见：《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2年2月27日，蒋档，《蒋总统筹笔》，5049。
[69] 3月下旬，西南政务会宣布改组省府，详见1932年4月5日（北平）《晨报》的“广州特约通讯”：《胡邹陈重新结合，政务会更换三长》。5月，以孙系将领张惠长归宁请辞为机，宣布改隶粤空军、海军，详见：《粤空军改隶前因后果录》，（北平）《晨报》1932年5月12日；《西南垂幕掀开一角，陈济棠统一三权》，（北平）《晨报》1932年5月14日。
[70]《南京亲日派与欧美系政争之鸟瞰》，（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12月25日。
[71] 《上海某致太原黄建平电》，1933年12月28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第65卷》。
[72] 《胡汉民致陈融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陈红民先生书，第44页。
[73] 《工致力兄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杨天石先生书，第340页。
[74]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3年12月30日，蒋档，《蒋总统筹笔》，7473，第48册。
[75] 《蒋介石致叶楚伧、陈果夫电》，1933年12月31日，蒋档，《蒋总统筹笔》，7482，第48册。
[76] 《杨永泰致蒋介石电及批复》，1934年1月1日，蒋档，《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33册，2324。
[77] 《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17日），第2册，第9页。
[78] 《西南提案签署经过》，（北平）《晨报》1934年1月25日。
[79] 《西南提案修正案通过》，（北平）《晨报》1934年1月26日。
[80] 王子壮：《四中全会纪实》，《东方杂志》第31卷第4号，1934年2月16日。参见：《邵元冲日记》（1934年1月24日），第1079页。
[81] 《邹海滨谈中央不接受西南提案》，（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30日。
[82] 清寰：社论：《未来政局之蠡测》，（香港）《中兴报》1934年1月8日。
[83]《四全会后之宁府政局，各部会改组说不获实现之原因》，（香港）《中兴报》1934年2月9日。
[84] 社论：《如何实践此尊严之誓约》，（北平）《晨报》193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