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与戊戌变法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荣禄与戊戌变法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荣禄与戊戌变法

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
本文通过分析荣禄与变法的关系，以及政变后的活动，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着：《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一、荣禄是反对变法的吗
把荣禄归入反动顽固派陈营，认为荣禄是旧党中坚决反对维新变法的元凶，这一看法最早由康有为及其门徒梁启超等人提出。（注：如康有为说荣禄在维新时期守旧、日攻新政，并把政变后的荣禄比作王莽、司马昭、肃顺等奸雄。梁启超致日本外务省官员信件中批评荣禄奉行守旧政策。）既然是由公认的维新领袖作出的评断，那么后来的研究者当然很少怀疑它的权威性，所以这个问题在近百年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虽然也有个别研究成果指出荣禄也有倾向变法的一面，但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一生中非常次要的部分，对荣禄的评价仍要以其镇压维新运动为主要依据。
荣禄真的如康有为等所说，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吗？本文在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高榷的。
既然荣禄“日攻新政”，那么他当然不会对戊戌维新过程中的各种变法主张有好感。但事实恰恰相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出掌直隶总督，正值百日维新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私人往来信函中，荣禄多次使用“朝政日新”、“时局日新”等词语来评价当时的变法改革。（注：荣禄致湖北补用道连捷：迩来朝政日新，圣主虚衷采纳，仰见孜孜求治之怀。　荣禄致林旭：朝廷孜孜求治，破格用人，诚为非常遭际。　荣禄致陈泽霖：目前时局日新。　荣禄致奉天军督部堂依克唐阿：目前时局日新。　荣禄致候选七品笔帖式世桢：近年风气渐开，人才辈出。　荣禄致江西建昌府正堂何刚德：迩来朝政日新。（以上诸信依次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三、三、四、五、六册））赴任后，荣禄深感时艰责重，颇思有所作为。刚到天津任上后，荣禄即致信礼亲王载振：
“北洋任大责重，地方河工百务猬集，加以强邻环伺，交涉事件动须要挟，必须相机因应，冀弭衅端。目前海防尤为重要，水陆各军及时整理，练兵筹响，均费经营”。
类似内容的信件不下数十封，足见荣禄的重视心情。（注：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至第六册相关信函。）盛宣怀在一封致张之洞的信也可以看出荣禄是主张变法图强的：“在津行时在仲相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与钧处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注：荣禄对武科改革是始终重视的。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荣禄给陕甘总督陶模的信中说：“昨读议覆改试武科大疏，指陈利病，筹策无遗，谠论名言，尤深敬佩。”，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由此可见，荣禄绝对不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荣禄的变法思想和措施。
荣禄变法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在军事方面。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指挥过作战。在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荣禄痛感当“时局日艰，外侮纷来”之时，不改革军事是万不为功的。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61～462页，神州国光社，1953。）
荣禄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如武备特科设立，就能够收到以上效果。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材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别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拔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
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注：《清实录》第56册，第312卷，59页，中华书局，1987。）
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步队，酌筹饷项。（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汇编：《戊戌变法档案史科》，332～335页，中华书局，1958。）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一日）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着。”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
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
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分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荣禄主张各省机器制造局应统一规定快枪快炮格式和枪子炮弹分量造法。
改练洋操需相应裁兵。荣禄指出对裁遣兵丁应作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
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作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注：盛宣怀着：《愚斋存稿》，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第四册，78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
荣禄改革军事的同时，大力整顿保甲，并要求在沿海各地联络渔团，以辅兵力之不足，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在整顿保甲方面，荣禄提出四条主张：一、损益旧章。牌、甲、保长应专其责成，只须稽查户口，盘结窝口，不再办理追比粮租、句摄词讼以及杂项公务，以避免博而不专、假公济私、藉端要挟的弊端。各村要实行联庄之法，以声势联络，首尾相应。二、剔厘积弊。荣禄指出过去所收册费、牌费等种种名目，“无非括民脂膏，供吏胥挥霍”，应将所有不合理的规费严行禁止。各地方要广延公正绅董，商同地方官员妥办。三、明定赏罚。办理得宜者赏，以资鼓励；奉行不力者罚，以振怠荒。四、严词稽察。州县为亲民之官，凡当抚字催科、勘工查账，要随时随地稽查。各地方应不分畛域，会同巡缉。（注：《戊戌变法》（二），462～464页。）
中国经甲午战役，丧师赔款，国家元气大受损伤。在各国纷纷图谋瓜分中国之时，唯有变法图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而要实行维新变法，当“洋场畅行，税收日绌”、（注：荣禄致湖北候补府正堂连捷，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在同书中，荣禄在致江西广饶九南道诚勋的信中也流露了相同看法：“近来关税拮据，奉拨之款较繁，洋税稍增，常税日绌，此是江海各关通病。”）清政府财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荣禄深刻地认识到“理财为目前急务，能尽一分心力即可收一分成效。”（注：荣禄致盛京兵部侍郎溥顾，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为了节省开支，荣禄下令裁汰北洋局所冗员，限文到十日内，各局将自己所管辖之冗员据实上报，以备裁汰，命令称：“本阁督大臣非不愿兼收博取、见好僚属，特以时局艰危，库储匮乏，不得不力求整顿，以期节省一分浮费，即是为公家多留一分款项。招怨丛谤，在所不顾。为难之处，亦当为同官所共谅也。”（注：《国闻报》，1898年8月10日。）
要开拓利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设立农工商局。荣禄指出农工商为国民衣食之源，同时也是富强根本之所在，三者“分之各有专属，合之事实相应”，应将农工商统筹考求、办理。这是因为农务讲求、种植得宜、地利克尽，那么闾阎渐臻殷富，工事必然随之繁兴。在农、工发展的前提下，商贾也能资以获利，转运负贩必日益辐辏。在设立农工商局后，荣禄认为事属创始，应该多方劝导，以广开风气。
在具体兴办农、工、商务上，荣禄首先以为农田必资水利。他推广直隶原有水利、屯田两局，参考中外浚河筑闸之法，择其要者举行，作为农务根本。然后就近宽广土地，购置机器、化肥、树艺及各种稻秫果木。同时开设农务学堂，延聘中外精于农学人士，挑取学生入堂研习。大量翻译、购买、刊布上海农学会报和中外各报有关农事者，以期推行尽利。其次，工业以制造工物，抵制洋货为要义。除已经开办的火柴、制砖、机器磨面、西门得土、织绒织呢等外，荣禄就毛货、生皮、牛羊骨脂料等天津出口大宗货物，分别招商集股，开厂制造，民力不敷，由官府筹款维持。相应开办工艺学堂，并筹划工业赛会场，将各厂制造器物分类别肆，以课巧拙而资观摩，民间有制造新器、可夺外洋利权者，报总理衙门给予执照，以专利益。最后，商务以资本充足，搬运宜事事得占先机，为制胜之道。商局组织各业巨商和地方绅富设总商会，随时聚议，考核货物盈虚，中外市情。如果有象水火公司、保险公司等能够获取大利，但独力难成者，由总商会督劝通力合作。除此之外，总商会应考究东西各国来华牟利之事，设法依照经营，同时在水陆运输、铁路运输已办有成效的前提下，详细探讨开淤河（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荣禄因天津海河淤浅，轮船不能上驶，于商务大有防碍，派员协同外国工程司疏浚。见《清实录》第57册，426卷，594页。），接支路等事宜。总之，根本目的在于占人先着，收回利权。
作为实总其责的大员，荣禄认识到变法是挽救危局的唯一选择，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荣禄对变法的困难和情况的复杂有较深的体会。他明白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措施未必悉臻周备，而当开办伊始，西法之精者有不能不学之势，然恐难聚然学步。因“中国民情朴纯，各恤其私，数十年来相习成风”，所以应实行稳妥、渐进、有步骤的变法。具体来说农工商局应先设浅近易行者，示以规模，渐推渐广，以因时制宜，变通无滞。（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94～396页。荣禄在致甘肃宁夏道胡景桂的信中，就甘肃、新疆准备筹巨款兴屯开矿、修铁路、抽盐厘，并于黄河行驶轮船一事发表看法，他认为上述作法当然是开拓利源之策，“惟办事须先筹款，西人每事设立公司，皆集众股为之，是以轻而易举。中国招股之说久不见信于人。官中既无闲款可筹，地方绅富亦苦无此财务，揆时度势，非目前所能办到也。”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而且变法所需经费最终要转嫁到人民头上，而当时的情况用荣禄的话来说是“闾阎凋敝，物力艰难”，不能够过形督责。（注：荣禄致云贵总督崧蕃，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
荣禄还议办开矿事宜。他考虑到直隶的顺德、内邱、临城等县产煤地区，滨临交通要道，当时正筹开芦汉铁路，以上地区为铁路必经之地，俟铁路告成，“既可资煤以为用，而该处附近银铁各矿，亦可逐渐添办。”（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162～163页，中华书局。）
在文化教育方面，荣禄也极力主张变通成法。在兵部尚书任上时，他有鉴于八股取士不足培育真才实学，“乃建言非设学堂不可”。（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赴直隶总督任上后，督饬地方官将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其中在省会保定、北洋大臣驻节地天津设立大小学堂7处（注：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光绪二十四年间创建的畿辅学堂改为保阳郡城中学堂；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归并，分别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间创设的头等、二等学堂相应改为头等学、二等学。），为全省各属倡导，然后再体察外属府厅州县情形，按地方繁简、书院大小分立学堂。
要改建学堂，经费问题首当其冲。荣禄认识到延聘教习、购置图籍仪器及生徒薪膳一切用费，需款较巨。保定、天津除各书院原有经费外，由荣禄督饬司道设法协拨。地方各书院原有经费如不敷用，由地方官督饬绅民自行筹募。
在课程方面，荣禄主张改设后的学堂应中西并重。荣禄考虑到学堂如果“概习西文，则考求学术，取径较迂，而延聘洋师，需费尤巨”，从而以翻译西书为西学本原，决定在天津高等学堂仿京师大学堂设相对应的编译局。学堂应编写中、西学课本。中学课本取材于四书五经、历代史舆地志、九通等书；西学之书将算数、格致、外国舆图、史鉴、工程矿学、声光电化等书，照西国学堂肄业次序，分为博通学、专门学两种，译成功课书，刊作定本。然后颁发各属学堂，依次课授。县学堂全习博通学，只备书籍不备仪器，省府学堂分习专门学，购备测绘、格物、化学等相关仪器。
在学生的录取和管理上，荣禄要求县学堂挑取聪颖文童，府学堂挑取高等生员，省会高等学堂挑取各属举项生监，酌定额数，分班肄用。每班设中学、西学教习各一员，负责功课；（注：荣禄对教习的人选是比较重视的，博学多才、为多上矜式是他选择教习的重要标准。如莲池书院改学堂后延聘吴汝纶即是其中一例，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荣禄致李鸿章信。）每堂设监督一名，负责管理。每月初一日考试中学，十五日考试西学，年终由总督派员赴各堂大考，严定去取。
荣禄改书院为学堂的变法举措，在当时各省中是比较彻底的，收到了较大效果。其中天津每月就有不下两千人应试。荣禄还考虑到学堂招生人数在短期内难以扩大，为兼收并蓄，分批培养人才，将问津、辅仁两书院改为学堂，变通办理，兼课中西各学，给未能考入学堂的考生以培养造就的机会。（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82～284页。）
荣禄不仅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对其它省区的相关改革也颇为关注。张元济在北京筹设通艺学堂，因经费问题承商于荣禄，荣禄在直隶经费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月予以捐助支持。（注：荣禄致张元济，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政变后，荣禄仍重视此方面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学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筹办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曾由荣禄先为陈请，甫经奏入即获准。开办时复因经费问题，张百熙函请荣禄极力主持，在提倡于前的情况下，能够成全于后。而且荣禄得到“夙中堂乐育为怀”的称誉，一些地方官员在开办学堂时也希望得到荣禄的指教和帮助。（注：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29～30、220页，齐鲁书社，1986。）
要变法，方方面面需要新政人才，所以荣禄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李鸿章说荣禄爱才若渴（注：《近代稗海》（二），3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荣禄到天津任直督后，深感责艰任重，“亟思处贤自助（注：荣禄致杨崇伊，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五册。），“军谘之暇，尤汲汲以人才为心，疏荐中外贤杰、通达中外治体者十余人，迄今日而悉蔚为时栋矣”。（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从另外一则资料查到，荣禄保荐的人才中包括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维新变法人士。（注：孔祥吉着：《戊戌维新运动新探》，79～8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这里，我们可以参看《湘报》的一则消息：“荣中堂自莅任后，以北洋为海军总汇之区，整军经武及通商惠工，在在非得人材不足济事，因于接见僚属时，虚怀延纳，每日自六点钟至十二点钟，分班晋谒者，恒数十人，自司道提镇以迄佐贰将弁，皆以温谕抚循，俾得展厥素蕴。如有紧要公务，即夜分亦得进见。中堂之留意人才，孜孜求治，于此己肇其端也”。（注：《湘报》第142号。）
外国侵略者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清政府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榨取巨额经济利益并享受种种特权。其中，西方教会也扮演了侵略帮凶的角色，许多国家正是利用民教冲突向清政府层层加码，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个个不合理要求。荣禄认识到在当时唯有尽量避免中国人与外国教士的冲突，做到“销患未萌”，“杜藉口而免旁挠”、“弭患先机”。他也知道与外国交涉日多一日、无可回避，外国人多端要挟在所不免，“但能争得一分，即可收一分之效，是在贤者相机操纵，勉为其难耳”。在直督任上，他挽留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留津当差，以资臂助；要求各军切勿与洋教因细事稍有滋沮，以免为朝廷顾虑；关注青岛电局改官局与德人交涉进展，都是他上述思路的表现。（注：荣禄致荣铨、董福祥、李鸿章、蔡钧、宋庆、伍芳信函，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二、四册。）在政变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主张缓和与外国的矛盾，免致中外决裂，这与他前期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荣禄深悉当时中国“以一弱国而敌数十强国，危亡立见”，所以他竭力保护各使臣，以作将来转圜地步，深恐各国长驱直入，势将灭国。（注：《荣禄存札》，404～405页。）同时，荣禄指出在瓜分见端，力图补救时，认为义和团本意在自卫身家，只不过被一些王公大臣利用，以致激成大乱，在处理时应“持平办法”，“并非虐民崇洋”，（注：《荣禄存札》，396页。）而一些将官在致荣禄的信件中也“仰体中堂爱民如子之心，于剿办中仍寓矜全之意”。（注：《荣禄存札》，104页。）在这一点上，荣禄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二、荣禄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刽子手吗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既然荣禄反对变法，那么得出他是镇压戊戌维新运动郐子手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文已经分析荣禄对时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各方面推行变法是积极的，只不过在变法的权力、次序、方法上与康、梁等存在分歧。戊戌政变发生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朝廷大政，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程度，同时仍有条不紊地将其变法主张和措施付诸实施。清朝末年出现的新政，某种程度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政变后不久，荣禄奉调入京，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一些报纸发表了评价。9月26日《国闻报》认为荣禄进京后，“谓见近数日中国新旧两党正在相持不下，其不肖者则乘此离间宫闱，苟图富贵，其谨愿老成者，默不一言，而外人借端干预，讹言四起，公使朝至，兵船夕来，宗社安危，悬于呼吸，一或不甚，危亡立见。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进之臣，均无所防碍，则中国之幸，……是所望于社稷之臣，此外臣之愿也”。9月30日《申报》报道：“制军以国家多故，深恐外侮迭乘，吁恳晋京陛见。……闻皇太后亲政之由，因见皇上求治太亟，又以罢六堂官，实为从古所未有，在朝诸臣见圣怒不测，内不自测。”
以上评述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荣禄在政变后被许多人称为“天下以公为安危”、“老成谋国”“补救时局，为中外所望者，其惟我夫子一人而已”、“佐朝延经武之谟，系天下安危之重”，（注：参看《荣禄存札》，3、36、50、246页。）去世后，清廷在谕旨中说荣禄“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国，献纳周详，有为中外不及知者”、“膺旄钺于畿疆，殚心力而调和中外”、“百度更新，屡见嘉谋之敷奏”、“本忧国忘身之义，为柔远能迩之谟”、“造膝陈词，削牍不言，或外廷之未悉；独居深含，每全局之兼筹；甘寝投兵，底定安危之计；含哺缓带，辑和中外之功。度支综核之精，月要岁会；政策更张之速，雷厉风行。才足救时，洵非易得”。行状和墓志铭中也提到他“在政府不立崖岸，于中外利弊独洞见本源，力持大体，不为众说所淆”，早年“与文文忠，宝文靖，李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诸公互相砥砺，……成一代名臣”、“于外省利病，洞见本原，与各疆吏文牍往来，但责成效，不为遥制，俾人人得以尽言尽力。回銮以后举行诸政尤得要领”。（注：参看《荣文忠公全集》卷一、卷二。）刘坤一在复冯莘中也说：“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盛宣怀素知荣禄主张变法，因此在荣禄甫接谕旨奉调入京后，马上电致荣禄：“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宣蒙中堂不以寻常相待，既有见闻，不敢缄默，企垂察。”（注：《愚斋存稿》第四册，942～943页。）
1899年9月24日，《国闻报》刊载论说，指责荣禄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严复阅后，“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定语也。”严复认为荣禄只不过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时在皇帝面前说过康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而后来荣禄入京后祸机已熟，怎么能够说所有杀逐之事皆荣禄所为？因而对荣禄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而《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严复还指出荣禄忠于所事，有值得称道处。（注：《严复集》第三册，533～534、539页。）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荣禄是当时较为开明、识大体的官员，他在政变后力图挽救危亡多事的时局，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继续赞同行之有效的变法活动。
荣禄在政变后不仅不是坚决主张废罢光绪帝的守旧党，反而极力在慈禧面前斡旋，希冀缓和两宫关系。荣禄认识到一旦废掉光绪帝，统治阶级最高层出现严重矛盾，会使外忧内患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陈夔龙回忆当时之事说：“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借端建不世之勋，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公急词止之。”（注：《近代稗海》（二），328～329页。）而西方报纸就政变后中国形势的评论也说：“中国人方面，一般都相信自从荣禄到北京之后，太后的行动是和缓一点了，……事实上，不乏人这样相信，就是荣禄的真正意向是使光绪复辟，然后协助他把太后安置在一个适宜于她的地位上，如此他便可以获得全国青年与开明人士的敬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君的人物”。（注：《戊戌变法》（三），495页。）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是支持和赞同的，称皇帝为圣主，只是反对光绪帝在变法中信用康梁的作法，政变后保护皇帝与他政变前要求变法图强是一脉相承的。
荣禄在政变后还竭力保护参加过维新的人员，尽量避免党祸株连。他用其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注：《戊戌变法》（三），498页。）康有为创设保国会时，有数百名内外官员参加该会，与康梁等有过从交往者也不在少数，且有言官弹及此事。列名者害怕株连，十分危恐。荣禄奏明不能禁止官员与应试举子往还，只要分别是否一党。现在康党已全部惩办，再查拿其他人恐致滋扰连累，“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注：见《申报》，1898年11月12日。）荣禄竭力保护的着名维新派人士有陈宝箴、张荫桓、翁同和、廖寿恒，后来又保王文韶、徐用仪、袁世凯等人，其中不少是由荣禄用身家性命坚决担保的。（注：参看《近代稗海》（二），338～339、365、372～374、432页及1898年10月19日《申报》、《严复集》第三册，549页。荣禄特别对陈宝箴极为欣赏、回护，维新期间奏保陈为人才，并在给湖南省官员的信中要求他们辅助陈宝箴搞好地方改革，如致蒋德钧：“湘中风气初开，提倡招徕，全资硕画。且右帅倚任方殷，正宜竭尽所长，相助为理，庶可酬知遇之感也。”致俞廉三：“右铭中丞在湘，百废待举，更得贤者相助为理，必可渐开风气，力求富强，拭目新猷，尤深企盼。”（分别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四、五册））清政府惩办康有为等人时明降诏谕，表示概不株连，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原籍查抄出康有为与许多人的秘密来往信件，清廷也下令全部烧毁，以示不予追究。（注：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635～31637页，台湾联合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
政变后荣禄继续主张变法改革，他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辩论。（注：《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可见，荣禄主张变法的初衷并未因政变的发生而改变。八月初六日政变后，十一日发布上谕：“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益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着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荣禄在政变入京后备受重用，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一言定议，这道上谕的颁发，荣禄应当起到了促成的作用，而谕旨中的内容也和荣禄的思想相符合。此后以光绪或慈禧的名义多次下达旨意，重申关系国计民生的自强新政应实力举行，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并保护外国教士、免滋事端，责成各省官吏破除积习、实心任事，励精图治，共济时艰。（注：光绪二十四年八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九月初一日、初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日、十八日、十九等日谕、懿旨，参见《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653～31657页。）而各地开学堂、练洋操、裁冗兵冗员、修铁路、派游学、兴农工商务等变法改革，也并没有因政变而废除，（注：参看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张之洞、魏光焘、邓华熙、翁曾桂、崧蕃，总理衙门议覆折片等，台湾故宫博物院发行，1974。）许多在百日维新中只有倡议而未来得及付诸实施的改革，在政变后得到落实。荣禄在北京也继续关注练兵筹饷等改革，并要求南北洋暨湖北各省赶造枪炮并精考北洋沿海舆图。（注：《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31581～31585页。）在遗折中，荣禄在垂危之际坦露心迹：“方今强邻环伺，伏莽未清，财匮民穷，亟需补求。伏愿皇太后、皇上简任贤能，振兴庶务，惩前毖后，居安思危。新政之当举者必以实力推行，成宪之当遵者毋以群言混淆。善求因革之宜，驯致富强之效”。（注：《荣禄存札》，403页。）这应该说是荣禄对自?身前事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持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
荣禄从外侮纷来、时局日危的现状出发，主张变法图强，“以为富强根本。泰西之学，于外交、内政、练兵、理财以及农务、商务、博物、考工事事皆求实际。而风气初开，鼓舞振兴，是在有高才博识、贯通中西之学者相与提倡”，才能月异岁新，渐渐取得实效。（注：荣禄致吴汝纶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荣禄认为变法要有万全之策，参酌古今、折衷东西。（注：《荣禄存札》，391页。）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与荣禄缓和、渐进的主张是矛盾的，同时康梁希望借领导变法排斥旧臣，掌握权力，这当然也是荣禄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把荣禄作为守旧、阻挠变法人物的简单看法是不妥当的。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