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华文化与生活同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中华文化与生活同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华文化与生活同在

凤凰卫视台曾就中美撞机事件采访基辛格，基辛格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美国与中国为敌，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听到这句话不禁心里一振，历史悠久也能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力量！由此联想到这样的问题：有悠久历史的是否都有力量？悠久的历史又怎样产生力量？
从世界史上看悠久的未必都有力量，玛雅文化渊源甚古，然而玛雅文化被人发现是在近代，这一古老的文明被湮没了上千年才被人知晓。这连自身发展脉络都不清楚的悠久，又何从在国际事务中产生力量？
悠久的历史又有不容轻忽的力量！那就看这文化能不能历经岁月的磨砺而生生不息！尽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有过徘徊和停滞，在近代又遭遇衰微的挫折，但不论是盛世和衰世，先秦儒学、汉代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层出不穷，每一种新学派的出现，都表现出文化上不断吸收吐纳，推陈出新的深厚底蕴，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坚韧而顽强生命力的明证，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基辛格这一番话所隐示的力量。
21世纪的到来对中华文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而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更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用这一主题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课题。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着种种不同的特色，从儒家伦理到用筷子吃饭，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最大的特色在于，这一文明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炎、黄二帝，以人而不是物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代表，突出的是人的构想，这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
人，是万物之灵，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生活，这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缔造者不是上帝和僧侣，而是生活在人间的黄帝和炎帝。古籍记载说：“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传说中黄帝作旃冕，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神农氏（炎帝）播种耕作，石上燔谷。人们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炎黄二帝不仅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还是生存、发展的源头，这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尊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突出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在古人心目中，生活日用与观念形态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之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和器之别也是观念与日用之别。但在传统文化中这不是截然而分的鸿沟。这上下是可以沟通的，孔安国解释孔子的“下学而上达”。说：“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强调的是以人事通天理，以天理解人事，对此理学家们说得更明白，程颢说：“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又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洒扫、应对是日常生活行为，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这“形而下”的也具有“形而上”的价值。这就是说人人习以为常的日用器物、生活行为无不具有观念性的意义，对此朱熹作了经典性的解释：“下学只是事，上达便是理。下学上达只要于事物上见理。”“理”已超越观念形态，融入日用器物之中，这就把道德泛化到万事万物，从这里可以理解王艮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细微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本意是将衣食日用提高到封建伦理的说教，却揭示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这就是衣食住行在封建文化中并不仅仅是生存、享受的消费品，也是寓教于日用的载体，生活方式与伦理道德、等级序的三位一体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一大特点。人本在这种模式中，实际上是以伦理道德为本。
这是一把双刃剑。封建社会在世界各国都表现为等级统治的社会，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在中国保障这种统治的特殊形态是礼制，这是规范人们生活日用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具体措施，历代王朝都以“典章”、“会典”、“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颁布律令，管理和统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政治、经济的严格等分附以无处不在的伦理教化，使个人有强烈的等级意识，表现在人格上多受制于权力支配，这与反躬自省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很难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这隶属关系表现在感情上，又增进了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精神，个人依附群体，很少有孤独感，与西方宗教的出世心理相比，中国人具有更为充实和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强劲的亲和力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绵延。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如影相随，以至对这一人本特质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评说。无可置疑的是，不论是儒家的仁礼，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治人，佛家的慈悲为怀，都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为关注对象。各种学理和流派都不能离开人的问题而存在，这是中国式的人本，这一人本突出的仍是人的主题，中华文化缘此主题生生不息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认同祖先与认同文化血脉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
这个主题是古老的，也是常青的。伴随着21世纪人的主题的凸现，对人的生活思考上升到哲学层次是世界性的思潮。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等，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将人类文化的外显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趋势。
用现代求知者的视角，激活中华文化与生活共存的源头，转变观念，使文化研究贴近人，贴近生活，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历史的资源，以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将迎来中华文化的再次辉煌！